英國教會和宣教事業

  英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其中愛爾蘭南部已成為獨立國家，只有北愛爾蘭的六個縣仍然歸屬英國管理。

  8世紀以後，英國的教會在傳福音的歷史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特別在19世紀，英國的宣教士到印度、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傳福音。福音甚麼時候傳到英國？英國的教會是何時開始建立的呢？

　

根據教會歷史，在第一世紀末了和第二世紀開始，當羅馬政府管治英國時，福音已傳至英國。主後314年教會在亞爾勒開會，即有約克(York)、肯特(Kent)的主教參加，可見當時英國已經有了教會。英國當地的原住民是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s)，是非常強悍的民族，敬畏鬼神。大約主後400年左右，有一位愛爾蘭宣教士帕提克(Patrick)將福音傳到蘇格蘭，也傳到英國；因此有人說英國的福音是愛爾蘭人傳過去的。

　

帕提克生於威爾斯南部，父親是教會的執事，祖父是牧師。六歲那年，被盜匪綁去，關在愛爾蘭島上六年之久。後來他逃到歐洲大陸，在法國南部海岸上的勒林修道院住了一段時期。主後432年，奧色勒主教按立他為宣教士，差他到愛爾蘭工作。他在愛爾蘭、蘇格蘭、英格蘭一帶傳福音，直到主後461年 才離開世界。他半生在英國各地傳福音、建立教會，並加以組織，編成系統，成立小組到處傳福音，形成教區制度。他的毅力、熱心實在令人敬佩！他所主持的修道院與其他修道院有些不一樣，男女可以住在一起。主要是研究聖經、預備自己出去傳福音。目的是訓練兩種傳道人，一種牧養教會，另一種開荒宣教。他的思想和工作對愛爾蘭的修道主義和神學院都有相當大的貢獻。

　

蘇格蘭教會另有一位出名的宣教士科倫巴(Columba)，生於主後521年，卒於597年。科倫巴也是愛爾蘭人，在修道院當修道士。他效法帕提克傳道的方式，只要有幾個人信耶穌，便馬上訓練他們建立修道院；短時間內差派他們到其他地方傳福音。這種方式，是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島福音很快傳開的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大貴利從羅馬差派宣教士到英國，起初好像沒有甚麼衝突，慢慢問題便發生了。在英國建立的教會，必須歸屬於羅馬，信徒的奉獻也要歸到羅馬。後來為了守復活節、禮拜的儀式，及傳道人犯罪由誰審罰等問題發生爭執，致使羅馬來的宣教士與英國本地教會發生激烈爭論。主後664年舉行會議，討論教會的司法權是屬於羅馬或是當地教會，最後的決議還是屬羅馬的一方佔優勢。英倫三島先後接受羅馬的權威，威爾斯則遲至12世紀亦歸順了羅馬。基督教成為國教則應從950年開始，英皇威廉王一世決定以基督教為國教，國王必須是基督徒。英國教會經過600年的發展，由於太過著重形式變得暮氣沉沉。傳福音工作大約沉睡了1,000年，到約翰衛斯里(John Wesley, 1703-91)出現，才帶動起教會復興。17、18、19世紀，教會弟兄們姐妹都非常火熱，鼓勵人宣教、傳福音。有的到了非洲、有的到亞洲的中國及南洋各地。

　

英國教會對中國有很大貢獻，最早組織到中國傳福音的是18世紀初期的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最有名的是內地會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China Inland Mission)。英國威爾斯在1904-1909年間也有大復興，禮拜堂坐滿了人。可是，英國的教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慢慢衰微，主要原因是教會不再注重講耶穌的救恩和研究聖經。感謝主！現時有華裔信徒在英國傳福音，這是很奇妙的事。相信上帝要用中國人，到世上各地傳福音。

敬虔主義探究

 

      正當唯理主義盛行於教會中時，「敬虔主義」(Pietism)的興起，為當時的信徒提供了另一種的選擇。事實上，敬虔主義並不是對唯理主義或自然神論的回應；早在路德改教之後，因為改革教派過於注重純正的教義信條和冷漠的形式儀文，敬虔主義乃是針對此而作出的反抗運動。

      敬虔主義強調重生、個人信心，以基督徒切身經歷作為宣教動機等等的重點。它的特色包括聖經的道德、罪惡感與被赦感、靈修禱告的聖潔、對人類的同情、感情的情緒化表現，以及聽道與唱詩時的熱誠。

      敬虔主義大體上在德國發展，然後又滲入挪威、瑞典及丹麥的路德會信義宗內，在平信徒中激發起宗教熱忱；從德國移民到美國去的信徒中，也有很多是深受此運動影響的。由敬虔主義孕育出來一種生機更為活潑的敬虔生活，大大地改善了牧師們的靈性品質、講道事工，以及青年基督徒的訓練，並增進了平信徒對於教會的責任心。

      敬虔主義的主要領袖是：

  (一)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1635~1705年)

      施本爾是路德派信義宗的牧師，為日耳曼敬虔主義的創始人。他鑒於當時的教會太過注重爭論教義細節，但教會裏面卻有許多的邪惡，因此主張：信徒個人靈修時精 聖經；全體信徒皆為祭司；愛心與知識並重；在神學辯論上，不求個人和自私的爭執，只求真理得以辨明；以更高的道德標準重組神學教育；復興福音宣講；主日講章應以建立信眾的靈性生活為目的。他反對跳舞、玩撲克牌、看戲，且教人在飲食服裝上要有節制。他又籌組家中的「革新」(Regenerates)小組聚會，讀聖經、禱告、討論講章；人們戲稱此類小組聚會為「敬虔小組」(Collegia Pietatis)，這是「敬虔主義」名稱的來源。

  (二)富朗開(August Herman Francke，1663~1727年)

      富朗開是把敬虔主義運動發揚光大的一個人。他把哈勒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作成敬虔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造就了很多的傳教士，因此我們可以說，近代傳教運動的曙光，是從這個中心出來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曾到哈勒訪問富朗開，並學習他的教育理論，並且把它應用在普魯士的教育體制中。

重洗派對教會的看法

 

      當路德與慈運理宣告他們的改教運動原則時，重洗派和他們的看法一致，甚至到今天，他們仍贊同基督教的主要教義，如：聖父、基督的神性、教會是信徒的集合、聖經是上帝的話及基督的再來。

      然而，當改教運動擴大以後，這批人開始表示不滿。他們認為改教運動沒有達到「恢復初期教會」的地步。他們堅持教會必須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會時代的信仰和生活。

      重洗派的人對基督以及基督的話、基督的教會和基督的命令特別看重，尤其是基督所強調的愛、聖潔、捨己、降卑、和睦。由於他們重視基督的大使命，使他們對宣教工作格外關心，這也是他們自稱是「委身的一群」的原因。

      他們從新約聖經中所看到的教會，是一個獨立自主、與政府分開的教會，教會的成員只有信徒，並沒有提到嬰兒洗禮之事。根據他們的看法，「嬰兒洗」及「政教合一」是使教會腐化最嚴重的罪。他們認為，信徒的兒女在自己能對信仰負責前的幼齡時期，已經屬於上帝的國度，無需為他們另外施行洗禮。

赫仁護特

 

      一位名叫克利斯丁大衛（christian  David）的木匠，多年來努力將弟兄合一會餘民聚在一處，同時，自己也成為敬虔派信徒。他請求親岑多夫准許這批「隱藏的種籽」在柏帖多弗避難。

      親岑多夫並不認識弟兄合一會，只知道他們正為信仰遭受逼迫。因此，出於同情心而答應了。

      西元1722年，大衛得到准許，帶兩個弟兄會家庭過去。到西元1727年時，已有幾百位弟兄會住進柏帖多弗。這期間，親岑多夫讀了一本柯墨紐烏所寫的書，詳述弟兄會的信仰及實踐；讀完該書後，親岑多夫得到一個信念，就是上帝已經呼召他把古代弟兄會重新組織起來，成為宣教事業的推動力。

      他把地產的一部份給弟兄會；他們便在那兒建立了「赫仁護特」，意思是「主的居所」（Lord’s Lodge）。親岑多夫辭去政府的職位，定居在赫仁護特。他利用當日「准許新村鎮自行管理」的法律，自行訂立條規，建立基督徒社區，並按施本爾原則，在教會中成立小教會。

      因為這些人來自波希米亞的鄰城莫拉維亞（Moravia），又是古代弟兄會的「餘民」，所以被稱為「莫拉維弟兄會」（The Moravians）。

血腥瑪利治下的天主教復甦

 

      到這地步，似乎英國改教運動即將大獲全勝。然而，忽然間，這輛「得勝列車」被迫停止；天主教勢力再度收復自亨利八世以來，所有失陷的地盤。

      愛德華於西元1553年因肺病去世，享年僅十六歲；他的姊姊瑪利（Mary）即位，登上英王的寶座。

      瑪利是個堅定的天主教徒，她使英國改教運動至少倒退了廿五年。所有國會在前王任內通過的法案，都被撤銷，而恢復採用亨利八世最後幾年所用的崇拜儀式。凡贊成改教運動的主教或低級聖職人員，都被革職。許多改教領袖逃到歐洲大陸；在那裏，他們受到加爾文派的歡迎，卻因不接受基督身體臨在聖餐中的看法，而被路德派疏遠。

      曾於亨利在位期間，逃往歐陸的紅衣主教波爾（po1e），這時回到英國。國會再度過通恢復教皇在英國的權柄，並重新制定對付異端的法案，同時，撤銷亨利八世時代有關教會的法律。英國的改教工作完全被毀，教會又回到西元1534年以前的光景。只有一項例外：修道院的產業仍可保留在新佔有人的手中。

      西元1555年是英國復原派教徒最恐怖的一年。這一年中，英國各地有七十五人被火燒死。在逼迫中，最出名的殉道者是兩位主教：喇提美爾（Hugh Latimer）和利得理（Nicho1as Ridley）。當火焰吞滅他們之際，喇提美爾安慰一同殉道的同伴說：「感謝上帝，我們今天要在英國點起一盞永不熄滅的燈台！」瑪利並不以此為滿足，她的下一個犧牲者是坎特布裏大主教克藍麥。

      克藍麥（Thomas Cranmer）雖然英國改教歷史中，主要的角色都是政治人物，但其中有一位是教會聖職人員，這一位不遺餘力地宣傳復原教主義。西元1532年，亨利八世指派克藍麥擔任坎特布裏（Canterbury）大主教；在此以前，克藍麥是劍橋大學的一位講道師；在歐陸旅行時，他遇到教皇、皇帝以及路德派領袖們，這些人都加強他對改教運動的傾向。

      他對國家意識及改教運動兩方面都有強烈的感受，以致全力支持亨利八世切斷教皇對英國教會的統治。亨利八世死後，克藍麥成為英國改教運動的推動力。在他的指導下，許多改革付諸實行，例如：聖餐時，信徒可以同時領受餅和杯；教堂裏取消圖像等。

      為了強化改教運動，克藍麥特別從德國請到復原教領袖馬特（Peter Martyr）和布塞珥（Martin Bucer）到牛津及劍橋執教。又因為許多聖職人員仍然照傳統羅馬方式舉行教會儀式，克藍麥在國王特許下，派遣「御用牧師」到各地遊行講道，教導聖職人員，也教導一般百姓；我們記得，諾克斯就是被派的人之一。克藍麥同時也是「公禱書」與「四十二信條」的主要起草人。

      西元1555年， 他被羅馬革除教籍，而以紅衣主教波爾接他的空缺。到這地步，克藍麥屈服了，他公開承認教皇有權管轄英國教會。但，瑪利仍一心要把他置之死地，並希望他在死前公開表示放棄復原教主義，因為這樣，就能大大破壞改教運動。在這以前，克藍麥已經被迫簽署了一份否認復原教主義的宣言。他的死刑訂於西元1556年三月廿一日在牛津執行。就在行刑之前，克藍麥再一次得回勇氣，他把以前所有翻供與否認的事全部撤銷，而以堅定的口氣宣告他的復原教信仰，同時戲劇性的道出自己在否認改教原則時的感受。在火焰中，他高舉那只曾經簽署過否認宣言的手，直到燒成焦燼，火舌吞滅了他的全身。克藍麥終於以英雄之死殉道。

      瑪利繼續血腥的逼迫，到西元1558年十一月七日她去世之時。在她統治下，大約有三百人被火燒死，她殘酷的逼迫，為自己換來「血腥瑪利」（B1oody Mary）之稱。

福音派人士繼起

 

　　衛斯理約翰所推動的復興運動，在英國造成廣泛的影響。但是，福音主義運動卻非完全由衛斯理約翰個人主導，而是在許多奮興佈道者的努力下，配合為數更眾的自發性讀經和祈禱連動而產生的。此時期不少牧者與信徒受福音主義薰陶，成為福音派。

      1785年，英國國教一萬六千名教士中，只有三百人自稱為福音派；但在1830年，一萬八千名教士中，已有三千名福音派；不到五十年，福音派牧者有近十倍的增長。再越二十年的 1850年，在相同數量的教士中，更有六千人自稱為福音派。

　　這時期的福音派，雖然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福音派有許多類同之處，但他們關心的不是教義的正確與否，而是信徒個人的生命素質與教會的福音使命等實踐性課題，其特徵是強調宣講、信徒生命的重建、藉福音改造社會與人生。他們不甘受教會組織與制度等框框的約制，不滿足於承擔主持禮儀等傳統教士的職責，而願意從事生命培育的工作，以福音去改造人。

　　這些福音派教士大部分不屬於循道派，也未受衛斯裏約翰的影響；他們信仰上的改變主要是透過當時的祈禱和讀經運動而逐漸產生的。其中一位較著名的是牛頓約翰（John Newton，1725－1807），他原為奴隸販主，卻不幸淪為奴隸；後來皈依基督。徹底悔改，擔任英國教會教士，寫下不少如「奇異恩典」等極負盛名的聖詩，記述福音信仰對他個人生命的奇妙改變。

　　另一位福音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他在劍橋大學畢業後，在劍橋聖三一堂牧會；他篤信福音信仰，且成為劍橋福音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對學生和信徒影響很大。他參與一個由聖公會的牧者與平信徒組成的差會：「教會傳道會」，它本身並非聖公會官方的傳教組織，但很早已派遣傳教士來華，在差傳工作上有很大貢獻。

　　西面亦成立「倫敦猶太人會」，專注向猶太人傳教。他所成立並以他命名的「西面基金」，目的在籌集款項以資助福音主義的事工發展；當時教會不肯撥款資助新興的福音事工，所以他們必須另辟財源，故這個基金對福音主義運動有很大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還有英國福音派的平信徒主將威勒伯福士（William Wiberforce，1759－1833），他同樣在劍橋接受教育，曾任國會議員，積極從事反奴隸運動。他是「克拉判派」的成員。克拉判派由一群富有的英國福音派平信徒組成，他們致力向有錢階層傳福音（這與衛斯理約翰專門向窮人傳道的路線不同），在社會上層發揮福音的影響力；他們辦的刊物：《基督徒觀察者》（Christian Observer），專門為上層人士而設。

      除此以外，克拉判派還努力在政治層面發揮作用，改變政府那些違反信仰精神的決策，他們成功地在1807年廢止英國的奴隸貿易；1833年，此法令更適用於所有英國殖民地。

      威勒伯福士本人亦協助促成教會傳道會及「大英聖經公會」的建立。這些教士與平信徒的共通之處是：他們個人的生命先被福音改變，然後志切用福音改變他人。對他們而言，福音主義的關鍵處 不在於堅持某個教義上的傳統說法，而是強調福音的實用價值及實踐，行動比理論更重要。

  　　至於早在十八世紀脫離聖公會自立門戶的不奉國教派，如長老宗、公理宗、浸信宗、循道宗與貴格派（Quakers）等宗派，此時都有相當大的增長。據統計，1850年，英格蘭約有一半人口為非聖公會信徒，他們加入天主教或不奉國教派的教會，可見人數增長之快。

      基本上，公理宗與浸信宗受奮興運動的影響最大，教會增長最快；長老宗因受清教徒較嚴謹的屬靈傳統所拘束，所以便較少受到強調宗教感情自由流露的福音主義所影響。

      在 1790年代中期，循道宗於約克郡（Yorkshire）有一次大復興，主要由家庭祈禱小組推動，宗派人數由1791年的六萬人急增至1830年的二十五萬人。至於貴格派，不少信徒亦受舊興運動的影響，回到主流教會的陣營去。

　　1790年代開始，英國出現一個廣泛的祈禱運動，不少信徒投入參與，一方面為教會復興祈禱，另方面也為海外的宣教事工祈禱，這是促成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的原因。

自由傳道者出現福音主義運動興起

 

　　在十八世紀，英國興起了若干自由傳道者（evangelists）。他們並非受雇於主流的英國聖公會的體制之內，甚至未曾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

　　自由傳道者由於不在聖公會的體制中，便不受任何牧區的約束。在這以前，英國教會有嚴格的牧區觀念，每個牧者都有其隸屬的教堂及牧區，他們的工作範圍亦由牧區所規限，不能任意輸越。

　　自由傳道者既沒有所屬的牧區，就不受牧區的範圍約束，可以自由地到各地傳道。由於他們不欲與教會及社會高層人士打交道，亦沒有教堂作講壇，便選擇面對普羅大眾作牧養的物件，在街頭、社區裏，直接面對群眾，從事各項佈道、訓練及栽培工作。

　　這批傳道者並未接受嚴謹的神學訓練，加上聽眾又不曾接受過高深教育，故只能以最基本的福音要道，作為講道的重心，例如基礎信仰、信仰與生活的關係、屬靈追求及成長等。這個以傳福音為行動、及以基要福音為傳講內容的運動，我們稱之為「福音主義運動」。由於當時教會的講壇資訊多數既重複又貧瘠，普羅信眾得不到餵養，無法滿足屬靈需要，他們自然轉向那些自由傳道者，聽從教訓，接受牧養，這個新的屬靈運動遂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

蘇格蘭的長老教會

 

    威廉和瑪利當政時，長老教會是蘇格蘭的國家教會，在繼任的皇后安妮（Anne）的統治之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這法案引起無止境的難處，因為它恢復了「平信徒委派權」（lay-patronage）；也就是說，國王和郡主有權委派他所揀選的人，在蘇格蘭講道；但他們所指派的牧師，往往是會眾所不喜歡的人。因此，這個法案造成許多問題，到一個地步，甚至改寫了蘇格蘭長老教會的歷史。

    西元1740年，爾斯金（Ebenezer  Erskine）和幾位牧師大膽反對平信徒委派權而遭革職，引起了教會第一次分裂。後來，由於基勒斯比（Thomas  Gilespie）拒絕參加一位由平信徒委派之牧師的就職典禮，又引起另一次分裂。

    每次分裂都得到許多熱心信徒的支持。這幾批脫離國家教會的信徒們，於西元1847年另組了協和長老教會（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由於這些熱心信徒的離開，國家教會的靈性隨之低落；再加上自由主義的滲透，便興起了所謂的「溫和主義」（Moderatism）。在平信徒委派制度下，他們委派一些溫和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擔任牧師。但信徒們所期望的是忠於傳統信仰的牧師，在這種情形下，於西元1843年，有四百七十四位牧師在查麥士（Thomas  Chalmers）的領導下，退出國家教會，另外組織了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  ）。

    查麥士不但是蘇格蘭一位忠於傳統信仰的真理鬥士，也是一位傑出的講員、社會改革家、神學教授和宗教領袖。

    到此時，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信徒脫離了國家教會，使信仰和熱誠也消失殆盡。但，國家教會並未從此一蹶不振，因為脫離者的熱誠有時也在國家教會中產生感應，挑起新的復興之火；而且，到西元1874年時，這項「平信徒委派權」終於被廢。

    西元1900年，蘇格蘭自由教會和協和長老教會合併，成立了蘇格蘭長老教會（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莫拉維弟兄會組織教會

 

    西元1727年八月十二日，在赫仁護特的一次聖餐聚會中，全體都感到聖靈強烈的工作，於是訂該日為弟兄會再生之日，而正式成立了莫拉維教會。

    親岑多夫和一些莫拉維弟兄們發展出一些特殊的看法；他非常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以致講道和聖詩都很重感情。基督的受死佔據了親岑多夫整個思想，尤其是基督肋旁的槍傷，常使他充滿幻想及感情。不過，親岑多夫和莫拉維弟兄們，後來漸漸放棄了這些特殊的看法。

    親岑多夫屬於敬虔的路德派，他本希望莫拉維弟兄會能依施本爾的「敬虔小會」及「教會中的小教會」原則，加入路德派；但至終莫拉維弟兄會還是組織了自己的教會，有主教、長老、執事。不過它的行政制度看起來不像主教制，倒像長老制。

    親岑多夫喜歡建立純莫拉維村鎮，鎮裏只有莫拉維弟兄會會員可以擁有地產，一切商業、工業大權操在教會手中。美國賓州的伯利恒城、拿撒勒城及利替茲城均按這種 構想建立。今天莫拉維教會分佈在德國、英國及美國。在撒克遜的「赫仁護特」仍為全球事工中心，每十年在此舉行一次大會。

 

路德派教會中的新運動

   施本爾（Philinn Jacob Spener）是敬虔主義（Pietism）之父，於西元1635年生在德國西部，與本仁約翰及弗克斯同時代，屬於路德派教會。

    施本爾的時代，路德派教會已被「死的道理」充滿，教會所強調的就是如何保守教義的純正及如何防備偏離路德派教義，既不能感動人，也不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勵信徒過有見證的生活。對信徒的要求是：知道信仰問答、參加聚會、聽教義式講道、參加聖禮。他們不必參與教會事奉，也從來不提基督徒靈命長進或屬靈經歷。有些牧師的生活和他們的職份不相稱，甚至有許多還未真正得救。教會內部則充滿酗酒及不道德的事。

    施本爾就是在這樣的宗教氣氛下長大；但是年輕時，他讀了一本德國神秘主義派神學家亞仁特（Johann  Arndt）的書，書名是「真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這本書不但更新了他的個性，而且所留下的印象，後來又因他讀清教徒的著作更加深了；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作對他影響尤深。有一段時期，他住在日內瓦，和改革宗教會牧師很有接觸，但他一直是忠實的路德派信徒。

    西元1666年，施本爾成為法蘭克福（Frankfort）教會的主任牧師，他立刻改善對信仰問答的教導；在自己家中，他聚集一小批不以做「宗教徒」為滿足的信徒們，他們在一起讀經、禱告，及討論上個主日施本爾的講道。這種小聚會的目的在栽培信徒進入更深的靈命。這種聚會後來被稱為「敬虔小會」（Collegia Pietatis）；因此，在路德派教會中所開始的新運動就稱為「敬虔主義」（Pietism）。

 

亞米紐（Jacobus Arminius）

 

    亞米紐斯主義是從一位名叫亞米紐斯的人而來。西元1560年，亞米紐斯生在荷蘭的奧得瓦特（Oudewater）。在他還小的時候，西班牙人來，毀了他的家鄉，也殺害了他的父母和親友。他被一些有愛心的荷蘭人領養，長大後進入萊登大學受教，在校內表現優異。由於他的天資，阿姆斯特丹市長資助他出國深造；在日內瓦，他贏得加爾文繼承人伯撒的好評；他也前往義大利進修。

    回國後，亞米紐漸於西元1588年 成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會的牧師。在當時被公認是一位博學能幹的牧師；他講道時，內容清晰、口才流利、善於表達，吸引了無數聽眾。漸漸地，他開始不能完全贊同改革宗教義。當時他已是萊登大學神學教授，雖然他仍然相信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藉基督十架代贖之工而得救的真理，他的教學卻越來越有脫離傳統加爾文主義的趨勢。

    我們還記得：當伯拉糾強調人的善行之時，奧古斯丁是以人類全然墮落來反駁他。現在亞米紐斯的觀念，使我們又聯想到伯拉糾，因為他也否認人類完全敗壞。

    亞米紐斯沒有完全反對「上帝的揀選」，但他強調：上帝的「預定」是根據他「預見」那些會相信的人。他的領導相當微妙，他間接否認「上帝的揀選」，使「上帝的揀選」基於「人的行動」。因此，在表面上，他持守「上帝的揀選」的教義；事實上，是破壞這教義。他教導說：基督是為全人類而死；人可能從恩典中失落。他否認聖靈的工 作是不可抗拒的。

    他所訓練出來的年輕傳道人，將他的教導帶進教會。當全國引起神學爭論之際，這位肇事的牧師亞米紐斯卻於西元1609年去世了。

 

循道派會社

 

    約翰衛斯理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講員，也是一位偉大的組織家。西元1739年，他在布裏斯多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派會社；西元1739年五月十二日，在該城建立第一座小禮拜堂。在倫敦，本來參加莫拉維派「桎梏巷會」的循道派信徒，與衛斯理一同退出該會，改在一間破舊的鑄造廠聚會，並於西元1740年七月成立純循道派的「聯合會社」（United Society），雖然衛斯理與莫拉維派保持友善，但莫拉維派與循道派，自此分道揚鑣。

    衛斯理一直無意脫離英國國家教會，因此他一直到晚年都沒有成立一個新宗派或教會。但同時，他又不忍心看到自己工作的果效流失。所以他定意保守並栽培信徒的靈命。在衛斯理開始偉大的講道生涯前，英國已經有許多「宗教會社」，於是衛斯理便以這個方式應用在他的事工上，他把那些因為聽他的講道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 組成「會社」。

    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其他會社為會員，只有聽他講道而信主的人才可以加入他組織的會社。這些信徒必須繼續領人歸主。不但如此，衛斯理證明一種「會票」（society  tickets），頒給有資格的會員；每三個月更換一次，利用這種會票制度，衛斯理可以淘汰那些暫時相信或假冒相信的人。

    為了布裏斯多禮拜堂的債務，他又帶出一套重要的循道派編制法。他把所有會社中的會員分班編制；每班十二人，有一位班長；班長的責任是每週向每個會員收取一辨士；這樣做，不但可以收集相當數目的捐款，更重要的是，還能照顧會員的靈命。

    過不久，衛斯理就需要助理同工，他本盼望由受過聖職的人擔任講道工作，卻找不到這種人；因此，西元1742年，麥克斯腓（Maxfield）成為第一位平信徒講員。後來，衛斯理聘請了不少平信徒講員；工作越開展，平信徒工作人員越增加，他們分擔財務管理、主日學及病人采訪等工作。

    起初，循道派會社只分佈在倫敦、布裏斯多及鄰近地區，衛斯理總是親臨各地探望。但工作不斷擴展，這種探望的工作逐漸不可能做到；衛斯理便於西元1744年第一次把各地講員聚集在倫敦開會，而創始了後來循道派組織系統中的最高單位——「年會」（Annual  Conference）。

    兩年後，又把工場分成幾個「聯區」（circuits），每區指派幾位旅行講員。再過不久，又為各區安排助理人員，負責各區一般事務，這些助理人員後來被稱為監督。

    由於平信徒講員在知識上缺乏裝備，衛斯理認為他們最好在一個地方工作不超過六至八個禮拜；於是開始了後來很流行的「巡迴講員」（itinerant  preacher）制度。

    查理衛斯理也擔任了幾年巡迴工作，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子為妻，經常陪他騎馬到各處旅行，她也在查理的聚會中領會眾唱詩。查理是循道派聖詩作家，一共寫了數千首聖詩，其中有許多非常流行，不但循道派教會中，至今所有說英語的教會仍然採用。查理沒有約翰那樣強壯的身體，西元1756年以後，查理便很少出外旅行，他先在布裏斯多工作，從西元1771到1788年，他一直在倫敦工作，直到去世之時。

 

莫拉維亞兄弟會的起源

 

    莫拉維亞和波希米亞(Bohemia)，乃是奧地利(Austrian)帝國西北的兩個省份，與德國的薩克森(Saxony)接界。在第七、第八世紀的時候，那裡的人先後從希臘教會和羅馬教會得著福音。

    因為希臘教會允許他們用當地的語言來講道，閱讀以他們的文字所翻譯的聖經，他們中間就有許多派別興起來，互相不斷的爭論。漸漸的，羅馬教會占了上風，到第十五世紀初葉，波希米亞改毅領袖約翰胡司(John Huss)，因講福音而被焚燒的時候(一四一五年)，這裡就開始變成逼迫聖徒可怕的地方。

    在這個時候，那些仍然忠心於福音的人(多是約翰胡司的工作和殉道後興起的)就聚集在波希米亞東北部，肯瓦(Kurlwald)山谷中的一個村莊裡。在那裡他們有一段時間可以比較平安地生活。到一四五七年，他們被稱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們。’當他們的教會組成之後，被稱作‘聯合弟兄會’或‘合一的弟兄們’  (United Brothren)。

清教徒運動介紹

 

       英國的改教運動的政治性超過宗教性﹔又強調組織超過強調教義。其他國家改教運動進入定局之時，英國仍然處於動蕩和改變的階段。

    當英國的血腥瑪利逼迫教會時，許多復原派教徒逃到日內瓦歸附了加爾文。1558AD，當伊利沙白一世繼位為英國女王，她採取一種兩面討好的政策。她強調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首領，另外又免去宗教爭議和戰爭。好些逃到日內瓦的復原教徒，就帶著加爾文的觀念，歸回英國。他們期望英國教會將會被徹底潔淨，因此這些人就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渴望改革英國教會，和在教會中興起有熱心的、屬靈的和善於講道的牧師。他們要求廢除當日流行的禮儀如的牧師禮袍，跪著領聖餐，婚禮中的戒指儀式和在洗禮時劃十字。他們希望把這些「天主教的舊酵」(old  1eaven  of   Catholicism)掃除。由於加爾文長老教會體制的影響，他們要求教會由主教制變成長老制，或是由會眾來治理教會，於是造成開放的民主思潮。一些教派也因此產生。1590年產生了公理會，1600年浸信會，1650-80年則產生了貴格會。這些清教徒都有下列共同信仰：

第一： 深受加爾文的影響，強調原罪、完全墮落、因信稱義、和預定論；

第二： 反聖禮制度，甚至有部份連葬禮儀式都反對；

第三： 獨尊聖經，沒有教條；

第四： 注重意志和倫理行動。

    由於清教徒力主棄絕享樂，致力於經濟發展，清教徒慢慢在英國積聚財富，又成為有學識的階級。但他們卻分為兩個主流力量，其一主張留在英國教會，從內推動改革，以加爾文日內瓦教會的模式，塑造英國教會。另一為「分離派」(Separatists)或「不同意者」(Dissenters)，主張脫離聖公會，另建教會。因分離派的勢力與日俱增，引起政府高壓逼迫。

    一五九三年，伊莉沙白女王下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便要被趕出英國。伊利沙白女王死後，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1603AD)，改號為雅各一世。欽定本就是在他計劃下誕生。

    英國的清教徒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熏陶，便大膽地在1604年聯名上書，稱為「千人奏書」，請求雅各王簡化教會。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反而嚴斥他們，也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不依循國教的人，也將受到嚴重的處分。1607年，原本主張留在英國教會的，也紛紛逃離英國，其中有人逃往荷蘭，也有人移民北美洲。

    1620年9月6日，第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領導下從普里茅斯(Plymouth)出發，橫渡大西洋，前往新大陸，尋找宗教自由。

    在伊莉沙白女王死後四十年內，清教徒都在受壓及逼迫之下。1640AD長老派清教徒的「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要肅清議會。但國王查理決用武力對付國會。國會藉著一位清教徒名叫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組建了一個二萬一千人的騎兵團。大部份軍人是敬畏神、心中火熱、吟唱聖詩的清教徒。他們不起誓、不喝酒。一邊唱著詩，一邊邁向戰場。沒有戰事的時候，他們就聚在一起讀經、禱告、唱詩。後來國王投降，國會终能改革教會。在1643年廢除主教制，并在西敏寺召開會議（The   Westminster   Assemb1y），制訂西敏寺信條及教會行政制度。會議代表除了公理派與聖公宗外，大部份是長老派清教徒。由於蘇格蘭人在戰爭時給過幫助，所以也將一些席位給蘇格蘭代表。加爾文長老派在英國教會所做的改教運動，至此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但英國真正的宗教自由，始於1689年的人權法和容忍條例。除天主教和神體一位論外，所有宗派可自由組織起來。

 

 

理性主義的危機

 

　　1．緣起

　　更正教在十六、十七世紀面對最迫切的需求，是建立自身的神學教義及教會體制的規模。一方面，更正教得確立自己的信仰身分。無疑它是因著要糾正天主教的錯謬才出現，但它不能永遠擔任反對派的角色，卻須把各條爭拗串連起來，正面地建立自己的信仰體系。另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紀亦是天主教與基督教互相攻擊最為激烈的時期；基於護教的原因，將自己的信仰立場辯證清楚，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事實上，當時天主教與更正教的主要衝突，都不是在上帝論、基督論的大課題上，此時為著要突顯天主教與更正教的不同處，故爭論點便盡往細微處走。因此，十七世紀是更正教的所謂「經院神學」時期，教會充斥著既為數眾多又繁瑣複雜、枯燥乏味的教義討論。

　　2．危機

　　研究教義者所追求的，主要是理論的和諧一致、首尾相貫，因而往往無視了現實的複雜與多元性。神學家若要將原本充斥著矛盾衝突的現實壓平，好能套進他們所刻意營建的精緻理論系統，無可避免地會踐踏了現實，亦冒犯了信徒的信仰感受和經驗。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十七世紀有關上帝的揀選是在人的墮落前抑或墮落後的爭論。

　　信徒在生活層次上，甚少涉及繁瑣複雜的教義問題。對一般信徒而言，他們既無法明瞭這些技術上的神學爭論，亦看不出這些討論在教會生活層面上的價值。此時教會領袖及神學家若專門討論與日常生活無甚關連的課題，那整個教義討論及教會發展方向，便與一般信徒脫節了；理性主義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教會卻變得枯燥乏味；教會空有一堆禮儀及教義，卻欠缺生命與激情。這樣的情況在英國的聖公會裏最為顯著。

　　理性主義之所以輕易在英國聖公會裏取得優勢，與英國宗教改革的背景極有關係。

　　英國宗教改革有別於德國由平民發動的情況，它是從上而下的，由英國國王 的一樁離婚案件，觸發英國教會與羅馬教廷的決裂。可以說，這宗教改革是極不徹底的;它不是從神學立場出發，否定天主教的各樣教義與禮儀建制，從而開展一系列的更新改造，而只是在組織上脫離羅馬教廷，自立門戶。所以，無論在教會、禮儀、組織等各方面，聖公會仍維持與天主教非常相似的形式；除了由英國國王控制教會，取代昔日羅馬教皇的地位外，一切都無大變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英國教會存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舉例說，它一方面拒絕羅馬教皇的絕對領導，另方面卻主張接受國王為其至高元首。它的理據何在？

    英國教會一方面要破除傳遞了千多年的教統，另起爐灶，但卻又堅持使徒統緒的觀念，確立從傳統獲得合法性與權威的主教制度，這又如何說得過去？

    根據馬丁路德及加爾文的看法，所有不符合聖經教導的傳統都要廢去，教會必須奠立在聖經基礎上；但英國聖公會從羅馬天主教會所承繼下來的傳統，很多是難尋聖經根據的，那如何為它們的合法性作出辯護呢？

    在十七世紀，不少聖公宗的神學家為要合理化他們聖經以外的傳統，都指出真理有兩個根源：首先是聖經，其次是人的理性。後者是上帝設署在世界上的自然規律，雖未為聖經提及，但教會可以按著上帝給人的智慧，藉以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教會傳統。理性成了建構教會傳統的合法基礎。

 

極端主義者的特色

　　極端主義者的特色不少，可以分列出來的有下列八項，不過因為這運動太複雜了，例外的情況仍然很多。

　　1.強調成聖多於因信稱義

他們認為路德花太多時間在基督徒「持續的罪性」（semper peccator）上，而另有些人則持相反的立場，以為信徒可在今生達到完全之境。亦有很多人認為保羅在羅馬書七24的話（「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不能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2.反惟智式的信仰

他們認為改教家都太理性了，如他們過度重視神學，和有學問的神職人員；其實更重要的，是內心聖靈的印證。

　　3.他們相信可以建立一個聖潔的教會

所有改教家都相信有形的教會不可能是真教會的再現；極端分子則認為可以建立一間由真信徒組成的教會，因此非常看重革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即他們常用的「禁令」。

　　4.決心要與世界分別出來

他們特別強調國家是為非基督徒的，他們的會友最好盡少與它來往，結果他們引起很大的問題，就如拒絕服兵役或盡其他公民義務。當時不少天主教及正統更正教都相信，教會與國家關係緊密，極端分子這種做法，無形中就是挑戰社會最基本的結構了。

　　5.重視信徒浸禮

大多數極端派都強烈反對嬰孩洗禮，因此亦等於是奉行再洗禮（Rebaptism）了。

　　6.神學上傾向非正統

極端派常常就是重建派，他們常會否認教會主要的信經，其結果就是忽視教會對一些重要教義的立場，特別是三位一體（Trinity）和基督論（Christology）。舉例說，很多人不相信基督是取了與我們一樣的肉身，乃是帶了自己聖潔的身體來到地上（「基督屬天的肉身」）。

　　7.對宣教極度熱誠

他們對大使命看重的程度，改教家常會認為只在使徒時代才需要的。再加上他們對政治疆界不感興趣，和願意面對逼害的心意，使他們成為非常勇敢的福音使者。

　　8.愈來愈相信容忍的重要

雖然他們引起更正教及天主教強烈的反應，因此給人一種不能容忍的印象，但極端派卻相信，宗教事務及個人的取向不應由政府或教會強加於人身上，故無形中就推廣了宗教容忍的精神。

　　雖然極端改教運動常是由受過教育又身處高位的人領導，但跟隨者卻以低下階層居多，就如農民與工匠等。他們要在這類運動找回自己的身份及自我表達的途徑，因為這是改教家之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教義所應允他們的，而他們卻認為改教家不能落實。他們聚會的形式相當簡單又隨意，又有著頗強的分裂傾向。有時他們強調的聖靈引導會失諸中肯，引來乖異的感情作用和道德行為。

　　這些極端分子和他們的言行，很能解釋為什麼教會內時常充滿張力，就如熱心與秩序；聖靈與聖道；聖經與傳統（Scripture and Tradition）；教會（Church）是聖徒相交或是罪人的聚集；信徒皆祭司是指均等的事奉（Ministry）機會，還是人人皆可事奉，但職責卻有不同，包括某些人會有特別的權柄等問題。

 

 

重洗派反對政教合一

 

    重洗運動的一部份原因是為反對政府和教會之間有親密關係。「政教合一」可以溯源到君士坦丁及克洛維時代的集體歸主與中世紀蠻族的大批歸主，以致造成全國公民都自認是教會會員的局面，也在無形中，把世界帶進了教會。

    復原派教會也有很多集體歸主的情形：只要市議會決定參加改教運動，就可以把全城都變成復原派城，於是市民同時也是教會會員，使教會和政府之間產生密不可分的聯結。

    這種「集體入會」方式給復原派教會帶來很大的憂患。表面上，天主教儀式改革了，但信徒的個人生活卻未改善。許多人利用「因信稱義」的道理，不再「行善」，而過放肆的生活。無怪乎路德晚年時，曾為復原教大多數信徒道德的低落，深為嘆息。這是路德和慈運理在改教過程中失敗的一面。

    重洗派的教導就是為反對「政教合一」而引起的，他們強調教會會員必須限定是「真正委身於基督」的人，他們反對藉政府之力，輕易地加入教會。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英國的改教運動與清教徒

英國教會改革之起因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 A.D.）本來是教皇的支持者，當路德發動改教，將七項聖禮簡化為兩項時，亨利八世便寫了一篇攻擊路德的文章，名為《為七項聖禮辯護》（The Seven Sacraments）。不過他支援教皇，似乎是有很重要的政治目標；英國與法國長久處於敵對狀態中，亨利八世要利用教皇的屬靈勢力及西班牙的軍力來支援他，起碼使法國孤立。為了使英國的勢力擴張，他更企圖使他的秘書長吳爾斯 （Thomas Wolsey）登上教皇的皇位，吳爾斯當時是英國的紅衣主教。但他這一切的部署都不大成功，其中一個很大的阻力是由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來的。這些事雖然與英國的改教沒有直接關係，卻是很重要的背景。

使 亨利八世決定改教的導火線，是亨利要求教皇准許他休妻，而教皇竟拒絕了。亨利八世的妻子凱撒琳（Catherine）是西班牙的公主，是查理五世的姑媽。 她本來許配了亨利的哥哥亞瑟（Arthur），但亞瑟不久便逝世。亨利隨後要求教皇准他與新寡的嫂嫂成親。在教皇的批准下，他們於主後一五Ｏ九年結婚。婚 後十多年凱撒琳卻一直未能為亨利生下男兒。亨利擔心沒有兒子繼承他的王位，可能如過往一樣引發內戰。因此主後一五二七年，他要求教皇准許他休棄凱撒琳，並 以利未記十八章十六節（"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及二十章二十一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為理由，並 派吳爾斯去說服教皇。但教皇不許，於是他便要求吳爾斯以英國教會領袖的身分，開庭聆詢這離婚的要求。然而進展非常緩慢。此時他已經與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 （Anne Boleyn）熱戀，因此更急於休妻。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他將吳爾斯撤職，起用摩爾（Sir Thomas More）為秘書長，克藍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 A.D.）及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為他的助手。他們一方面將這件休妻案交給牛津、康橋的學者辯論，另一方面提交國會，請國會通過，雙管齊下。大多數學者贊同亨利休妻，而 國會則猛烈抨擊英國教會的弊端，企圖迫使教會中的聖品人員支援休妻。主後一五二九年，克藍麥及克倫威爾提議亨利索性自稱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而利用他的 領袖地位，自行解決休妻一事。如此，事情便急速發展。亨利稱自己為英國教會的元首，要求英國教會的總議會通過所有聖品人員必須順服英王，並與教廷斷絕關 係，停止納稅給教皇，禁止向教皇作任何申訴。提到這一項摩爾憤然辭職以作抗議。亨利提升克倫威爾為秘書長，克藍麥為大主教。克藍麥於主後一五三二年宣佈亨 利與凱撒琳的婚姻無效，但他們依然希望教皇正式承認這事。同時，英國教會修改任何法制，要得英王許可。主後一五三三年，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身孕已重，他們 便匆匆成親，亨利正式冊立她為皇后。至此，教皇不得不宣佈他們的婚姻不合法，並將他們逐出教會。英國的改教便由此展開。

總結以上的敘述，我們大致可以瞭解，英國改教的重點完全放在組織及權力架構，神學及教會生活方面的改革幾乎完全沒有。

主 後一五三四年，亨利要求國會通過三項法令，第一項是承認英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第二項是認可繼承王位的法令，肯定由安波林王后所生的子女，有權繼承王 位；安波林於主後一五三四年生得一女，亦即以後的伊利沙白一世。第三項法令是叛國法令，凡任何人稱英王為異端者，便是叛國，應處死刑。

主後一五三六年，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英國教會廣泛搜集修道院內種種罪證，然後頒佈一項解散法令，將很多修道院解散，土地歸為國家所有。

此 時，越來越多的人要求亨利實行真正的改革。亨利便制訂了《十條信仰原則》，這十條信仰原則基本上仍是肯定天主教的傳統信仰，只在一些地方上作了修改，例如 有關聖餐的變質說便完全不提，雖然肯定功德的重要，卻高舉因信稱義的道理，同時以聖經以及三條初期教會的信條為信仰最高的權威，否定煉獄的存在，否定敬拜 圖像、聖經遺物的迷信。這原本是了一非常好的開始，假若改教派不是操之過急，相信改教運動會穩步進展。但他們催促亨利作更多的讓步，亨利憤然抗拒，於主後 一五三九年定下《六條信仰原則》，肯定聖餐的餅和酒變質，不准平信徒在守聖餐時自己執杯，聖品人員要嚴守獨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約，教會可為信徒舉行私人 彌撒，並且肯定告解的重要性。凡否定此六條的第一條，即否定變質說，便會被定死罪，否定其他五條的，財產充公和監禁。幸好他頒佈此諭令後不久便去世，改革 派才不致受太大的打擊。

亨利去世後，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於主 後一五四七年登位，年僅十歲，由他的舅父作攝政輔助他。他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因此掌權後便大事改革，請求國會將亨利的叛國法令《六條信仰原則》撤消，並准許平信徒在領聖餐時持杯而飲，他又要 求國會准許聖品人員結婚，並制定新的崇拜儀式，要全國教會遵守。又由克藍麥編訂《公禱書》，給所有教會使用。

索 美塞特公爵的改教本很順利，可惜他不單要改革教會，也要改革當時的政治情況，他支援農民起來爭取更多的權利，這真是貴族的大忌。在一次農民騷亂的事件中， 貴族乘機將一切責任推在索美塞特公爵身上，他因此而失勢。幸好繼承他的人在改革教會的意願上比他更積極。他從歐洲招攬一群重要的改教家到英國，為英國建立 改教的基礎。他們修改《公禱書》，並將基本信仰寫成《四十二條信仰原則》。加爾文派的影響便由此時滲入英國的教會。可惜愛德華六世不久後逝世，整個情勢因 此改觀。

愛德華死後，凱撒琳的女兒瑪利登位，她沒有忘記母親 和自己所受的屈辱，於是在登位後，便極力破壞改教運動，迫害改革派，並恢復天主教。她首先透過國會撤消愛德華改教的諭令，將改革派的主教全部撤職，代之以 支援天主教的人。然而，此時改革派的勢力已相當穩固，一時不容易對付。瑪利復辟心切，便使用暴力，不少人在她的手下慘死，也有不少要逃到日內瓦和法蘭福 特。單在英國南部，便有三百位教牧人員殉道。克藍麥和其他領袖也免不了殺身之禍，他們一行六人在牛津大學活生生被燒死。在此以前，克藍麥曾被迫簽署一份宣 佈放棄信仰、自承是異端的悔過書。但就在行刑時他表現出無比的勇氣，要求先燒這只曾簽署出賣基督的犯罪之手，最後在火焰中被焚燒至死。現在牛津市中心的一 座殉道紀念碑便是紀念他們的。瑪利的高壓政策為她帶來一稱號，就是"血腥瑪利"（Bloody Mary）。幸好她在位不到六年便逝世，英國的改教事業才得以繼續。

瑪 利去世，伊利沙白一世繼位。她採取一種兩面討好的政策，既不想得罪改革派，也不想引起天主教的激烈反對。於是她雖然將愛德華的改革恢復，但卻步步小心，並 將一些比較激進的傾向除掉，她只強調兩點，第一點是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首領，第二點是全國教會崇拜時要用統一儀式，就是用公禱書。雖然她採取平穩的路線，但 這時候另一新的因素出現了，就是瑪利時代逃到歐洲的牧者重回英國，他們帶著比較激進的改教思想，特別反對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領袖，也強調個人的宗教自由。希 望英國的教會也能夠像歐洲的教會改革一樣，清除一切天主教的傳統。因此覺得保留天主教的傳統儀式不倫不類，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同時 也要求聖職人員生活嚴謹聖潔，並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這些人使伊利沙白非常頭痛，而英國教會也因此幾乎分裂。我們時常聽到的清教徒或分離主義，便是這時候 出現的。

英國的清教徒

清 教徒這名字我相信我們都聽得不少，但誰是清教徒？什麼是清教徒主義？我們必須要瞭解，清教徒主義並不是一種派別，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清教徒是一個統 稱，是指那些不滿伊利沙白走中間路線的人。他們一致覺得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不惜將天主教的一些傳統、儀文摻雜在純正的信仰中，伊利沙白保留了改革 派的神學，卻又保留天主教的儀文，結果是不倫不類。於是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要求改得更徹底，更清楚地與天主教劃清界線。另外，他們還覺得英國的信 徒的信仰生活不夠聖潔，特別是聖職人員對自己的要求還不夠嚴謹。於是他們提倡簡化崇拜儀式，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

前 面提過在瑪利女王統治的時期，有很多牧師及信徒為了逃避她的逼迫，流亡到歐洲去。瑪利女王去世後，他們便重返家園帶著歐洲加爾文派的思想回到英國。他們希 望英國教會也能夠和歐洲的改革教會一樣，將天主教傳統的一切痕眾，完全清除。無奈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保留了很多他們認為要不得的東西。但他們當中 大部分的人都主張留在教會，以漸進的方式改革教會，他們也不反對以英王為教會的首領，不反對國家和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當中一部分比較激進，他們要 求政教完全分離，英王不應插手教會的治理。這群少數的人被稱為"分離主義者"，因為他們主張政教分離。

主 後一五六三年出現了一次衝突。因為伊利沙白規定教牧人平日一定要穿著她指定的袍服和帽，星期日則穿短白袍服。清教徒反對這種規定，認為不應太注重形式。於 是便在教會的總議會中提議取消這袍服的規定，並同時提議在聖餐時信徒無需跪著領聖餐。在洗禮時取消畫十字的儀式；有些比較激進的更提議將教會中的風琴拆 掉，在結婚儀式中不用戒指作信物等。雖然這次議會中清教徒的要求沒能通過，但他們已得到極大的鼓舞，因為投票結果，只是一票之差，可見他們的勢力是多麼強 大。經過這次精神上的勝利，他們便更大膽，主後一五七二年一個清教徒的會議上，竟有人提出驚人的言論，就是教會不需要主教，地方教會的牧者也不應由主教指 派，而應該由平信徒選出來。這群人的領導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他在歐洲流亡時，深受長老會教會體制的影響；他提議教會援用長老會體制，更在主後一五七二年創立了一個這樣的教會。

伊 利沙白和她的主教們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大舉鎮壓，卡特賴特又得流亡歐洲了。然而卡特賴特去後不到幾年，另一位清教徒布朗尼（Robert Browne）又創立了一間由會眾治理的教會，這便是公理會的開始。雖然布朗尼日後反悔，重回聖公會，但他所創立的教會卻日益壯大，使女王極為頭痛。布朗 尼不單認為教會應該用公理制，即會眾治理教會，更宣揚完全分離的理論；他認為每一地方的堂會都應該是獨立的，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還有，每個教會的崇拜應 該用最簡單的儀式，而按立傳道人，教會不應太注重他的學歷，卻應注重是不是有聖靈能力的人。

面 對分離主義的勢力擴大，伊利沙白女王立刻向他們施壓力。她為人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為坎特伯裏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惠特吉夫對於清教徒主義，特別是分離主義，非常憎惡，因此不用女王催促，他也不遺餘力地壓迫清教徒。他設立了一個近乎是異端裁判 所的特委法庭，檢查聖公會內牧師及信徒的信仰，結果很多支援清教徒主義的人受到嚴重的處分，而二百多名牧師被他停職查辦。對於清教徒的領袖，他的壓迫及厲 害，卡特賴特與幾位分離主義的領袖如巴魯（Barrow），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便是死於他手中的。到一五九三年，形勢更加惡劣，女王頒下禦 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便要被趕出英國，假若他們潛返而被捕，則可判處死刑。為了使全國教會統一于她的領 導下，伊利沙白不惜用最嚴厲的手法。然而，奇怪的是，壓迫越大，清教徒卻越發增加；不單如此，清教徒主義的支持者在國會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造成日後清教徒 主義與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流亡海外的清教徒在歐洲建立起重要的據點（特別是荷蘭），在那裏發展得非常快。主後一六Ｏ七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 “，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領導下從英國的一個港口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們的宗教自由。跟著，便越來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陸去，美國的建國與這批移民有很大的關 係。

清 教徒被迫離開英國，因為伊利沙白女王死後，情況變得更壞。伊利沙白的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他到英國即位時，改王號為雅各一世。雅各一世在蘇格蘭時 受盡蘇格蘭長老會中的教牧師領袖的氣，故此一到英國，一變而成為教會的首領，便得意忘形。為了表現他的威風，便向那些不肯俯首順服的清教徒施下馬威。英國 的清教徒也估計錯誤，他們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諒他們，於是便大膽地在主後一六Ｏ四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這便是著名的"千 人奏書"（Millenary petition），請求雅各王簡化崇拜儀式，並修改公禱書的某部分。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他們的請求，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于英王及主教的 領導之下，並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受到嚴重的處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願意留在聖公會以 內作內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陣營。當中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紛紛移民到北美洲。

這 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後，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美國的民主政 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 英國，雅各一世去世後，清教徒與英王之間的鬥爭，由宗教的鬥爭演變成政治的鬥爭。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A.D.）的領導下，清教徒在國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日後英王與國會的對立越來越尖銳，不久內戰爆發，英王查理一世戰敗，被國會判處死刑。克倫威爾掌握大 權，英國成為清教徒的天下。但克倫威爾死後，他們便又失勢。此時，他們已經成為非常龐大的一群，英國不得不容忍他們的存在，於是，不久即頒下容忍的諭令， 結束對清教徒的迫害。

 

預格諾派之興旺

    西元1598年的南特詔諭使預格諾派（法國的加爾文派）獲得許多自由，從那時起一直到西元1685年 南特詔諭被廢除時止，法國大約有一百萬預格諾信徒、八百間教會及八百多位牧師。預格諾信徒包括社會的各階層，有貴族。士紳、工匠、專業人員與農夫，但大多數人屬於中產階級，他們都是商業界、銀行界、工廠及專業的領袖人物，在各社區中，預格諾信徒往往是少數人，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像預格諾那麼有錢」 成為當日流行的一句話。

    預格諾派聚會的地方大部份是簡單的木造房屋，有的很大，可以容納七、八千人聚會，而且總是擠滿渴慕的聽眾。在主日，往往一天有四場講道。他們總是慷慨奉獻，支持當地工作及外地受逼迫的聖徒。教會裏實行嚴格的懲治，舉凡觸犯安息日及輕浮行為都被嚴厲禁止。

    這時期的預格諾派共有四個學校，分佈在西丹（sedan）、蒙陶本（Montauban），奈姆（Nimes），及掃墨爾（Saumur）。這些學校規模龐大，不但設備完善，而且有當時最好的師資。

 

庫爾（Antoine Court）與拉波（Paul Rabaut）

   西元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後，逼迫暫時中止，卻又於西元1724年再度以新的氣勢爆發。參加復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當軍艦廚房裏的奴隸，女人終生監禁；不把兒女送進天主教學校就讀的父母，課以重罰；凡讓復原派舉行聚會的市鎮，全體需繳罰款。

    雖在逼迫的壓力下，「荒漠」教會仍繼續成長，但是他們的教會生活完全沒有組織。後來將教會重新組織起來的功臣是庫爾，他被譽為「法國改革宗教會的恢復者」。

    庫爾生於西元1695年，五歲時父親去世，堅毅的母親稟承先夫的信仰，謹慎地給兒子造就訓練；在幼小的年齡，母親已經將他帶去參加預格諾派的秘密聚會，因此庫爾很小就有了敬畏上帝的心；青年時期，他決定奉獻自己，作個傳福音的人。

    庫爾常到分散在各處的預格諾信徒中作探訪工作，發現他們沒有組織、紊亂無紀的情形，便於西元1715年八月召集了一次會議，當時他才二十歲。他雖然未曾進過大學，但藉著自修得到相當高的教育，對於改革宗教義有充實完善的裝備。雖然年輕，卻有豐富的才幹及說服力，因此庫爾立刻成為預格諾派的領袖，他在這次會議中的演講，給他們帶來新的熱誠和勇氣。

    逼迫奪走了法國改革宗教會所有的牧師，而按照加爾文的傳統，改革宗教會是不讓平信徒講道的；在缺乏講員的情況下，只有暫時讓讀完神學的學生講道，但教會仍持守只許按立牧師講道的條例。「荒漠」改革宗教會會友們一致通過在他們中間有兩位有資格作講員，即庫爾和科爾德茲（Corteiz）。科爾德茲比庫爾年長，因此他被送到瑞士去接受按立；回來後，他再接立庫爾為正式牧師。

    為了當時的需要，庫爾於西元1730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 創辦了一間神學院，訓練傳道人，因為洛桑是法國政府的逼迫鞭長莫及之地。神學院極其簡陋，只有一間二樓的房間作為課室，卻有許多極具恩賜、完全獻身的年輕人，在那狹小簡單的房間中受造就。這間洛桑神學院又被稱為「死亡學校」，因為大部份受完訓練回到法國改革宗教會事奉的傳道人，遲早會成為逼迫下的犧牲品。

    拉波比庫爾小二十三歲，當他二十歲時，將自己獻身於法國改革宗教會。庫爾曾經描寫「荒漠」教會的精神為：「一種苦修、內省、智慧、殉道的精神，它教導信徒天天向自己死，治死私慾，預備自己，在上帝呼召的時候，勇往直前，面對折磨與絞架，將自己的生命獻上。」

    而拉波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拉波在庫爾的洛桑神學院進修一段時期，他充滿熱誠，又是一位有恩賜的講員，具有天賦的吸引力。他在法國改革宗教會工作五十六年，經歷說不盡的艱困，時常冒著生命的危險，然而「蛇的靈巧」使他可以躲避政府的追捕，他確實不愧為「荒漠教會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