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日 星期三

巴文克思想中的自然法

 

巴文克在他的著作中清楚說明了自然法的教義,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知道,路德、慈運理、加爾文都談到了自然法。然而,這些宗教改革家和羅馬天主教與人文主義者所主張的自然法教義是有區別的。他們一致反對古典自然法教義的一些重要元素。這些改教家的自然法教義必須用他們正確地承認墮落是非常嚴肅的事,也承認人類理性全面的敗壞,因此需要聖經作為鏡片,才能正確地解讀普遍啟示,來加以調和。例如,加爾文雖然經常說到自然定律(ordo naturae),即lex naturalis(自然法)和natura docet(譯按:natural teachings),然而,墮落的人類理性對它們的正確理解,以及墮落人性的良心對它們的正確運用,都必須由得自聖經的智慧來統管。此外,改教家從來沒有用他們自然法教義來作為兩種道德觀(two fold ethics)的基礎,一個來自自然,一個來自恩典;一個是由人類的理性來統管,另一個則是由基督徒的信心來統管。

 

巴文克審慎地承認人類的道德。這種認同是被如同在多特信條3.4.4.所宣認的那種意識所培育的:

 

    然而,人墮落之後,天然之光在他裏面還留下一點微弱餘輝,使他稍後還能藉此認識上帝、認識自然事物,分辨善惡,關心人性美德、社會秩序,留意外表行為的規矩。但是如果要認識上帝到得救的地步,這天然的知識就太微弱了,不足以擔此重任,以致於即使在自然界和公共事務上,他們也不能善用這天然的知識;更何況其實人用各種辦法污染這知識,用不義來抵擋這知識,以致於他在上帝面前就沒有脫罪的藉口。

 

因此,身為一個追隨改革宗正統信仰的人,巴文克在他對自然法的理解和用法上,必須和他的神學系統裡同等重要的構成要素互相調和。

 

首先,能解釋我們周圍所有外在道德義行的,只有上帝,而不是自然。上帝藉著祂的照管(providence)統管這個世界,並維持被造界的架構——道德架構和物理架構。上帝的普遍啟示,如同加爾文教導的,在整個歷史上都是動態的、個人性的、關乎生存的(existential)。巴文克強調上帝親自不斷地與被造界互動,以防止自然法成為世俗化的侍女——這正是在這個觀念的整個歷史中經常發生的。

 

其次,這個主動的、個人的神聖照管,為創造律例(creational ordinances)——如婚姻、權柄、工作、休閒等等——的延續和承認提供了解釋。在上帝對宇宙的日常管理中,我們會認識到一些用來管制人類的「常數」(constants),否則人類就會表現出他們的背叛,直到徹底滅亡。例如。宣傳無政府制度就是在預設某種的權威;連否認婚姻的創造範圍都在某種程度上預設了對「事物運作法則」(the way things work)的承認。因此,十誡的內容和內含在「在上帝的宇宙中,人類的生活必須有所取捨」這個觀念當中的律法(the law embedded in the giving and take of human living in Gods universe),在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上帝照管之工的對應性(providential correspondence)。

 

第三,在這個背景下,介紹華特斯(Al Wolters)所提供的、關於架構和方向之間的關連的精闢分析也許是有助益的。沒有人會否認被造界的標準架構(normative structures)在墮落之後仍然持續存在,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基礎和界限。將信徒和非信徒區分開來的,是他們各自對被造界的用法,有不同的方向、動機和目的。此外,就這個區別來說,華特斯堅持說,創造的基本規範(norm)只有在聖經的光照下才能被正確地識別出來。

 

最後,上帝已經將「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的心上。若我們仔細研讀羅馬書二章14-15節的前後文,會發現有兩個釋經上的要點是和這個討論有關的。首先,這裡所提到的律法,在保羅論證的脈絡中,是指摩西律法,以及十誡——而不是「自然法」。其次,上帝(而不是自然,不是理性)已經把這個律法寫在他們的心上。我們從上帝的律法所得知的,那曾經寫在兩塊石板上的,在摩西律法和先知書中所提出的,在不信的人當中也會找到。這是因為他們已經證明,他們領受了律法的功用,即律法的活動,已經由上帝寫在他們的心上了。因此,若我們要從律法的活動——這不是自然法,而是啟示在聖經中的律法——得到指引,我們沒有必要否認或忽略這種道德活動。我們在那裡找到了解讀我們在世上所看到的道德規矩的釋經鑰匙。宇宙要由殊相來解釋,人類要由基督徒來解釋。不能反其道而行,以致於讓自然法(lex naturae)成了聖經律法(lex scriturae)的釋經鑰匙。

巴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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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巴文克   ,

  巴文克思想中的自然法  ,

  巴文克思想中的兩國論 ,

 真的有「兩個巴文克」嗎?  ,

 巴文克的神學精神  ,

認識巴文克

 

有人說,神學巨人的標誌,是能夠抓住跟自己的歷史時期、文化背景以及(更重要的)神學傳統有一定距離的讀者的想象力。

 

在基督教歷史上,享有這種影響力的人物並不多,而且人數不會太快增加。然而,在過去十年左右,一顆新星正在蒼穹中升起——他就是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

 

在他那個時代的荷蘭,巴文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巴文克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優秀的荷蘭神學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在巨大的社會動蕩時期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他在政治、教育、婦女權利和新聞領域都留下了他的印記。在荷蘭全國各地,街道和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巴文克還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有國際地位的人。例如,在1908年的一次美國之行中,他在白宮受到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接待。諸如此類的榮譽說明了很多問題。

 

儘管如此,在巴文克的故鄉,他的遺產在他死後的幾十年裡逐漸被掩蓋了。在海外,他作為傑出的思想家繼續在與荷蘭相關的群體中享有聲譽,但在20世紀,他的名聲並未超出這個範圍。這一切在21世紀初發生了變化——由於約翰·博爾特(John Bolt)和約翰·維德(John Vriend)的努力,巴文克的《改革宗教理學》英譯本(Reformed Dogmatics)在20032008年間分四部分出版發行。

 

迄今為止,這套書已經賣出了九萬多冊——對於這種性質的作品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銷售量。而且這本書還出了葡萄牙語和韓語譯本,目前西班牙語、俄語和中文的翻譯正在進行中。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從巴文克《改革宗教理學》的英譯本的發行快進到他今天的廣受歡迎,然後簡單地說 “其餘就是歷史了”,那我們就錯了。這樣做會忽略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這個人能成為今天這麼多人的首選神學家——從北京到聖保羅,從紐約到首爾,巴文克是如何獲得如此多樣的全球讀者的關注的?

 

在我自己的每天的工作中(我在愛丁堡大學教授改革宗神學),我每天都與那些正在苦讀巴文克著作的人交流,並傾聽他們的聲音。這些人中很少有荷蘭人,也很少有以前就對新加爾文主義傳統有忠誠度(或長期深入的認識)的人。事實上,他們來自全球各地的教會。為什麼巴文克的著作比他的許多改革宗同行具有更大的跨界吸引力?

 

這裡面的原因無疑和現在讀他的人的種類一樣複雜多樣。同樣是喜歡閱讀巴文克,韓國長老會的人很可能跟美南浸信會的讀者,或者跟把巴文克的《上帝的奇妙工作》(Wonderful Works of God)當作靈修材料來如饑似渴地閱讀的五旬節派青少年,喜愛的原因並不相同。其他人,如傑出的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則把巴文克作為神學史的指南。鑒於這些不同的動機,我不會試圖對“為什麼巴文克在2022年這麼受歡迎?”這個問題提供任何形式的簡化答案。

 

不過,有人已經讀巴文克的著作有近15年的時間了。跟來自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基督教傳統和不同(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個人和教會背景的人一起讀的。在這段時間裡,他觀察到:巴文克的寫作和生命中的某些特徵,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眾人,而且更關鍵的是,這些特徵讓這些讀者不斷地回到巴文克這裡來。雖然這些可能不是巴文克似乎突然廣受歡迎的唯一原因,但它們仍然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巴文克以一種平衡的方式寫作,這讓21世紀的讀者眼前一亮。我們已經習慣了把神學當作一種受社交媒體規範制約的論戰武器上演劣質“武打劇”的現象——沒有平衡、沒有愛心、專揀軟柿子捏還自我膨脹、受制於對歷史偉人的漫畫式描繪、並基於惡意的假設向今天那些跟我們觀點不同的人發射炮彈。

 

在這種背景下,巴文克的著作是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博學多才,他的著作內容豐富,為讀者提供了基督教傳統的兼具廣度和深度、且往往是非常清晰的視野。儘管他的著作(常常是刻意地)被歸類為改革宗傳統的神學,但它們從來沒有狹隘的宗派性質。相反,它們是以改革宗神學表達一種更廣的東西:跨越文化和世紀的基督教大公信仰。巴文克將堅定地持守加爾文主義與同時公開肯定“加爾文主義不是唯一的真理”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二律悖反。

 

這種平衡顯示了一種既堅定又柔軟的信念,甚至以一種通常反駁性的、尖銳論戰的神學家所不具備的方式邀請他自己的陣營之外的人來與他對話。它的開放性吸引來自其他傳統的基督徒願意來探索巴文克的改革宗視角。

 

巴文克將基督教的世界觀塑造成一種歸納式的、對敬虔智慧的終生追求。這種追求是開放的、探究性的,而不是封閉的、僵化的。在這方面,他的方法與他著名的同事凱波爾(Abraham Kuyper)不同——對凱波爾來說,基督教的世界觀是演繹和沒有柔性的。

 

巴文克不願意與稻草人作戰(與此同時,他樂於與他的意識形態對手交朋友,當面交流)。這也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他並不是他的《改革宗教理學》中涉及的每個神學家或神學傳統的完美解釋者。儘管如此,他在一生中儘力理解和忠實地表述那些與他有分歧的人的觀點,他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

 

對他的《教義學》沒有經驗的讀者可能偶爾會發現自己很困惑,因為他們發現巴文克在整部作品的不同部分採取了看似矛盾的教義立場。但實際上,這些驚訝的讀者很可能是遇到了巴文克對某一特定觀點的批評——他會在給出自己的裁決之前,詳細介紹這一觀點最強烈要表達的重點。這樣的特點對他自己的神學陣營之外的讀者來說,是微妙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的,因為這表明他認真、嚴肅地對待他所反對的觀點。

 

忽略那些歪曲或誤解你的觀點的人的批評是很容易的,但當這個人認真、努力、準確又有愛心地表述你的觀點時,你就很難視而不見了。事實上,對於那些希望成長為思想家的人來說,這種批評是有吸引力,而不是令人心生拒斥的。這樣的批評能贏得信任。

 

巴文克在我們當代越來越受到認可,他的生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生活在基要主義和社會福音分道揚鑣的20世紀之後。在那場辯論的任何一方長大的人都繼承了一個奇怪的遺產——在右邊,福音能有力地表達一個人的靈魂需要,但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卻沒有為社會的改善提供什麼好消息;在左邊,福音讓基督徒致力於解決社會的問題,但這是在一個非常可悲的薄弱的屬靈框架的背景下勉為其難。

 

 

對比之下,巴文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驚人的提醒,那就是:這種分叉既是一種歷史上的新事物,也是對整全性和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不自然的扭曲。

這在巴文克自己的生平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除了堅定的正統神學,他還是著名的美國種族主義的批評者。他在南非的學生本尼·基特(Bennie Keet)成為一名傑出的反種族隔離運動活動家。在荷蘭,巴文克公開反對城市中的貧困現象(甚至呼籲為此修改住房標準和稅收法律),反對壓迫工廠里的貧困工人(因為他們是上帝的形象的承載者),並為女孩的平等教育和婦女的投票權而努力奮鬥。

在我們這個時代,巴文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因為他對正統信仰及其社會效果的委身。在這個意義上,他跟約翰·斯托特和提姆·凱勒等人一樣,與我們在20世紀以後的本能直覺背道而馳。這樣的人物感覺無論跟左派還是跟右派都可能格格不入。作為一個對歷史上的基督教有全面看法的神學家,巴文克提醒我們,我們這一代基督徒與歷世歷代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有脫節的。

巴文克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一個完沒有瑕疵的神學家(正如我在《巴文克生平評析》中試圖描繪的那樣)。但在他的生活和教義中,他是一個深刻而可信的基督徒——故此,他是一個在今天仍然對許多人有吸引力的人。

說實話,我可以想到許多偉大的神學家,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我可能寧願在他們的著作中見到他們,也不願見到他們本人。但巴文克卻不是這樣。我還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閱讀他的作品,而且我懷疑我不是唯一會這樣做的人。

 

from: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2/february-web-only/herman-bavinck-dutch-calvinist-reformed-theology-zh-hant.html

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羅伯特·特雷爾之生平

 

芬威克的威廉‧格思裡(William Guthrie of Fenwick) 的朋友,斯特林的詹姆斯‧格思裡(James Guthrie of Stirling) 在斷頭台上的侍從,1638 年盟約簽署地格雷弗里爾教堂( Greyfriars Church 的兒子,在英格蘭按立蘇格蘭人,流亡荷蘭,巴斯岩(Bass Rock) 的囚犯,學者、傳教士和聖人——羅伯特·特雷爾(Robert Traill1642-1716)生活在清教徒時代最成熟的時期。

 

特雷爾出生於法夫郡的埃利,他的父親羅伯特(1603-78 年)在那裡擔任牧師。 他在愛丁堡大學的課堂上表現出色,很早就感受到了傳講基督的內在約束。 與年輕的約翰·威爾士過於親密的交往很快就引起了民事部門的不滿。 1666 年彭特蘭起義後,他被譴責為“彭特蘭叛亂者”,他逃亡到英國神職人員(包括他的父親)組成的光明星系,共同抵禦低地國家斯圖亞特專制主義的風暴( 1667 年)。 特雷爾的文學創作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身為烏特勒支大學教授內特努斯的助手,他為媒體準備了塞繆爾·盧瑟福的《阿民念主義檢驗》。

 

1669 年,他抵達英國,並於 1670 年在倫敦接受長老會牧師的任命。 然後他被召喚到肯特郡克蘭布魯克的一座教堂。 1677 年訪問愛丁堡期間,他在一所私人住宅中佈道並被捕,並因拒絕否認參加野戰集會而被監禁在巴斯岩 (Bass Rock) 幾個月。 在他獲釋後,他回到了克蘭布魯克,這取決於他「遵守法律,有秩序地生活」(即放棄舉行集會)。

 

隨後,他搬到了倫敦,革命後,他在萊姆街鋪路巷的獨立會眾會議上被稱為納撒尼爾·馬瑟的同事。 馬瑟去世後,他牧養了一個單獨的會眾,並召集了這些會眾。 1692 年,他拿起筆,像艾薩克·昌西(歐文的繼任者)和年輕的托馬斯·古德溫一樣,捍衛稱義教義,反對新的法家主義。

 

特雷爾於 74 歲時去世。他的作品於 1975 年由信託基金重印為兩卷(1810 年版的原版為四卷)。

羅伯特·特雷爾

    羅伯特·特雷爾之生平   ,

     羅伯特·特雷爾之著作風格與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