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重返日內瓦

 

　　加爾文在1541年 9月13日重回日內瓦。他是在幾經掙扎後，才順服這個他深信來自上帝的決定。他在這個崗位上事奉，一直到1564年逝世為止。

　　日內瓦在與天主教會脫離關係後，長期處於無序的狀態中。由於缺乏一套鮮明的改教方案，持不同想法的人各持己見，莫衷一是，自恃自為，社會和教會的秩序都無法建立；加上瑞士城邦處於列強環伺之下，信奉天主教的城邦欲將日內瓦重新納入天主教的陣營之內，製造許多有關改教運動破壞社會和人心的不利傳言，整個城市經常處在恐慌和混亂中。在宗教方面，即使沒有加爾文的存在，敬虔的宗教改革信徒和自由派的人文主義者的衝突仍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善於與權貴妥協、個人道德操守卻不佳的牧者佔據了教會的高位，招來許多反對之聲，不少有名望的人甚至拒絕從這些人手中領取聖餐；他們積極呼籲讓加爾文和法惹勒重返日內瓦，撥亂反正，匡復教會和社會的秩序。加爾文在多方懇求下，重返日內瓦，領導教會的重建工作。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主要職責是教導和牧養教會，並為改教後的教會和社會重訂各樣規條秩序。由於加爾文這次是被邀重回主持大局，所以他較易得到市議會的合作，將心中有關更正教的理想付諸實現。不過，市議會對他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的，他們尤其擔憂教會在加爾文的帶領下，會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因此，加爾文與市議會一直處在相當微妙的緊張但又彼此合作的關係裡。在他的努力下，市議會在 1541年通過他所擬訂的《教會組織法》，及一份信徒學道集。翌年，再通過頒行他所訂定的教會禮儀和音樂。

　　在加爾文的帶領下，各項改革措施漸次推行；但由於他的改革得罪當時的權貴及自由派人士，他受到不少攻擊。直到 1555年，由於支持一場武裝的民眾暴動事敗，自由派的好些骨幹成員被迫逃亡；在主要的反對者離開後，加爾文才算全面控制日內瓦的大局。他在1559年才被接納為日內瓦的公民，也就是他到這個城市後二十年，距離他逝世前五年。

　　加爾文的健康一直不佳，每天只吃一頓飯，每晚只睡四小時；才三十歲便開始疾病纏身，五十歲後更形惡化，最後在五十四歲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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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在施塔斯堡的日子

 

　　在離開日內瓦四個月後，加爾文書寫信給法惹勒。信中他提到他們在日內瓦的繼任者推翻了他們所有的建樹，全面與市議會妥協，但他確信除了得到上帝容許外，沒有人員能污損他們。加爾文對他的改教想法充滿信心。

　　施塔斯堡的改教領袖是布塞爾，他是一位偉大的神學家，既秉持路德的主要思想，亦兼容慈運理派與重洗派的某些看法。加爾文受布塞爾的影響甚大，有說他是在此時期才隨從布塞琅正式且有系統地修習神學；不過，對加爾文而言，最寶貴的莫過於親眼看到布塞爾如何處理教會和社會的事務，執中持平地推動一個城市的改教工作。加爾文除了在布塞爾所主持的一所學院中任教外，也負責牧養當地一個法國人的更正教信徒群體。期間他與一位孀居的重洗派信徒結婚。

　　加爾文出席了皇帝查理五世所主持為協調天主教與更正教政治勢力的三次會議，積極參與討論。他認識了墨蘭頓，二人成為終身好友。1539年，加爾文出版第一本新約註釋：《羅馬書註釋》，第一次修訂再版《基督教要義》，又著述了一本關於聖餐的小書。加爾文是一位多產作家，除《但以理書》及《啟示錄》外，他撰寫了每一卷聖經的註釋。

　　在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一位樞機主教沙杜裡多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日內瓦的議會和人民，批評改教者的動機並不純正，並鼓動他們重投天主教的懷抱。加爾文輾轉得到這封信的抄本，乃寫了《答沙杜裡多書》以作反駁，書中激烈地抨擊天主教會所存在的罪惡。從他寫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他仍關懷曾短暫牧養過的日內瓦人民。而事實上，日內瓦的民眾也未曾忘掉這位牧者；1540年，他們派代表到施塔斯堡，請求加爾文重返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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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在日內瓦投身改教運動

 

　　1536年，此書出版的那一年，加爾文開始他的歐洲之旅，他先到意大利，折返法國，然後打算重回施塔斯堡或巴塞爾，但因戰爭的爆發，最後他去了日內瓦。因著《基督教要義》的出版，他在改教陣營中略有名氣，而他亦決志投身參與宗教改革運動，在其中扮演教師的角色。加爾文相信上帝在教會裡設立了兩個永恆的職事：牧師和教師，後者主要負責維護教會正確的信仰。

 

　　日內瓦位於瑞士西南，人口約有三萬人，主要語言為法語，是一個堅固的城邦〔（city state）城邦是以單一的城市作為小型國家，有獨立的自治政府及市議會，由市議會管理整個城市。〕在加爾文踏足這個小城邦那年的5月21日，市議會剛通過接納宗教改革，廢止天主教的彌撒，以聖經來作為崇拜的基礎。

 

　　宗教改革不純粹是個宗教行動，其中牽涉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例如：當時信奉天主教的鄰國如費堡（Fribourg），對日內瓦改教這個決定便非常不滿。而事實上，即使在國內。全面推行宗教改革的動機也不很強烈。市議會之所以通過支持改教，主要原因是保護城市的經濟利益, 不用向教皇繳稅；而在人民中間，不少人文主義者是基於追求自由、擺脫傳統宗教勢力的羈纏的理由，才加人宗教改革行列的，他們對順服上帝話語的興趣早就不大了。改教後，由於舊有的宗教與道德規範解體，而新的制度又未曾建立，社會變得失衡混亂，問題重重。

　　那時在日內瓦市議會擔任領導官員（leading minister）的法惹勒（比加爾文年長二十歲），早於1532年便到日內瓦，以客卿身份推動當地的宗教改革。他自知無法控制日內瓦的局面，得知加爾文路過後，乃親往拜訪，要求他留下協助宗教改革。

　　加爾文最初只打算在日內瓦停留一晚，他也沒有在某個地方實際推動宗教改革的抱負，故拒絕法惹勒所請。法惹勒嚴詞責備他，聲言他若拒絕順服上帝此時的呼召及他全備的安排，必定招來上帝的咒詛。在這樣的壓力下，加爾文終於接受了法惹勒的邀請，成為日內瓦教會的領銜牧者和學者。

　　在法惹勒的鼓勵下，加爾文著手草擬教會典章，制定日內瓦教會的組織及法規。他是念法律出身的，起草這些條文並無任何困難處；不過，因著他的思想較為清晰嚴謹，不願意對複雜多元的現實作出妥協調適，或以模糊字句含混過去，故他所起草的條文要獲得公眾認同接受，並不容易。那些出於追求個人自由而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義者，對他要求執行教會紀律以保持教會純潔的做法深惡痛絕，他們特別不接受加爾文禁止道德有虧者領聖餐的明文規定，乃鼓動群眾反對他。年輕的加爾文不懂圓融之道，面對強大的反對聲音，堅持不讓，且威脅要禁止舉行復活節的聖餐。最後，市議會迫令加爾文和法惹勒在三天之內離開日內瓦。 

1538年復活節，加爾文被迫逃往施塔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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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從皈依到涉足改教運動

 

1．突然的皈依

 

　　當時，巴黎是大公教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政府與教會對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爾文卻是在那裡唸書時，認同宗教改革運動，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沒有明言在甚麼時候作出這樣的轉變，學者至今仍無法達致一個公論，一般估計為1527至1534年。

 

　　據加爾文在其《詩篇註釋》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一次突然的皈依（sudden conversion），從而發現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質，並且否定大公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對傳統的過分高舉，和對彌撒及聖禮等看法。不過，我卻相信這樣宗教思想的轉變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個特殊的宗教經驗，而應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轉化，逐漸形成的；因為加爾文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信仰態度保守而執著，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來的。

 

在加爾文讀書的時候，路德思想已經在各地流播，他應曾片斷地接觸路德著作；也肯定聽聞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召開的馬堡（Marburg）會議中，企圖協調雙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終無法在聖餐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故事。

 

因此，加爾文在此時期受路德思想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促成他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自行閱讀聖經，從而經歷上帝話語的大能（他多次提到聖經的這種改造生命的能力）。我相信加爾文是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確定更正教思想，這個突然的轉變大概只是長期的量變跳躍到質變的某個階段吧！。

 

　　2．捲入改教運動。

 

　　1533年，加爾文首次被捲進宗教改革運動的漩渦中。該年11月，他的一位好友確克（Nicolas Cop）被委任為大學的院長。在就職禮的講道中，確克引述宗教改革先驅伊拉斯姆對登山寶訓的解釋的若干觀點，將新宗教與舊宗教作一對照，被認為是鼓吹路德主義的思想。

 

確克低估了這篇講章所煽起的反對浪潮，他的講道觸怒了反對宗教改革的政府和教會人士; 為了逃避被逮捕的命運，他與加爾文被迫逃亡到國外。為甚麼此事會牽連到加爾文的頭上來呢？除了因著他是確克的好朋友外，有說這篇講章事實上是由他代筆的，故他逃不掉這個責任。不過，我們未必需要相信代筆這個傳奇性的說法，只須確定加爾文在此時已接納更正教的觀點，他的思想與確克不會有很大不同。既然確克因其宗教改革思想而在安危上受威脅，加爾文乃自覺必須作出信仰立場上的抉擇，並且在行動上表達這樣的抉擇。他與確克一起逃亡，並且放棄領取多年的教會資助，中斷與天主教會的關係。

 

　　加爾文首先逃回家鄉，然後才輾轉在1535年前往瑞士巴塞爾（宗教改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瑞士不少城市紛紛響應，巴塞爾是其中一個，此地日後成了加爾文的避難所）。由於那時加爾文已皈依及涉足改革運動，他決定不再從事人文科學的研究，轉而認真探究宗教改革的思想，特別是改教的神學理據。他開始廣泛的聖經和神學研究，並著手撰寫他的名著《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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