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02年，伊拉斯母在他的《手冊》（Enchiridion）已經宣稱他討厭神學的教義，而路德卻基本上是一個神學家。」
所以，因著大家在改革的基礎上都不同，自然有決裂的危機，但他們起初還是彼此尊重和支持的。在路德於1517年張貼了《九十五條》之後，伊拉斯母於1518年致信給德國一位人文主義圈中出名的人約翰．凌(Johann Lang)表示他歡迎這《九十五條》。
他們本應可以建立更友善的關係，可惜的是有針對伊拉斯母的人出來控訴他是路德這異端之父，而令至伊拉斯母在彼此建立互信關係之機會上卻步。不過，他於1519年4月寫給智者腓勒德力（Frederick the Wise）的信中仍表達雖然他未有仔細看過路德的文告，但仍相信他的用意是善良純潔、絕無機心和貪婪的。
不多三個月後，在萊普西（Leipzig）的辯論會中，買爾（Eck）用巧計將路德捲入胡司（John Hus）被定罪案是否合法的風波裡，伊拉斯母為了自保，就立即致信給美因斯的紅衣主教（Cardinal Archbishop of Mainz）申明自己對路德的言論毫不認識，只知他是個好人。
伊拉斯母（Desiderius Erasmus）乃私生子，約在1466至1469年間出生於鹿特丹（Rotterdam）。他喜愛文學的熱情，驅使他於1474至1484年間入讀於當時著名的共同生活弟兄會。可能因著這少年時的熱愛，使他成為基督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的大師。他因貧困而加入了斯特因（Steyn）的奧古斯丁修會。於1487年，他出任副院長一職，1492年更受封聖職為神父。可是，他始終覺得修道生活不適合他而離開。
於1495年，他在著名的巴黎大學就讀，雖於1499年獲發神學學士，但傳統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始終不能滿足他實事求是的求學態度；相反，他對人文主義那尋根究底的精神，越發有興趣。所以，他於1499年造訪英國，與約翰．柯列特（John Colet）和多馬．摩爾（Thomas More）結交，結果激起他研究教父著作和原文聖經的無窮興趣，並開始研究聖經和學習希臘文。
因他是個文學家，批評時局點到即止，態度恰到好處，每每表現出善意，可見他雖然不滿教會的腐敗，但仍保持寬容的態度；相比於路德，這也可能是他們決裂的其一原因。在他離開英國以後，在意大利、法國和荷蘭往反的年間，他成為了人文主義的推動者，專心研究古典文學，對當代的教會國家處境，有更深入的反省；所以，寫下《基督精兵手冊》（Handbook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愚昧頌》（Praise of Folly）和《熟練會談集》（Familiar Colloquies），以諷刺和精僻的手法指出當時教會的腐敗、陋習。
他一生中最有貢獻的，莫過於他於1516年所出的希臘文《新約》和其後陸續出版的教父叢書。這些書籍實在為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起了一個穩實的改革根基。這也成為伊拉斯母與路德可以對談交往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