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華坦白承認他是屬於上一代的人，無法接納這一代人的思想。簡單來說，薛華是以上帝作為價值的根源，今人卻是以感性決定一切，二者的價值分歧顯而易見。前者有道德的絕對性，這絕對性就在聖經。世俗的人把道德相對化，由自我的感性決定一切，然而人的感性未能建立最後真理，所以至終只有失落和絕望。
薛華因此在 《太初有道》（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這本小書中指出︰形上學、知識論及道德的基礎都只能從上帝而來。他非常重視聖經的真確性，尤其是創世記文字記載的真實性。在總結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研究後，他指出福音派如要確定創世記的時空意義，須首先肯定亞當確有其人，才能顯示今日的道德敗壞有其根源。今日社會的一切問題，源頭就在於始祖墮落及上古人類悖逆上帝。如果今日的世代根源在地球的歷史，道德源頭卻不在人類的歷史中，而只是一些玄思冥想的結果，那麼整個歷史便不可理解了。
縱觀薛華大部分著作，他對現代世俗化的回應都是採取上述的進路，即先從聖經界定善惡，然後指出今日社會種種問題在聖經的審斷下都是惡；若要恢復善，唯有遵從聖經的教導。
我們不反對聖經的權威，也相信聖經無誤，但把一切文化問題都視為有聖經根源，就似乎過分武斷了。聖經不是百科全書，也非科學全集，它有一貫的救贖論旨。聖經也不是為解釋一切世俗道理而寫的，沒有義務為所有文化問題提供答案。我們不能期望甚麼事情都可以靠翻查聖經來解決，就像在文革期間那樣，毛澤東思想被抬舉為一切生活的指引，家庭主婦只要熟讀《毛語錄》，便可以烹製出美味佳餚。再者，聖經經文必須按聖經一貫的、宏觀的主題來詮釋。
聖經的教導固然重要，但聖經如何教導更為重要。現代文化所牽涉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及都巿化的問題，各有本身的結構性，可能是中性的，沒有價值判斷，但結構的好壞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例如一個虔誠的信徒要造一張桌子，他平時完全遵守聖經的教導，但這不保證他造出來的桌子一定手工精美。如果他沒有學過怎樣造桌子，其製成品多半粗陋不堪。一張壞桌子會影響他用膳、閱讀，甚至直接打擊他的健康，影響他的靈性。相反，一個不信耶穌的工匠可以做令人舒適的家具，提供給佈道家一座極佳的講台，每次講道帶領多人信主。
薛華花了很多時間探討西方文化、藝術，他最擔憂的是把基督教的真理變成存在方法論。甚麼是存在方法論（existential methodology）？就是人把一切價值及意義訴諸個人化、處境化。
薛氏強調人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向那有位格的上帝委身，這委身是有目的、有價值判斷的。上帝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位能與人溝通，把自己啟示給人的存有。存在方法論，按薛華的理解，是把上帝的啟示非理性化，突出信心的跳躍，以致人的理性與永恆的上帝割斷。人不再把
意義和價值確立在永恆真理上，乃建立在個人的主體詮釋。這樣，非理性化的結果使人把聖經記載的事物無限象徵化，又或是把聖經看作一種處境式的產品，退化為文化的一部分，與超自然的啟示割斷。這些都會嚴重損害基督教的信仰。
薛華對時代的確十分警覺。他的《前車可鑑》引以西結書三十三章10節「我們……怎能存活呢？」他關心人類文化的前途，好像一個十九世紀的老人擔心子孫怎能在二十世紀熙來攘往的車群中生存。
薛華後期的著作《福音派危機》對世俗化所帶來的衝擊，如墮胎、同性戀、毒品、經濟掠奪等，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可惜他對問題的分析太簡化，解決方法自然也未能針對現實處境，對症下藥。用同一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演繹出一個普遍定律（universals），再以這個普遍定律來解決眾多分殊的問題（particulars），正是薛華一貫採用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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