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洗派中的寂靜派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神學教授。後來接受了路得的主張，於1522 - 23年公開承認信仰的改變，也曾表態支持慈運理的改革宗。後來他接受了重洗派的立場。在一次摩利維亞的聚會中，在一盛滿了水的牛乳盆中給三百人施浸。

      他主張凡物公用，各人所擁有的財物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上帝使自己為這些財物的管家，用以幫助有缺欠的人。他也主張上帝的兒女應當順服地上掌權的。有人認為他受了波希米亞的「異端」(其實不是異端)所影響，是瓦勒度派信徒死灰重燃。1525年在奥地利軍隊逼迫下逃往蘇黎世，卻被慈運理的同黨發現，被捕入獄。在市議會辯論上因病而敗給慈運理，並且因恐被交給國王受刑而放棄他的觀點。

      他被釋放後痛悔，尋求上帝的赦免與恢復。後來逃到摩利維亞(Moravia)，再次開始宣揚重洗派的信仰。1527年當地政府被迫交出胡伯邁爾。這一次他妻子鼓勵他堅決站穩。他被帶到維也納，在市中心受酷刑和被處決。三天後他妻子也被人用石頭纏在頸上，投在多惱河而死。

      他們被稱為寂靜派，可能因為他們著重聖靈的感動和光照。也不對逼迫作武力反抗，反倒忍受。也有極端的跟從者，強調直接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啟示、異象和夢兆。因此，有人認為不少靈恩的宗派源自重洗派。

重洗派簡介

 

      重洗派(Anabaptists)，本身是一個混稱的名詞，泛指在歐洲好些不同見解的基督教團體的集合名稱。雖然他們在許多的教義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最少有三點是相同的：

                  第一：    反對嬰孩洗禮，孩童時受了洗的，在悔改信主後仍須再次受浸；

         第二：    反對教會與國家有任何關係，強調政教分離；

         第三：    反對儀式化的聚會，著重用心靈與上帝相交。

      重洗派在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時，其後在16世紀，產生了兩大重洗派的分支。第一類被稱為寂靜派(Quietists)，由與慈運理同期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作代表。另一派被稱為激烈的革命派(Revolutionaries)，最著名的有閔次爾(Thomas Munzer)，馬提斯(Jan Mathys)和李頓的約翰(John of Leyden)。最後能將重洗派的影響擴展到各國，特別是英國的，是荷蘭的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他創辦了門諾會。

      在瑞士慈運理的改教初期，他有兩位要好的同工，名叫格林寶 (Conrad Grebel，1498-1526)和曼斯(Felix Manz)。格林寶盼望教會能恢復新約的模式，但慈運理不願急進。他們晚上在曼斯家裡研經禱告，透過查經，他們看見嬰兒受洗並沒有聖經根據，便向慈運理提出廢除嬰兒受洗的想法。慈運理雖然贊成，但不願操之過急。直到1524年慈運理還沒有採取行動，他們就開始批評慈運理。在1525年慈運理將決定交由議會裁決。但出人意表，議會不單停止他們的研經聚會，也保留嬰兒洗禮，更下令嬰兒出生八日內要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

      當晚格林寶等人召開討論會，在禱告中，有人受到聖靈感動，要求格林寶為他施洗，重洗派於是產生。他們不單宣講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是一群重生的基督徒團契，不應與政權聯繫，主張政教分離，信徒應不參與政治。起初慈運理同情和諒解他們，但慢慢不能容忍他們中間一些激進的言論和行動。加上某些教會領袖及執政 者認為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秩序的人，於是開始對他們迫害。1525年，格林寶、曼斯連同二十位信徒被捕，格林寶從獄中逃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曼斯在1527年被推入河中淹死。其他信徒逃到瑞士的山區以及德國南部。後來，因蒙威廉潘恩允諾，將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送給重洗派。於是部份重洗派信徒在1720年經遠洋到美國追求宗教自由。

      套用現代用語言，16世紀歐洲的重洗派信徒往往被認為是現代宗教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重洗派信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們認為所有好人都被聖靈指引……以這個前提他們到達了共產主義……」。無怪乎他們到處受盡逼迫。

建立「上帝的國」

 

　　加爾文欲使日內瓦變成一可見的「上帝的國」，以聖經教訓來管治人民，社會紀律非常森嚴。

　　當時市議會通過繁瑣的法律，限制人們的衣著、飲食、言行，及生活的每個層面，如監管貨品的售賣價格、服務收費、銀行利率，以至貨品的供求等；甚至禁止用聖經以外的名字為孩子起名。

　　即使是在家裏舉行私人聚會，他們也得遵守政府和教會的法令，而在公共場所的規限，便更為嚴格了。曾有人主張全面禁止跳舞，而玩紙牌等娛樂亦在絕對禁制 之列。凡觸犯法令玩紙牌者，會以紙牌造成枷鎖枷號示眾：甚至新娘在出嫁時衣著過分豪奢，也可能會被逮捕入獄。此等規定大都不是由加爾文提出的，他也從未主持過市議會的會議；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以上的嚴厲規條是得到當時大多數民眾所支持的。

　　加爾文亦極其抗拒賣淫行為，曾企圖用火將妓女燒死，卻遭到市議會反對。及後在1558年，市議會通過凡第二次觸犯賣淫罪的，便須戴上帽子遊街示眾。加爾文又建議取締所有酒館，將之改為咖啡店，其經營方法亦受市議會嚴格控制，客人嚴禁在店內說下流的言語，粗鄙的音樂也要禁止。倘若客人不謝飯，便不准為其上菜。

　　必須公允地說，加爾文並非一個完全不肯妥協的人，他甚至接納別人對他個人的冒犯。譬如說，1554年，市議會竟然要求審查他所出版的一本新書，他雖然深覺被侮辱，卻也作出讓步。但是，他卻不肯在有關信仰的問題上作任何的妥協。其中一個常為人提及的事例是這樣的：生產玩具及紙牌的廠商安姆（Pierre Ameaux），由於日內瓦全城嚴禁紙牌，他的生意大減。在某個宴會中，他出言攻擊加爾文，認為他的教導有欠正確。加爾文得悉後憤怒非常，下令重重懲治他，結果安姆被捕，除公開認罪外，又被囚禁了五個星期。加爾文認為這懲罰仍未足夠，進一步要求安姆公開懺悔，市議會最後同意將安姆遊街示眾，在不同地點下 跪認罪。加爾文堅持此事並非僅關乎他個人的聲譽，更是牽連到他所作的教導，而這正是與真理相關的，所以必須嚴肅處理。

　　1553年，在加爾文強力影響下，一名為塞爾維塔斯（Michael Servetus）的異端者在日內瓦被判以火刑。塞氏是西班牙人，原本修習法律， 在天主教會當文書，後來眼膺宗教改革思想，輾轉在巴塞爾和施塔斯堡當教師。他自1531年起，便寫書公開反對三位一體論，指這教義來自魔鬼，結果招致天主教及更正教的領袖（如布塞爾）分別譴責，並要將他逮捕延訊，但他以假名匿藏了一段時間。

　　1540年起，塞氏在維也納（Vienna）定居，開始寫信給加爾文，表達他個人的神學見解，並且撰寫了一本《新基督教要義》（Restitutio）來批判加爾文的說法。他對加爾文的感情是複雜的，既崇拜這位更正教的神學巨人，又志切打倒他以自嗚身價。加爾文對塞爾維塔斯標奇立異的神學主張極表憎惡，乃揭穿他在書信往還時所暴露了的真正身分，後來塞氏在法國被天主教會逮捕，幸而逃脫。幾年後，塞爾維塔斯竟然來到日內瓦，加爾文得悉此事後，提出控告，結果他被拘捕。在加爾文的指證下，塞爾維塔斯被定為異端，被判處以火刑。這件事並未引起歐洲太大的震動，大概這種做法在當時也不算太罕見，但此事在日後卻成為反對加爾文派者指控加爾文的一個主要罪狀。

社會問題迭起教會無力回應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對基督教造成極大的衝擊。自然神論是此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躍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狂熱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存在（至少不反對這個假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自然規律以後，便已撤下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借助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署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毋須直接探索上帝。啟蒙運動對宗教各樣言說與行為，皆抱排斥、懷疑的態度。

　　此時的英國教會，特別是聖公會高教派，所走的是相當形式主義的路線，往重禮儀，輕忽生命造就。政府由於遭受來自貧民階層及中產階級的衝擊，對民間力量相當懷疑，他們害怕宗教或會淪為民間顛覆政治的力量，故牢牢控制著教會組織，要使它繼續充當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所以教會甚少對建制作出批評，亦無視社會上存在著的種種問題。

　　不過，隨著社會的轉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困擾，已如前述；而少數藉工業革命致富的既得利益者，謀取巨額財富，過窮奢極侈的生活，道德敗壞，宗教熱誠日減。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造成許多社會罪惡，諸如奴隸貿易、鴉片貿易、貧富懸殊、各樣的不公義，都是與聖經的教訓明顯地相抵觸的。教會若不敢直接按聖經真理來譴責世界的不義，便等於間接否認聖經的權威與適切性；基督教信仰若無法回應公眾生活的問題，便與世界愈來愈脫節，自行放逐出世界之外。

 

 

社會與文化的激變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1780－1830）是繼六千年前的農業革命以後，人類另一場重要的革命，對政治、社會及文化每個層面，皆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生產形式的改變，生產力大增自然不在話下，生產關係亦有重要的變化，它促成兩種新社會階層——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出現。

　　1．中產階級興起

　　中產階級是指一群藉工業生產或貿易而致富的社會新貴，他們對原來的社會權力分配深感不滿，既要求在社會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發言空間，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從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利。

　　此時期，有組織的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無論是天主教抑或國教性質的更正教）由於與以君權為首的傳統政治權力緊密掛鉤，自然被視為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礙民主、人權發展的保守力量。中產階級對教會強烈不滿。這種情況首先在天主教國家裏發生，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個攻擊的目標便是教會，當時天主教被視為支持法國王室的反動力量，反教權主義非常盛行。

      而在更正教世界，教會亦被視為保守勢力，如英國聖公會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便是保皇勢力的中堅，中產階級對其不滿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擺脫外在的社會建 制與內在的組織體制，建立一個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產階級參與的教會，誠為更正教當務之急。

　　2．工人階級的需求

　　工業革命除了導致資產階級興起外，亦促成工人階級的產生。工人階級包括了產業勞工，以及靠工資維生的貧苦大眾。這大批城市貧民，多聚居在環境惡劣的貧民窟裏，過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會及政府任何保障，他們被資本家嚴重剝削，勞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收入僅供糊口。更悲慘的是那群童工，他們被迫承擔過於其體力、心智所能負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歲的小童，整日垂首彎腰，在暗無天日的煤礦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車匍匐前行。

　　工業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當時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絕大多數亦同時是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倫敦為例，1700年的人口為六十五萬，到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萬，但在 1890年卻暴增至五百萬。城市急速膨脹，許多問題如住屋、衛生、醫藥保健等，遂變得非常迫切：而在這些問題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無自保能力的工人階級了。這些勞工原本住在農村中，因著農業生產迅速商品化，小農莊瓦解，生計無著，適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機會，他們遂離開農村，轉到城市幹活。他們從前在農村生活，各方面的條件也許不比城市為佳，但家族與左鄰右裏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統，在遇上困難時盡可互相照應；但如今當上無地無產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過活，萬一有任何危機變故，生活便頓無保障。教會如何面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轉變，適應勞工階層的需要——這是它的另一個挑戰。

　　如此，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興起了資本階級及勞工階級，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資本階級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參與：勞工階級則希望有更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及關懷事工。

民族主義色彩

 

　　更正教另一危機，源自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現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動、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獲得成功的。為了抵抗來自羅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國家的壓力，改教領袖不惜容讓政府領導層介入、控制及干預教會事務，他們更以「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來合理化這種政治對宗教的干預。宗教改革受到當時鼓吹絕對王權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會，即使不是國家；化的，亦至少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因著受到較狹隘的民族主義影響。英國教會不大熱衷於跨種族與跨地域的傳福音工作。

　　及至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國力迅速抬頭。為了開拓獨佔市場與尋求生產原料，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勃興。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區由歐美國家所佔據，其中尤以英語國傢俱壓倒性的優勢；英國是十九世紀的世界霸主，美國則在二十世紀取代了其位置。

　　帝國主義的擴張開闊了歐洲人的眼光，讓他們注意到那個遼闊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逐漸被擴張型 的超民族主義（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義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會自然亦受此時代觀念所影響，從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海外宣教運動。

 

 

宗教改革仍須改革

 

　　「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是一個綿延了百多年的基督教運動。先說福音主義一詞，它在歷史上有好幾個不同的含義：

      第一，它是指基礎信仰而言；在德文的用法，福音主義教會便是更正教教會，因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要求教會重新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所以， Evangelical Lutherans不應譯作「福音派信義宗」，而是「更正教信義宗」。

      第二，它是指在十八世紀末，由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1703－1791）所開始，在英、美教會綿延個多世紀的福音主義運動。顧名思義，這運動是以傳講基要福音為主的。

      第三，它是指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脫胎自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福音派，就是堅守傳統基要教義、尊重聖經權威的信徒，這是今天最多人明白的意思。

　　宗教改革是由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德國所推動的聖經神學運動，目的是要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重建早經失落的屬靈傳統，以及最基本的教義——因信稱義的真理。這運動不單為了糾正天主教的錯謬，回應天主教的攻擊，更是要重新建造合乎聖經直接真理的教義。但三百年後，另一運動——福音主義運動卻又興起來糾正更正教會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