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30日 星期日
趙君影
一、早年背景
趙君影於1906年出生在湖北省的漢川縣。父親在清朝是一位縣級官員，民國後失意成為一個吸毒者，無法自拔，使家庭陷於貧困。趙君影自小便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飽受貧窮與困苦。6歲時母親病死，臨終前要她做一個好人，他答應了母親的要求，也終身遵守不渝。母親去世後不久，父親將君影送入一所教會學校——江蘇鹽城的基督書院讀書。他雖出身貧寒，卻在課業上名列前茅。基督書院院長賈嘉美（James Graham III）和另一外國傳教士Bridgman Hugh White對他非常關心，在經濟上對他多有幫助。賈嘉美講一口純正的中國官話，也會說地方俗語。講課時完全不帶洋腔，有聲有色；講道時常令人哄堂大笑。他也非常喜愛體育運動，在校組織了美式足球隊，趙君影曾擔當四分衛（quarterback）。校長及其一家對趙君影的一生影響很大，特別在聖經基要真理，和基督徒在現實生活中的行事為人方面影響尤大。
二、信仰經歷
1922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等學校中爆發了“非基督教運動”，掀起了反基督教風潮。1925年趙君影中學畢業那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同年又爆發了“五卅慘案”，反帝愛國運動席卷全國。趙君影積極參加愛國活動，開會、貼標語、遊行、演戲、抵制英貨。在“非基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高舉科學與民主，攻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先鋒。趙君影的宗教信仰受到了空前的挑戰。16歲的他掙扎於丟棄基督教信仰，從事愛國運動；還是退出愛國運動，專心追求基督教信仰。那時他雖然心裏很矛盾，但還是持守住了自己的信仰。但在現實中，雖然他很愛國，但因為他是個基督徒，而且在外國人興辦的教會學校裏讀書，與外國人為友，因此他總是感覺受到排斥。
趙君影年輕時熱愛運動，在杭州之江大學四年間，為大學籃球校隊隊員，曾任隊長。後轉到南京金陵大學，讀至四年級時，僅差三個月就大學畢業，卻肺病復發，被迫立時退學，到杭州松木廠一間教會辦的肺病療養院（Love and Mercy Hospital）養病。Dr. Nelson Bell 是他的主治醫生。不久，賈嘉美校長的母親Aunt Sophie Graham接他到她家，像母親一樣照顧他。由於當時肺結核幾乎無藥可救，趙君影面臨死亡，精神上倍受打擊，就好像晴天霹靂一樣。他以為只能再活兩年，有一晚竟拿起安眠藥，差點自殺。在這段時間裏，他閱讀了很多有關生死的書籍，在孔子的書中找不到生死的答案；在一位佛教法師的演講集中，也得不到安慰。剛好同房病人在看托爾斯泰的《懺悔錄》，他就借了來讀，因此就被托爾斯泰帶上了一條基督教解決生死問題的途徑。托爾斯泰功成名就之時，卻思考著走上自殺之路，這引起了趙君影的共鳴，托爾斯泰使他看到了基督教對生與死的答案。隨後他又閱讀了更多的托爾斯泰的作品和大量的中英文屬靈書籍。結果形成他日後大學生工作中幾篇重要的講章：“神觀——我為什麽相信有神”；“我的人生觀”；“我的宇宙觀”和“我的倫理觀”，這些信息帶領不少的青年學生信主。特別在江蘇江陰教會學校教英文時，他甚至帶領95%的學生信主。
在病痛與絕望中，趙君影學到了寶貴的信心功課，當他的肺病得到神奇妙的醫治，又經過了一段短時間的教學生涯之後，他決定一生走上全時間事奉的道路，要把自己所走過的路，以及內心對信仰掙扎的經驗，告訴在校的大學生，引導他們走上真理之路。
1931年初，趙君影參加了蘇北淮陰教會的佈道會，當時邀得著名佈道家計志文牧師及上海伯特利佈道團來主領聚會。計牧師傳福音，簡單而直接地引用聖經，並且穿插著一些動人的故事，使與會者非常受感動，結果有不少人走到臺前悔改信主。趙君影雖然心受感動，但不願當眾決志，頑梗不肯屈服。到了第七個夜晚，他最終被計牧師的話“人人都是罪人，即使受了大學教育，仍是罪人，應該悔改”所感動，覺得這話明明是指向他講的，於是他就一面禱告，一面哭泣著走到臺前徹底悔改認罪。六個月後，他又前往江西省九江縣廬山的牯嶺，參加王明道先生的佈道會，這是趙君影平生第一次聽王明道講道。日後，兩個人成為最要好的朋友。趙君影是由計志文帶領真正重生得救，而由王明道得著了救恩的確據，從而使趙君影走上一條信心之路，能夠終生依靠永不改變的基督度敬虔的信心生活。1933年，趙君影參加了一場七天的培靈會，會上由張性初女士傳講聖潔生活之道，勸勉聽眾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棄絕卑賤的事，就必做上帝貴重的器皿。聽過之後，趙君影大為感動，寫信給多人認罪。但有一件牽涉20元錢的事，讓他心裏一直過不去，以至於三次走到郵筒又走了回來，猶豫再三才最後將認罪的信投進去。後來趙君影在主日講道時提及這事，引起多人的共鳴，進而流淚悔改，這使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被破碎過後發出的能力。次年，趙君影與張性初同心相愛，最後在神的帶領下走入婚姻的殿堂。此後，張性初在他事奉的道路上成為賢內助。
三、初期事奉
1935年，趙君影決定奉獻當全時間傳道人。雖然當時有十幾個地方在等著他，但他和妻子經過長久禱告，卻決定去揚州一間不能付給他們生活費的教會做傳道人。初到這間只有十幾位老太太和老先生的教會，他曾有兩個半月沒有收入。而這時他父親和妻子的父家還需要他們寄錢幫補。
有一次，趙君影父親對他大發脾氣，要與他斷絕父子的關系，並且拿刀要殺他，因為他視傳道人如同討飯的乞丐，他不想要這樣一個討飯的兒子。因此父親一面大叫“我今天非把你殺掉不可”，一邊舉起菜刀要砍他，虧得被別人架住。在那段日子裏，趙君影晚上不敢睡覺，用桌子抵住門，又往窗外垂了繩子，以便逃跑。但他沒並有迴避父親，搬到別人家裏去住，而是靠著禱告面對困難。他痛苦的在神面前禱告說：“我是一個討飯的傳道人，我枉費了人生，毫無志氣，連父親都養不活，難道我虛度人生了嗎？有什麽比遵行你的旨意更高貴、更美好呢？” 他就這樣仍然決心走傳道之路。為此，他父親耿耿於心，在十年期間，只看望過他三次。
有一次，江蘇海州的一個長老會教會請趙君影去主領聚會，但苦無旅費。他禁食禱告幾天後，心裏有感動，覺得上帝要他去當掉結婚戒指。當時趙師母在另一個房間禱告，也受了同樣的感動，於是她發出了這樣的禱告：“戒指雖是我們結婚紀念品，但我曾說過，我愛主勝過一切。故現在將戒指的所有權完全交托給你，戒指也不再在我心中占有任何地位，因為它已經屬於你了。”
既已決定，事不宜遲，趙君影馬上要去當鋪典當戒指。那時已經入夜，趙師母說：“男人去當戒指，成何體統？” 趙君影回答：“這麽晚了，怎能讓你一個女人出去？” 於是兩人決定一起去，走了一個半小時，沒有一家當鋪是開門的。趙君影打算要趙師母坐車回家，自己走回家。趙師母說：“這時候我怎能撇下你一個人坐車呢？” 最後倆人還是一起走回了家。到家後，他們只能餵小孩子一點糖水，因為沒有錢買奶粉。第二天一早，趙君影出去當了戒指，所得錢款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用作路費去江蘇領聚會。在火車上，上帝的愛澆灌下來，趙君影寫下了詩歌“主啊，我心愛你。” 這首詩歌後來經由蘇佐揚牧師譜曲，流行於中國各地教會。其中一段歌詞是：“我眼流淚，我心破碎，主啊，我深愛你！或遭敵對，或遭誤會，主啊，我深愛你！”
四、佈道十字軍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西雅圖的一些愛主的商人，參與發起Duncan McRoberts所倡導的“中國本土學生福音布道團”（Chinese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趙君影將此直譯為“佈道十字軍”。他們在經濟上直接支持中國人自己做宣教的工作，這可以解決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宣教的很多困難，諸如語言上的障礙、生活上的適應，以及路費的支出等。當時許多西方差會的工作方式，大都由外國宣教士領導、帶領教會，甚少起用中國信徒成為教會的領袖，這大大不利於中國教會的自立，以及福音工作的擴展。1944年冬，趙君影與內地會的艾得理合作，在重慶各大學校園內開展福音的工作。趙君影擔任佈道十字軍的總幹事, 艾得理為副總幹事。在此期間，趙君影受到不少的攻擊與非議。一方面來自某些西方宣教士，他們不能接受華人自立、自養、自傳這一嶄新的異象；另一方面亦有多人懷疑中國人的行政及管錢的能力。但趙君影從小就養成了堅強的毅力與不屈不撓的精神，猶如在球場上的比賽，拼搏到底。加上他能言善辯，並具有美好的靈性，因此往往能夠力排眾議，為日後華人教會的自立與學生復興運動，開辟出一個新的天地。為了有效開展大學生校園工作，趙君影特別邀請了年青的于力工與他同工，培養他成為其重要助手，協助他大力推動大學生的福音與復興運動。甚至後來他們到了美國，仍一同致力於中國留學生的福音工作。1938年，趙君影向全湖南的縣長證道，使得湖南教育廳廳長歸主，這是當時的一件大事。
五、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
當時中國的大學生多集中於大後方的幾個城市，工作上比較容易開展。當時有內地會宣教士在不同的大學任教，建立校園團契。計志文牧師的巡迴佈道團，以及趙君影負責的“佈道十字軍”則致力於向學生傳福音。
1944年冬，趙君影在重慶沙坪壩，向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的師生做了三天的佈道。他以“到底有沒有神？”作為第一天的佈道題目，將神學道理用當時大學生所熟悉的處境和言語加以講解，深入淺出，給青年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則講“基督徒的人生觀”，前來聽講的人坐滿了禮堂，連窗邊和門口都站滿了人。其它題目如“基督徒的宇宙觀”，以及“基督徒社會倫理觀”等，均引發知識分子的共鳴。詩班則在于力工的手風琴伴奏下，唱出中英文詩歌，配合著趙君影清楚有力的講道。最後呼召時，有不少人走到臺前決志信主。
1. 全國第一屆大學生夏令會
1945年7月，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改組為“中華傳道會”。趙君影主持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地點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當時前來參加的有41所大學基督徒團契的153位代表。由於抗戰時期交通不便，由西北大學來的滕近輝在路上要花七天時間才到；由廣西來的學生更是步行了43天才最後到達。由此可以看出聖靈在作工，竟然感動那麽許多學生如此不辭勞苦地前來參加聚會。當時主要的信息由趙君影主講；賈玉銘牧師負責查經；何賡思負責專題。特約講員中有張治中、朱經農、張靜學、江守道，和尹任先夫婦等政經界名人。第一晚的開幕禮由趙君影主講，除證道外並闡明了大會的意義。當晚整個南山禮堂都坐滿了人，參加者約有600人之多。
據于力工牧師回憶：“大會中我也領禱告，那種如火如荼的同聲開口禱告，有如山東大復興時的宋尚節、計志文奮興會中的禱告，認罪流淚的禱告。” 滕近輝牧師也提到：“會上聖靈大大工作，我得到了復興，再一次將自己獻給主，一生事奉他。當時有十六位學生奉獻，其中有陳終道牧師。” 除滕近輝決志奉獻自己外，其他帶職奉獻的人也很多，將整個聚會帶入到屬靈的高峰。復興之火不斷地燃燒，全時間奉獻及蒙召的學生很多，為日後的中國教會帶來了新血與動力。在夏令會結束前的7月12日，成立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組織，趙君影被選為總幹事。
隨著抗戰的勝利，大學生的福音工作得著很大的發展。據估計到1951年為止，共有兩萬多學生因校園福音工作而信主。這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30人以上，其中西洋人和中國人各半，而西洋人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1946年1月，內地會將艾得理牧師借給“學聯”，他便由倫敦搭大型水上飛機飛來重慶，剛到重慶便參加了一個冬令會的禱告會。當時聚會人數極眾，會場充滿禱告、認罪和以神為樂的氣氛。學生們聚在一起，每個人自由開口，彼此代求。這個冬令會後使華西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人數不斷增加。
2. 中國學生基督徒團契
1946年，趙君影在上海又成立了“中國學生基督徒團契”(China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並於1947年正式加入在美國波士頓（Boston）剛剛成立的“國際學生基督徒團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為會員。當時國際學生基督徒團契的主席就是著名的福音派教會領袖鐘馬田（Martyn Lloyd Jones）。
3. 第二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夏令會
1947年7月，“學聯會”舉辦了第二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夏令會，地點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國軍烈士遺族學校，這是趙君影在中國帶領的最後一次全國性聚會。中國從沒有這麽多來自各地的基督徒學生在一起聚會，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聚會，好像是為將來火一般的試煉而準備的。大會主席由仍是學生的焦源濂擔任，林道亮主領早餐後的一小時查經。講員包括趙君影、賈玉銘和楊紹唐等人，會中更有蔣夫人宋美齡到訪鼓勵。精力十足的賈老牧師講道喜用大圖表，還常常即興唱起詩歌來，盡力將學生們帶入到靠基督得勝的生活中。趙君影所主講的羅馬書，對當時的學生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當時的政治情勢，需要基督徒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甘願為主的名和榮耀受逼迫。賴恩融對這個夏令會有這樣的記述：“那真是一次令人難忘的聚會，上千位中國各地的學生蜂擁而至，有從海路來的，有搭飛機來的，也有坐火車的。……在那值得懷念的數天之中，有三百位青年男女不管前途如何，也不管將來有甚麽困難和危險，均熱切地表示願意奉獻他們的一生為主作活的見證。” 由於聚會實在非常的蒙恩，在最後一晚的聚會中，楊紹唐牧師主領的聖餐聚會作為高潮的結束，但學生們卻不願離開，爭著作見證，在短短的時間之內，竟有80人見證神對他們的愛，直至深夜聚會才結束。
六、趙君影的神學理念
要了解這次大學生復興運動背後的神學理念，可以從趙君影的成長過程去分析。趙君影曾說過：“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要派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 于力工牧師曾評論到趙君影所領導的大學生復興運動，是以“加爾文信仰為重，用的卻是衛斯理·約翰派的方法。……故要再重生再悔過，這也是說，人需要經過危機感的經驗（Crisis Experience）才能成聖，才能完全不犯罪，過得勝生活，不致再從罪中墮落。” 可見趙君影的神學觀念，是植根於加爾文主義，也注重約翰衛斯理的成聖理念，因此他在講道中經常要求會眾悔改認罪，追求成聖。
趙君影的思想和講道跟他的成長的背景有很大的關聯。他走過的路，是大部分窮人走過的路；他與其同時代人有著共同的生活經歷，所以他的信息頗能在大學生中引起共鳴，進而接受基督教信仰。趙君影曾經過非基督教的風潮，長時期被科學、理性、民族感情、不平等條約、社會的黑暗，甚至教會的黑暗等所折磨。他也是一個喜好閱讀，更是認真思考的文化人。他對信仰深入的研究，以及他對當代名人有關信仰言論的思考，都深深打入聽眾的腦海，很多大學生都認同他的看法，因為這些也是他們腦海裏的問題。例如他對陳獨秀、朱執信、胡適、梁啟超等人在五四時期對非基督教宣言所發出的言論，與其後來對托爾斯泰和叼雷博士等人思想的探索。這些不單只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千千萬萬當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問題。他在摸索一條出路，很多人也在摸索一條出路。所以他向知識份子講解聖經與科學、聖經有無錯誤、基督教的人生觀、基督教的宇宙觀、我為什麽信神、什麽是神的旨意等專題。趙君影不逃避時代賦予他的責任，更不放棄被人視為畏途的宣教工場，那就是向知識份子傳福音。終至挑起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總幹事的重任，向全國的大學生宣教。
七、海外服事生涯
趙君影於1948年11月遷居海外，傳道於香港、新加坡和馬尼拉等地。他仍然致力於學生福音工作的同時，更培育出許多忠於聖經的教會領袖。他還開創出多項事工，其中包括創立國際學生團契、新加坡神學院和香港培靈學院等。1956年趙君影舉家移民美國，1959年創立了基督教中華歸主協會，在洛杉磯、柏克萊、聖荷西、海沃德、芝加哥和紐約等地均有其教會。他多次到臺灣舉辦“日月潭大專英語夏令營”，並以“知識的開端”為題，制作廣播節目六年。
趙君影在晚年,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寫作上。在其著作中用了很多篇幅來論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基督徒學生福音運動和共產黨學生革命運動，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這兩個運動幾乎同時在各大學校園中展開, 同時在爭取有追求和有熱心的青年，因此沖突是無法避免的。基督徒以搶救人類靈魂為事業，勸人信耶穌為救主、為神；而共產黨人不信神，幹的是革命事業，不惜以生命相搏來推翻政府。因趙君影是基督教學生福音工作的負責人，又與國際大學生基督徒團契有著緊密的聯系, 自然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到1948年時，趙君影被冠為“帝國主義的同路人”，因此非離開中國不可，是年42歲。
趙君影一直對哲學很有興趣, 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大學生的福音工作，習慣以理性的討論和文字工作來接觸知識分子，來傳福音。他自己就是看了托爾斯泰有關信仰的書籍，而解決了生死之難題，並且堅定不移地走上信仰之路的。趙君影還讀過許多哲學書籍，特別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哲學家，如存在主義的祁克果、實用主義的詹姆士、有機體哲學的懷特海，以及唯心論的潘恩等人的著作。後來他寫了三本書來討論古往今來西洋哲學家對上帝的信仰。他也鼓勵基督徒要裝備好自己，走進高等知識分子的圈子去傳福音，不至於碰到理性的討論就一籌莫展。趙君影那個年代，中國人能上大學的不多，他的講道獨具特色，是一位善講哲學的福音派牧師。
1985年，趙君影在晚年創辦了“中華歸主神學院”於洛杉磯。王明道先生在1980年出獄後，中華歸主神學院欲向王明道頒發榮譽博士證書，但因王明道不肯接受而作罷。1996年，趙君影以90歲高齡謝世，逝世後神學院改名為“趙君影中華歸主神學院”。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2022年1月23日 星期日
耶穌會來華教士－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主後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他的父親曾是高官，希望兒子步他後塵。利瑪竇年青時是念法律的，想在將來當律師。但利瑪竇在羅馬接觸了耶穌會，有心志當修道士，終生不娶，拋棄一切名利與地位，一生只服事基督。當利瑪竇在耶穌會受訓時，範禮安是他的導師。此外，利瑪竇在羅馬念書時，曾研究過數學、地理、天文學等科學知識，這對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是有很大的幫助。在利瑪竇30歲時，即主後1582年，他應邀到澳門學習中文。三個月就學會了看中文，他看了許多中國的古書，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一年後便正式進入中國宣教。
利瑪竇與羅明堅合作傳教時期
主後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廣東省的省城，肇慶，謁見總督，要求在肇慶買地，建築教堂和寓所。在當時看來是極不可能的事，但這兩位有禮貌，會講流利中文，甚至會寫中文的外國人，卻得到肇慶總督的批准，於是他們留在肇慶學習中文，研究四書五經並傳播基督教的信仰。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時，由飲食起居，以致禮儀服裝，都完全中國化，這使中國人對他們另眼相看，也尊敬他們。此外，利瑪竇的學識，也使中國學者敬佩。利瑪竇畫了一些地圖，把中國放在中間，其他國家點綴式的圍繞著中國，這地圖迎合中國人的“自我中心”心態，也滿足了中國學者的好奇心。利瑪竇亦將從西方帶來的渾天儀，時晷和報時鐘等儀器，一並贈送給中國學者，因而交了很多好朋友，當中也有不少人受洗歸信基督。
幾年後羅明堅和利瑪竇計劃北上傳福音，可是嘗試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們決定派羅明堅回歐洲，申請支援，可惜羅明堅卻在途中病死了。
利瑪竇承擔重任時期
肇慶新上任的總督，霸佔了耶穌會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在懇切請求下，結果遷到韶州(今天廣東省韶關)，把福音工作向北推進一步。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利瑪竇的領導下，仍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識，來吸引中國學者，並向他們傳福音。利瑪竇念念不忘北上的事，終於在1601年，抵達北京城。這次北上，對傳教工作來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利瑪竇和另一位耶穌會的同工，憑著他們的科技知識和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在北京贏得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愛戴。利瑪竇熟讀四書五經，與中國學者對答如流，引經據典，使中國學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學者們，都有受洗信主的。
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間，托大臣將各種名貴禮物，獻給王帝--明神宗。其中計有大小自鳴鐘各一，油畫三幅、鏡子、手琴等。明神宗非常喜愛，因此雖然沒有明文聲明准許利瑪竇留在北京，但也沒有幹預。當利瑪竇在北京有了一定的地位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利瑪竇在北京工作共十年，中國信徒人數達到2500人。主後1610年，利瑪竇息勞歸主。總括而言，他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這使利瑪竇成為第一位真正在中國傳福音的西方宣教士。
利瑪竇的成功因素
在此讓我們為利瑪竇的傳教工作稍作一些評論。
一. 傳福音的熱誠。為了使中國人得聞福音，他不但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謙虛地學習講和書寫中文，並且研究四書五經。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利瑪竇卻不畏艱難，堅忍的研究。此外，他更在衣著、社會禮節和生活習慣上，都學習中國人的樣式。為了贏得中國人歸主，利瑪竇實際上已經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中國人。
二. 對中國人的愛心。利瑪竇在中國逗留了27年，接觸過許多中國人，在當中也受過一部分人的歧視和欺負，但他始終深愛中國人，對每個來拜訪他的中國人，都熱誠接待；對每一封來自中國人的信，都認真去回復。事實上，他贏得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他們後來更成為中國教會的三大柱石。
三. 利瑪竇的著作。利瑪竇所著的書有廿多種、大半由中文寫成的，其中有“天主實義”、“交友論”、“幾何原本六卷”等等，這些著作均受中國人歡迎，也使中國人開始認識西方的宗教和科學。
耶穌會教士來華的嘗試
在歐洲這時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各處已影響了許多的國家。天主教在這種聲勢之下，內部興起了一種反動運動，稱為反改教運動。要求當時的天主教會作以下的事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紀律上實行某種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訓，使它成為堅實又具權威的系統，以抵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三，重組教會政治的與建設的機關，以應付此種新局面。
當時，伊格那丟(Ignatuis Loyola)創辦耶穌會(Jesuit)，提倡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運動。這種由伊格那丟提倡的天主教內部改革運動在1540年被教宗認可。耶穌會的修士都有嚴厲的靈性操練功課，生活條規嚴格，更關心社會及喜歡傳講福音。後來，許多耶穌會的修士遠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當宣教士。有遠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賓、日本、中國、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濟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羅馬天主教最出色的傳教士，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方濟各
方濟各在主後1542年來到亞洲，他首先抵達印度，後去日本。他在日本傳教時，聽到日本人的責問︰“如果你所傳的宗教是真的，為什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竟然不知你所傳的宗教呢?”因此方濟各下定決心，冒死也要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主後1551年方濟各來到廣東沿岸的小島，名叫上川，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可惜當時遇到中國的排外政策，而方濟各也病倒了，並於十二月三日死於上川島，直到死時也尚未完成他進入中國的計劃。
但方濟各那份到中國傳教的心志，卻激發了很多傳教士要到中國來傳教。在他去世後的三十多年，步他後塵的，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士外，還有奧古斯丁修道會、法蘭西斯修道會和多米尼古修道會的修士。因此方濟各的影響，確實不少。方濟各計劃來中國前，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被人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結了不少果子，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其他傳教士
當時不少差會的傳教士，千方百計想到中國來傳教，但用盡了各種方法，沒有結果。最後有傳教士主張用武力迫使中國允許傳教士進入傳教。這是很危險又錯誤的提議，慶幸這建議被一班有遠見的傳教士反對。他們主張堅持用“長期的忍耐”來等待中國打開福音之門。結果那些熱切的傳教士，集中在澳門等候。一位叫“沙內羅”的修道士，兩次去了廣州，為教士們請命，但中國政府卻不許可。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嘗試和努力。
西班牙人麥哲倫
麥哲倫在主後1521年發現了菲律賓，使西班牙人對東方發生了興趣。他一方面在菲律賓傳福音、辦學校；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中國傳教。有一次，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有機會隨一位中國官員進入中國，但途中卻被出賣，被拋棄在沙灘上。這次經歷，對傳教士打擊很大，但西班牙的傳教士並未因此沮喪，還是繼續努力，想盡辦法進入中國。這些西班牙傳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兩國的宣教士，經過二十多年的嘗試也未能成功的進入中國傳教。也許傳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義大利人範禮安
主後十六世紀，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範禮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穌會的，七年後，他被委派任遠東的視察員。他帶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來到遠東一帶，做視察和傳教工作。範禮安帶隊來中國，是一次劃時代的旅程。他的貢獻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紛爭，不再彼此爭競嫉妒。原因是範禮安帶領的四十多名傳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還有義大利人，經過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寶貴，從而願意齊心合力的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力。傳教士的同心，為中國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
範禮安找到了傳福音入中國的秘訣。就是必須先學會中國人的語言--中文。耶穌會的負責人派了羅明堅(Ruggieri)到澳門學習中文，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階段，但兩、三年後羅明堅不負所望，他學會了基本的中文書寫，並且能講流利的華語。當時葡萄牙人，每年都有兩次機會進入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羅明堅趁機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傳道，帶人歸主，後來並取得了定居的許可證。因為中國官吏見這位外國人沒有惡意，又會講中文，他們感到很喜歡，便容許他在廣東省肇慶定居，並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範禮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瑪竇來澳門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和羅明堅一起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情況。
明朝的成立和政治
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後所建立的，基督教在明朝算是第三次進入中國。當蒙古人統治中國時，一直以鎮壓的手段對付漢人。而元朝王室在末期時十分腐敗，彼此爭權奪利，政變頻頻發生。因此各地英雄紛紛謀反，最後由朱元璋將元朝的元順帝趕出中國。在主後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為明太祖。中國再次自治，並得到統一。直到主後1644年，滿清侵入中國，明朝滅亡，中國便再次落入異族人手中。
明代的內政可說是腐敗和黑暗的。明太祖的治國方針，是實行君主獨裁的政策。明太祖之前，中國的舊制度是以宰相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管理大局，而明太祖繼位以後，廢了宰相這個職位，由王帝自己兼任宰相，直接統管大局。這大大加重了王帝的責任。明太祖的性格堅毅、辛勤、日理萬機，兼任宰相，並不困難。可是明太祖以後的王帝，嬌生慣養，不能勝任宰相的職任，結果禍害無窮，終於走上滅亡之路。
明太祖死後，明成祖繼位。明成祖是很能幹的王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就在此時發生，但是明成祖過份寵信臣官，使臣官掌握刑罰和生殺之權，犯了錯誤。在明成祖死後，國家大權便逐漸落在臣官之手中。王帝的才智和品格亦每況愈下，明朝的政治因而一直敗下去，最後終被滿清所滅。
明朝初期實行開放政策，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就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為這樣較為安全。所以耶穌會宣教士方濟各即使想進中國傳教，也不得其門而入。到了十六世紀後葉，由於神宗王帝不問朝政，又間接的促使利瑪竇得以自由在中國傳教。由此可見，一國的政治情況和宣教工作，是有很大的關係。
明朝的宗教
明朝提倡的是佛教，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關。朱元璋幼年時曾在寺院當僧侶，後與起義的英雄反抗蒙古人的統治，最終推翻元朝，自立明朝。當他即位後就提倡佛教，而喇嘛教是佛教其中一宗派，故明太祖也供奉，還封喇嘛為國師，明太祖以後的王室，皆信奉喇嘛教。另外明成祖在一次戰爭中，曾經得到一位禪宗僧人的輔助，禪宗是佛教的一派，以致明成祖對禪宗也有好感。
除佛教外，明朝還流行道教，但不如佛教般受重視。明朝亦有一、兩個王帝是篤信道教的，如明世宗，他甚至沈迷在設壇祭神的迷信中，以致多年不理朝政。
當時回教的信徒已分佈在中國各地。如在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福建、廣東和雲南。不過回教在明朝並不興旺，只是元朝留下的一些影響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就在這樣的宗教氣氛底下傳入中國。這對基督教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明朝的學說
主要的是王守仁提倡的理學(理性主義)。這學說傳播得很快，當時王守仁的弟子更遍及全中國。可以說明朝的思想界，是王守仁理學的世界。理學所提倡的，主要是要人發揮人的良知，也就是發揮人類先天辨別是非善惡的心。王守仁認為應該發揮良知，以求達到知行合一的地步，成為聖人(今天所謂「內聖外王」的哲學觀念)。所謂聖人，是指心性方面的修養。理學的理論，聽起來很清高，實行起來很不容易。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實行良知。明朝時代有些人一生都追求發揮良知，培養心性，什麼事都不理，他們的思想，因而流於空淡貧乏。發展到明朝後期，理學學派就變得更虛無飄渺，不切實際。
正在這時，天主教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少朝臣和學者，均向他學習西方的科學。利瑪竇利用中國人這種好學科技的心理，一邊教科技；一邊傳福音，講解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很多人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