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改革是全民的期望

 

  教會巴比倫被擄（西元1309一1376年）的恥辱、大分裂（西元1378一1417年）的醜行，以及無數敗德行為，使真基督徒對羅馬教會感到無比傷痛，呼籲徹底改革的聲音，不斷地發自西歐各國。

      這些呼籲改革的聲音，終於使教會召開三次大會，分別在比薩、君士坦漸及巴塞爾（西元1409一1449年）舉行。但對正直的基督徒而言，這三次大會令他們非常失望，因為它們對改革教會毫無成就，相反的，情況卻越來越糟。

      所有敗壞教會的罪惡及弊端，都集中在「教廷官吏」（curia）身上。在教會被擄巴比倫及大分裂之後不久，教皇制便進入異教文藝複興的影響之下。教皇們變成世俗化的義大利貴族、一批藝術與文學的愛好者。

  教皇利奧十世是一個高雅的紳士型人物，對異教文化的文藝複興有濃厚的興趣，他雖然生活檢點，卻很世俗，對屬靈的事毫無興趣；在他被封為教皇後，他說：「現在讓我們來享受教皇制吧！」

  他最大的計劃是在羅馬建造一座雄偉輝煌的聖彼得教堂，這計劃需要龐大經費，為了得到這筆錢，他大量推銷贖罪券。就是在這時，路德發出了怒吼；由於全民都已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所以路德的行動立刻得到強烈的回應。

  二百多年來，期望改革的思想不斷提高，匯集成一股洪流。曾有相當長時期，羅馬成功地用水壩擋住這股洪流；但教皇越將水壩築高，水位卻越往上漲。最後，路德爆破堤防，使改教洪流傾瀉在西歐各國。

約翰•本仁簡介

1628-1688

 

約翰·本仁出生於英國埃爾斯托，距貝德福德約一英里，成為 17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歷史上很少有作家留下如此豐富的以基督為中心的著作。

 

本仁的感人轉變記錄在他的《給罪人之首的恩典》中。他第一次對罪有持久的認識是在一次佈道中，譴責勞動、體育或其他方式侵犯主日的行為——因為他最大的享受來自於主日的體育運動。一段時間後，當本仁經過貝德福德的街道時，聽到“三四個可憐的婦女”坐在門口，“談論著新生，上帝在她們心中的工作，以及她們如何確信自己的信仰”。他們講述了上帝如何以他在基督耶穌裡的愛拜訪他們的靈魂，以及用什麼話語和應許使他們得到更新、安慰和支持，以抵擋魔鬼的誘惑。從這些虔誠的婦女身上，本仁學會了蔑視罪惡並渴望救世主。後來，當他走進田野時，他回憶道：“這句話落在我的靈魂裡，'你的義在天上'……因為我的義就是耶穌基督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然後“他的鎖鏈就掉下來了”，他滿心歡喜地回家了。

 

1655年，本仁接受貝德福德牧師約翰·吉福德的浸禮，並蒙召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 1660 年 11 月 12 日，本仁因未經英國聖公會批准傳教而被捕。他被指控“教導人們違反法律敬拜上帝”，併入獄十二年多。

 

他最著名的作品《天路歷程》是在貝德福德監獄期間寫成的。本仁在世期間，除了北美的幾個版本外，還有 100,000 冊在不列顛群島流通。自首次印刷以來，它一直在不斷印刷。本仁非凡的意象牢固地植根於宗教改革教義中，即人的墮落本性、恩典、歸算、稱義和贖罪——所有這些班揚似乎都直接源自聖經。

 

 

 

 

荷蘭的復原教徒（西元1568一1609年）

 

      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蘇格蘭各地的復原教徒都被加上異端罪名而遭火焚處死；然而卻沒有一個國家像荷蘭一樣，有這麼多人為了信仰而殉道。

      德皇查理五世身兼西班牙與荷蘭的國王，在他與他兒子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治下，荷蘭有一萬八千多信徒成為西班牙異教裁判所的犧牲者。為了逼這些人承認自己是異端，無論男女，均施以慘無人道的折磨，然後將男人燒死，把女人淹死或活埋。

      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暴政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當日的西班牙是全歐最強的國家，而荷蘭只是一個小國。西元1568年，荷蘭人在一位偉大的改教運動英雄領導下，起來背叛西班牙，這位領袖人物是橙縣王侯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荷蘭的加爾文派信徒成為全世界復原教主義的最佳鬥士，這些荷蘭人在漫長的黑暗的日子中奮戰不輟。可惜於西元1584年，沉默者威廉也成了刺殺者槍彈下的犧牲品。

      英國伊莉沙白女王對復原派友善，為這些荷蘭人提供大量軍援，以致天主教徒多次策劃要暗殺她，都沒有成功。

      這時，西班牙的腓力國王開始了一項堂皇的計劃：他建立一支龐大的艦隊，號稱「無敵艦隊」（Invincib1e Armada）；計劃先以這支艦隊進攻英國，把英國征服後，便可輕易地平定荷蘭的叛亂。然而，英國在荷蘭的幫助下，卻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這支自以為傲的艦隊只有一小部份回到西班牙，剩下的殘骸在蘇格蘭及愛爾蘭岸邊可憐地遭風暴摧殘。

      西班牙的威力受到強大的打擊後，荷蘭人在威廉的兒子摩裏斯王侯（prince  Maurice）領導下，繼續與西班牙交戰。直到西元1609年，西班牙終於承認荷蘭北部獨立，建立荷蘭共和國。

格列伯（Conrad Grebel）

 

    重洗派源自瑞士，瞬即蔓延到許多國家，而成為改教運動潮流中的一條支流。這些自稱為「委身的一群」的基督徒，專心研讀聖經，對於已寫成的信經及教會組織並不關心。他們認為，改教運動者在潔淨教會的工作上做得不夠徹底，也沒有把聖經的教訓完全應用出來。

      格列伯是蘇黎世教會中一位傑出的會友，曾因慈運理的帶領接受了福音派信仰，並全力支援慈運理的改革工作。但是，沒有多久，他和一批人就開始對慈運理和路德深表不滿。有數年時間，他們照慈運理的建議，在各人家中查經。西元1525年一月，在一次查經會中，有一位名叫布老若克（Blaurock）的弟兄請格列伯為他重新施洗（因他曾受過嬰兒洗），格列伯應允了，並正式為他施洗。後來，布老若克也為其他人施行重洗。這件事發生在慈運理取消彌撒、改革瑞士教會的前幾個月。

      由於他們實行重洗禮，而被稱為「重洗派」。雖然他們明顯的特點是「重洗」，但他們最基本的特點卻是對教會的看法，這一點牽涉到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查理五世致力鏟除改教運動

 

      為了瞭解復原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艱苦奮鬥，我們必須先複習一些歷史：皇帝查理五世是個寡言的人，每次開口必先經過深思；但是有一次，也許在他一生中僅此一次， 他直接說出了心中的話。那是發生在沃木斯國會中，當路德公然蔑視教皇與皇帝時，他起誓說：「我要以王位和生命作賭注，全力鏟除異端。」

      他果然一生守住他的誓言。

      皇帝頒布了沃木斯詔諭，下令逮捕及處死路德。若不是智者腓勒德力的保護，路德早已像許多被判為異端的人一樣，燒死在火刑柱上。

      沃木斯國會後的短期間，改教運動還只是個幼小的樹苗，若不是當時皇帝被其他事情纏擾，他可以將它連根拔起。但是，那時他必須與法國交戰；後來又要為自己的國家抵禦土耳其人。

      打敗所有敵國之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關注德國的路德派信徒。西元1546年，路德死後，查理便將他的攻擊對準復原教徒。然而從沃木斯國會到這時，已經過了廿五年，改教運動已有足夠時間發展；這棵小樹苗已經長成大樹，需要強大的力量。揮動巨斧，纔能將它砍倒。最初，皇帝贏得數度勝利，使改教運動的前途黯淡無光，甚至連路德發動改教的威登堡城也被查理占領。

      正當查理皇帝開始要對路德派作進一步攻擊時，他自己又遭到一次不幸的突變：撒克遜的摩裏斯（Maurice）原是皇帝最強支持者之一，卻突然背叛他。摩里斯本可將皇帝捉拿下監，卻放他脫逃。有人問起原因時，摩裏斯回答說：「我沒有一個夠好的籠子，可以關這樣一隻精緻的小鳥。」

      西元1555年，皇帝發現自己處於困境，被迫與路德派簽訂「奧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根據這項和約，德國境內每個王侯，有權在復原教及天主教之間選擇自己的宗教，在他領土轄區內的人民，則全體接受王侯所選擇的宗教。

加爾文悔改之過程

 

　　當時，巴黎是大公教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政府與教會對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爾文卻是在那裏念書時，認同宗教改革運動，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沒有明言在甚麼時候作出這樣的轉變，學者至今仍無法達致一個公論，一般估計為1527至1534年。

　　據加爾文在其《詩篇注釋》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一次突然的悔改（sudden conversion），從而發現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質，並且否定大公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對傳統的過分高舉，和對彌撒及聖禮等看法。

      不過，我卻相信這樣宗教思想的轉變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個特殊的宗教經驗，而應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轉化，逐漸形成的；因為加爾文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信仰態度保守而執著，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來的。

      在加爾文讀書的時候，路德思想已經在各地流播，他應曾片斷地接觸路德著作；也肯定聽聞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召開的馬堡（Marburg）會議中，企圖協調雙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終無法在聖餐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故事。

      因此，加爾文在此時期受路德思想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促成他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自行閱讀聖經，從而經歷上帝話語的大能（他多次提到聖經的這種改造生命的能力）。加爾文是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確定更正教思想，這個突然的轉變大概只是長期的量變跳躍到質變的某個階段吧！

加爾文良好的背景與學習

 

　　加爾文出身於一個頗富裕的家庭，有頗不錯的成長環境。他的父親在教會工作，於主教手下擔任法務要職。父親一心要培育他為教士，在他十二歲那年，便利用教會的資助學額把他送到巴黎讀書。他先後在馬其學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學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讀，修習哲學和辯證學等人文學科，作為讀神學的預備。

      在此期間，加爾文讀了不少奧古斯丁和伯納多（ Bernard　ot Claivaux，1090－1153 ）的著作，對他日後的思想有顯著的影響。不過，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對教會的負面影響，加上法律專業更易賺錢，父親改變心意，要求他不讀神學而轉攻法律；加爾文並非一個執著己見的人，對父親更是順服和敬畏有加，乃轉到奧爾良（Orlean）學院和部日（Bourges ）學院念法律。由始至終，加爾文未曾進入神學教育的殿堂，沒有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

　　1531年，加爾文的父親去世，他得以擺脫父親的期望，轉回巴黎，在霍地學院（College fortet）修讀人文學科，特別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是他最喜愛的科目。他在153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辛尼加論仁篇注解》（Seneca’s De Clementia）。此時期他意欲在學術界——特別是人文學的研究上——占一席位置；所以，若非他偶然闖入了宗教改革的運動中，他可能便專心致意地成為一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