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隨著歷史的演進，由發源地巴勒斯坦而擴展到小亞細亞、希臘和義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亞等地，大體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落腳，然後向北擴及歐陸各國，向西達於西班牙、英國。迨十八世紀，隨著移民潮而進入新大陸北美洲。
但在本時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區、亞洲、澳洲和南美洲(註：羅馬天主教於十六世紀初葉即已在南美洲開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絕大部分居民屬天主教徒)，尚屬基督教處女地，未有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出現。所以，本時期可謂是基督教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時期。
再者，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改教之後，雖也分裂成如下的數大宗派：路德會(信義宗)、加爾文宗、長老會、英國聖公會、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衛斯理循道會、摩爾維亞弟兄會，以及清教徒等少數自由團體，但大體上仍寥寥可數。迨至本時期以後，各公會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種新興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故本時期又可謂是基督教的分裂時期。
司徒德很早便關注信仰與當代社會和文化關係的種種問題，作為聖公會的一位領袖，他曾出席好些普世教會協會的會議，雖然他不同意那些自由派信徒對宣教的定義，但也認同當前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是宣教事工所不能回避的。他在1966年參加柏林的世界福音會議時，便確認除傳福音外，福音派信徒應更多投身社會關懷的工作，否則便扭曲了基督的教訓。這個確信逐漸在福音派領袖中取得共識，特別是愈來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福音派教會興起，貧窮和不公義成了他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終於在洛桑會議中，社會關懷成了主要的議題，而日後洛桑運動亦朝著福音與文化整合的方向而努力。
司氏不是從個別的經文，而是從聖經的記述形式來肯定文化的價值的。他指出上帝既然允許聖經作者因應他們所處的環境來傳遞合宜的資訊，那文化和社會便是 上帝使用來啟示他自己的工具；聖經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狀態下傳播的，沒有人能抽離他所在的處境而瞭解真理的含義。
司氏的一位好朋友侯士教（James Houston）在加拿大協助創辦維真學院，致力推動信仰與學術世界對話的工作，曾多次邀請他到溫哥華主持課程和講座；在後者的啟發下，司氏在1974年 開始即不斷邀請福音派的基督徒學者就每年指定的不同課題進行演講。其後在諸靈堂的支持下，他在1982年成立「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中心](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lty），並擔任主任。除主持講座外，中心出版一連串書籍。1984年，出版 了《當代基督教問題》（Issue Facing Christians Today）；1992年出版了（當代基督徒》（ The Contemporafy Christians），廣泛討論了基督教與當代社會問題，作了很多整合性的研究，包括信仰與政治、經濟、國際環境等關係的課題。他也編過兩本關於信仰與 文化的書：《福音與文化》（ Gospel and Culture）（主要是洛桑運動所作過的研究和論述）和《基督教與文化研究》（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
由此可見，司氏是堂會牧者、教會領袖（churchman）、老與學者的奇妙結合。這四重素質涵括了二十世紀福音運動的不同面相，故他堪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代表性人物。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
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產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
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週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
因此，傳統教會許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
要將宣教活動與帝國主義活動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
（a）政經關係
若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啟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
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 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
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 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持，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 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b) 刻意陰謀與擴張心態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 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廠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 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畫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 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 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啟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 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併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 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得以擴展，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不無關係。在十六世紀時，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海權國家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是個中代表。隨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艦隊遠征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天主教的勢力亦伸展到這些地方，開始宣教及植會工作。
篤信更正教的海權國家要到十七世紀末才告出現，包括荷蘭、英國等，她們逐漸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領導位置，成為新的海上霸主。更正教海權國家的興起比天主教的來得晚，故更正教的宣教工作亦相繼出現得較遲。這個巧合的現象是否意味宣教事業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拓展，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呢？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是互相呼應、甚或是同一個擴張計畫的不同部分嗎？答案既是又否。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教教會，是十九世紀海外宣教運動的成果。這宣教運動建構了今天更正教世界的面貌：將原本僅限於歐美一隅的宗教，變成遍佈全球的普世宗教。從這個角度看，海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署疑的。
有關宣教運動與宣教歷史的論述，幾乎都只是一面倒地肯定、表揚；但是，這運動不是純粹宗教事件，卻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國家帝國主義的擴張（所謂新帝國主義）無法分割。經由這宣教運動產生的亞、非、拉的教會，日後大多深受民族主義問題的困擾，中國教會便是其中一個極佳的例子。
昔日，中國人指摘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今天在許多人眼中，基督教仍是不折不扣的洋教。從李文斯敦身上，我們就可以看見宣教運動與帝國主義擴張（也就是宗教與政治）之間某些微妙的關係。
促成海外宣教運動的信仰背景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 Second Awakening），由英國衛斯裏約翰所推動的奮興運動，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運動（The First Awakening）；在十八世紀末（1785）至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和美國，另一奮興運動又告發生，期間延綿了三十多年，由於它對社會與文化均有明顯的影響，故亦稱為第二次大覺醒運動。
即使我們的情感讓我們開口讚美上帝，也不能証明它是屬靈或非屬靈的。
很多人似乎認為，假如人們熱烈地讚美上帝，這就是歸正的標誌。有一些人極力強調讚美是屬靈生活的一個標誌。
沒有一個基督徒會因別人在熱烈地讚美上帝而予以責備。然而，我們必須要了解，這種狂熱並非是歸正的標誌；就像我們以及看過的一些例子，撒旦也是能模仿各種屬靈情感的，而聖經也給了我們許多未得救的人熱烈地讚美上帝與基督的例子。
當耶穌在各處行神跡時，聖經記載當時的群眾「都驚奇，歸榮耀與上帝」（可二︰１２）；「他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上帝」（太十五︰３１）；「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上帝」（路七︰１６）。他們也熱烈地讚美耶穌，「他在各會堂裡教訓人，眾人都稱讚他」（路四︰１５），「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太廿一︰９）。可悲的是，我們知道這些人中，只有極少數人對上帝與基督有真正得救的信心。
在耶穌升天之後，我們從使徒行傳中讀到，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上帝」（徒四︰２１），這是因為彼得和約翰神奇地醫治了一個瘸腿的乞丐。然而這些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又有幾個人分享到彼得和約翰那樣的信心﹗當保羅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向外邦人傳道時，外邦人「就歡喜了，讚美上帝的道」（徒十三︰４８），然而，僅有一些人得救，因為「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以色列人在紅海歌頌讚美上帝，但沒多久他們就跑去膜拜金牛犢。以西結時代的猶太人，以口來顯示對上帝的愛慕，但他們的心卻追隨金錢財富（結卅三︰３１～３２）。以賽亞也說，那些憎惡上帝真正僕人的人們，也曾經呼喊「願耶和華得榮耀」（賽六十六︰５）。
從這些及其它許多聖經上的例子，可以歸納出︰熱烈地讚美上帝及基督，並不是歸正的可靠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