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要義》問世

 

　　1536年3月，也就是加爾文二十六歲那年，《基督教要義》的初稿面世。它是一本篇幅不長的教義總綱，加爾文刻意以簡單的手法，向信徒陳述更正教的教義，這書的出版及風行奠定他對更正教神學的貢獻。

　　加爾文撰寫這書的首要目的是護教。因為他目睹法國的更正教思想極其混亂，人們無法分別出甚麼是改教者的正確信仰，甚麼是重洗派（在加爾文眼中）過激的反政府與反社會的觀點，故對宗教改革有許多偏差的傳言。加爾文亟欲釐訂一套更正教的教義，為其賦予正確的神學身份，藉以掃除社會上的誤解和恐慌。他將這本書連同一封信呈獻給法國國王，期望法王能以較仁慈和公正的態度來對待更正教。不過，除了護教以外，教導信徒也是加爾文撰寫本書的另一個關懷，他希望為那些飢渴尋求真道的信徒提供一本簡易的信仰手冊。

　　對那群所謂憲制的宗教改革者來說，他們面對的是雙重的戰線：一方面，他們要抵禦來自天主教的攻擊，必須力證宗教改革乃是不可避免的；另方面，他們要限制宗教改革及與之牽連的社會改革的幅度，拒絕教義上（如重洗派）或社會上（如農民暴動）的激進主義。任何改革運動一旦啟動了，便可以是沒完沒了的。例如我們可以合法地問：要是路德可以拒絕教皇及天主教會的權威，為甚麼其他運動的參與者不能進一步拒絕所有傳統訂定的信約、教義、教父，甚至是聖經正典的權威？要是路德可以拒絕天主教會在宗教士對信徒的約制能力，那為甚麼一般民眾不可以進而拒絕一切與宗教密切相關的政治和社會契約，諸如不再效忠君王和地主？甚麼是[惟獨聖經] ，那是指[一人有一本聖經] ，每個人都有權自行且任意地詮釋聖經，完全不受任何外在（包括教義在內）的規範制約嗎？。

　　宗教改革者在破壞大公教會建基於傳統和教會體制之上的權威之餘，必須重建教會的權威與秩序，否則便會讓改革被帶引到虛無主義的境地去。事實上，要是宗教改革演變為道德或政治上的虛無主義，威脅到世俗政權的穩定性，那反對宗教改革的就不僅是天主教會，而是世俗君王，包括德皇（神聖羅馬皇帝）與各地的選侯了；設若教皇、皇帝和各地的選侯結盟，則宗教改革必無生路，其被撲滅是指日可待的。

　　加爾文面對的正是這雙重戰線。他一方面要駁斥天主教的信仰與聖經不相合的地方，另方面也得將宗教改革與激進的重洗派劃清界線，藉以消弭世俗君王的疑懼。這是《基督教要義》所以成書的原因。因是之故，加爾文並沒有追求標奇立異，闡發他對基督教教義的個人獨特見解。創新性（novelities）絕不是他的考慮：相反地，他沿襲了許多奧古斯丁與路德的觀點，在主要教義（諸如上帝論、基督論）方面亦幾乎完全跟隨初期教父和大公教會的定奪，他做的只是盡量將這些教義奠立在厚實的聖經神學的基礎之上。加爾文認定上帝的話是基督教信仰唯一的基石，所以系統神學（systematic）與聖經神學（exegetical）是不能分割的。

　　加爾文在日後不斷將《基督教要義》擴充修訂。1541年首個修正版面世。1559年三度修訂，這是第五版的《基督教要義》。從他先後撰述並增補達二十三年之久，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不過，他至終沒有對他在年輕時所擬定的教義作過任何重大的更改；換言之，加爾文的神學框架和基本觀點在二十六歲那年便已確定了。此書不僅是他個人成名及傳世之作，更是更正教信仰一本最基本的經典作品，要是我們只能挑選一本更正教的代表著述，則除此書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