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司布真講道

一 八五九年一月四日,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年方廿四歲的司布真在倫敦城的艾克特堂(Exeter Hall)內,對男青年會所召集的大群眾講道。他的題目是:"關于聖道的宣傳。"他懇切祈求復興:"我們必得承認,到現在聖靈還沒有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澆灌下來……如果神的靈今晚降在會眾中間,臨到所有的聖徒,那將要生出何等的結果!我們所求的不是驚人的興奮,乃是神靈的澆灌……現在是聖靈向教會吹氣的時 候,但如微動的晚風。甚盼如大風吹過,掃空一切!這是我們現今所缺乏的。愿至高的神將這福氣賜給我們!"司氏的這個愿望終于達到。一八五九年春,英國大復 興的火焰由美國于一八五七年–五八年冬季所開始的復興消息所燃起,又擴展到愛爾蘭與威爾斯去。當年夏天,又擴展到蘇格蘭去,在那年年底,司布真寫著說: “那有安舒的日期至終從主的面前臨到我國"(參看使徒行傳三19)。

  在那蒙恩的一年中,沒有傳道人像司布真那樣蒙神重用的,倫敦城成為復興的中心,新花園街禮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le)的青年牧師(指司氏)的感力普及全地。

  在此之五年前,當司年甫十九時,他辭去靠近劍橋一處地方的小浸信會,應聘為倫敦城教會牧師職。(按:司布真于 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 出生于艾賽克斯省的凱爾文登(Kelvedon Essex)。他在一八五O年的正月悔改歸主。

  他首次在新花園街禮拜堂講道是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茲后于一八五四年四月應聘為該堂牧師,直到死時。)這是一間非常衰落的教會。坐席可容一千二百人的禮拜堂,每次聚會只有二百人參加。但不到一年,禮拜堂已座無虛席,大有人滿之患。一八五五年二月,因為教堂增建關 系,聚會移至艾克特堂(可容二千五到三千人),直至五月會堂落成。其實新花園街禮拜堂的增建尚不敷用,因于一八五五年全倫敦城得知這位新青年傳道人在他們中間。新聞記者報導說:自從衛斯理與懷特飛的日子以來,這種宗教上的狂熱是向所未聞的。"一八五六年六月,該堂晚間聚會又不得不改在艾克特堂舉行,于是 為興建新堂而募捐。于當年十一月,該堂早禮拜又遷移至舍里園音樂大會堂(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舉行,一連有三年之久。在此期間,每主日來聽司布真講道的人數,在五千與九千之間!同時司布真每周講道有十次之多。在一八五九年,他曾在蘇格蘭、愛爾蘭,多數是在英格蘭傳道。他拒絕美國方面的懇請,但他的講道詞曾廣為美國以及世界他處人士所閱讀。

  因此可知,聖靈的能力與司氏的証道同在,乃遠在一八五九年以前,這有丰富的証據。在那復興之年的末尾,他在《新花園街講道集》第五卷的序言中寫著說:在神慈愛的顯示中,得見聖靈丰富的果實與說不出來的喜樂,誠為快慰之事。……過去六年之久,聖靈澆灌有如甘露,從未停止,恩雨繼續滋潤。"司氏又說:” 此時信眾數目比以前更多,教會的熱心大大增長。"這在司氏的工作中,乃為最顯著的一年。

  此后于 三月一日 在懷特飛的禮拜堂內講道,聽眾達一萬人之多。本年七月司氏初次往威爾斯布道,又在露天布道,聽眾約在九千與一萬人。在鄉間露天布道乃司氏當時工作的常態,甚至在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他仍對四千聽眾作露天布道。
  司氏在舍里園音樂會堂的最后一年是一八五九年。某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如果該會堂不守安息日將停止使用,那么會堂將失去一筆可觀的租金。結果他們迫使司氏履行諾言。因此在本篇內將臨別講道詞包括在內。此后,該會堂"在道德與經濟方面日漸衰落",并且于一八六一年六月被火焚毀。多年后,有位聽者將當時在 該會堂最后几次聚會所得印象記錄如下:"我將永不遺忘 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七日 司布真所講的題目'神大能的作為'。他那天早晨的講道是何等愉快!天氣炎熱,司 氏不住揮汗,但這身體上的不爽,絲毫不影響他的講道﹔他的言詞流利,口若懸河。在音樂會堂最后舉行的聚會,是在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我也參加。那時天降大霧,但聽眾并不因之減少。司氏講題為'神全備的旨意'。我現在回憶起來,那是我青年時代最快慰的經歷。"

  本書所包括的前五篇講道詞都是司氏講于舍里園音樂會堂的,而且又是他講詞中最優秀的代表作。司氏講道的內容是他吸引大群眾的主要因素。有什么能力來召集八千人的聽眾呢?是借著廣告宣傳嗎?饒有興味的禮拜節目嗎?音樂的伴奏嗎?會后的個人談道工作嗎?不是的,司布真在當時一點沒有這些花樣翻新的東西!他 所講的就是純正的福音,正如今日各處所講的一樣。但在今日教會中所傳的福音,有司氏當時所發生那樣的效果嗎?盼望凡讀這講道詞的人仔細思索。

  司布真講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學。他再度發現教會大部分所忽略的就是所謂"加爾文主義"教義的傳道能力。在 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舉行首都聖會所(Metropolitan Tabernacle)建基石典禮時,司布真即已宣布眾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我們相信加爾文主義的五大特點,我們看這五大特點乃是從基督的十字寶架上所 放射出來的五條大光。"(The Life and Work of C. H. Spurgen, by G. H. Pike, Vol. II, P. 315)一八六一年聖會所舉行開門典禮,司氏的講道題目就是這五大特點 –人類的墮落,神的揀選,限定的贖罪,有效的恩召,聖徒的堅守。不但不成為傳道的攔阻(即如今日有些純正信仰的人士這樣以為的),司布真以為這些偉大的真理乃是傳福音的大能力。"揀選?是的,我相信揀選,揀選不但有滲透的能力,好似鹽的能力,對于其他的教義也有調味的功效。最純潔的傳道是從這個真理發出來的。……這真理是神的角聲,喚醒在靈性上已死了的人。因為這真理榮耀神,所以神也榮耀這真理。"

  此外,司布真相信在傳揚這些真理與教會復興之間有重大關系。在教會歷史中,差不多任何的復興都是由純正信仰發生出來的,這很少例外。當教會突然從伯拉糾派教義所致的沉睡中驚醒的是什么力量呢?豈不是奧古斯丁的偉大工作嗎?宗教改革是什么呢?豈不是驚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這些古老的真理嗎?不論現代的信義 宗離開他們原初的教義有多么遠,我必得承認在他們中間有些人不同意我現在所說的,然而無論如何,路德和加爾文關于預定是毫無爭論的。他們的意見相同,路德的名著《意志的束縛》(Bondage of the Will)是一部論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書,也正如加爾文心中所想要寫出的。請聽他在那本書中如何吼叫的:"讓基督徒讀者知道,神的預見決不是偶然的:祂 的預見、計划、行動是出于祂永遠不變的旨意。這就是對自由意志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還用我再提胡司、耶柔米、法勒爾、諾克斯約翰、威克里夫等人的大名嗎? 這些人都是主張同一的見解,那時候所謂亞米紐斯派的復興是向所未聞的。就拿現代來說吧,在衛斯理所領導下循道會的大復興,其根基也在乎加爾文主義的教義。循道會的大部分領袖是反對伯拉糾主義的。他們認為人類完全墮落,聖靈直接工作的必要,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乃是由神開始的要道而爭辯。他們否認自 己是伯拉糾派。循道會人士豈不是和我們同樣堅定主張:人得救是由于聖靈的工作,而只靠聖靈嗎?在衛斯理的講道中,豈不充滿了聖靈對重生之必要的偉大真理嗎?不論他有什么錯誤,他繼續傳講靠聖靈重生的絕對必要。還有几點極其相近的辯論,例如人類完全的墮落。當我們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不能自己相信的時候, 不論人怎樣斥責我們,然而那古昔的亞米紐斯派信條卻都如此相信。不錯,亞米紐斯派說神把恩典賜給每一個人,但他們不能辯駁一件事實,那就是若離棄神的恩典,人不可能作救恩中的任何事。有人說加爾文主義的道理是不能復興教會的,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謬。請你看一看美洲大陸的復興,那是在愛德華滋的講道之下所發 起的。再看蘇格蘭教會的大復興,那是馬欣尼(M’ Cheyne)所講的道而引起的。神都使用他們所講的道,引領千萬人歸主得救。我個人確實的相信,加爾文主義的道理向來不會使教會沉睡的,只要人們支持這些真理,我個人不是說驕傲的話,我最近給施洗的那一千六百人都是活見証人,証明這古老的真理在現時并未失去它促進宗教復興的能力。"

  論到那些無能力的傳道人,他們的講道不能感動人,司布真說:我相信那緣故,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他們怕傳講那合乎福音的加爾文主義, 因此主不能承認他們。"當提到這些真理對他自己教會的影響,司氏說:"在每月許多准備受洗的人中,大多數是青年人,年長的也不少……我很喜歡聽到他們每個 人,不但就因信稱義的偉大基本真理發表意見,而且也有在恩約之道中受澈底訓練的証據。我相信,我們的教會在過去數年間所以如此蒙神祝福的緣故,就是新加入教會的大多數人,在清淨教派與盟約派(Covenanters)的古老信仰中有相當建樹,因此還沒有走向歧途,離棄我們。"(同書第225頁)司布真勸勉 他作牧師的同工們說:"弟兄們,傳道最要緊的事就是講真理。如果我們要想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必得固守真理。”

  司布真認為亞米紐斯主義乃是危害福音的錯誤就是說基督是為救世上所有人類而死,在神改變人之前,他必須自己決定接待基督與否。他公然地指責說:" 羅馬教的異端是什么呢?豈不是在耶穌基督所完成的功勞上要加添一些東西,帶進屬血肉之體的行為,來幫助我們在神前稱義嗎?那么亞米紐斯派的異端又是什么呢?豈不是在救贖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東西嗎?……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說,在今日若不傳講所謂加爾文主義,就不是傳基督并祂釘十字架。加爾文主義不過是一個綽號而已﹔加爾文主義就是福音,并不是別的。如果我們不傳因信稱義(不靠行為),我不相信我們是傳福音﹔我們若不傳揚神的主權之恩,若不高舉神揀選的、不 變的、永遠的、征服的大愛,我們所傳的就不是福音。除非我們所傳的是以選民特別的救贖為根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不相信我們是在傳福音﹔ 若是一個福音叫聖徒蒙召以后又墮落了,我也不能明幣這個福音。這樣的福音是我所憎惡的。(Autobiography, Vol. I, P. 172)

  在一八五九年司布真于英國普萊頓(Brighton)地方講道。不久以后,當地新聞界宣稱司氏已放棄加爾文主義的道理,于是司布真寫了以下一段聲明寄給當地報館說:"關于貴報聲稱我已放棄加爾文主義的要道一事,從始至終這乃是捏造,完全是出于惡意的杜撰。我在所講的道理上仍是始終如一,毫未改變,并且我盼望忠心持守這同樣偉大的真理,直到死時。"(The Life and Work of C. H. Spurgeon, by G. H. Pike, Vol. II, P. 327)多年以后,司布真改訂早年講道詞,預備再版時寫著說:"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傳揚的要道,深引為樂。……至于真理的本身,我今日所站的立場,正如主當初召我的時候所啟示給我的立場一樣。"(Autobiography, Vol. II, P. 158)

  司布真卒于一八九二年。當他活在世上的時候,他目睹教會的離棄純正信仰。在他的暮年時,人們稱他為"最后的清淨教徒",似乎是為信仰的獨立英雄。
  一八九二年教會中的一般思潮與一八五九年的完全不同,正如司布真所預言的,一八九二年的神學就成為二十世紀初葉時的神學了:"今日教會的離棄純正信 仰,將影響到下一個世紀……我說這話雖然在五十年以內被人憎惡,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說的。"自從全國(指英國)的大復興以來,如今一百年已經過去了。誠然 吾人當重新考慮神學變遷所帶來的結果。今日教會所以不能復興,原因就是沒有歸回司布真所堅持的神學。神學的改變真能夠對復興有所貢獻嗎?能促進敬虔嗎?能感動有罪的世界嗎?能吸引熱心的聽眾擁入教會嗎?當我們讀這几篇講道詞時,讓我們面對一個明顯的事實–一個偉大的變革發生了–是好、是壞呢?由于現今 對福音以及傳福音的觀念,教會是得著能力呢?抑或受到削弱呢?如果司布真所傳的是真正的福音,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然帶著能力傳揚這純正的福音呢?但愿一八五九年復興的百周年紀念能使多人思考這個問題,并尋求百年前的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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