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華早期的小書《理性的規避》把現代思想的特徵溯源至中世紀的亞奎那斯。亞奎那斯的神學採納了希臘思想，在恩典與自然的對立中，容讓自然的理性佔有一席位。
中世紀的歐洲人摒棄自然，崇尚超自然屬天的事，亞氏卻認為人的「智慧尚未墮落」，「人的理智成為自主的，在理智的範圍裏，人是獨立的，自主的」。隨著人類理性的地位日益高漲，高舉自然的勢力也越發強盛，漸漸侵吞了恩典。
宗教改革力圖使自主性歸於上帝，認為就救贖而論，人絕對沒有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人文主義走的卻是另一條路，取消超越的上帝，代之以人的自由與自然互相對照。人的自由就是康德的道德意志，而上帝是理性所不可及的，所以上帝從這個世界被驅逐出去。
自由與自然兩個世界仍然有連貫性，在理性範圍內，哲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都嘗試尋求知識的一致性（unified
field of
knowledge）。由亞奎那斯以後所強調的自主理性，導致人在知識論上完全自主。十八世紀後，人類的理性活動高漲，進一步把原先自由範圍的道德意志驅逐，形成非理性與理性的自然對立的局面。
可是，薜華並未留意到，人的道德意志始終需要安頓，在康德以後，道德主體不再需要上帝保證，也就是從上帝的絕對性退回人的主體。這樣，道德主體完全建立在人的心靈中，結果人的道德理性和人的自然感性糾纏在一起。康德雖然有上帝、靈魂不滅及自由意志作為道德形上學的設準，可是這三個設準並沒有必然性。到了後來，當上帝被驅逐離開世界舞台，道德主體的自由便只能在肉身之中安頓；人所認為的善，只存在於感覺之上。道德心性之學變成了心理學，人只有一大堆衝動（impulses），而使衝動得以釋放，就是快樂，就是善。由於感性是在理性之先，所以感性不受理性批判，人生的倫理道德從理性墮入感性，成為非理性的內容。非理性並非反理性，而是不在理性審斷之內。
薛華雖未能把握到上述思想演變的脈絡，卻正確地描述了這時期的特徵：普遍性（universals）不再順從古典理性，其特徵顯示於存在主義、現代藝術，以至現代神學的非理性尋問。這些學科不再追隨邏輯，甚至不能用日常的語言來表達。環視周遭的電影、報章、宗教現象等，便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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