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的「兩國論」

作者：廖元威(中華信義神學院專任老師兼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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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千年基督教發展史來看，教會與政權之間的互動一直是令人注目，且與基督徒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除了初代教會常須面對「凱撒是主」與「基督是主」 生死攸關的抉擇外；中世紀的教會，因著教廷宣稱教權高於政權(或教皇權勢遍及政教兩個領域)，歷史舞台上呈現的多是政教之爭的戲碼。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 不僅打破了大公教會大一統的局面(一○五四年東西教會分裂之後的另一丕變)，亦在政教關係上產生了多元的理念與型態。自此，各自表述，各行其是，似乎成了 常態。

有人說，政教不可能絕對分離，因為二者必會相互影響；因此重點應該在於政教之間的互動。然而談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從個人層面來看，則是基督徒如何身 處於這個世代的問題。不可否認，縱然強調「不屬世界」(約十五19，十七14、16)，亦無法抹滅「卻在世界」(十七11)，以及基督不求父「叫他們離開 世界」(十七15)的事實。為此，基督徒需要探求身處於這世上光景的答案，亦需明白我們與世界的基本關係。

「天上的國」和「地上的國」各何所指？是否上帝的治權僅止於前者，而後者真正的掌控者是那惡者？兩個國度只是靜態的並存，抑或呈現末世觀的張力(彼 此不斷衝突、爭戰)？基督徒如何看世上的政府，我們的社會責任以及政治參與應存怎樣的態度？這些問題，提供答案的神學家和教會領袖多得難以數算，本文的目 的，則在於嘗試探討路德的觀點和貢獻。

兩國論的歷史淵源

本文所謂的「兩國論」，一般的說法是「兩個國度的教義」(the two kingdoms doctrine)。主要是在探討政教之間，或是上帝的國與地上的國個別的定義與相互的關係。若就神學思想的淵源來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並不是討論此課題的第一人。然而，過去五百年來深深影響著教會歷史甚至人類文明發展的路德，的確在此教義上有其獨特的看法與貢獻。當然，路德的觀點也曾引發極多的討論，甚至相反的意見；而這一切都在表明這個教義的重要性。我們先談談它的歷史淵源。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是教會歷史中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他擔任北非之希波主教時，基督教雖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但仍需要面對國內不在少數之異教徒的挑戰。當 天災人禍頻仍，且面對教外人士歸咎於基督徒背棄祖先信仰的攻擊時，奧古斯丁以護教的立場，極力證明基督教的真實性。其歷史哲學(神學)的巨著《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寫成的。簡言之，奧古斯丁以「上帝之城」代表敬拜真神的基督教，以之對應「地上之城」所代表的敬拜假神的異教。既然確信邪 不勝正，他宣稱「上帝之城」終將勝過「地上之城」。這時的兩國論，是以「雙城說」(Two-City Theory)的型態出現。
同樣來自北非，並於492~496年間擔任教皇的格拉修一世(Gelasius I)則提出了的「雙權說」(Two-Power Theory)。雖然他在羅馬教廷與君士坦丁堡主教長間「爭論誰為大」的過程中堅持不相讓，卻在政教互動中採取了柔和的身段。在他短暫的任期內，格拉修致 力於清楚界定教會和國家各自的任務與權限。教會的職責在於導人成聖，是內在的、屬靈的；國家的責任則在於維護社會次序並追求現世幸福，是外在的、屬物質 的。這個世界分別是由祭司的神聖權柄和君王的權柄所統管，兩者的權力皆來自上帝：各有其範疇，各自獨立，各享自主，應互不干涉。基本上，格拉修主張政教分 權，各有所司，相互合作，以達今生與來世的和諧。這是兩國論的另一種型態。

中世紀的弗來辛主教奧圖(Otto of Freising, c.1111~1158)提出了教權至上的「雙劍說」(Two-Sword Theory，參路加廿二38)，試圖為嚴重的政教之爭謀求解決之道。奧圖出身皇室，他的外祖父(Henry IV)、同父異母的兄長 (Conrad III)、姪子( Frederick Barbarossa)皆曾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圖一生與皇室關係密切，且位居教會要職。他受過高深的教育，走的是以學術服務教會的路線。他重要著作有《雙城史》(Chronicle or History of the Two Cities)和《皇帝腓德烈史蹟》(The Deeds of Emperor Frederick，僅記載早年事蹟)等，被譽為中世紀日爾曼最偉大的史家。

奧圖所處的時代，基督教世界早已穩固的建立，然政教衝突嚴重，形成他所謂善惡的對抗。在《雙城史》一書中，作者修飾了奧古斯丁的論點，以基督之城代 替上帝之城。此時基督之城正與敵基督的地上之城(指不服教權的政權)對抗著。正如正邪之爭中上帝之城勝利了，如今的善惡之爭，基督之城亦必將得勝。對奧圖 而言，奧古斯丁筆下的上帝之城早已融合屬世權柄而形成當時的羅馬大公教會(天主教)，而這個教會正是古羅馬帝國一切權勢的延續。奧圖的努力，只不過是為中 世紀早已行之有年的教皇配有聖俗雙劍(基督將教權與政權同時賜與教皇)之實，再次作系統化的陳述罷了。七百年來，從奧古斯丁到奧圖，兩國論的教會官方立場 愈發緊縮，也愈益世俗化。

身處中世紀末期的路德，並不接受教皇同時配有政教雙劍的說法。早在1518年的〈九十五條釋義〉一文中，路德已經質疑教皇是否可能同時配有屬靈和屬 世的劍。他認為，從聖經來看，只有聖靈的寶劍這一回事(弗六17)，若放棄宣講上帝話語的職責，教皇的權勢就完全是屬世的，非屬靈的。基本上，路德接受的 是俄坎(William of Occam, 1280~1347)的觀點，認為政權和教權是對等平行的。然而，當大環境皆顯示政教關係不能分割，自己又身負改教重任時，路德不能不進一步思考並撰文陳 述這方面的教訓。

路德「兩國論」教義的發展

路德曾於改教初期，撰寫《致德意志貴族書》(一五二○)呼籲基督徒君主貴胄，在信徒皆祭司的前提下，應該挺身襄助改教大業。兩年後，當他翻譯的德文 新約聖經，在巴伐利亞的撒克森尼公國以及其他地區遭禁時，他不能不進一步思考地上政權的合法性及其限度。特別是，俗世政府在屬靈事務上能否享有這樣的權 力。此時的路德，在《論俗世的權力：應順從到何地步？》(一五二三出版)一書中，對剝削平民百姓的俗世君主發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些對農民極盡剝皮刮骨之能 事的君主，既缺乏正義與榮譽感，更無信用可言。令人憂心的是，主教普遍地熱衷於俗務，忽略了用上帝的道來管理靈魂之事。而君主亦自以為是，不當地想用屬世 的權柄管到人靈魂的事，如想用武力剷除信義宗的信仰。路德同時呼籲主教和君主，雙方皆應各安其份。

此時及往後數年，路德的兩國論明顯受到奧古斯丁的影響。他強調上帝的國和地上(今世)的國是相互對立的。基督的真信徒皆屬上帝的國，非基督徒則屬地上的國。神國度的子民一直是少數，他們在恩典之下，受基督的管理。世上國度的成員永遠是多數，他們自始至終受法律的管轄。

除 此之外，為了說明次序和體制，兩個國度下還有兩個政府(two governments，或曰兩種治理)：分別是屬靈的政府(治理)和屬世的政府(治理)。聖靈藉著屬靈的治理(透過福音)生出基督徒，統治者透過世俗的 治理(透過法律)懲治罪惡，藉以維護外在世界的祥和與次序。總之，在這個階段，兩個國度或兩種治理的範疇及其成員可謂壁壘分明，二分的味道甚濃。
在往後的論述中，路德明顯地將俗世政權(治理)做了廣義的解釋，擴大了它的範圍。一但將婚姻、財產、商業活動等納入俗世治理的範疇，兩個國度就不再 互相對立，乃是各有所司，它們分別是上帝右手的治理(基督的國)和上帝左手的治理(世上的國)。於是，強調俗世政府的治理與保護的性質自然要超過懲戒和處 罰的功用。更重要的是，縱然非基督徒僅屬於地上的國，基督徒則同時屬於兩個國度，兩國亦在不同領域中影響著神的兒女。上帝的祝福不僅來自屬靈的治理(賜下 永生)；亦來自屬世的治理(賜今生的福分)。

路德與奧古斯丁的比較

仔細分析，路德的兩國論牽涉三個層次。首先，是政教之間的關係和它們各自的責任範圍。其次，是屬靈與屬世的關係，也可以說是論及基督的國和世上國度之間的互動。第三，是基督徒為著自己以及為著別人的行動，這直接涉及個人與社會倫理。
奧古斯丁的雙城說，所關切、所探討的，基本上不是狹義的國家與教會間的關係，而是形而上之屬靈領域與俗世領域的關係。因此，他雖對分屬上帝之城和地 上之城的兩個社群、兩組人馬的特質加以定義，但截至目前為止，上帝之城還沒有真正的實現(或說尚未徹底的存在)。反之，奧古斯丁雖肯定國家在維持和平上的 貢獻，但國家並不在上帝救贖的計劃內。路德的觀點很明顯與之有分別，路德認為世界雖然墮落，上帝卻依舊在世俗政府中工作。他的治理不僅要透過一般的法律， 更要透過基督徒在世上的參與。基督徒若有政治職務在身，扮演角色、發揮功能時就是在服事上帝，而上帝正是要藉這樣的運作保存我們存活的世界。因此若說路德 的兩國論終將導致避世的末世觀，恐怕相當牽強。

路德的兩國論不僅關切兩種領域，也關心兩種關係。這是他在〈登山寶訓注釋〉中所處理的問題。因而有人認為，他的論點是在這本著作中臻於成熟的。至於 基督徒如何面對登山寶訓高標準的要求，路德與奧古斯丁的看法並不相同。奧古斯丁是用完美與不完美作區分，路德則以私人與公眾層面來對應。面對登山寶訓，奧 古斯丁認為基督徒應該在內心常作準備，好在必要時可以履行愛仇敵、忍受不公義、不反擊等極端的要求。不過，這一切只有完美的基督徒才能做得到。

路德顯然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所謂極端要求的這類挑戰常常發生，基督徒根本無從迴避。若只有完全的基督徒才能做得到，是將基督的命令轉換成諮詢， 當做參考，於是將命令打了折扣。路德堅持，登山寶訓不僅有效，而且是針對每一個基督徒。然而，它基本上是應用在個人生活的層面；一但牽涉群體生活，就不能 不追究不義之事，也不能對不法不施予懲戒，否則就是讓全世界屈服於暴力之下，叫國家社會陷入神所憎惡的混亂之中。

一但根據路德的解釋，我們的挑戰就不再是基督徒是否完美，而是需要在良心中分辨，在怎樣的情況下是「私下」人物(“private” person)何時是「公眾」人物(“public” person)。基督徒的良心必須決定，何時要忍受不公義(若只牽涉個人)，何時要保護他人的權益，為他人說話、採取行動。在個人生活中，包括見證福音 等，強調的是饒恕、忍耐、犧牲。在共同生活、公眾領域內，必須嚴格立法、執法、打擊罪惡，目的是不讓人成為不法、不義的受害者。

整體而言，討論路德的兩國論，國度與政府(治理)兩者不但不可分開，更不可當作互相對立的觀念。國度講的是主權的範疇，治理講的是主權的模式。與奧 古斯丁比較，路德觀點的原創性，在於他融合了這兩個概念。一方面，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路德從未否定「上帝的國」與「撒但國度」之間的對立，這種狀態必須延 續到末日對決後，上帝國度全盤得勝為止。但在同時，路德卻不願將地上的國與撒但的國劃等號。他乃是強調，上帝同時在兩個國度內掌權，信徒同屬此二國度，上 帝可以同時透過這兩個國度賜福予我們。

針對兩國論的批評與覆議

雖有不少神學家強調，路德的兩國論源於聖經，非出於玄思冥想。Paul Althaus更將兩國論譽為路德神學中最具延續價值的寶藏之一。但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它無疑是最具爭議性的教義之一，反對的人亦不在少數。

有 人認為，路德的兩國論間接地導致創造次序的高舉及其不可搖撼、挑戰的地位，這使得信義宗教會難以對納粹政權(一九三三~四五)採取批判的態度。兩國論某些 層面的模稜兩可，導致路德在農民戰爭中採主張鎮壓的態度，甚至耽延了德國近代民主政治的步伐。多數第三世界的信義宗教會，對於所處環境的政治情勢和爭取自 由的革命運動採取過於保守的態度，路德也該為此負責。還有，尼布爾(Reinhold Niebhur)更是直接地將路德的兩國論斥為失敗主義與寂靜主義。

筆者無意為路德多做辯護，因他本非完人，不見得什麼都對。只是不要忘記，他本身既未從政，也不是政論家。他只不過是一個宣揚福音的傳道人，同時是位 關心教會的建立並任教於神學院的聖經神學家。路德確有他一貫的立場，但他的著作多數是針對時勢之需而撰。已有不少人提醒，若要斷章取義，並不難根據他的著 作進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然，虛心就事論事的人，似乎也必須承認，路德跟隨者所建立的傳統，不一定在每一部份都是根據他原有的思想。這樣的現象，在 其他宗派傳統與其創建人思想(理想)間的關係上亦時常可見。
就關乎兩國論的相關著作來看，路德並沒有偏袒統治者。若統治者出了問題，路德一樣加以韃伐。若受不義的統治，路德贊成非暴力的抵抗，但反對武裝革 命。這是因為他不願看見次序破壞後所帶來的更大災難。路德深深相信，上帝公義的手仍在掌權，他會按他的方式解決問題。其實從積極面來看，不論屬靈或屬世的 治理權，路德強調的都是蒙召的職分與應盡的服事，而非權柄或權勢。凡任何一方越份或未忠於職守，通常路德都不會放棄勸戒的責任。
若問路德是否會支持二次大戰期間的納粹政權(代替別人回答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答案，而不一定是當事人的心意)？恐怕是不一定。我們可以相信他不會 為「暴政」背書，不論此政權是如何千方百計的想從他的言論中找依據。另外，他不會以一個傳道人的身份參與推翻暴政的政治或軍事行動，像潘霍華一樣(當然， 我們不會驚訝，潘霍華與尼布爾一樣並不贊成路德的兩國論觀點)。但在同時，我們應該可以確定，就是他絕對不會放棄傳道人的神聖職分。他不僅會迫切禱告，也 會繼續穿戴全副軍裝，更加勤奮地拿起聖靈的寶劍加入爭戰的行列。或許，他會因為這樣而為基督的真理而殉道。

結語

這次的總統大選，只是再次顯明地上沒有永遠的政權。在所謂的民主體制下，政權是由選票等因素決定。但從屬靈的角度來看，是「上帝在人的國中掌權，憑 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國」(但五21)。不論他是叫這人升高，或叫那人降卑，人不能不接受，且需要學習謙卑的功課。我們為這次選舉能順利的進行，平和的落幕感 謝上帝。

路德的兩國論強調上帝左手和右手兩種治理各有所司，不當混淆，也不應越界。屬靈國度的權柄在於上帝的道和聖靈的工作。基督徒，特別是傳道人，不能忘 記我們的職分和目的。身為上帝右手國度的子民，我們的時間、心力和一切努力的目標，都在於使上帝的道(特別是基督)被宣揚，神的國早日降臨。身為上帝左手 國度的子民，基督徒可以(也應該被鼓勵)用個人的身份參與政治，然而教會卻不宜用屬靈治理的權柄介入國家政治的運作。右手治理存在、運作的主要目的，既不 在支持也不在拆毀左手的治理。事實上，上帝右手的國不應干涉上帝左手的國，免得失去了福音的見證和屬靈的權柄。

屬世國度的權柄在於制定公義的法律並徹底執行。只有加強地上的司法與正義，才可能建立或改進社會的祥和次序。然而新的政府現階段再怎樣呈現「清流」 的特質，都不應該成為基督徒終極盼望之所在。屬世的政權不當圖謀操縱或利用教會，它唯一能幫助屬靈國度的，是維持國家社會的安定，使得福音的宣揚不受攔 阻。心靈改革也好，終結黑金也好，都需福音的大能才能看見長遠紮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