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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2日 星期日

猶太教的遺跡

猶太教徒在中國古代被稱為挑筋教徒,因為他們不食獸類腿下筋,中國人這樣稱呼他們。猶太教徒的一些習俗(如不吃豬肉)與回教徒類似,時常被中國人誤會認為是回民。他們所建的會堂,都面向耶路撒冷,有如中東早期的回教寺。古時的中國人也有稱猶太人的會堂為「清真寺」,但是猶太教徒總喜歡稱自己的教門為「一賜樂業教」,並稱自己為「一賜樂業人」。按「一賜樂業」,就是「以色列」(Israel)的音譯。以色列本名雅各(Jacob),其後裔被稱為以色列民、或猶太人。

 

1. 猶太人入華

 

    猶太人究竟是何時到中國來?根據歷史學家的意見,很難有一致的說法:有主張說是在周朝、有說在漢朝、有說在宋朝有猶太人到中國來的。但根據歷史資料判斷,猶太人真正到中國住下來是在唐朝僖宗乾年間已相當多。那時應該是在唐末以前。根據一亞拉伯人的遊記,到西元879年(即唐朝僖宗的乾符六年),黃巢破廣州時,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猶太人、波斯人等等被殺戮者,幾達十二萬人,這可想見猶太人在當時已相當多了。根據法國著名漢學者哥地爾(H. Cordier)的意見,以為猶太人到中國,應當在後漢明帝時代,他們是路經波斯到中國。這項推定,是假定西元70年(即漢朝明帝永平十三年)當猶太京城耶路撒冷淪陷時,流離的猶太人遂轉輾到中國來。按照中國正史,提及猶太人的記載,是「元史」的「文宗紀」所記載:「天曆二年詔僧道,也裏可溫、朮忽、合失變為商者,仍舊制納。朮忽即猶太族也」這一則為最早的記錄。

 

2. 研究中國猶太教的學者

  

    近年研究在中國猶太教之學者甚多,其中傳教士竟佔一大半。最先著手研究的為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他首先發現在河南的開封,有猶太遺民和猶太教堂的遺存。西元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曾接見一來訪的河南人艾田。艾田說他的先人為猶太人,而他本人仍信奉猶太教。利瑪竇從艾田得知:在河南開封有他們的會堂一所,並有猶太教徒十餘家。根據歷史,在開封有猶太會堂,存放著摩西五經,在那裡有五、六百年之久。明朝神宗萬曆四十一年(西元1613年),另一耶穌會教士艾侕略(Julio Alenio),也到開封調查猶太教的遺跡。康熙四十三年(西元1704年),耶穌會教士駱保祿(Gozani),和蘇霖(Suarez)就有關開封猶太教的會堂構造,及其所保存的經典,提出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教士孟正氣(Dominage)亦在開封從事這項研究達八個月之久。清朝高宗乾隆三十五年(西元1770年),教士韓國英(Petrus Martial Cibot)亦到開封研究猶太人的會堂。到了十九世紀,清朝宣宗道光三十年(西元1850年),倫敦一個基督教向猶太人傳福音的猶太人佈道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又派研究員到開封調查猶太教的遺跡。香港的斯密司(G. Smith)將其研究成果,於文宗咸豐元年(1851年)在上海發表,而在開封所存猶太教的經典,也在上海影印出版。另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倫敦的猶太商人曾用希伯來文和開封的猶太人通信。後來,在穆宗同治六年(1867年),奧大利的商人利伯曼(J. L. Lieberman)曾親自訪問開封的猶太教堂。鹹豐七年(1857),流寇之亂,使開封猶太人向四方逃難,猶太人多數在此變故中離散。同治六年(1867),著名基督教學者丁韙良(William Martin)到開封訪問猶太教遺跡時,會堂已遭破壞,所有遺物蕩然無存。

 

3. 會堂的規模

 

    明朝末期崇禎十五年毀於黃河犯濫的猶太教會堂,曾由趙姓的族人出資重建。根據早期調查者的報告,該會堂長六十呎,寬四十呎;連附屬的建築物和土地,也不過長三、四十呎,寬十五呎。在門的東側有牌樓,從牌樓望進去,有廣場豎有三面碑記。會堂有一鐵香爐、二座大銅盤、二隻大花瓶。會堂的至聖所,原陳列有十三部舊約的聖經。會堂始建於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在明英宗天順六年(1462年),及毅宗之崇禎十五年(1472年)曾二度被水災所毀。

 

 

唐朝以前基督教來華的種種存疑傳說

    在唐朝景教(Nestorian 斯多流派之基督教)傳入中國前,中國教會歷史都無法有真實証據証明是否曾有基督教的傳入。一般的資料只能以傳說方式引証。

 

使徒多馬傳教至東方

 

 多馬(Thomas)是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初早期教會歷史有記錄說使徒多馬曾在中亞細亞和印度建立教會。更傳說多馬及其門徒曾把福音傳到印度和中國。

 

 在馬拉巴教會迦爾底亞(Chaldean)的祈禱書中記載說:「中國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馬的勸勉,信仰真道」。又說:「基督教藉著多馬的宣揚,猶如雙翼之鳥,飛往中國」。羅金聲著《東方教會史》有記錄說:「據傳說,當保羅往西方傳道時,多馬即到東方傳道。最初,多馬是沿東邊海岸,在靠近現在的瑪德拉斯(Madras)(印度東部)宣傳福音,後來,又往沿西海岸(馬拉巴Malaber)(印度西部)宣傳福音,有很大的成就。再後,他又轉往東方宣傳福音,旅行直至中國為止。他回到印度東部時不信上帝的人攻擊他,又因他們受了婆羅門(Brahman(印度教)教徒的煽動,便用石頭打他,用槍刺他。他們將他的屍體遷到城內安葬。這是主後68年的事。」

 

 如果這傳說是真實的話,那使徒多馬曾到中國傳福音,應當是在漢朝明帝永平年間。

 

巴多羅買東來傳教

 

巴多羅買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根據新約聖經的研究,他可能就是約翰福音中的拿但業(145-49;212),傳說他在亞美尼亞殉道。「在印度的傳說中,當保羅傳教至小亞細亞的時候,有多馬與巴多羅買傳教到東方,說多馬到了印度,巴多羅買到了中國」。

 

羅馬皇帝尼祿迫害基督教,部分基督徒逃難東來

  

   燕京開教略一文說:「主後65年尼祿虐殺基督徒,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滅,基督徒逃難東來,正值佛教輸入中國的時候」。如果這記錄是可靠的話,那時也應該是漢朝明帝永平年間。

      

東漢時代有兩名敘利亞傳教士以學習養蠶治絲為藉口來華傳教

 

   李文彬在其所著《中國史略》記載說:「在東漢時代,曾有兩個敘利亞教士到過中國。他們到中國來,表面上是為了要學習養蠶治絲的方法,把蠶子帶回歐洲,可是他們的本意,乃是傳教。」

 

主後100年,教士曾由伊得散被遣往波斯而遠到中國西部邊陲。

   

    羽克氏(Huc)在《基督教中國傳道史》(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一書裏,曾提到西元411415年間的塞琉細亞(Seleucia)主教劃定教區的時候,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包括在內之說。若按這說法,相信在晉代(西元400)或宋朝前(西元50O)已有基督教在中國活動。

 

明朝劉子高作鐵十字架歌

   

    根據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記載說:「明朝劉子高詩集、與李九功慎思錄,均載明朝洪武年間,江西省廬陵地,方掘得大鐵十字架一座,上鑄赤烏年月。按赤烏係三國孫吳年號,子高因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又鐵十字上鑄有對聯一副寫著:『四海慶安瀾,鐵柱寶留十字;萬民懁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王氏說下聯「萬民懷大澤」這一句是指耶穌的受難救世工作。如果這記錄是真實的話,那在三國時代也有基督教傳入中國。

    

總結

 

      根據種種歷史遺留下來的跡象,早在唐朝以先,基督教已踏足進入中國,但實況如何,以上六種說法皆屬傳疑,有待考證。而正式有文獻記載者還是唐朝之景教。不管怎樣,古代的中國乃是強大的國家,遠在漢朝時已有絲綢之路通往西方,中國人與印度人、波斯人、猶太人、羅馬人的來往早有記錄。基督教早在漢朝時曾與中國人接觸不是奇怪的事。當然,這些腳縱和事蹟都沒有在歷史中留下任何的影響力。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民國建立期教會佈道情況

1. 民國建立以前的佈道工作

教會當時面對的是一個對福音感到非常陌生的環境。由於人民對福音一知半解,難免出現對教會有不接納的情況。教會傳福音,實在是非常困難,加上教會本身的中國信徒數目不多,信仰知識和生活的見證亦不夠強,而傳福音的人才和實力都很有限。當時傳教士的佈道方式是︰

一.     用口傳福音。1856年以後,宣教士每到一地方,就跟當地人講道,派發單張,小冊子等等,有時還沿街佈道。由於傳教士和老百姓的關係並沒有建立好,所以常遭到他們的恥笑,甚至侮辱,故收效不大。

二.     建立佈道的機構和基地。設立禮拜堂、醫院、學校等等,成為一個可以立足的佈道中心,這方法確實成功地帶領了一些人歸主。醫院和學校的服務,也代表基督教對人民的貢獻,也為國家的進步帶來幫助。時間久了,基督教便在眾人的心目中逐漸樹立起好感和榜樣。

 

2. 民國初期的佈道情況

    民國初期的公開佈道方式雖還是以前那兩個,但卻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例如︰1913年時,美國著名的佈道家來中國旅行佈道,到達十四個不同城市。據統計顯示共有十三萬七千多人聽道,次年佈道家再來中國,在十二個大城市講道,聽道者有十二萬一千多人,平均每個城市都有萬人去佈道會。這個反應與全盛期以前的情況比較,真是有天壤之別。

    學校方面,發生了悔改歸主的運動,一些學校,有幾十人願意相信耶穌。中國教會在1900年以後確實進入了一個鼎盛的佈道期。1900年庚子事件,是佈道鼎盛的“序幕”,這一年帶給中國人民很多的教訓和啟發。鼎盛期的佈道共維持了廿年。

    “宣教工作”的開始。1918年由中國人發動的第一個宣教差會成立了,為“中華國內佈道會”。差會差派傳道人到雲南佈道,開展邊疆的佈道工作。

 

3. 佈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一. 庚子之亂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苦難和祝福。這事件使教會傷亡慘重,中國也深受苦難,帶來了刻骨銘心的教訓。在教會方面,傳教士們再也不相信信徒在糾紛中一定是對的,於是便不再參加信徒的訴訟案。他們明白到信徒的素質不夠高,因而需要注重栽培和教導。對於新加入的信徒,也謹慎得多了,信者需要先經過慕道栽培後,才能受洗歸入教會。經過庚子之亂的教訓後,教會更成熟和聖潔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實在是一個祝福。

       在庚子之亂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感人的見證,使不信主的人,開始對基督教刮目相看。基督徒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殉道精神,使親友和鄰居都大為驚奇,因而在他們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種子。這又是苦難的一個祝福。

庚子之亂也帶來其他一些祝福。例如︰教會以外的人,經過這次事件後,對基督教的態度比較開放了。庚子賠款用在中國的教育經費上,使一些人能到海外去進修學習,這個安排使不少人明白到傳教士的好意,於是對基督教的成見也逐漸減少了。

    二. 中國的進步,民國的成立。十年的改建使教會聲望提高了,中國人對基督教的看法也開放了。教會的教育、醫院、文化和社會服務,在當時社會中有很顯著的影響。因此民國政府,便順理成章接納基督教為合法的宗教。1911年民國成立後,教會歷史進入新的階段,佈道的鼎盛情況也進入新的高潮。教會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接納,可以到各處佈道。當時慕道者非常多,查經班,基督教刊物,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革命領袖孫中山也公開講道,聽道人很多。當時,在國內巡迴佈道的中國佈道家有丁立美,余日章,饒伯森等,他們都是大有能力的佈道家。具體來說,民國成立對教會佈道工作的幫助有︰基督教被承認為合法宗教、國家的改變和進步。

 

    感謝上帝!上帝實在愛我們,愛中國教會,愛中國同胞,上帝為教會預備了苦難的管教,也安排蓬勃傳福音的機會。

 

 

中國基督徒的自我體認

. 內地開放期教會本身存在的問題 

    在這段內地開放期(1860-1900年)加入教會的人,大多數是貧苦大眾,或是品流複雜的人。當戴德生創立了中國內地會,要將福音傳入中國內地的鄉民時,許多傳教士便湧入了鄉村作佈道。教會的信徒迅速增加,可是信主的人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卻相當有限,對中國社會產生不大的影響。一般士大夫、官紳、商人和知識分子看到教會裡充滿貧苦人,大家都退避三舍。當時滿清官員若去教會禮拜,會被撤職,所以做官的人是不上教堂的。加上傳教士轉移宣教重心,以內地鄉民為主要對象,所以要吸收知識分子,便更加困難了。事實上,基督教要在社會有影響力,必須有平衡的發展,吸收社會各階層的人成為信徒。在整個教會中,也必須有一些可以懂得聖經的人,去按真理領導群羊,不然便很易陷異端的迷惑之中。內地開放期的教會因沒有大量的人才,以致中國教會未能獨立。

1. 教會信徒的質素

    教會信徒大多是一些比較窮苦的人,影響了教會在某些方面的發展。加上有許多人信教是另有目的,例如︰為了兒女教育的好處,有疾病時可享有免費住院,還有一些流氓分子混入教會。這些所謂教徒,其實都是動機不純的,這使信徒在素質方面大大降低了。
    教會以外的人,看見這些品流複雜的人加入了教會,就更加歧視教會了,說宣教士是用金錢和物質引誘人入教,這種誤會是很難澄清的。
不久,傳教士們察覺了這些問題,便採取了一些方法,例如︰當信徒要求“幫補”時,需徹底查清其需要是否屬實,接受信徒時不再操之過急,信徒犯罪後,也不再為信徒“作保”,以免惹上包庇犯罪子之嫌。傳教士所辦的學校課程中,增加了一、兩門專業技術課程,待學生畢業後有一技之長,可自力謀生,不用依賴教會。這些建議,對改變信徒素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幫助。

2. 基督徒信仰的體認

     重生得救這樣的體認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加上傳教士喜歡在在傳教中對「罪」與「悔改」強調,這使中國人一時間難以明白和實行。米憐曾寫《長遠兩友相論》全書以對話形式表達,主要透過基督徒潘長及其未信的朋友曹遠對信仰問題的討論,進而帶出基督教要義,解答未信及慕道者的疑問,全書的重點主要指出每個人都有罪,結果是永受地獄之苦,要免除此苦,人必須承認自己的罪,向神悔改,藉著耶穌的死,罪就得赦免。而成為一個“信耶穌者”後,必須要“敬拜上帝”,閱讀聖經、祈禱,這樣才不致再次身陷罪中。另外一個信仰困難是中國人督徒對“苦難”與“不公”的體認。
    當時中國人正經歷許多的天災苦難,社會中更有許多不公平和不公義的事情發生,這給中國人基督徒許多的反思和疑問。許多時候,傳教士並不能完全解答和滿足他們這樣的尋索思考。當然也有許多人藉著苦難的際遇以至抉擇接受基督教,例如從“吃教”到真誠皈依的廣東禮賢會王元深。當時也有許多知識份子為了救國而抉擇皈依基督教。
    中國基督徒在社會地位上面對許多的張力。在國家方面,基督徒被斥為信奉“洋教”、通敵賣國。在家庭方面,基督徒又蒙上背祖忌宗,離經叛道的汙名。教會在這種情況下,不時起來辯護。在「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可見到“辯誣賦”、“論耶穌教”、“析論”、“駁謗詞”、“傳道論”、“辯耶穌教”、“民教失和辯”、“明道問答”、“聖教問答二十四條”等等文章的出現。即使是這樣,當時一般的中國人最多只確信基督教入華,目的是“勸人棄邪歸正”。

3. 訓練中國傳道人問題

    這時期中國傳道人的數目,是有顯著的增加,基督教傳教士的傳福音範圍也擴闊了。基於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普通話不夠流利,需要中國傳道人陪伴他們四處傳道,充當翻譯。因此,中國傳道人開始成為傳教士和中國人之間的溝通橋梁。可惜當時信徒素質較低,因此早期教牧訓練方式,是屬於學徒式的,是較短期的訓練,主要是研究聖經和傳福音的方法。另外也教導受訓的信徒,如何處理實際環境的種種問題,這種訓練方式也比較靈活。學徒式的訓練對像是成年人,接受的條件是必須清楚得救蒙召,及對社會有認識。
    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有其優點,例如注意實際環境的需要,可較實際地瞭解傳福音會遇到的各種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但是學徒式訓練也有許多的缺點,例如時間太短,在聖經的教導方面不夠全面和深入。時間不長,難免有些人會假裝蒙召作傳道人,加入訓練的行列,以便使用傳道來糊口,他們沒有傳道的熱誠,羞辱了這神聖的職份。
    後來,教會才發展學校的訓練方法,這方式被大宗派的教會接納。通過一般學校制度,教導信徒深入認識聖經的真理。對象主要是較年輕的男學生。這些學生從小就學習聖經的理論和知識,一直到長大,看是否能擔任傳道人的角色,所需的時間長,以便觀察。

. 如何發展一個自立自養的教會

    如何把中國教會發展成一個自立自養的教會是這段時期宣教士深入思考的問題。
    教會要自立,必須先要有好的領袖人才,肩負起領導教會的責任,同時也要有一群成熟的信徒去支援。教會要做到自養,當然要有一群經濟能力好的信徒,這在當時是頗為困難。可是教會的自立自養,又是必須的,因為自立自養的教會才是一個成長的教會。傳教士打馬治,是十分熱心去幫助中國教會成為自立自養的教會,例如︰「長老會閩南大會」(1862年)成立自立會就是一個最初期的例子。

2020年6月28日 星期日

元朝的也裏可溫教

在元朝時,中國的基督徒有時被稱為「達屑」,有時被稱為「也裏可溫」;而對基督教各派則一律稱為「也裏可溫教」。
按「達屑」一詞,是波斯語 Tasrs的音譯,意思是「敬畏神的人」、或「虔誠人」,後被回教徒用來專指基督教徒。「景教碑」將這一名詞譯作「達娑」。「也裏可溫」或作「阿爾開溫」為蒙古語“Arkaun”(或作:Arcoun: Arkaiun; Erkeun)之音譯;本來含有「有福之人」或「有緣人」之意,而後來專指「信福音之人」或是「信奉福音的基督徒」。
元朝的基督教,除了景教以外還有天主教的道明會、及方濟會之傳入。有人說雅各教派(Jacobites)、及亞米尼亞(Armenia)教派亦曾傳入中國,可惜缺乏資料,無法加以證實。

[元朝的景教]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景教雖在唐朝時被禁止,但是在中國的邊疆地區,卻仍然保有景教的殘餘勢力。在中國邊疆地方所發掘的許多景教徒墓石,可以證實這一點。這些墓石分佈於:鳩河(Chu)(中古之葉川、或碎葉川,Suioab)流域的多瑪克(Tokmak)附近之布拉拿(Burana)城的遺址,和必斯柏(Pishpek)地方,即是今天的蒙古和蘇俄一帶。這些墓石,或僅刻有十字架的標誌或附刻有敘利亞文的洗禮者名字。僅在必斯柏(Pishpek)墓地,就曾發掘六百餘個刻有敘利亞文及十字標誌的墓石。這些墓石都明明的刻有十三、四世紀的年月。但是早在十一世紀,在蒙古北部遊牧的克烈族(Kerait,亦作怯烈,屬蒙古族)、及雍古族(Ongut,亦作汪古,屬突厥民族)已有信基督教者。
當時在歐洲被稱為約翰王、或約翰長老之蒙古人汪罕,即為克烈族人。成吉思汗的家系中,具有許多景教徒。成吉思汗之子拖雷(Tului)的妻室,而為蒙哥(Mongka)、忽必烈(Khubilai)、旭烈元(Hulagu)三汗之母的唆魯禾帖尼別吉(Sarakutanibagi)即係克烈部的公主,她就是汪罕(Ong-khan,成作汪汗)之姪女。另外有他如,既汪罕之孫女、初為拖雷之妾,後成旭烈兀之妃者,也是景教徒。成吉思汗的侍臣中有名的鎮海(Chinkai)亦為克烈族的景教徒。鎮海的三個兒子,要束木(Joseph)、勃古思(Bacchus)、闊裏吉思(Georges)等人也是景教徒。考古家巴爾希伯來奧士(Bar Hebraeus)早已證實,十一世紀初克烈族已有景教之洗禮名單。如克烈族酋長,有名的馬古斯(Marghuz),即等於Markus(馬可),其子名為哥加克斯(Qurjaquz),也是景教徒喜歡取用的名字。
信仰景教的邊疆部族,比較著名的有以下的名字:
(一)    克烈族
(二)    乃蠻族
(三)    汪古族
(四)    蔑兒乞族
上述諸部族,除蔑兒乞部落沒有全部信景教外,其他各族在宋朝和元朝二代都歸依了基督。

至於景教後來在元朝完全消滅的原因,除了隨景教部族之被滅而消滅外,尚有其他的各種原因:
一.     元朝的政權雖然標榜宗教自由,但是因其王室採多妻制度,因此在本質上較接近於回教制度。
二.     景教的領導中心在中東的巴格達,離中國很遠,又未能在中國培植聖職人員以補教士之不足。波斯被滅後,賴波斯國保護之景教也隨告衰微。
三.     一些景教領導人歸信天主教。例如,汪古族酋長闊裏吉斯(即佐治王,King George)改信天主教並於西元1304年5月18日 宣誓服從羅馬教皇。

有關元朝之基督教歷史,因為沒有留下像唐朝景教的經典可以考證,因此只能以外人的遊記(如馬可孛羅遊記、奧多利克遊記等),及一些零星的元代史料來敘述它。
在「馬可孛羅遊記」中,有關當時的景教徒、及教堂分佈的情形,有以下的記錄:
(1)  肅州省(Suchu)
(2)  甘州城(Canpchu)
(3)  額裏折大省(Erginul,即涼州)
(4)  西寧州(Siinju)
(5)  額裏合牙省(Egrigaia,即寧夏)
(6)  天德軍大省(Tenduc)
(7)  宣德州城(Sindachu)
(8)  京兆府大城 
(9)  漢中省
(10) 哈喇章大省(Carajan,即雲南省)
(11) 鎮江府城
(12) 京師城(即杭州城)
(13) 福州城

除上述各景教寺外,在吐魯番、阿力麻裏、沙州、鄂爾多斯、東勝、及陰山山脈的石柱子梁(以上地區為今天的新疆一帶),並百靈廟附近、北京西南 三十公里 之房山等地區,先後發現有景教的遺跡。馬可‧孛羅遊歷中國時,所見的基督教都屬景教信仰。

[元朝的天主教]

  當蒙古王朝興起之際,也正當是歐洲的基督徒組織幾次的十字軍對抗回教勢力之時。當時元太祖、及太宗有幾次起兵西征,到處攻滅回教國,因此歐洲的基督徒,以為蒙古人是幫助基督徒撲滅回教徒的,便一心想要和蒙古人結盟。
    第一個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是十三世紀的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他是一個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極有影響力的人。當他到達中國時(1294年),忽必烈剛去世,由元成宗繼位。雖然他初到中國時,受景教徒的排斥和陷害,但至終他贏得元朝王室的信任和支援,開始傳教。十年內已有六千人受洗,加入教會。汪古族酋長,闊裏吉思,就是在這時改信天主教。另外,他也把新約聖經和詩篇等,譯成汪古族的方言。孟高維諾除了傳福音外,又從事興建教堂的工作,他收養了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歲的男孩,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希臘文、拉丁文、唱聖詩及背誦經文。他在中國工作三十多年,在十四世紀初逝世,享年八十多歲,是一個德高望重的教士。

除了孟高維諾之外,還有好幾位“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的修道士來到中國,但是在發展教會事工方面沒有太大的果效。最後一位是“馬黎諾裏”傳教士,他是在主後1342年到達中國,逗留了三至四年便回羅馬了。因為他看出當時元朝的元順帝政局險惡,必定維持不久,因而離去。果然在二十多年後元順帝被朱元璋(明朝第一位王帝)趕出中國,天主教在中國的事業,就此停頓了。

元朝的天主教和景教一樣,在中國歷史中曇花一現就消失了,沒有留下長久的影響。天主教在元朝無法施展較大的影響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      很少漢人信天主教,大多是蒙古人或邊疆民族。因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旦滅亡,天主教也自然隨之消滅。此外,教士過分倚賴元朝王帝的庇護和支援,對元朝的王帝,百般討好。而漢人是受元朝歧視的,自然就對這些傳教士產生了排斥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宗教。元朝時來華的天主教教士,與元朝王室有密切的關係,與一般的大眾平民卻脫節了。


二.      傳教士沒有看到翻譯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的重要性。雖然天主教的傳教士孟高維諾也曾從事一些翻譯工作,但他只是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汪古族的方言,不是翻譯為中文。可能孟高維諾也受了傳統的天主教思想所影響,以為信徒讀聖經與否,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重要的是信徒守儀式、做彌撒,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當時能將部份聖經翻譯為中文,那麼即使他們離開了中國,中國人至少也可以從翻譯的聖經中,領悟到真理,不至於完全消滅了。


三.      元朝的天主教傳教士,與景教的傳教士,互相對立,彼此排斥。中國人和蒙古人看天主教和景教沒有分別,都是“也裏可溫教”教徒,但他們卻互相打鬥,漢人為之搖頭嘆息,對他們的信仰也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