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人士繼起

 

　　衛斯理約翰所推動的復興運動，在英國造成廣泛的影響。但是，福音主義運動卻非完全由衛斯理約翰個人主導，而是在許多奮興佈道者的努力下，配合為數更眾的自發性讀經和祈禱連動而產生的。此時期不少牧者與信徒受福音主義薰陶，成為福音派。

      1785年，英國國教一萬六千名教士中，只有三百人自稱為福音派；但在1830年，一萬八千名教士中，已有三千名福音派；不到五十年，福音派牧者有近十倍的增長。再越二十年的 1850年，在相同數量的教士中，更有六千人自稱為福音派。

　　這時期的福音派，雖然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福音派有許多類同之處，但他們關心的不是教義的正確與否，而是信徒個人的生命素質與教會的福音使命等實踐性課題，其特徵是強調宣講、信徒生命的重建、藉福音改造社會與人生。他們不甘受教會組織與制度等框框的約制，不滿足於承擔主持禮儀等傳統教士的職責，而願意從事生命培育的工作，以福音去改造人。

　　這些福音派教士大部分不屬於循道派，也未受衛斯裏約翰的影響；他們信仰上的改變主要是透過當時的祈禱和讀經運動而逐漸產生的。其中一位較著名的是牛頓約翰（John Newton，1725－1807），他原為奴隸販主，卻不幸淪為奴隸；後來皈依基督。徹底悔改，擔任英國教會教士，寫下不少如「奇異恩典」等極負盛名的聖詩，記述福音信仰對他個人生命的奇妙改變。

　　另一位福音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他在劍橋大學畢業後，在劍橋聖三一堂牧會；他篤信福音信仰，且成為劍橋福音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對學生和信徒影響很大。他參與一個由聖公會的牧者與平信徒組成的差會：「教會傳道會」，它本身並非聖公會官方的傳教組織，但很早已派遣傳教士來華，在差傳工作上有很大貢獻。

　　西面亦成立「倫敦猶太人會」，專注向猶太人傳教。他所成立並以他命名的「西面基金」，目的在籌集款項以資助福音主義的事工發展；當時教會不肯撥款資助新興的福音事工，所以他們必須另辟財源，故這個基金對福音主義運動有很大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還有英國福音派的平信徒主將威勒伯福士（William Wiberforce，1759－1833），他同樣在劍橋接受教育，曾任國會議員，積極從事反奴隸運動。他是「克拉判派」的成員。克拉判派由一群富有的英國福音派平信徒組成，他們致力向有錢階層傳福音（這與衛斯理約翰專門向窮人傳道的路線不同），在社會上層發揮福音的影響力；他們辦的刊物：《基督徒觀察者》（Christian Observer），專門為上層人士而設。

      除此以外，克拉判派還努力在政治層面發揮作用，改變政府那些違反信仰精神的決策，他們成功地在1807年廢止英國的奴隸貿易；1833年，此法令更適用於所有英國殖民地。

      威勒伯福士本人亦協助促成教會傳道會及「大英聖經公會」的建立。這些教士與平信徒的共通之處是：他們個人的生命先被福音改變，然後志切用福音改變他人。對他們而言，福音主義的關鍵處 不在於堅持某個教義上的傳統說法，而是強調福音的實用價值及實踐，行動比理論更重要。

  　　至於早在十八世紀脫離聖公會自立門戶的不奉國教派，如長老宗、公理宗、浸信宗、循道宗與貴格派（Quakers）等宗派，此時都有相當大的增長。據統計，1850年，英格蘭約有一半人口為非聖公會信徒，他們加入天主教或不奉國教派的教會，可見人數增長之快。

      基本上，公理宗與浸信宗受奮興運動的影響最大，教會增長最快；長老宗因受清教徒較嚴謹的屬靈傳統所拘束，所以便較少受到強調宗教感情自由流露的福音主義所影響。

      在 1790年代中期，循道宗於約克郡（Yorkshire）有一次大復興，主要由家庭祈禱小組推動，宗派人數由1791年的六萬人急增至1830年的二十五萬人。至於貴格派，不少信徒亦受舊興運動的影響，回到主流教會的陣營去。

　　1790年代開始，英國出現一個廣泛的祈禱運動，不少信徒投入參與，一方面為教會復興祈禱，另方面也為海外的宣教事工祈禱，這是促成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