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五九年一月四日，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年方廿四歲的司布真在倫敦城的艾克特堂（Exeter Hall）內，對男青年會所召集的大群眾講道。他的題目是："關于聖道的宣傳。"他懇切祈求復興："我們必得承認，到現在聖靈還沒有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澆灌下來……如果神的靈今晚降在會眾中間，臨到所有的聖徒，那將要生出何等的結果！我們所求的不是驚人的興奮，乃是神靈的澆灌……現在是聖靈向教會吹氣的時
候，但如微動的晚風。甚盼如大風吹過，掃空一切！這是我們現今所缺乏的。愿至高的神將這福氣賜給我們！"司氏的這個愿望終于達到。一八五九年春，英國大復
興的火焰由美國于一八五七年–五八年冬季所開始的復興消息所燃起，又擴展到愛爾蘭與威爾斯去。當年夏天，又擴展到蘇格蘭去，在那年年底，司布真寫著說：
“那有安舒的日期至終從主的面前臨到我國"（參看使徒行傳三19）。
在那蒙恩的一年中，沒有傳道人像司布真那樣蒙神重用的，倫敦城成為復興的中心，新花園街禮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le）的青年牧師（指司氏）的感力普及全地。
在此之五年前，當司年甫十九時，他辭去靠近劍橋一處地方的小浸信會，應聘為倫敦城教會牧師職。（按：司布真于 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 出生于艾賽克斯省的凱爾文登（Kelvedon Essex）。他在一八五Ｏ年的正月悔改歸主。
他首次在新花園街禮拜堂講道是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茲后于一八五四年四月應聘為該堂牧師，直到死時。）這是一間非常衰落的教會。坐席可容一千二百人的禮拜堂，每次聚會只有二百人參加。但不到一年，禮拜堂已座無虛席，大有人滿之患。一八五五年二月，因為教堂增建關 系，聚會移至艾克特堂（可容二千五到三千人），直至五月會堂落成。其實新花園街禮拜堂的增建尚不敷用，因于一八五五年全倫敦城得知這位新青年傳道人在他們中間。新聞記者報導說：”自從衛斯理與懷特飛的日子以來，這種宗教上的狂熱是向所未聞的。"一八五六年六月，該堂晚間聚會又不得不改在艾克特堂舉行，于是 為興建新堂而募捐。于當年十一月，該堂早禮拜又遷移至舍里園音樂大會堂（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舉行，一連有三年之久。在此期間，每主日來聽司布真講道的人數，在五千與九千之間！同時司布真每周講道有十次之多。在一八五九年，他曾在蘇格蘭、愛爾蘭，多數是在英格蘭傳道。他拒絕美國方面的懇請，但他的講道詞曾廣為美國以及世界他處人士所閱讀。
因此可知，聖靈的能力與司氏的証道同在，乃遠在一八五九年以前，這有丰富的証據。在那復興之年的末尾，他在《新花園街講道集》第五卷的序言中寫著說： “在神慈愛的顯示中，得見聖靈丰富的果實與說不出來的喜樂，誠為快慰之事。……過去六年之久，聖靈澆灌有如甘露，從未停止，恩雨繼續滋潤。"司氏又說：” 此時信眾數目比以前更多，教會的熱心大大增長。"這在司氏的工作中，乃為最顯著的一年。
此后于 三月一日 在懷特飛的禮拜堂內講道，聽眾達一萬人之多。本年七月司氏初次往威爾斯布道，又在露天布道，聽眾約在九千與一萬人。在鄉間露天布道乃司氏當時工作的常態，甚至在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他仍對四千聽眾作露天布道。
司氏在舍里園音樂會堂的最后一年是一八五九年。某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如果該會堂不守安息日將停止使用，那么會堂將失去一筆可觀的租金。結果他們迫使司氏履行諾言。因此在本篇內將臨別講道詞包括在內。此后，該會堂"在道德與經濟方面日漸衰落"，并且于一八六一年六月被火焚毀。多年后，有位聽者將當時在 該會堂最后几次聚會所得印象記錄如下："我將永不遺忘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七日 司布真所講的題目'神大能的作為'。他那天早晨的講道是何等愉快！天氣炎熱，司 氏不住揮汗，但這身體上的不爽，絲毫不影響他的講道﹔他的言詞流利，口若懸河。在音樂會堂最后舉行的聚會，是在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我也參加。那時天降大霧，但聽眾并不因之減少。司氏講題為'神全備的旨意'。我現在回憶起來，那是我青年時代最快慰的經歷。"
本書所包括的前五篇講道詞都是司氏講于舍里園音樂會堂的，而且又是他講詞中最優秀的代表作。司氏講道的內容是他吸引大群眾的主要因素。有什么能力來召集八千人的聽眾呢？是借著廣告宣傳嗎？饒有興味的禮拜節目嗎？音樂的伴奏嗎？會后的個人談道工作嗎？不是的，司布真在當時一點沒有這些花樣翻新的東西！他 所講的就是純正的福音，正如今日各處所講的一樣。但在今日教會中所傳的福音，有司氏當時所發生那樣的效果嗎？盼望凡讀這講道詞的人仔細思索。
司布真講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學。他再度發現教會大部分所忽略的–就是所謂"加爾文主義"教義的傳道能力。在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舉行首都聖會所（Metropolitan Tabernacle）建基石典禮時，司布真即已宣布眾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我們相信加爾文主義的五大特點，我們看這五大特點乃是從基督的十字寶架上所 放射出來的五條大光。"（The Life and Work of C. H. Spurgen, by G. H. Pike, Vol. II, P. 315）一八六一年聖會所舉行開門典禮，司氏的講道題目就是這五大特點 –人類的墮落，神的揀選，限定的贖罪，有效的恩召，聖徒的堅守。不但不成為傳道的攔阻（即如今日有些純正信仰的人士這樣以為的），司布真以為這些偉大的真理乃是傳福音的大能力。"揀選？是的，我相信揀選，揀選不但有滲透的能力，好似鹽的能力，對于其他的教義也有調味的功效。最純潔的傳道是從這個真理發出來的。……這真理是神的角聲，喚醒在靈性上已死了的人。因為這真理榮耀神，所以神也榮耀這真理。"
此外，司布真相信在傳揚這些真理與教會復興之間有重大關系。在教會歷史中，差不多任何的復興都是由純正信仰發生出來的，這很少例外。當教會突然從伯拉糾派教義所致的沉睡中驚醒的是什么力量呢？豈不是奧古斯丁的偉大工作嗎？宗教改革是什么呢？豈不是驚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這些古老的真理嗎？不論現代的信義 宗離開他們原初的教義有多么遠，我必得承認在他們中間有些人不同意我現在所說的，然而無論如何，路德和加爾文關于預定是毫無爭論的。他們的意見相同，路德的名著《意志的束縛》（Bondage of the Will）是一部論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書，也正如加爾文心中所想要寫出的。請聽他在那本書中如何吼叫的："讓基督徒讀者知道，神的預見決不是偶然的：祂 的預見、計划、行動是出于祂永遠不變的旨意。這就是對自由意志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還用我再提胡司、耶柔米、法勒爾、諾克斯約翰、威克里夫等人的大名嗎？ 這些人都是主張同一的見解，那時候所謂亞米紐斯派的復興是向所未聞的。就拿現代來說吧，在衛斯理所領導下循道會的大復興，其根基也在乎加爾文主義的教義。循道會的大部分領袖是反對伯拉糾主義的。他們認為人類完全墮落，聖靈直接工作的必要，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乃是由神開始的要道而爭辯。他們否認自 己是伯拉糾派。循道會人士豈不是和我們同樣堅定主張：人得救是由于聖靈的工作，而只靠聖靈嗎？在衛斯理的講道中，豈不充滿了聖靈對重生之必要的偉大真理嗎？不論他有什么錯誤，他繼續傳講靠聖靈重生的絕對必要。還有几點極其相近的辯論，例如人類完全的墮落。當我們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不能自己相信的時候， 不論人怎樣斥責我們，然而那古昔的亞米紐斯派信條卻都如此相信。不錯，亞米紐斯派說神把恩典賜給每一個人，但他們不能辯駁一件事實，那就是若離棄神的恩典，人不可能作救恩中的任何事。有人說加爾文主義的道理是不能復興教會的，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謬。請你看一看美洲大陸的復興，那是在愛德華滋的講道之下所發 起的。再看蘇格蘭教會的大復興，那是馬欣尼（M’ Cheyne）所講的道而引起的。神都使用他們所講的道，引領千萬人歸主得救。我個人確實的相信，加爾文主義的道理向來不會使教會沉睡的，只要人們支持這些真理，我個人不是說驕傲的話，我最近給施洗的那一千六百人都是活見証人，証明這古老的真理在現時并未失去它促進宗教復興的能力。"
論到那些無能力的傳道人，他們的講道不能感動人，司布真說：“我相信那緣故，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他們怕傳講那合乎福音的加爾文主義， 因此主不能承認他們。"當提到這些真理對他自己教會的影響，司氏說："在每月許多准備受洗的人中，大多數是青年人，年長的也不少……我很喜歡聽到他們每個 人，不但就因信稱義的偉大基本真理發表意見，而且也有在恩約之道中受澈底訓練的証據。我相信，我們的教會在過去數年間所以如此蒙神祝福的緣故，就是新加入教會的大多數人，在清淨教派與盟約派（Covenanters）的古老信仰中有相當建樹，因此還沒有走向歧途，離棄我們。"（同書第225頁）司布真勸勉 他作牧師的同工們說："弟兄們，傳道最要緊的事就是講真理。如果我們要想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必得固守真理。”
司布真認為亞米紐斯主義乃是危害福音的錯誤–就是說基督是為救世上所有人類而死，在神改變人之前，他必須自己決定接待基督與否。他公然地指責說：" 羅馬教的異端是什么呢？豈不是在耶穌基督所完成的功勞上要加添一些東西，帶進屬血肉之體的行為，來幫助我們在神前稱義嗎？那么亞米紐斯派的異端又是什么呢？豈不是在救贖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東西嗎？……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說，在今日若不傳講所謂加爾文主義，就不是傳基督并祂釘十字架。加爾文主義不過是一個綽號而已﹔加爾文主義就是福音，并不是別的。如果我們不傳因信稱義（不靠行為），我不相信我們是傳福音﹔我們若不傳揚神的主權之恩，若不高舉神揀選的、不 變的、永遠的、征服的大愛，我們所傳的就不是福音。除非我們所傳的是以選民特別的救贖為根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不相信我們是在傳福音﹔ 若是一個福音叫聖徒蒙召以后又墮落了，我也不能明幣這個福音。這樣的福音是我所憎惡的。（Autobiography, Vol. I, P. 172）
在一八五九年司布真于英國普萊頓(Brighton)地方講道。不久以后，當地新聞界宣稱司氏已放棄加爾文主義的道理，于是司布真寫了以下一段聲明寄給當地報館說："關于貴報聲稱我已放棄加爾文主義的要道一事，從始至終這乃是捏造，完全是出于惡意的杜撰。我在所講的道理上仍是始終如一，毫未改變，并且我盼望忠心持守這同樣偉大的真理，直到死時。"（The Life and Work of C. H. Spurgeon, by G. H. Pike, Vol. II, P. 327）多年以后，司布真改訂早年講道詞，預備再版時寫著說："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傳揚的要道，深引為樂。……至于真理的本身，我今日所站的立場，正如主當初召我的時候所啟示給我的立場一樣。"（Autobiography, Vol. II, P. 158）
一八九二年教會中的一般思潮與一八五九年的完全不同，正如司布真所預言的，一八九二年的神學就成為二十世紀初葉時的神學了："今日教會的離棄純正信 仰，將影響到下一個世紀……我說這話雖然在五十年以內被人憎惡，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說的。"自從全國（指英國）的大復興以來，如今一百年已經過去了。誠然 吾人當重新考慮神學變遷所帶來的結果。今日教會所以不能復興，原因就是沒有歸回司布真所堅持的神學。神學的改變真能夠對復興有所貢獻嗎？能促進敬虔嗎？能感動有罪的世界嗎？能吸引熱心的聽眾擁入教會嗎？當我們讀這几篇講道詞時，讓我們面對一個明顯的事實–一個偉大的變革發生了–是好、是壞呢？由于現今 對福音以及傳福音的觀念，教會是得著能力呢？抑或受到削弱呢？如果司布真所傳的是真正的福音，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然帶著能力傳揚這純正的福音呢？但愿一八五九年復興的百周年紀念能使多人思考這個問題，并尋求百年前的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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