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衛斯理與循道派

壹　出身及教育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60）出生於一個英國國教牧師家庭，他的母親蘇珊娜（Susanna）的父親也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蘇珊娜曾生了十九個小孩，其中八個夭折。約翰排行十一。蘇珊娜很重視孩子的屬靈與道德的教育。
約翰六歲時，他們家裡曾遭人縱火。在寒冬中，大火快速的吞嚙了牧師館。當他父母親盡力救出了他們的小孩後，父親卻發現約翰還在樓上睡覺，沒有出來。但那時火已將樓梯燒燬，爬不上樓了，這時他父親只有跪下將孩子的靈魂交在上帝手裡。約翰這時已醒來，從一個櫃子爬到了窗子邊。有兩個鄰居疊羅漢，將他給救了出來。他後來形容他自己是「火裡抽出來的一根柴」。
約翰在讀牛津大學時就很敬虔，他和一些同學包括他的弟弟查理（Charles）在學校組成了「聖潔小組」（holy club），每週好幾個晚上聚會、以原文讀經。因他們的生活及聚會有著嚴謹的方式，被同學們戲稱為methodist。後來這個戲稱竟成為衛理宗的正式名稱。

貳　獻身服事與重生得救

約翰後來立志服事主，成了聖公會的牧師。他決心到新大陸宣教。在去到新大陸的海路上卻遇到了大風浪，船幾乎要沉了。他面對死亡的威脅惶恐至極。他在驚嚇中卻看見一群人不畏風浪，平靜沉穩，令他羨慕不已。原來這是一群去新大陸宣教的莫拉維兄弟們。他們教導他關於重生得救，持有永生確據的真理。
他到了新大陸開始工作，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太順利。他不但宣教沒有什麼成果，更因為和一位姐妹的關係沒弄好，被教會信徒排斥，灰頭土臉的回到英國。
在倫敦如同在新大陸時，他都常與莫拉維兄弟們交往聚會，希望能像他們一樣有永生的確據。在一七三八年有一天晚上，他終於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溫暖湧自心底。他知道自己已重生了。

參　佈道與建立組織

約翰雖然從莫拉維兄弟們獲益良多，但他卻不能完全與他們那種著重在內在感受的傾向相合，於是與他們漸行漸遠。這時，他以前「聖潔小組」成員之一──懷特腓德，已經開展了佈道的工作，邀請他也加入佈道團。在一段合作之後，他們因為風格及神學立場的不同而分道揚鑣。懷特腓德主張在街頭戶外佈道，約翰卻認為應當要有秩序，要在室內講道；約翰衛斯理持亞米念派的立場，而懷特腓德卻是個加爾文派。後來約翰開始了自己的佈道工作，並且得到很好的成果。
約翰的佈道工作在英國國教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當局給他壓力，要求他按教區服事時，他回應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約翰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被他復興起來的群眾要如何餵養？原來的教會不但不能餵養他們，而且與約翰的教導是格格不入的；「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約翰於是成立了他自己的教牧組織。他把十二人編為一個班（class）。每班設立一個班長。班長之上再設一領導，分層牧養。每班固定聚會，如同今日的小組。這樣的組織使得約翰的服事成果得以不斷擴大並延續。懷特腓德的講道雖然可能比約翰衛斯理更有能力，但前者卻沒有建立組織。今日人們但見衛理宗教會，卻不見懷特腓德的成果。雖然功成應當弗居，但沒有組織的一人事工，其影響力自然是較有限的。
約翰雖然建立了自己的牧養體系，但是他一直自認為是英國國教的傳道人，他也不希望他所帶領的信徒離開英國國教。他這樣的堅持一直持續到他離世之時。但是在他生前，他的組織早就與英國國教愈離愈遠。特別是在美國獨立之後，美國的循道派沒有辦法再找到英國教會按立的牧師，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按立了自己的牧師。這是違背了聖公會所強調的使徒統緒，在實質上已與聖公會徹底分家了。

Imago Dei 上主的形象─約翰‧衛斯理神學中的重要主題

作者:龐君華

Albert Outler，這位衛理宗的學者，約翰‧衛斯理思想的專家及新衛斯理著作全集的主編，對衛斯理的思想有這樣提綱挈領的評論「上主形象的更新，可以說是衛斯 理救贖論的主軸( the axial theme of Wesley’s soteriology)」（Runyon, 1998:8）。
 
　 　對人的救贖的關切，其實是西方自宗教改革以來，改教大師們所共同關切的課題，歐陸的宗改大師們大多以一種靜態的思維去構思人的救贖問題，這個傳統對人的 救贖看較以一種「人地位上的改變」來看待，作為一個罪人，恩典就是人從罪人的身分或地位得到改變。這個改變最大的關鍵在於作為審判者的上主，他按他的方式 （上主的義 Iustia Dei）宣告了人的罪得到赦免，人的地位改變了。人只能憑信心接受這個恩典，除此之外，人別無作為。

　 　衛斯理參考東方教會一種較動態的思路，人的救贖意味著一種人靈魂的「醫治」，這種醫治不是一次過的，而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醫治。這其中思想上重要的關鍵在 於，衛斯理對人裡面上主的形象的了解，有別於西方歐陸的宗改大師的觀點，西方歐陸的觀點，認為人的裡面雖有上主的形象，但是因為「墮落」的緣故，人已經完 全扭曲了這個形象，或以破碎的這個形象。衛斯理則將上主的形象分為三個層次，即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們基本的能力，使得我們可以有感應上主的感動，可以意識到自己與神的關係，使我們可以理解(understanding)或說有理性 (reason)，有意志(will)或說意願(volition)，或自由(freedom or liberty)。

　 　管治的形象是因為上主將大地交由人來管理，所以賜與人管理的能力如領導(leadership)，經營(management)等使人可以受託管理上主 所有的創造。與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墮落之後儘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繼續存在人性之中。儘管人在墮落（fall）之後，處在一種混亂的 形態下，上述功能卻仍能保留人性之中。

　 　至於道德的形象是標示著人能活出上主的屬性，如愛、公義、憐憫等等。與上述兩種形象不同，道德的形象並不能獨力存在。它必須奠基於人與上主之間關係的情 況。當人墮落後，人與上主間的關係自然受到影響，人的道德形象自然亦不能彰顯。這一點上，約翰‧衛斯理採用了典型東方教會傳統的看法，人性是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ion）上主的神性；當人─作為受造之物與創造的主之間關係的破裂，人在分享上主屬性的形象自然也無法彰顯。（可參John Wesley在彼得後書1:4的筆記 Explanatory Notes Upo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Epworth, 1950/1958, 890）

　 　由於人性在墮落之後，無法在與「上主的性情有分」，所以上主的形象在人性之中就不完全，即使人得到救贖之後，他亦須不斷地與上主有分，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e）。這個不斷參與的過程，就是指向聖靈的工作，所以亦有人稱衛斯理的救贖論是一種「聖靈救贖論 Pneumatological Soteriology」。人地位的改變─「稱義」Justification只是其中的一個過程，重要的是接續下來不斷地在聖靈的工作中，將上主的形象 彰顯出來。

　 　根據衛斯理的觀點，在人之內的上主的形象並未失去。「自然的形象」與「管治的形象」仍然保存，是為人性的特色。然而這兩個形象是中立的，猶如一座鏡子， 但是鏡子要反射出何種光芒，就要看它聚焦於何處。鏡子必須時常聚焦於聖靈，那麼就會完整地反映出上主的形象，這個形象在人性中發揮，就會如同上主般，對人 充滿憐憫。

　 　鏡子只是讓人有反射光芒的條件，它必須不斷地聚焦於聖靈，才會將上主的形象彰顯出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衛斯理強調「成聖」與「完全」觀念的特色。以及何 以衛理宗對靈修、聖禮的重視，將之視為「恩典的途徑」the means of Grace，因為這救贖的過程不是一次過完成的，而是動態地不斷地保持「呼吸」聖靈的能力，才能持續地更新在我們裡頭的上主的形象，也因此我們可以因由神 來的憐憫而服務鄰舍。

　　這就是何以Albert Outler會將上主形象的更新，放在衛斯理的救贖論中如此重要的地位。至於上主的形象在我們此間宣教的啟迪則留待日後繼續討論。這將是我日後重要的思考，因為這關係對衛理宗教會在台灣信仰實踐的特色。

<心得>
                             唯有基督之救贖使我們恢復原有上帝之形象.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1739年，約翰衛斯理在倫敦一個廢棄的鑄造廠講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聽道，使他興起了購建教堂的需要。後來他買下了這座因爆炸而廢棄的鑄造廠，將其整建 為一個可以容納1700人的大教堂。

教堂的樓上有寡婦收容所、藥房、出售衛斯理著作的書房、以及收容兒童的免費學校。整建工作於1740年完成，這裡便成 了倫敦循道會的總部（1740-1778）。

1777年，衛斯理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了一塊地，蓋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總部也由原教堂改遷於此。新教堂位於倫敦市郊，原是聖保羅大教堂興建時，用來倒置廢棄物的廢土堆。

教堂對面 的山上，是座有名的公墓，專門埋葬著許多不依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天路歷史作者本仁約翰，以及衛斯理之母蘇珊娜均葬於此。

1899年教堂曾因大火而重建， 但大多依原有樣式重整。教堂前院中有約翰衛斯理的紀念像，他的故居就在教堂旁，建於1779年，仍保留著十八世紀的樣式，約翰不在外旅行時，多居於此。

故居中保有許多約翰衛斯理的遺物，他的禱告室，以及其他許多家具設施。約翰衛斯理的墓地，即是在教堂後方的小墓園中。

衛斯理兄弟小傳

十八世紀的英國，是最沒有希望的國家；早期的"工業革命”帶來社會轉化的產痛，貧富不均，道德敗壞，教會腐敗，像法國那樣的暴亂，似已成熟。神及時興起了衛斯理兄弟領導的循道運動，把英國挽救過來。

有個旅人，經過一座許久熟識的酒館，發現已經停業了。他問是怎麼回事。主人脫下帽子，指著牆上的一幅畫像，恭敬的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他引用約翰福音第一章6節介紹施洗約翰的話，見證神藉著約翰衛斯理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樣的見證有許多。

約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 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母親蘇散拿（Susanna Wesley），有十個兒女。他們都自幼受母親的熏陶，敬虔愛主。

1720年，約翰衛斯理進了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1727年，獲碩士學位，受選為院士，任講師，並被按立為聖公會執事。

1726年，查理衛斯理入學牛津。1729年，他組織了幾名同學，經常在一起讀經禱告，並互相勉勵，照聖經規範生活。戲笑他們的人，稱之為"聖社”（The Holy Club），或稱"循道派”（Methodists），還有"經蛀蟲”等名，他們都歡喜接受。約翰年長，成為當然的領袖，被稱"聖社神父”或"牧者”。他們的會員，還注意探訪醫院，監獄傳福音，並孤兒的工作。
1735年，撒母耳衛斯理牧師逝世。約翰邀同查理，要往美洲作宣教士，但因父親新喪，難以決定成行。他們的母親蘇散拿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孩子，我也願意他們作宣教士，即使不再見他們的面也無妨。”但她很快就再見到他們回來了。

在航行途中，船遇見大風浪，甚為危險。英國乘客們，懼怕死亡，不知所措；卻見同船有一組德國莫拉維（Moravians）弟兄們，甘心服侍別人，作低賤的工作，在風浪中安然唱詩，全然不懼怕死亡，給他們很深的印象。

1736 年的喬治亞州（Georgia），是新闢的地方，一切沒有秩序；查理與當地官員不和，半年後即返回英國。約翰繼續留在薩凡那（Savannah）的小教會 事奉。那裏有一名婦女，與他有感情的糾纏，遭受牧師責備並禁止聖餐；她的家族不服，控告衛斯理牧師，有被監禁的可能。他不得已，在1737年底，潛離返 英。

1738年二月一日， 約翰衛斯理離開祖國二年四個月後，再踏上英國的土地。他說："我到美洲去，是為了改變印地安人歸向神；噢，但誰來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這不信的惡 心？”他想，如果自己沒有得救的把握，不能夠勝過死亡的恐懼，豈不是為了一個夢，而愚蠢的付上那重大的代價？

衛斯理兄弟有一段時間，同莫拉維弟兄會一起聚會。約翰一有機會，就出去講道；但不能解決得救確據的問題。他同莫拉維的弟兄保勒爾（Peter Bohler）討論過聖經與經驗的問題，一直縈迴在他心裏。五月十九日，五旬節前的星期五，查理經歷了內心完全的平安，疾病也痊愈了。

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約翰勉強去參加在倫敦愛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聚會。他的日記寫著這著名的經歷：

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所寫的"羅馬書信序文”。約在八時四十五分，當他描述神藉著人對基督的信，在人裏面所施行的改變，我覺得心中奇異的溫暖。我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著了救恩；並且祂給我保證除去我的罪，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同年六月底，約翰衛斯理去到德國，見到莫拉維弟兄會的領袖岑森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他在他們中間約一個月，然後回到倫敦。有一段時間，他仍然與莫拉維弟兄會交往，但發現他們過於高舉岑森道夫，並傾向敬虔派，而且有神秘的色彩。 到了1740年，宣佈不能進一步合作。

1739 年， 威特腓開始露天佈道。 三月二十九日，威特腓同約翰衛斯理談起這新的佈道方式。約翰起初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習慣於禮儀和規範，認為救人的靈魂，必須在教堂舉行。但威特腓提醒他， 主耶穌自己是在野外講道的，要從大路上和籬笆外請人來聽福音。約翰自己也接受了這種佈道方式：一則聖公會的教堂，常拒絕給他們使用；再則聚會的人數太多， 由一千人增加到五千人，不久就有上萬的人聚集，沒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納。此後衛斯理一生騎馬乘船旅行了約二十五萬哩，講道四萬多次，大部分是在戶外舉行。 衛斯理從四堵牆中間解放出來，形成了"世界是我工場”的事奉觀念。

神的能力與約翰衛斯理同在，聖靈在聚會中彰顯，有人哭喊倒地，也有神蹟奇事隨著，鬼被趕出去，疾病得治癒。衛斯理勉勵會眾安靜，守秩序，嚴格禁止造成混亂，注重紀律，要人認罪，對付罪。

1739年，威特腓到美國旅行講道。1741年，威特腓與約翰衛斯理辯論加爾文派信仰和阿民念信仰問題，二人的意見不同，決定該分開。不過，以後彼此尊敬；威特腓常記念約翰在信仰上的引導。 1770年，威特腓在第七次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去世。有人問約翰衛斯理，將來在天堂的時候，會不會見到威特腓。衛斯理回答說："當然不能！因為他遠在我的前頭，比我更接近寶座。”十一月十日，約翰衛斯理在威特腓的葬禮上講道。

衛斯理兄弟都善音樂，注重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寫了約七千五百首聖詩，發表的有四千五百首；其中有部分是韓德爾（George Friderie Handel, 1685-1759）為他作曲。約翰寫的較少，但他決定編校出版。但兩兄弟的曲譜都是由別人作的。他們的聖詩，在推廣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現在所有歸正教會使用的詩集，無不選載他們的聖詩。

由於早年的不愉快經驗，威特腓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約翰衛斯理認為沒有希望而阻止他。 但到1776年，美國獨立的時候，循道派信徒約五千人；十八世紀初，已有五萬人，且曾成為會眾最多的歸正教宗派，現在更遠超過了在英國衛理宗信徒的數目。約翰衛斯理本不願從聖公會分離出來；他的目的是復興，潔凈，成為像使徒的教會。 從1739年，在倫敦舊鑄造廠，建立第一座教堂，到1791年約翰逝世， 在英國的會友超過了七萬人。

查理於1949年與賽莉 （Sally Gwynne） 結婚，新娘比他小了近二十歲，婚禮由約翰衛斯理主持；婚後生活美滿，育有子女三人，其中查理（Charles II）和（Samuel）是有成就的音樂家。他於1788年逝世。

約翰遲至1751年與一寡婦瑪麗 （Mary Vazeille）結婚，多疑善妒，使約翰非常痛苦。1755年，即曾分離；至1771年一月二十三日，更離去不再返回； 到她於 l781年十月十二日去世時候，她丈夫竟不知道。

約翰衛斯理到八十五歲時候，仍能騎馬出去講道。 1790年十月七日，他講了最後一次露天佈道。次年，二月二十三日最後一次傳福音，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6節："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離世。他一生不為自己積蓄錢財，都濟助了窮人人；自己只為了主而過簡樸生活。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和影響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簡述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還是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才真正匯集成為一道洪流。

約 翰生於1703年，是家中的第十五個孩子。父親撒母爾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嚴謹的教育她的十九個孩子。1720 年，約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廿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亦於1726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了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了牛津，便做了 這個同好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 （Methodists），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1735 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時，遇上了暴風，約翰對於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 環境中仍能唱詩讚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在喬治亞的傳教工作並不如理想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在喬治亞期間，與摩爾維亞弟 兄們多有接觸，1738年回到倫敦後，便繼續與他們來往。在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聚會 中，約翰聽見了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藉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可視為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三星期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 生鐸夫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回 到英國後，約翰應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傳道。懷腓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大學半工半 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腓特的講道感力極強，引起守舊派人士不滿，教會向他關閉。1739年2月，懷腓特開始在 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 信徒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是福音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救。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勞苦奔波的四處傳道，走 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約 翰衛斯理極富組織及管理的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後，必須進一步的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復興的信徒，他在1739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 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 1742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1744年，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 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約翰衛斯理卻無意使其脫離聖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份。然而，循道運動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體系，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一， 終究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腓特在關於揀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持不同看法。懷腓特贊成加爾文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約翰衛斯 理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負擔；然 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確走向了不同的發展。1748年，懷腓特得到了漢廷頓伯爵夫人的支持，這位有錢的伯爵夫人自創了許多會社，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廷 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加爾文派。1770年，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約翰衛斯理堅決為亞米紐斯派辯護，獲得了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l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神學家之一。1779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立出來，成為威爾斯循道會。 1784年，約翰衛斯理制訂宣言書（D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的議會，在衛氏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長老和美國 循道會的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要到衛斯理死後，1795年的「和平計畫」（Plan of Pacification）才真正成為一獨立教會。

約 翰衛斯理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佈道超過廿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去世之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之 多。今日循道會在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是英、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逝於倫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 師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會）。」其弟查理衛斯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以撒華滋（Issac Watts）、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同被列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也收錄在我們所使用的詩歌本中，如《詩歌》 74首「聽阿，天使讚高聲」，135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144首「我們要從哪裡說起」，209首「耶穌你的全勝的愛」，391首「你這『恬靜』隱 密之源」，729首「耶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 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司 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音派公會，得到了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了根基。

3. 屬靈復興

從 十八世紀德國敬虔運動開始，福音派便逐漸從死沉的宗教儀文中覺醒；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將這股復興的流推上了高峰。不僅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屬靈風氣為之一 振，連其他新開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也進入了大的復興。在這段時期之中，福音派普遍看重個人的信心與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等教義、以 及福音的傳揚。

英國福音派的復興

在英國方面，除了循道會之外，聖公會福音派在康威爾（Cornwall）的帶領下，也尋求教會的更新。其他中層知識份子，如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威廉羅曼尼（William Romaine），也在不同方面致力於福音的傳揚。其他如創立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亨利韋恩（Henry Venn），對英國文藝界深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摩爾（Hannah Moore），劍橋三一教會的牧師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以及聖公會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等人，都為當時福音派注入新鮮的活力。

1769 年，循道會開始了主日學的工作。1786年，英國教會主日學（The Church of England）成立，將此種免費的宗教教育普及化，並於1803年創立了第一個主日學協會（Sunday School Union）。福音運動也成了社會改革的動力，1807年，在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推動下，英國國會立法廢除了境內的奴隸買賣制度。此後舉凡監獄人權、不良風俗、兒童勞工等問題，亦一一獲得改善。循道會也積極 從事社會救助，以實際的行動關心貧民、分派衣食、並設置醫療機構。英國福音派的復興，使許多人悔改相信耶穌，激發出一股鮮活的生命力。

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復興

復 興的風早在1735年就吹到了威爾斯。在泰加斯（Talgarth）一地，一位名為哈里斯（Howell Harris）的學校校長，在偶然閱讀一分刊物後深受感動，在主日聚會中受了浸。他受浸之後全然火熱，不僅四處向人見證救恩，還組織信徒小組，該小組就是 後來的威爾斯加爾文循道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哈里斯盼望加入聖公會的事奉行列，但遭到拒絕，他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四處傳揚福音。他的講到復興了整個南威爾斯，幾乎可媲美衛斯理和 懷腓特在英國的工作。同時，另有一位名叫羅蘭滋（Daniel Rolands）的信徒，在蘭吉度（Llangeitho）一地講道，並與哈里斯同工，為威爾斯帶進了大復興。蘇格蘭的復興要歸功於懷腓特。1741年， 他應邀到該地作工，當時蘇格蘭的宗教連姓普遍低落，懷腓特的到訪使得此地開始了復興，並進而擴展到加堡斯梁（Cambuslang）和基書 （Kilsyth）等地。

美洲的復興

美 洲的復興最早可以追溯至1720年。德國的敬虔主義者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在北新澤西開始傳講內裏更新的信息，並設立福音性的禱告聚會。他的傳講至終興起了一股復興，產生了美國的荷蘭更正教會。 1734年，麻州諾坦普頓的公理會牧師約翰愛德華滋（Johnathan Edwards），因著擔心當地信徒的屬靈情形，開始傳講一系列信息，因而帶進了全鎮人民的悔改。他將諾坦普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神奇妙作為的忠實報導》 （Faithful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Works of God），成了極為暢銷的作品。他的講道和著作，造成了大的復興。三年之內，復興的浪潮遠佈新英格蘭、紐約、新澤西、賓州、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等地。浸信會 與長老會都在這些地區急速擴展。大復興在1740年懷腓特加入後達到了高潮。他與富瑞林浩生、愛德華滋等人組成聯合團體巡迴佈道，功效卓著。美洲的大復興 不僅改善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為本土的宗派紮下根基。各教會紛紛開辦大學，提高教育素質，加強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傳教工作，並萌發了日後民主政治的思想。

約翰衛斯理

18世紀的英國，正值工業革命。鄉村人口大量外流到都巿去。工人生活窮困、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並且因為工人子弟無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工人的身份變成世代循環無法翻身。而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英國這種惡劣的環境，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有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認為原因是因為英國有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這使得英國社會穩定。而這個論點即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被認為是解釋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歷史最接近真相的學說。

　　當時英國也是有基督教信仰「英國國教」，不過那是已經腐爛掉的信仰。教會已成為徒具形式、沒有愛與生命的國家機構。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別提會去關心窮人。而有一個基督徒，叫做約翰衛斯理，他在英國掀起大規模的奮興運動，復興已經腐化了的英國國教。

　　約翰衛斯理於西元1703年出生在英國的愛普窩（Epworth）。他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則生了一堆孩子，他排行第十六。有次家裡失火，他被人從窗戶丟出來，而另一個人接住他。這個特殊駭人的場景，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認為自己蒙上帝特別保守，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在1738年他在一場聚會中經歷到來自上帝特殊的感動。之後他就開始與他的朋友懷特腓德與兄弟查理，展開一長串的福音佈道運動。他最有名的傳聞就是，他到處講道，坐在馬背上，旅行過好幾千里的路程。講道的次數也超過兩萬多次。

　　約翰衛斯理到處佈道之外，他也擁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他將渴慕上帝的人組成一個個小組（稱為「班會」Class和「小團」 band），再透過小組去關心吸收更多的人。他重視信仰的生活實踐，認為每個基督徒都得「成聖」。而「成聖」之道，就是因著愛上帝而愛人，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這種「成聖」觀的作用下，一個人接受的主耶穌做救主，就一定會去向他人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與人分享，也同時會因為關心他人，而造成社會改革。內心火熱的基督徒必然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加上約翰衛斯理擅長組織「團體」，將一群火熱的基督徒聚集一起成關懷互助的團體，這些團體又對外開放，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於是基督信仰的觸角便深入各種職場的窮人（掘井業、工業、礦區）。」

　　就這樣一連串的福音行動，也造成了社會改革。約翰衛斯理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後來，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很多是由於衛斯理這種循道會精神所影響。因此他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對自己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的話，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對上帝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因著約翰衛斯理的宣教運動，而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潑起來。這些勞工階級也彼此戶相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

　　一個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約翰衛斯理，所推動的福音運動造成了社會改革，使基督信仰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而英國也因此而不至於如同法國發生流血革命。如今我們台灣，也正處於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人心糜爛的時代。我們基督徒或許可以從約翰衛斯理身上學習不僅重視個人倫理，也得走出來，關注社會倫理。對現有的不道德惡質文化，讓基督信仰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這正是耶穌呼召我們做光做鹽的使命！

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作者: 陳啟峰

前言：哈愛理的命題

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曾分析英國經歷產業革命的震撼，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他對此問題提出經典式的說明：「為什麼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成為最不革命、沒有嚴重危機和突然變革的國家？」哈愛理認為答案不在於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而在其宗教中；尤其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對潛在的革命領導者具有主導性的影響。這個論點成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成為解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英國歷史最持久、最吸引人、最有用的學說。

一、約翰衛斯理的時代背景

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居十八世紀大部份，正值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大動盪、大變遷的時代。
　　當時產業革命發生，鄉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巿去。工人賤價出賣勞力，工時長、工價低、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廉價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窮困，整天操作如牛馬，精神苦悶，偶有空閒就嗜賭、酗酒，當時倫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
　　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視為當然；他們壟斷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平民無置喙餘地。他們也操縱法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罰嚴酷，極不人道。
　　更不人道的是，將非洲的黑人運出販賣，也綁架本國人到外國為奴，兒童的死亡率高。社會道德敗壞，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亂不斷上昇；官員索賄、腐敗不堪。
　　當時的國教（聖公會）在貴族把持之下，已成為國家機構，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窮人與教會無關，甚少被關心。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

二、約翰衛斯理福音運動的基本特質

1738年5月24日，約翰經歷了「重生」，也展開了循道宗的奮興運動，衝擊著腐化而喪失活力的國教。儘管約翰終其一生苦戀國教而未脫離，但他死後循道宗就另立門戶，她雖沒有取代英國國教，但以自己的價值觀感染了整個民族，並創造了「維多利亞道德風尚」，從而成為整個民族的主流思想。約翰衛斯理的復興運動，並非獨領風騷，當時亦有其他許多復興運動，但他的影響力能深遠長久，其特徵如下：
　　約翰衛斯理不像一般的奮興佈道家，這些典型的靈恩佈道家（如懷特斐德 George Whitefield），其工作重點是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約翰卻是富有組織能力的天才大師，他並非建立一個龐大的傳福音機構，而是將這些渴望救恩的人組成班會（小組），再透過班會去吸收大量的成員。
　　約翰的福音復興運動，也不像一般追求聖潔、完全的奧祕派，只偏重靈性的追求，而離群索居、與世隔絕；他所追求的成聖是「完全的愛」對上帝和人的愛，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約翰衛斯理是個既保守（正統）又激進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說：「在宗教方面，我儘量贊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愛的仍是陳舊的酒。」所以他不曾開風氣之先，但卻敏銳於聖靈的工作，一看到風氣已開，就急起直追，再加上優越的組織能力，並以保守的心態恒切地實踐、堅持下去。
　　衛斯理的社會改革與貴格會也迥然有別。他優先關懷個人的靈性和道德，首要之務是把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誠的反對者」，強調對原有社會的忠誠，因此能夠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種程度的保守主義，成為「社會的凝結劑」，而未採取激烈的對抗。反之，貴格會則一開始就抨擊社會、號召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結束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且消除貧困，把自己放在對抗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上陷於孤立，也使執政者感受到威脅。

三、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信念

約翰衛斯理深信：「凡愛上帝的人必愛他的弟兄」這一真理。他認為若有人看見弟兄姊妹衣不蔽體，或缺少日用飲食，竟不給予救助，卻告訴他們「平平安安地去罷！」那是很可恥的。所以在他傳播福音的同時，也未曾忽視幫助窮苦無助的人民，必思解決他們生活困難的方法。
　　衛斯理的關懷層面很廣，他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
　　約翰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總是對窮人耿耿於懷。他在給循道會牧職人員的公函中說：「我們甘願將富人、貴人、偉人留給你們，只要讓我與窮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華爾……我看到卑賤的饑民，流浪街頭，面色蒼白、兩眼無神……」。他也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原來當時英國的貴族、上流人士大多信奉國教，而商人及中產階級則在獨立教會聚會（如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有最窮苦的基層人士是循道宗信徒。循道宗的禮拜堂也是最簡樸的建築物，只求實用，不計外表。

四、社會改革的動力

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動力有好幾方面，並非單一的因素所促成，包括如下：

（一）福音主義所帶來的新生命不是有名無實的信仰

有人認為：約翰衛斯理只是一個非常敬虔的人，火熱而奮進的佈道家，其成就不過爾爾，可是今日愈來愈多人認為，約翰理解到，要拯救世人，必須協助世人提昇人性、克服原罪，但首要之務，就是廣傳福音，帶領罪人脫離地獄，進入天堂。所以就約翰而言，社會改革只是福音運動的副產品。
　　為什麼「個人的重生」會引起社會的改革呢？原來約翰固然以遊行佈道、野外佈道聞名，但他所傳的福音，卻是在激勵人奉主的名去從事社會改革。福音的復興使基督徒團體（社會）有新的良心，並復興了新約倫理的核心：實踐上帝為眾人之父、人類一家的原則，並指出人比物質更重要，導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義的國度邁進。
　　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時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絲毫不茍，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

（二）班會與宗徒會社不是孤立的基督徒

約翰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工，其本身奮進的秘訣是：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小團，成為親密的團契，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他十分注重信徒相互間的「互敬互愛」，使其逐步達到完美。
　　他利用英國國教在40年前即設立的志願社團宗教會社（這是引自德國的「敬虔團」），從事為窮人開辦教育、分發證道及勸世小冊、照顧病患及窮人、查考聖經及默想在這些基礎上發揚光大，組成班會（Class）和小團（band）。
　　班會由十二人組成，班長每週至少與班員見面一次，督促生活，給予忠告；並且收募奉獻；聚會時分享靈性經驗，彼此認罪、代禱、勸誡、分享，把聖經的教訓落實在生活中，彼此立約相許、相愛，實施紀律。而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注重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不單透過班會吸收大量的成員，也經由班會建立關懷互助的團體，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對內忠誠、對外關懷社會。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

（三）成立各種社會關注機構不是遺世的信仰

約翰衛斯理看到當時社會實況的需要，就起了憐憫的心，陸續興辦了許多慈惠事業：
　　他設立孤兒院於紐卡麥。他到每個地方設立團體，必同時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
　　為了幫助循道會中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使他們勤於紡織，若所得不足以維生，便以團體補助其生活費；也設立習藝所，教授貧民謀生技能。也舉辦貸金讓人無息貸款30～120磅，紓解窮人的窘困，以免典當其維生工具，又貸款給經營小本生意的貧民和商人。
　　他也寫信給循道宗的年會，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贈多餘的衣服，並且每週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項），專為濟貧之用。　　他又設立「陌生人之家」專門幫助非循道宗的人。他的愛不以同道、同胞為限。1759年10月，他聽到英倫的法國戰俘被囚於一斗室，沒有衣被，深為關心，晚禱時，他便以「不可欺壓陌生人」（出23：9）為題旨，並發起募捐，為法國俘虜添購衣物。

(四)與同道發起人道精神改革監獄、解放黑奴及主張社會公義

約翰衛斯理看見許多窮人因小小的債務而入監，按當時的法律，囚犯必須償還債務方可出獄，但人既在牢中，又如何工作以還債？約翰同情窮人，乃籌措特別基金，幫助這類囚犯出獄。同時，他屢次向議會呼籲修改法律，以解決窮人的困苦。
　　從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來看，約翰對當代英國社會的貢獻非常重要：他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以後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皆係受衛斯理及循道會精神所影響。
　　十八世紀下半葉，醜惡的奴隸貿易大張旗鼓，每年有六萬名黑人被塞入英、法、葡等國臭氣薰人的運奴船，經大西洋轉往各地。當時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葡萄牙竟不以恥，反覺崇高。只有衛斯理深惡痛絕，貴格會也極力反對。但真正使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會運動。
　　十八世紀中葉，循道宗與莫拉維教會的宣教士，開始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壇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隸的避難所。約翰衛斯理主張解放奴隸，並寫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無法撼動這些結構性的犯罪；那時「克拉判」派的韋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隸，約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寫信給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鼓勵他說:「上帝興起你，是為要成就榮耀的大事」，並鼓勵他行為不可鬆懈。
　　衛斯理與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一在基層作實際的草根運動，一在議會奔走疾呼，透過立法執行社會公義。克拉判是國教的教區，由魏恩牧師（John Venn）帶領一群熱心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紀初領導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起初他們聚集是因為關心非洲黑奴的慘況，在國會的領導人是韋伯福斯，他們終於在1787年釋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廢止奴隸買賣，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
　　這批有閒有錢的福音派貴族（平信徒），雖有其當下的盲點，但他們為共同的信念，一起計劃、努力，有如從不休會的委員會，一起討論種種錯誤和不公的國恥，他們關心的層面廣及：奴隸問題、參與刑法及國會改革、普及教育主日學、單張分發、出版《基督徒觀察報》、傳播福音和工廠的登記等。他們也倡導反對決鬥、賭博、醉酒、淫亂、鬥獸，這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福音信仰作激勵和引導。
　　衛斯理也指導早期美以美會（美國的循道宗）對黑奴問題的爭議，在1739年的《教會法規》內明列「禁止買賣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體及靈魂，為要奴役他們」。1772年，他譴責奴隸買賣，說那是最惡劣的「流氓行為」。因此，在1784年的美以美會總議會，通過六條法規，以摧毀奴隸制度：
　　要求蓄奴的美以美會信徒在20個月內解放之。
　　此法規一生效，一切嬰兒立時擁有自由。
　　凡不打算守此法規的，允許其在12個月內退出教會。
　　蓄奴者不准領聖餐。
　　蓄奴者不准參加教會團契。
　　除了解放奴隸外，不准任何轉讓、買賣，否則開除。
　　這不但是循道宗對奴隸問題的正式立場，也成為社會的良心，比當時法律更前進、更早解放奴隸。
　　1770年，約翰衛斯理看到喬治亞學院將併吞當地的孤兒院而擔憂，他認為不管從恩慈或正義的立場皆不該如此；世上沒有比養育孤兒更慈愛的舉動，興辦學校或學院也不能與之相比。何況捐助基地和款項者是為開辦孤兒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兒，就不應將此挪為他用。（五）興辦教育設立學校及主日學校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及其他地方設立學校，以教育貧民子弟。他向京士活（ Kingswood）的礦區傳道，成績斐然，移風易俗，使他們不但能和睦相處，也戒除酗酒、賭博之惡習。1740年，他在礦區設立一所學校，教導礦工子弟，使「他們的孩子也明瞭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擴大為「傳道人子弟學校」（因傳道人無力負擔住宿學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傳道子弟學校。另外更設立清貧子弟學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會友成為中產階級，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養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傳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這都是在政府舉辦國民義務教育之前。
　　另一個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主日學運動。約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時就發起主日學校，親自擔任教席，回英後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會姊妹創立主日學校於上衛康皮，並呈報給約翰。
　　主日學之父銳克斯（Robert Raikes）在報紙上鼓吹主日學，受州官及國教的反對，1784年他發表了一篇計劃書，並將此報再另附一封信給約翰，約翰將全部條款載列於其1785年正月號刊物上，鼓勵循道會採取此計劃。後來銳克斯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主日學校，循道會接辦，改以義務教師制，從此義工教師遍及全循道會，更普及到其他教會。
　　主日學校廣受歡迎，促進了工人階段的文化發展（會讀、寫、算），主日學教育不但傳福音，也包括傳授那些「值得尊敬」的價值觀勤奮、節儉、自律、修身，會社、班會結構以及平等主義，也促進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義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對集權制。

五、結論：對台灣處境的反省

約翰衛斯理的時代，是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的時代，與台灣近二十年來的變化頗多雷同之處。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脫序、政府腐敗和人心糜爛：色情、賭、癮、擄掠、貪婪、詭詐……等不道德的惡質文化，基督教到底該如何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走向社會的更新和成長。
　　華人及台灣的教會，傳統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靈性的傳統，所缺乏的是由靈性的復興轉化成對社會的認同和忠誠，化成社會改革的動力，以致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談」及「個人道德靈性化」上，只重個人倫理，缺乏社會倫理的關注其實倫理必然是社會性的，否則就不是倫理。
　　衛斯理的福音運動，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實踐力，他並非原創者，但善於洞燭先機，也善於利用原有的社會架構，然後賦予福音奮進的動力，並加上神學的意義。他是在「做」神學，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活出初代教會弟兄相愛、關注社會的生活。福音運動毋寧是一種生活方式。
　　福音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他們是以「班會」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過彼此的交換、分享、禱告、勸誡，以及對外的關注活動，徹底地活出聖經的倫理，進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風尚和價值標準。聖靈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見證人以活生生的見證去活出來。台灣的社會的確已病入膏肓，福音必須改革文化、改造心靈；這決不是「清淡」而已，必須活出來！如果只注重結構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畢竟有好的政策，還需要有好的執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範去活出。典範應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灣那些奮進的商人，永遠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帶動政策。
　　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應有「克拉判」的精神，從事跨黨派的運動，棄絕意識型態之爭，針對台灣惡質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合理的制度，不要讓「好人在家中嘆息、壞人在台上唱戲」。台灣和英倫都是海島型的國家，我們需要有衛斯理、克拉判這種奮進的信仰，採取上層和基層改革的雙軌運動。約翰衛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大膽主張北美十三洲有其主體性、有主張獨力自決的權力；這使得美以美會在美國開國一百年內，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教派，而一直以大英帝國為意識型態的國教，則不但處於尷尬地位，更淪為小教派。這不單是美以美會平信徒的開拓工作，更是對其斯土斯民的認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與他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灣的處境中成為主流價值，參與台灣的苦難和成長，還是走向當年聖公會的道路，這一點是值得台灣教會再思的。
<心得>
         基督徒要走入人群, 轉化社會, 使社會越來越有上帝的祝福, 使社會發展成蒙上帝喜悅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