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時代瀰漫一種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氣氛。十九世紀可謂基督教四面受敵的一個世紀，而這種情形先是出現在歐美地區，漸漸也在宣教國家看到。
自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對基督教是極度地敵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但把人的起源問題重新定義了，更否定了人墮落的事實。人乃是步向更進步、更完美的境界，而非從完美中墮落下來的。而啟蒙運動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把人的理性和經驗高舉到上帝的地位，成為判斷一切真理的準繩。人從此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上帝 的啟示也能夠有知識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Imperialism）都告訴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的。後來，雖然康德（Emmanuel Kant）有意為上帝或宗教挽回一絲地位，但他的作法乃是把宗教與科學分家，視前者為屬於本體界（ontological world）的事，後者為屬於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的事。意思就是說，理性和感官所處理的是物質界的事，而像上帝、倫理、自由、不朽等事情則在一種不可摸、不可見的世界中，不能由科學來證實或否定的。這樣一來，從一方面而言，現象界的一切知識則無須靠上帝的啟示來認識了，因此，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切創造界的主、上帝的道也不再是無所不及的，而只是侷限於所謂的本體界而已了；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上帝的信仰乃成為非理性和感官所能及的，因此就並非一件客觀性的事情了。康德的影響力甚為巨大，往後的哲學、神學和護教學都受到他的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在知識界和社會上享有主導地位，而是反主為客了，她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掙紮著為這古老信仰做出辯護。而人們對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證之上帝的信仰，也從此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後裔在受到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就發展出一套新派神學。新派神學的特點就是否定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否定人類墮 落的事實。既然人沒有犯罪墮落，也就不會有人滅亡。上帝乃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會得救的。有「新派神學之父」之稱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給宗教重新定義。他認為宗教的本質不再是上帝的客觀啟示，而是人內心的一種主觀的宗教感。十就世紀的哲學也同樣地走向了把主觀經驗客觀化、把相對的事物絕對化的道路。各種各樣的聖經評鑑學相應而生。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許多社會上不公義的問題，使美國一些曾經受加爾文神學影響、有文化使命感、但後來接受新派路線的教會人士，也開始對罪重新定義。他們不再視罪為個人性的，而是社會組織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他們主張人本身是善的，惡乃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書中所表達的。於是就有「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產生。如果說律法與恩典的關係是十八世紀的神學議題，那麼罪為個人性還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則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神學議題了。
與此同時，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的氣氛變得非常地悲觀。曾有日不落之國的大英帝國這時開始漸漸衰落，而那些曾經以為基督的國能因大英帝國的擴張而廣傳普世的基督徒，現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極的圖畫。因此，這時就有愛爾蘭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發展出一套消極的世界觀。他重新解釋聖經，把聖經分為七個時代，即所謂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張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教會時代」乃是要面臨世界的攻擊的。在基督再來之前，這世界是會一直衰敗下去的，而我們的責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靈魂、建立教會。
這裡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在回應這種時代的挑戰時，就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悲觀的時代論路線，一是樂觀的新派神學路線。前者這種聖俗分明、避世消極的末世觀，在傳到美國後，起初並沒有受到廣泛重視，只是在美國南部的一些浸信會教派中以及那些聖經院校中流傳。因為嚴格來講，美國並沒有經歷過歐洲的那種悲觀狀態。反之，美國此時正於國際舞台上漸露鋒芒。而世俗人文主義在歐洲是明槍明炮地針對教會的，但傳到美國後，情形卻不一樣了。它並沒有明顯地敵視教會或神職人員，反之，從美國建國到後來的接踵而來的復興運動，世俗人文主義一向是肯定宗教對社會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國人對前景是樂觀的，所以後者這種受世俗人文注意影響的新派神學，漸漸為美國的主流教會所接受。
就在這個時候，在瑞士出了一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寫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學家們的遊樂場上的一枚炸彈》。其實，巴特的神學，即所謂「新正統神學」不過是新派神學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已。 嚴格來講，應該稱為「新自由派神學」。他繼承了後康德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紀聖經批判學的立場，認為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是有錯謬的。他把上帝的啟示視為是一種超乎理性、超乎歷史的、上帝與人大能的會晤，而這種會晤則是不能用文字記錄的。聖經本身並不是上帝的話語，但人在與上帝會晤後，聖經就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巴特的影響甚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線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們向來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這種的聖經觀加到他們修訂的信仰告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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