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本部落格請點一下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祈克果與焦慮的對治


    病態焦慮困擾不少時下現代人。然而,焦慮這東西不是現在才有。祈克果認為,從世上第一個人、即《創世記》的亞當開始,人類就已經焦慮了。焦慮是祈克果哲學的一個發源地,其後一直發展至對抑鬱的探討。今天,有各種精神科的藥物可以對治問題;但在十九世紀,祈克果只能透過深入思考「焦慮」這東西去獲取慰藉。

    用一個例子來開始:在喪禮中人們經常聽見「節哀」二字。但明明全句是「節哀順變」,為什麼我們好像本能地避免了後面兩個字呢?這表示了「節哀」和「順變」是兩回事。所謂「節哀」,即悲傷輕微一點,而不是叫你不悲傷;而「順變」就是叫你完全不要悲傷。乍聽之下,後者比較合理,安慰別人當然不希望別人悲傷了。可是,不知為何,就是覺得這樣講有點不近人情,好像會冒犯對方似的。我們的行為猶如本能反射,並沒有隨著語言習慣的結合而把兩個概念混淆。總之,我們覺得「順變」難以啟齒,卻不知其所以然。直覺告訴我們一個悲傷的人不應該不悲傷,於是我們便本能地覺得最好就是令他保持一定程度的悲傷(但又未至於嚴重得活不下去)。

    祈克果在日記裡寫道:悲傷如同麻醉劑,可以把焦慮暫時鎮壓住。我們不想拔掉死者家屬的悲傷,是因為我們感覺到一旦拔掉了悲傷,取而代之的不是歡樂,而是不可預知的焦慮。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本應悲傷的人看起來不悲傷,反而更令人不安──焦慮所帶來的不安比悲傷更甚。

    人人千方百計嘗試控制自己的焦慮,都猶如喝咖啡提神,時效短而成效不彰。有些人工作時渴望享受退休生活,一旦退休後便焦慮不安,才發現自己一直以來用工作自我麻醉。那是一根刺。那根刺令人不舒服,於是便想把它拔掉;拔掉後發覺失去了刺痛的感覺,好像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於是又把刺插回去感受自己的存在──沒錯,是痛,但至少我有感覺。我們就這樣週而復始地把那根刺又拔又插。諷刺地,正是這樣不斷「自己打倒自己」支持我們活下去──至少還有一個「自己」可以被打倒。祈克果化名的Vigilius Haufniensis一針見血地說:「人不可以逃避焦慮,因為他愛它;真的愛它又不可以,因為他逃避它。」(《憂懼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

    焦慮就是焦慮焦慮。人人都焦慮很多事情,焦慮考試不合格、上班遲到、沒有錢結婚、白頭髮、皺紋……但這些只是焦慮的對象,而不是焦慮的真身。能夠有實質的東西令我們焦慮,我們當然會感到焦慮;但假設世上沒有一件事情可以令我們焦慮,我們仍然會焦慮──焦慮沒有東西可以再被我們焦慮。因此,人不會有真正的沈悶,焦慮必定伴隨沈悶出現也就是說,不附帶焦慮的純粹沈悶是不可思議的。可見焦慮的實體空空如也,人只是焦慮焦慮本身。如果焦慮有一個實體,即有事情可以被焦慮,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焦慮。Vigilius Haufniensis說,有實體的那種情況叫「恐懼」,沒有實體的叫「焦慮」。假如你去參加拳擊比賽,當你知道對手很強時,你覺得自己肯定會輸,於是你「恐懼」;換一個實力相當的對手,不肯定自己會贏或會輸,於是你「焦慮」。你不是焦慮贏或輸,而是焦慮可能贏或可能輸。表面上,是「不知道」令人產生焦慮;實際上,人是焦慮「不知道」,卻恐懼「知道」所以不想知道。

    對此,Vigilius Haufniensis強調:我必須指出焦慮完全與恐懼或類似指向某一實在的東西的概念不同,而焦慮就是自由作為一種可能性的體現。因此,焦慮不會在野獸身上找到,只因為野獸天生不具有精神的特徵。

    Vigilius Haufniensis談到「精神」,這有點黑格爾的味道。在他看來,「精神」是能夠超越焦慮的「可能性」,所以是「可能性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人們傾向麻醉從而令「精神」沈睡。換言之,失去焦慮的焦慮所產生的恐懼令我們選擇放棄超越焦慮──即使超越焦慮這一可能性仍然存在。比如說,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自柏拉圖起西方思想不外乎三大要點:一、所有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二、這些答案是可以被我們知道的;三、這些答案不會互相矛盾。

    還有另一類人,他們為了清除焦慮,於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釋所有事情,然後反過來說服自己,深信自己的理解就是真相。這種人被稱為瘋子。他們的所謂「解釋」當然不是真正的解釋,而是把所有事情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合理化,透過消除一切可能性來消除焦慮。

    Vigilius Haufniensis說:「精神愈少,焦慮愈少。」由此可見,「精神」猶如雙刃劍,可以使人自我提升,也可以令人走火入魔。對於這個問題,祈克果的回應是:「超越」不是一種「量」的增加,而是一種「質」的提升。祈克果重申「飛躍」排除了一切不確定性。他把這個確定性立足於心靈的信仰之上。

    祈克果開出的「藥方」是《馬太福音》(6:24-34)。在該段經文中,耶穌勸導世人向百合花和飛鳥學習如何不憂慮。祈克果在《野地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飛鳥》(The Lily of the Field and The Bird of the Air)中,具體指出了人要向百合花和飛鳥學習三件事:一、保持肅靜;二、服從;三、喜樂。
   
    要毫無保留地與一切融為一體、以甘願承受生命中的一切為樂。只有這種快樂才可以超越相對性。那是一種絕對的、平安的、真正的喜樂。這樣的人生當下就有意義,並不需要焦慮地再尋覓一個「意義」。

    祈克果在日記中這樣說:「我瞭解我的任務是要成為一個自己讓自己不快樂的人,並因此以愛人為前提,特別渴望幫助那些可以實現幸福的人。」(《祈克果日記》)

    難道他真的「不快樂」嗎?這裡所指的「不快樂」是以世俗的標準而言。他已經超越了「快樂」和「不快樂」了。「愛人」使他明白所謂「我」只是一個「任務」而已。我思故「我」不在。

    儘管我們每一個人焦慮的程度和對像都不一樣,但那一種我們各自擁有的、純屬自我的焦慮正是全人類共享的東西。而正因為焦慮本身沒有實體,於是人人都能夠「分享」(即使沒有實體上的分享)。因為我們都有焦慮,所以我們能夠「保持肅靜」──「順變」不必說出來了;因為我們都有焦慮,所以我們能夠「服從」──全心全意為別人著想;因為我們都有焦慮,所以我們能夠「喜樂」──懂得互相安慰。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