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中國大陸共產黨執政後基督教會簡史

 

    第二次世界中戰在1945年停止,結束了日本侵佔中國的八年時期。教會的復原工作,首先可見到西方各基督教國家,又透過昔日的海外宣教團體(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大批的宣教士來華。其次,在對日戰爭中被拘留於中國大陸各集中營的老傳教士,於出獄重獲自由後,除了極少數因健康問題而回返母國外,多數都重返昔日的工場繼續他們過去在華未完成的宣教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傳教士就恢復到戰前的人數,並且繼續不斷地有生力軍的湧入。他們一面作物質的救濟,與中國同胞建立關係,一面重建教堂和聚會點,重組教會,招集昔日四散的信徒,恢復崇拜和聚會,為著重振基督教會努力不懈。

    中國教會本身方面亦不落人後,當許多的西方宣教機構正屆臨來華宣教的百週年或金禧週年的時刻,藉著教會利用紀念慶祝之餘,聚集同工於一堂,共商未來計劃,擬定策略,積極作周密的發展計劃,這時期各教派教會都顯得士氣高昂,充滿信心。

    中國教會佈置妥當後,向同胞廣傳福音,這時開拓新教會的使命感十分強烈,加上許多教會的領袖,無論是專職的牧師或是平信徒,都因為經歷了苦難的洗禮,對生命的有清楚的看法,故對群眾有說服力,他們又努力把握時光,宣揚福音於各地,使皈依基督教的人急速地增加起來。其中表現傑出傳道者有王明道、倪拆聲、計志文、陳崇桂、王載、王峙、賈玉銘、楊紹唐、鮑哲慶、江長川、趙君影、趙柳塘、陳維屏、敬奠瀛等人。

    就在上述中西傳教士以及傳教團體的齊心努力之下,基督教在中國再次有了豐碩的收穫,據統計,到大陸解放前(1949年),信徒人數已增至八十三萬餘人,與戰前最後一次統計人數(1936年)的五十三萬餘人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教堂的數目也增加到六千五百餘所,較戰前的統計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這都充分顯示戰後基督教全面復甦的景象。

    另外,基督教會於戰後全面復甦的景象,還可從其文字宣教事業之急速和蓬勃發展中見其端倪。聖經公會印行的中文聖經,單在1946年就分送出三百萬本,而其他幾家有悠久歷史的教會書局與出版部,像廣學會、青年會出版部、浸信會出版部等,也都配合戰後廣大的市場,出版了數量極多的書籍,以供各方之需。從學術思想、教會歷史、新舊約釋經解經書、講道集、詩歌集及至福音單張,應有盡有,內容繁多,或舊著重印,或譯著新印,或新著出版,總計其各類圖書的出版與銷量都遠超過戰前的最高紀錄。當時,在戰前已積極籌劃及編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計劃,因戰亂被迫停止,如今又再度恢復工作並完成。這「基督教歷代名著」五十三卷的編譯完成使基督教有了與佛教的「大藏經」,道教的「道藏經」相抗衡的經典著作,這意義十分重要。

    戰後在基督教教育方面也有豐碩的成果,各基督教會設立的大、中學校像金陵、燕京、東吳、聖約翰、華中、齊魯、滬江、之江、嶺南等院校,都全面覆校,由大後方遷返原校復課。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戰爭勝利後的兩年,全國各教會大學招生時,申請人學者高達十一萬人之多,遠遠超出各校可能容納之量數倍之多;各教派設立的神學院校,也於戰後全面覆校上課,積極培植新一代的教會工人。據統計顯示,到解放前時,新出道的傳教士連同舊有牧師的總數,已恢復戰前的數目;而在這一個時期入學的神學生,除了數量增加之外,他們的質量也大為提高,其中有許多位大專畢業的獻身者。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

 

    在內地開放期,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傳教士是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的生平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45年出生於英國威爾斯省一浸信會執事的家庭,自小受宗教所薰陶。13、4歲時,在威爾斯大興奮與運動中決志信基督。後來就讀師範學校,1865年進入浸信神學院選修神學。1868年在聽了魁麗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ness)演講關於中國及印度福音工作的需要後受感動,立志赴華傳道。1869年11月,在浸信宣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援下來華,1870年2月到達上海,即轉山東煙台,開始了在中國四十餘年的宣教生涯。

   

李提摩太的神學思想和宣教方式

 

    李氏根據太10:5-42中尋找“好人”的觀念,認為“好人”就是指中國民間宗教領導者或社會領袖,“好人”是上帝為福音工作所預備的。

    李氏也認為上帝的國度“不只建在人的心裡,也建在世上的一切機構裡,為使人現在或將來得到救恩,包括身體和靈魂…”

    李氏的宣教方式可以說是“間接佈道”形式。他注重社會服務和賑災。大力賑濟1876年山東的災荒,發賬銀3萬多兩,暫時收養了400多名孤兒。1877年山西又發生嚴重災荒,李氏又募集賬款12萬兩。通過賬災,李氏在官紳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結交了不少政府官員。

    李氏更熱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說:「中國朝臣無知乃是無教,中國圖強之要在於教。」曾要求母會等差會在中國18省各設立一高等師範學校,傳授西學給中國官紳等。在1890年,應李鴻章之聘,擔任《天津日報》主筆藉此提倡中國改革。

    李氏後來積極參與西化改革。1892年接任「廣學會」會督,更力爭“開啟皇帝和政治家們的思想”。籍《萬國公報》(周刊)大力向中國推行各種新知。引起清廷的重視。後來更參與維新運動。李氏認為中國富強,不只要重“西藝”更必重“西政”,並以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提出具體改草方案。

 

戴德生與內地會

 

    在內地開放期,十九世紀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是著名的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先生。他是1854年來中國的英國傳教士,是一位醫生。他曾經說過︰“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是一位屬靈的偉人,是上帝所重用的僕人。

 

戴德生的生平

 

    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1832年出生於英國,三代均為衛理公會的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位成功藥劑師和牧師,戴德生在年青時曾跟父親學習藥劑,這對他後來在中國的宣教很有幫助。他父母曾禱告上帝,如果上帝賜他們男孩,願這男孩能成為中國的傳教士。戴德生十七歲時,清楚得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基督。不久,他蒙上帝呼召要去中國當傳教士。在1849-1853年間積極準備自己去中國,除了學中文以外,還學醫學,不斷運動去鍛煉身體,以求可以適應中國的艱苦環境。此外,他每日鍛煉自己過簡樸的生活,放棄一切享受,以上帝為樂,更多信靠主。為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放棄了那位不願和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倫敦的中國佈道會(The 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到中國當宣教士。廿二歲那年,他終於抵達了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人領路,孤單一人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道工作,數十年如一日。上帝賜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國奮興佈道家賓威廉。上帝亦賜他一位好妻子,是一個能幹、愛主、志同道合的伴侶。戴德生在中國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歲(1905)高齡時,才息勞歸主。那一年,由上海至倫敦,都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思會,可見他是如何深受眾人的尊重。

 

內地會的創立

 

    戴德生原是由倫敦的中國佈道會差派來中國的,四年後,由於中國佈道會經濟結據,於是他離開了,成為自由傳道,以行醫過信心的生活。1857年,戴因病回英國休養,在休養期間,成立一個向中國內地傳福音的差會,目標是把福音傳入中國內地,“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就是這樣成立了。1866年,戴德生夫婦帶領了二十多位男女同工,一同啟程來中國,這就是中國內地會第一批宣教士。三十九年後即1905年,內地會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宣教團體、有宣教士828人,分佈在中國十八個省分。

 

戴德生的神學思想

 

     戴氏的神學思想可簡列如下:

一.     持定末世論(Eschatological Stand),認為人死的境況最重要,他說:「人不是在地獄的火中永遠被燒,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遠喜樂。」

二.     靈性重於物質,認為中國的需要實在屬靈信仰方面,當靈性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需要也會迎刃而解。嚴格劃分“神聖”和“世俗”的工作,認為“世俗”事物必須能使我們帶人歸主,才值一做。他說:「如果我們用醫療工作替代福音的傳講,或用學校教育代替聖靈的能力,都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過程,而非借著聖靈的再造,來改變歸正,這將是極大的錯誤。」

三.     強調禱告的功效。認為帶人歸主,幫助人接受基督得聖靈充滿禱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內地會的特點

 

一.     內地會是一個沒有宗派的宣教團體,所以他是沒有限制和屬於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負擔,條件合適的人都可以加入內地會。

二.     目標是將福音盡快傳遍中國,每進入一省即建傳教站,然後向四周府縣擴展。

三.     注重適應中國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傳教士要學習在生活、語言、起居和衣著上盡量中國化,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四.     傳教不借政治勢力而憑愛心,在教難中:(“揚州教案"和"義和團運動”)不要求英政府庇護,更拒絕人命賠償。情願用無價的生命來見証基督的愛和寬容。

五.     著重宣教的心志多於其教育程度。內地會認為教育程度並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傳教士的條件,內地會是會接納的。但其中也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如︰“劍橋七傑”–著名的七位劍橋大學畢業生,便是內地會的傳教士。

六.     在經濟上完全憑信心仰望上帝︰戴德生認為上帝的僕人當憑信心生活,不借貸、不募捐、完全仰賴上帝的供給。內地會每個月都等候上帝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每個月把收到的平分給傳教士,這些就是傳教士的工資。因此,內地會的傳教士,每個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心,並能捱苦。

七.    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文字、教育、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1866年至1905年,這卅九年中,因內地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數有兩萬,而且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成績。所以回顧歷史,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是深遠的。                         

戴德生成功的因素

 

內地會的成功有以下的原因:

一.     環境的有利條件︰戴德生在中國傳教的四十年,中國是比較安定的。因著條約的簽定,宣教士在中國可以自由出入內地一些省份,中國人在那時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賜︰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組織能力和行政領導恩賜的人,二十年來,戴德生承擔了內地會的領導工作。直到1885年,內地會組織擴大後,才從宣教士中選出十位資歷深厚的宣教士,負起領導的工作責任。這都是戴德生有遠見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單純的信心︰戴德生體質虛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於是驅使他單純去依靠上帝。戴德生不但在環境條件好時去仰望上帝,即使環境條件惡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楊州教案,以及1895年發生的義和團事件,戴德生同樣以單純的信心去仰望上帝。義和團事件時,共有五十八個內地會宣教士被殺,他們真正做到了“為主而活,為主而死”。

 

 

內地開放期的宣教方法

 

    在1860年至1900年這段“內地開放時期”,傳教士所採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是與開拓期和五口通商期的宣教方式相同。不過隨著環境的更開放及更多的機會,宣教工作在各方面都有十分明顯的發展。這段時期的傳教士,不但熱心傳福音,而且更盡心竭力的參與各項社會服務,特別致力於社會的改革,使中國社會整體,更加進步、安定和繁榮。傳教士積極的改革中國社會,嘗試除掉一些違反天理的傳統習慣,如纏足等,都是很有果效的。

 

傳教士的改革工作

 

    傳教士從事的社會服務和改革工作,對中國社會日後的發展和進步,是有極重要的影響。

 

一.     禁止纏足運動。中國婦女纏足的習慣是從五代後唐時期開始的,一直到清朝,這種習慣在漢人中間,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傳統。清朝政府,曾幾次下令禁止婦女纏足,但在社會觀念壓力之下,沒有產生任何果效。當年的傳教士,也是在這樣不利的形勢下,為中國婦女爭取公道。首先從教會學校開始,所有女學生,不得纏足。1874年,組織了中國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廿年後又組成了“天足會”,推廣至整個中國社會。以致日後纏足的陋習終於被推翻,傳教士的功勞是值得欣賞的。

二.     禁煙運動。由主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當時傳教士李雅各就曾經與駐中國的英國大使,商談關於禁止鴉片輸入中國的問題。1875年,廣州教會的信徒成立了“羊城勸除鴉片公會”,一方面聯繫各地的鄉紳父老,響應戒煙運動;另一方面也鼓吹地方教會,組織類似的機構,來推動禁煙運動。如︰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漢口、北京和其他重要城市。此外,還有不少教會醫院,成立了戒煙中心,協助中國吸鴉片的人戒煙。

三.     賑災運動。在1876年至1879年,華北五省、包括山東、直隸、山西、陝西和河南等省發生了一次十分嚴重的大旱災。因旱災死亡的約有一千萬人。傳教士有見及此,自動展開賑災的工作,用行動來表達基督教對社會的關懷。當時傳教士所作的工作有三方面︰    (1)寫文章寄給報紙刊登,在文章中報導災情,引起中、西方人士的注意和同情,並呼籲捐款救災。(2)傳教士將捐款收集,分發給各地災民。(3)出版一些災後檢討的小冊子,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些治本的建議,以避免旱災再次發生。其他還有︰取締娼妓和收養孤兒,照料棄嬰工作等等。宣教的方式從此開始轉為社會的改革和社會服務。

 

傳教士的文字工作

 

    文字事業有:

一.     京師同文館:譯書機構,近代化學校。1862年由恭親王在北京設立,1863年丁韙良到北館任教,1869年任總教習,總管教務達30年。在其中任教的還有包爾,司默林、傅三雅出版《萬國公法》《公法便覽》、《各國史略》等。

二.     澳門有華聖經書房和上海美華書館。主要出版聖經、讚美詩、科學和醫學譯本,例如《地理略論》、《萬國藥方》等。

三.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19世紀譯本最多,影響最大譯本機構。1868年開館,在館中供職的西方傳教士有英國聖公會傅爾雅、美國監理會林樂知等。此乃館譯書到1899年已有126種,其中有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地質、醫學、軍學和兵制、工業和商業、政治、史志等。

四.     格改書院:中國近代最早的科普團體。1874年由傅爾雅於1876年正式成立,出版《格改洰編》,論題包羅萬象:天文、地理、機械字、電學、醫學等等。廣受歡迎。

         

出版刊物方面有︰

一.     萬國公報,前身為“教會新報”,由美國宣教士林樂知在1868年創辦了。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包羅萬象,是當時一份十分寶貴的報導性刊物。中國知識分子,對它深具好感。領導“戊戍維新”和“立憲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該報的長期讀者。民國前後,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也是由“萬國公報”發表的,該報共發行了卅四年,是清朝中文報紙中,影響力最廣的。

二.     廣學會︰是基督教傳教士在近代中國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1887年由英國長老會書廉臣創辦,初名「同文書會」,1892年改名廣學會,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接任督辦,出版大量的西方書籍:《治國要務》、《天文地理》、《地理全志》、《自酉祖東》、《西國學校》、《富國策》、《五洲教務》等。翻譯外國書籍的出版有四、五百種之多,其中科技書也不少。

 

傳教士的教育工作

 

一.     教會學校。當時創辦的比效著名的教會學校有:

    1864年美國長老會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的榮養學堂。

        1867年美國公理會在河北通州設立了學院,後經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的努力於1889年擴建成大學。

        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若瑟將聖公會原開設的培雅書院和度思書院合併為聖約翰書院,美國傳教士卜航濟致力將其建成聖約翰大學。

        1881年,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開了中西書院。

        1884年,美國哈巴牧師在廣州創辦“格林書院”,即嶺南大學的前身。

        到1877年,在新教學堂中已有6000人就讀,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

        當時大部份傳教士主張以辦學方式推進基督教傳教事業。

        謝衛樓提倡說:「教育是未來中國的一種力量,基督教會必須為了基督使用這種力量,否則撒旦就會反對基督。教會必須積極舉辦教育,…這樣就可以使基督徒佔據有勢力和有影響的地位,在政府做官,做傳授西學的教師、當醫生、商人…」。狄考文更說:「基督教與教育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天然親和力;通過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論理道德滲透到整個社會結構中去,從而使中國基督化」。

    二. 女子教育︰1864年,教會學校的學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三是女學生。1869年開始才開始發展,女學生的百分比數增加三倍。在出國留學生中,竟然有三位是女性,而且都是學醫,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很驚人的突破。

三.    盲人教育︰英國宣教士莫菜,在1871年,將法國人布菜爾的盲人點字,加以改造,使適用於中國。1874年創辦第一間盲人學校︰1887年又創辦了聾啞學校。

 

醫療衛生工作

 

     1891年在廣州創辦了第一所痲瘋病院;1898年在廣州又成立了第一所瘋人院。

     著名的醫院有:廣州的「溥濟醫院」、香港「雅麗氏醫院」、漢口「仁濟醫院」、武昌「仁濟醫院」、杭州的「廣濟醫院」、福州的「柴井醫院」、蘇州的「博濟醫院」等合英美教會共約五十餘家。

     醫學譯著由美國長老會牧師嘉約翰編有:《西醫略釋》、《眼科撮要》、《劇症全書》、《炎症》、《化學初皆》、《衛生新編》、《體用十章》等。英國倫敦教會牧師譯著:《西醫五種》、《全體新論》、《博物新編》、《內科新說》、《婦嬰親說》等。

     更積極培養西醫人才。嘉約翰倡辦南華醫學校,後又有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更送一批學生到英美學西醫,如黃寬、石美玉等。

    總而言之,這些工作的基本精神,是讓中國人分享到耶穌基督的愛,從而考慮去接受耶穌基督。

 

“內地開放期”外國傳教士的工作

 

    在1860年至1900年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有一部分促進了中國教會的自立自養,更主要工作是傳福音和栽培信徒。

 

    1877年5月,傳教士們召開第一次的全國宣教士大會,地點在上海,共有142位宣教士出席,會議很成功。這些傳教士來自中國各地,很有代表性,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在大會中都被提出來討論。包括文字工作、教育工作、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工作,另外拜祭祖先,纏足、禁煙運動等問題也有提及。在當中,對這些問題也想出了一些積極的解決辦法,氣氛非常融洽,傳教士們也彼此鼓勵和互相幫助。

 

    1890年,傳教士們在上海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宣教士大會,參加的傳教士有445位,代表了37個不同的差會。傳教士們就在宣教方法和遇到的困難等方面互相交換意見。傳教士們並同心籌備翻譯一本統一的中文聖經譯本。這次會議記錄並譯成中文,派發給中國教會的信徒作參考。雖然參加這第二次大會的中國信徒只有兩位,但實在是一個好的開始,使中、西方信徒領袖,在主裡有更好的合作和溝通。

 

英國教會和宣教事業

  英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其中愛爾蘭南部已成為獨立國家,只有北愛爾蘭的六個縣仍然歸屬英國管理。

  8世紀以後,英國的教會在傳福音的歷史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特別在19世紀,英國的宣教士到印度、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傳福音。福音甚麼時候傳到英國?英國的教會是何時開始建立的呢?

 

根據教會歷史,在第一世紀末了和第二世紀開始,當羅馬政府管治英國時,福音已傳至英國。主後314年教會在亞爾勒開會,即有約克(York)、肯特(Kent)的主教參加,可見當時英國已經有了教會。英國當地的原住民是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s),是非常強悍的民族,敬畏鬼神。大約主後400年左右,有一位愛爾蘭宣教士帕提克(Patrick)將福音傳到蘇格蘭,也傳到英國;因此有人說英國的福音是愛爾蘭人傳過去的。

 

帕提克生於威爾斯南部,父親是教會的執事,祖父是牧師。六歲那年,被盜匪綁去,關在愛爾蘭島上六年之久。後來他逃到歐洲大陸,在法國南部海岸上的勒林修道院住了一段時期。主後432年,奧色勒主教按立他為宣教士,差他到愛爾蘭工作。他在愛爾蘭、蘇格蘭、英格蘭一帶傳福音,直到主後461年 才離開世界。他半生在英國各地傳福音、建立教會,並加以組織,編成系統,成立小組到處傳福音,形成教區制度。他的毅力、熱心實在令人敬佩!他所主持的修道院與其他修道院有些不一樣,男女可以住在一起。主要是研究聖經、預備自己出去傳福音。目的是訓練兩種傳道人,一種牧養教會,另一種開荒宣教。他的思想和工作對愛爾蘭的修道主義和神學院都有相當大的貢獻。

 

蘇格蘭教會另有一位出名的宣教士科倫巴(Columba),生於主後521年,卒於597年。科倫巴也是愛爾蘭人,在修道院當修道士。他效法帕提克傳道的方式,只要有幾個人信耶穌,便馬上訓練他們建立修道院;短時間內差派他們到其他地方傳福音。這種方式,是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島福音很快傳開的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大貴利從羅馬差派宣教士到英國,起初好像沒有甚麼衝突,慢慢問題便發生了。在英國建立的教會,必須歸屬於羅馬,信徒的奉獻也要歸到羅馬。後來為了守復活節、禮拜的儀式,及傳道人犯罪由誰審罰等問題發生爭執,致使羅馬來的宣教士與英國本地教會發生激烈爭論。主後664年舉行會議,討論教會的司法權是屬於羅馬或是當地教會,最後的決議還是屬羅馬的一方佔優勢。英倫三島先後接受羅馬的權威,威爾斯則遲至12世紀亦歸順了羅馬。基督教成為國教則應從950年開始,英皇威廉王一世決定以基督教為國教,國王必須是基督徒。英國教會經過600年的發展,由於太過著重形式變得暮氣沉沉。傳福音工作大約沉睡了1,000年,到約翰衛斯里(John Wesley, 1703-91)出現,才帶動起教會復興。17、18、19世紀,教會弟兄們姐妹都非常火熱,鼓勵人宣教、傳福音。有的到了非洲、有的到亞洲的中國及南洋各地。

 

英國教會對中國有很大貢獻,最早組織到中國傳福音的是18世紀初期的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最有名的是內地會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China Inland Mission)。英國威爾斯在1904-1909年間也有大復興,禮拜堂坐滿了人。可是,英國的教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慢慢衰微,主要原因是教會不再注重講耶穌的救恩和研究聖經。感謝主!現時有華裔信徒在英國傳福音,這是很奇妙的事。相信上帝要用中國人,到世上各地傳福音。

歐洲大陸的教會和宣教運動

 

  歐洲分為好幾個部分,有西歐(英國、荷蘭、比利時)、北歐(挪威、瑞典、丹麥)、南歐(西班牙、葡萄牙)、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義大利), 和東歐一些小國。

  歐洲在第一世紀,多數屬羅馬帝國管治。經過好幾百年發展,每一個地方的民族漸漸獨立,就不屬於羅馬帝國掌管。在這些過程中,最強盛的要算 是法國。法國在主後第四、五世紀脫離了羅馬的管理,接著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福音大約在第五世紀就傳遍整個法國。國家與教會有很密切關係,國家的領袖大都是信徒。他們有學問、有產業,漸漸建立有規模的教會。教會一擴大,內部就慢慢有腐敗的事,例如錢財不清楚,及權力、地位紛爭等問題。

 

主後687年法國有一個年輕有為的人名叫皮平,在一次戰爭中奪取了大權,當時正面臨回教興起。回教是在主後630年左右,開始以武力達至宣揚教義的目的。

  主後639年到641年,埃及教會幾乎被回教消滅。回教佔領埃及後,往西打到西班牙。當時西班牙教會已經接受亞流主義,也就是單單接受獨一真神而不接受三位一體的教義,也不接受耶穌具神性的理論。

  回教徒發現,西班牙的信仰與回教的信仰相似,且西班牙教會領袖多數很有學問,教會雖然受回教管理,卻沒有完全被消滅。回教統治西班牙後, 到了法國。主後732年,回教軍隊與法國軍隊發生衝突。當時法國出名的查理曼王(Charlemagne,皮平的兒子)是個基督徒,為主、為國爭戰,將回教徒打敗,阻止回教徒擴張,這在教會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事。

 

這一次戰爭順利,不單讓法國脫離回教的統治,也慢慢建立了教會的威信。不久之後,法國向羅馬爭取中央統治權。在貴利三世領導下開了一次議會,建議將拜偶像的人革除教籍。結果法國和羅馬教會意見不同,發生衝突。這時康士坦丁堡教區也反對拜偶像的事,就與法國聯合對付羅馬。這次糾紛把教會分成分別依附東西羅馬。這次事件讓我們看見,當教會為了爭取統治權,就容易走上異端的道路,或離開聖經的真理,這真是件可惜的事。我們應當以耶穌基督為教會的元首,不要為了爭權,使教會分裂;只要順服基督權柄,做我們當做的事。

 

查理曼王本身不但是位戰士,也是位軍事天才,有統治、組織、行政等才能。他除了開拓疆土之外,並鼓勵學術、教育和法制。法國在教會歷史上,也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有不少法國人,藉著國家的支持,到各處宣教。

  此外,西班牙也曾差派宣教士到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在國王腓力二世的支持下,派宣教士到印度、菲律賓。葡萄牙人也不落後,到印尼、台灣、澳門傳福音。

  至於德國的教會,在主後第七世紀,開始形成有規模的教會,紛紛蓋建禮拜堂,發展教會的工作。到了馬丁路得改教,更帶來德國教會極大的轉機,開始差派宣教士到各國去。德國教會的「路得宗」、「信義宗」,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建立了屬於他們宗派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