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挑戰與前瞻

 

[二十世紀的種種衝擊]

在十八、十九世紀，教會在各種困難與挑戰中復興、擴展。但復興與擴展并沒有把外在的困難與壓力除去，反過來，整個歐洲的文化正在更急劇的轉變：科技高度的 發展、物質主義及世俗主義潮流的高漲，共產主義的蔓延，這一切對教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我們若回頭一望，便發覺，假若沒有十八、十九世紀的復興與擴展，為教 會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相信教會在面對二十世紀的急劇轉變時，可能會經不起那些沖擊與考驗。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科技的發展真是驚人。起初只是一些簡單的機械，隨著便是原子能的發現與使用，以及太空科學的發展。更使人驚異的，便是對生物世界的幣解與掌握，如今生物科學家在遺傳工程方面已有相當的成就，對于掌握生命的奧秘又推進了一步。

由于科技的發展，人類似乎征服了大自然，宇宙再沒有任何的問題是科學不可以解答的。對于現代人來說，他們再不需要神來解釋宇宙的存在，也不需要神來維持宇 宙的狀態。人不單是萬物之靈，也是宇宙的主宰。然而，很矛盾地，人的價值及生命的意義卻因科技的發展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與考驗。

隨著生物化學的發展，科學家便將一切的生物分析，歸納成一組一組的生物化學反應。人也不例外，人一切的活動、一切的感受、一切的決定，也只不過是生物化學 反應的結果罷了。于是，人一切的道德感情，對真理的執著，對美善的向往，都不過是一些生化現象。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多 余的了。同時，既然對真理的堅持也不過是幻象，那么人的行為再不受任何絕對的規律約束，于是西方傳統的道德架構便開始崩潰了。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隨科技 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為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裕。整個西方文化漸漸變成消費文化。為了使經濟及生產更高的發展，高度效率的機械几乎完全支配 了生產，而人便得配合、遷就機械的運作。同時整個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人的生活便變得越來越機械化。現代人似乎只有生產活動與消費活動， 其他人的特質都給壓抑了，而現代人的精神生活便因此受到嚴重的虧損，屬靈的感應能力變得非常微弱。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世俗化的現象，即是說，人除了感官所及 的事與物之外，對于超越的事實–如神的存在、永恆的價值、永生等–完全失去了感應的能力。面對這世俗主義的狂潮，教會真有些束手無策的感覺。因此，在 歐洲不少地方，信徒的人數不斷銳減，信徒生命的活力也漸漸失落。當上一世紀宣教工作播下的種子在亞洲、非洲等地茁長、開花時，歐洲的教會卻受到世俗主義嚴 重的沖擊。

除了科技的發展，另一個挑戰便是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蔓延。自從主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短短的几十年，共產政權統攝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共產主義是一 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觀和歷史觀，對很多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共產主義之中不少人文理想根本是來自基督教，當然也有一些是與基督教對人的幣解及理想有所沖突的。 這些理想成為很多革命者的生命動力，推動革命。然而，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宗教的價值，因此，當共產主義蔓延時，基督教便受到很大 的壓力。

二十世紀也是回教國家變得極度富強的時候。因著石油的發現，很多回教國家富裕起來﹔同時，當西方文化漸漸侵入回教國家時，回教國家便作出強烈的反應，更激 烈、狂熱地死守回教文化傳統。這種回教的狂熱加上石油帶來的財富，便產生了回教的宣教運動。這運動在非洲、亞洲等地，也對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挑戰。

同時，曾經受西方文化沖擊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紛紛從殖民地的情況下獨立建國，他們正不斷地尋求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對于自己傳統的文化更加重視，面對 于外來的一切影響都非常敏感，甚至排拒。在這種情況下，宣教工作的發展便受到不少阻力。反過來，西方在過去五十年中，因著兩次的大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反 失去了信心，因面對亞洲、非洲的文化采取極度開放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反受東方的各種宗教及哲學所吸引。現時在美國及歐洲，東方宗教及各種異端邪說正不 斷蔓延，這對于教會也形成一種壓力。

在外患重重之際，教會內部也有不少困難，而其中最嚴重的，便是傳統信仰所受的挑戰。十九世紀興起的聖經批判在二十世紀更加蓬勃，并且對于現代人幣解聖經有 極深的影響。不少聖經學者相信四福音只不過是將一些留存在初期教會的傳說、憶述及宣講的片段編集而成的，因此其中有多少史實是可靠的便很難說﹔所以，真實 的歷史耶穌是很難從福音中掌握得到的。舊約的書卷也是如此，往往一卷舊約書卷會被學者切割成一組組不同年代背景的產物。舊約的歷史記述往往被懷疑。在聖經 的權威受到嚴重的考驗的時刻，純正信仰的教會對于這些聖經批判卻無力招架，并且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因此更給人一個落后、保守的印象，而很多大學及神 學院的教席都落在新派神學家的手中。這對于教會非常不利，因為這些神學家訓練出來的神學生將來便是教會的牧者及領袖。

同時，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語言分析哲學等不斷沖擊基督教的思想，神學家面對這些思想的沖擊不得不重新幣解傳統的信仰。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是很好的， 但偶一不慎，很容易讓這些思想取代了教會信仰的實質。例如馬克思主義在南美對神學思想影響極深，因而產生解放神學。解放神學固然不一定是錯誤，但問題是， 當神學家完全用馬克思主義去分析歷史及社會狀態，他們很容易失去了聖經的透視。不單如此，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歷史、社會的轉變，革命是主要的動力。如 此，神學家往往將聖經的信息解釋成革命的信息，這是非常危險的。語言分析哲學對神學也有相當的影響，語言分析哲學家認為神學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神學所 講的東西有很多都是在人的經驗以外，是不能摸、不能見的事物，例如三位一體的理論等。因著這種挑戰，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紀中很多神學家便致力研究神學語 言到底在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它的地位。一些神學家研究的結論是，傳統的神學語言在二十世紀是完全無用的，就算是"神"這個字也沒有什么意義﹔于是他們開始談 到將"神"這個名詞從字典中抽出來。而"神死了"的神學思潮便是這樣開始的。

二十世紀是神學思潮洶涌，也是相當紛亂的時代。一個思潮興起，流行一時，不到十年便又衰落。這種情況，使信徒感到很迷惘，甚至懷疑神學家在玩一些思想游戲，因此神學教導在很多信徒的心中也失去了過往崇高的地位。

面對這些挑戰，教會如何回應？教會整體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又如何？

[二十世紀教會的情況]

十九世紀是歐洲文明的發展高峰。西方人對自己滿有自信，科技的發展急速得驚人，似乎宇宙間再沒有什么問題是不可以用科技解決的。不單是科技的成就，更令西 方人自豪的便是民主、自由及高度道德生活的建立。有不少人甚至認為西方文化便是天國在地上的實現。抱著這樣的自信，人對自己的罪性便忘得一干二淨，而聖經 對罪人的宣告他們更聽不進去了。

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結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富。整個西方文化都朝著一個消費文化的方向發展。為了有更高的經濟發展，社會整體每一環節 的運作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不單人的生活變成機械化，以致可以與機械配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很客觀、冷靜。總括來說，現代人越來越世俗化，對屬靈的 感應能力越來越弱。

在二十世紀，科技發展急速，經濟的發展更驚人，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更明顯地成為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以外，共產主義的擴展更是前所未有的，也構成了二十世紀 很重要的特色。在人看來，這一切都使人焦慮。然而，當我們看向深一層來看，教會在考驗中處處表現了她的活力。二十世紀雖然在各方面都急速發展，但很奇怪 的，歐洲人的自我形象卻不斷下降。原因很簡單，兩次的大戰將他們過往極高的自信都打碎了。他們突然驚覺自己黑暗的一面﹔也很深的體會到罪的真實。同時，科 技與物質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污染便是很好的例子。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西方現代人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地 探索新的方向。

教會面對這些壓力，如何回應？在十九世紀，教會可謂處處失利。在神學思想方面，新派神學攻占了很多神學院的陣地，尤其是在大學里面的神學系。在科學與信仰 的爭論中，科學似乎永遠占上風，例如生物學家赫胥黎與牛津的主教在一次公開的學朮辯論中，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辯論，結果牛津的主教慘敗。進化論便毫無疑問的 為人所接納，并以此否定創造論。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形勢卻有所轉變，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A.D.)首先舉起反新派神學的旗幟，再次肯定聖經的啟示及神的主動性，他強調，要幣解神，我們必須放下我們為自己建立的宇宙人生觀，放下我們的假設，安 靜地去聆聽神的話。巴特在歐洲的影響至為深遠。在他的領導下，一群忠于傳統信仰的神學家開始在各神學院發揮他們的作用，收回部分已失的陣地。同時，在主后 一九三Ｏ年開始，特別在美國，福音派漸漸興起。過往，忠于傳統信徒的神學家或信仰在外面的各種壓力下，退縮在自己小小的圈子內，稱自己為基要派，將神學 院、大學的陣地放棄掉，任由新派神學人士占據。但從三Ｏ年代開始，一些有見識有才學的基要信仰的人覺得要在知識界內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并且要重新 收復在大學及神學院失去的陣地。于是，福音派的神學院便一間接一間的開辦，并且在學朮水平上，直追大學內的神學系，而新一代的福音信仰的神學家便在四Ｏ年 代出現，為福音信仰神學建立穩固的基礎。

同時科學與信仰的爭論在二十世紀早已平息。很多科學家開始幣解到宇宙的奧秘，而機械宇宙觀實在是將復雜的宇宙過于簡化，只有那些對科學一知半解的人，才敢用科學去否定信仰。
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人漸漸看到現代文明的各種問題，也在兩次的大戰中體會自己罪孽深重。一種精神的空虛彌漫在西方文化之內，心靈的干渴已到了極點。這時候，正是福音向人說話的時候。因此，在二十世紀，歐洲及美國的福音運動也有不少成果。

然而，二十世紀也是宣教運動退潮的時候。歐洲以外的地方，民族主義興起，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各民族都尋求確立自己的身份，因而對于宣教士有很大的抗拒。同 時，各地區的教會也尋求自立。一時間，宣教士失去了過往扮演的角色，以至有很大的失落感。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到了二十世紀便漸漸失去了過去的活力。然而， 這卻刺激了地區教會的自立性及自主性，地區信徒的恩賜與活力便更深得發揮，這一種祝福是很多人所料不到的。各地區的教會，不單著意訓練自己的領袖，更著意 建立自己的神學，將神的啟示更具體地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內表達出來。所謂本色神學或本土神學便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現象。

二十世紀的另一現象，就是合一運動的出現。合一運動其實源于十九世紀宣教合作的經歷。為了使宣教工作更有效，不同宗派的教會便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宣教工作 上彼此配搭、扶助。這種合作便漸漸演變成一種信仰合一的探討。最初，這種信仰合一的探討只限于基督教以內的各宗派，但漸漸，天主教、東正教也加入這種探討 中。于是在四Ｏ年代，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便漸漸成形﹔到了六十年代更成為一龐大的機構。然而，普世教會協會成立后，注意力便開始轉移，以往信仰合一的探討漸漸給對政治、經濟、文化的 關懷所取代，而宣教的定義也變得很含糊。最令人失望的，便是不少普世教會協會的神學家對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及唯一性，感到懷疑。各宗教殊途同歸的觀念一度 非常盛行，于是，本來是教會內部合一的探討變成宗教大同的探討。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普世教會協會在各方面都有所轉向，對福音使命也重新肯定，這是可 喜的現象。

在表面上，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教會節節失利。但實際上，教會卻穩步向前。我們不妨看一看數字，在十九世紀末，基督教在全球的人數占全人類總人口百分之四十 一。到了二十世界七十年代，經過共產主義興起，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也經過了各種的沖擊，信徒卻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在對比下，比十九世紀 末只少了百分之二﹔而我們要記得，在這數十年間，世界的人口增長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比例減少，而人數卻是增加的。

在過往的教會歷史中，教會經歷了四方八面的攻擊，也經歷內部的失敗，但神在各種歷史的變動中，依然是教會的主，看顧著教會的發展。往前看，教會面對的挑戰 是宣教的挑戰。而亞洲便是最大的宣教工場。在亞洲，超過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是未認識基督的。教會必須重新建立傳福音的熱忱，宣教運動必須再度興起，要不 然，教會的增長便永遠趕不上亞洲人口的膨脹。為此，我們必須努力，也求神加增我們的能力，好叫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末期，敢于向神求大事，為神作大事，以一 種積極進取的心態迎接二十一世紀。

反省與學習

 

從上面這些論述中，我們對屬靈情感可以學到些什麽功課？

一、我們學到的第一個功課是：如果我們以爲屬靈情感算不得什麽而拒絕它，那可是犯了相當大的錯誤！這種錯誤常常是在一次宗教大復興後發生的，因爲有許多人原本活潑的情感，似乎很快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人們就開始輕視一切屬靈的情感是毫不相干的。另一個極端，就是太看重宗教性的情感，對這些情感的本質與來源也不作一番探究，就以其爲真實歸正的標記。只要一個人表現的非常熱切，又一直有些屬靈的談論，其他的人就會下結論說，他一定是一個敬虔的基督徒。

撒旦就在這兩個極端裏工作。當他看到情感現正興起，他就馬上把稗子撒在麥子中，他會把錯誤的情感混淆在上帝屬靈的工作中；他藉此法欺騙且使許多人永遠沈淪，使真信徒感到困惑，並敗壞基督教。然而，一旦這些錯誤情感的惡果全然暴露時，撒旦馬上又改變他的伎倆。現在，他企圖說服人們相信一切屬靈情感都是沒什麽價值的。藉此法，他試圖讓我們的心遠離一切屬靈的事，並把基督教變成一種毫無氣息的儀式。

正確之途不在全然拒絕一切屬靈情感，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要在二者間作一分辨。我們應當贊成某些而拒絕另一些，我們必須區分麥子與稗子、金子與渣滓，寶貴與無價值的。

二、如果真實的信仰極大部分是在乎我們的情感，那我們就當重視一切能讓我們産生這些情感的事物。我們應當渴慕這類的書、講章、禱告與詩歌，這些都能深深打動我們的心。

可別誤解了我的意思！這些事物有時是可以激起軟弱、無知者的情感，但對他們的靈魂卻沒有什麽好處。這是因爲這些事物所激起的情感，有可能不是屬靈的、聖潔的情感。在我們的宗教書籍、講章、禱告與詩歌中，必須對屬靈真理有一清晰的理解與呈現；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打動我們的內心！

三、既然真實的信仰極重視我們的情感，那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輕蔑那些不能打動我們內心的事物。

上帝賜給我們情感的目的與其它能力是一樣的－達成人類的終極目的，也就是他與上帝的關係。但人類的情感卻被許許多多非屬靈的事物所占據了。世俗的利益、外在的歡愉、名譽，以及他們的一些天然的關係－在這些事中，他們的渴望是熱烈的，他們的愛是溫暖的，他們的熱心是激昂。

但絕大多數人對屬靈事物卻是遲鈍、無動於衷的！在這些是上，他們沒什麽渴慕，也沒什麽感激。他們可以坐著聽有關上帝在基督裏無盡的大愛，基督爲罪人死亡的痛苦，以及基督寶血從地獄永火中救拔人到喜樂天堂－但他們卻是冷淡、沒反應且沒興趣！如果這些寶貴真理都不能打動我們的情感，那麽有什麽能叫我們感動呢？可還有其他任何更重要、更奇妙、更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事嗎？可有任何基督徒只知享受耶稣基督榮耀福音的思想，而在情感卻毫無所動？

上帝計劃安排我們的救贖，使這個計劃以一種生動活潑、動人的方式，啓示出一切至高的真理。耶稣的人格，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以一種動人方式啓示出了上帝的榮美；就像十字架啓示出了耶稣對罪人的愛，十字架也以最震撼人的方式啓示出了我們罪的邪惡本質。在十字架上，我們也看見了上帝是多麽厭惡罪，以及在懲罰罪時祂的公義及憤怒；即使是祂的獨生愛子站在我們的罪上，上帝仍要置其於死地。上帝的公義是何其嚴正，祂的義怒是何其可畏！

倘使這些事都無法搖撼我們的心，那我們是何其可恥啊！

 

 

修道運動繼起

 

壹　克呂尼精神的淪喪

 

每次的更新運動一定或多或少的會建立組織、制度、法規、建築等來保存此運動的精神。但精神不能長久靠儀文及硬體來保存，若一運動不能持續更新其精神，則必然趨於衰敗。第十世紀初的克呂尼修道運動雖盛極一時，但不出兩個世紀，其精神就已喪失。

克呂尼精神之淪喪主要是因為其財富。修道士個人雖不能擁有財產，但修道院卻因其名聲而從捐贈獲得龐大財富和土地。克呂尼城曾擁有歐洲最大的教堂，直到文藝復興期才為新的羅馬聖彼得教堂所取代。財富使得修道院的生活不再簡樸，漸趨奢侈。財富更使得院長職位成為買賣的商品，也使修道院成為政治力競奪的肥肉。

 

貳　熙篤修會重振修道精神

 

當克呂尼修院系統不能保持其水準時，修道會精神轉在另一新興修會系統中重振。Robert of Molesme 在1098年來到法國熙篤（Citeaux），以嚴格遵守本篤規條為原則建立了熙篤修會（Cistercian order）。

熙篤修會中最著名的院長必屬克勒窩的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了。他二十三歲時加入了熙篤修院，他還沒有加入修會就已經感召了一些人作修道士，這些人和他一同加入了熙篤。二十五歲時他就奉派到克勒窩成立新的修院。此後他就成了熙篤修院系統的領袖。他的敬虔思想以默念基督的人性為主。他的講道為人所喜愛，被人稱為「甜蜜博士」，意指他的話從他口中流出如蜜。他的講道促成了第二次的十字軍。因他的努力與影響，熙篤修會快速成長。在1153年已有三百多間修院，其中超過九十間是在伯納的督導下而成立的。十二世紀時，熙篤修會的修士已取代了克呂尼修士成為教會的中堅，承擔教會重要的職務。

然而熙篤修會漸漸的又富有起來，步上她所改革的克呂尼修會的後塵。但江山代有人才出，新的修會又繼之而起。

 

參　行乞修會的興起

 

中世中期教牧工作面臨兩項新的挑戰：人群集中到城市以及貨幣經濟造成貧富差距。為了回應這兩種挑戰，興起了一種新型態的修會，就是行乞修會。這種修會不是退隱到山裡的修道院中，而是生活於城市中，以關懷城市中人的需要。修士們過著貧窮的生活，為人們作簡樸生活的榜樣。

一　方濟會

 

方濟（1182-1226）原名喬凡尼（Giovanni），是義大利中部的亞西西（Assis）人。她母親是法國人，而他也愛唱法國歌，因此人們給他起個綽號叫方濟（Francesco），意思就是小法國人。

有一天方濟的朋友發現他很快樂。他們就問他：「你為什麼這麼快樂？」他說：「因為我結婚了。」「你跟誰結婚了？」他說：「跟『貧窮』小姐。」於是他把他所有的都給窮人。如果父母給他什麼，他就立刻都給別人。他衣衫襤褸，整天向願意聽的人稱讚貧窮的美麗，動手修理廢棄的小教堂，要不就是享受自然的美麗與和諧。他的父親把他關在一個小房間裡，並且向教會當局請求協助。最後主教決定，如果方濟不願善用他家的財物，他就必須宣佈放棄這些財物。當他收到這項判決時，他就宣佈放棄他的繼承權，把他穿的衣服還給了父親，然後赤裸著身子走進了森林，在那兒當起隱士來。

後來在1209年，他聽到別人讀馬太福音十章七至十節，說到耶穌差遣他的門徒去傳道，他們不帶金也不帶銀。在這之前，他幾乎只想到要自願貧窮，也享受貧窮的快樂。現在他卻看到了把貧窮與講道結合的可能性。他應該不是只追求安靜獨處，而是要進到繁忙的都市中向人群傳道，也幫助那些貧窮和生病的人。這樣自願貧窮不再是自我操練的方法，而是與那些不得已而貧窮的人認同的方法了。

得到這新的異象之後，方濟就從退隱之處回到了亞西西，在那兒傳道，也面對以前朋友們的冷嘲熱諷。但是漸漸地，他聚集了一小群人在他身旁。於是他和幾個人就去到羅馬，要求教宗授權讓他建立一個新的修會。這位教宗就是英諾生三世──當時歐洲最有權力的人，又是坐這大位之人中的最聰明者之一。他雖不傾向於准許方濟的這項要求，但他試驗了方濟的志向與品格之後，很有智慧的允准了。

當方濟帶著教宗的許可回到亞西西時，很快地人們就開始湧入他的「小弟兄會（order of the lesser brothers, or Friars Minor）」。當他的運動開始成功時，方濟反倒擔心成功埋藏著失敗之因；當人們開始尊敬他的跟隨者時，他反倒擔心他們將要羞愧。據說曾有一個「小弟兄」拿著別人給他的一個金幣，興高彩烈的回來，他卻要求這弟兄用牙齒銜著這金幣，把它塞在糞堆裡，說：「這就是金幣最適合的地方。」他擔心成功會成為對修會的試探，他在遣囑中禁止他的跟隨者擁有財產，也不許他們向教宗請求把修會的規條變得較不嚴格。

1220年在修會的總會中他交出修會的領導職位，並在他的繼任者面前跪下表示順服。1226年十月三日，他在他年輕時所重建的小教堂中過世。據說他最後的話是：「我已經盡完我的責任，現在願基督使你們也知道你們的責任。『死亡』姐妹，歡迎妳。」

 

二　道明會

 

道明（Dominic, c.1170-1221）是西班牙人。1203年他與主教前往法國南部，見到亞比根斯派在那兒相當的成功，他感到很扎心。他相信除了武力應該還有更好的方法來對抗異端派：講道與教導正統教義。他也發現亞比根斯派之所以吸引人，也與他們過刻苦的生活有關，不像正統基督徒生活太世俗化。於是他想結合正統教義的教導和修道生活，而且要實行方濟會的方式，以行乞為生活方式，希望如此可以讓異端心服口服。

道明會與方濟會的精神是不同的。方濟會以貧窮本身為目的，但道明會則以守貧為說服異端派的方法。後來情勢不需要以貧窮為方法時，他們就不再強調守貧。方濟會起初不太重視學問與研究，但道明會一開始就注重研究。因此多位天主教的神學家都是從道明會而出，最著名的是多馬阿奎那。而道明會也佔據了歐洲新興的大學中的主要教職。

 

改教時代的教會

 

    宗教改革(Reformation)，配合著當時社會中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潮流，把歐洲帶進了一個嶄新的紀元。這宗教改革不只結束了一千年來天主教的統治，也再次把基督教(Protestants)豎立起來。

 

1.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德國改教的情況

    公元1483年路德生在德國的撒克遜區(Sachsen Saxony))的埃斯勒本市(Eisleben)。他的父親是一名礦工，熱心信仰羅馬天主教，並教導他的兒子追隨這教。路德也順從父親的意願。路德小學的時候，因學費不足，便常在富人的門前唱詩，富人歡喜他的歌聲，就給他零用錢。過不多時，有個富有的婦人幫助他繼續讀書。他的父親原來貧窮，後來，境遇漸佳，才幫助他讀書。

    路德十八歲進大學，他的父親要他專學法律，路德也依從父親的意思。但是有一天路德在旅行的時候，忽遇雷電交作，害怕得很，心中默禱上帝，應許上帝如果保守他脫離危險，他願意一生奉獻給主做修道士。上帝果然保守他，不久他入了修道院。初到修道院，甘作苦工，常在街市上乞食，並且鞭韃自己，克制情慾；但不多時，覺得這種舉動毫無益處，常說：「我不能藉著善行而得上帝的恩惠。」於是他擾悶得很，幾乎失了盼望。幸而這院中有不少信心堅固、愛心濃厚的人，看這情形，就安慰他說：「克己的工夫不能救我們，救我們的，就是救主耶穌！」但他最大的快樂和安慰，是於1511至1512年之間，他徹底明白了經上所說的「上帝的義」，不是上帝審判人的義，乃是祂賜給信祂之人的義，這是按羅1:16-17所得的信仰。於是路德的心裏漸得平安，他知道人若有像小孩的信心並愛上帝的心，善行就自然顯露出來，且必討上帝的喜悅。

    路德在修道院讀書，學問廣闊，得了博士的學位。他曾做修道院的代表，到羅馬城求教皇判還關乎修道院的事。那時候路德還是羅馬天主教的忠實信徒，所以樂意照平常的規矩，敬謹行事，如用膝跪上聖梯(有人說，這樓梯是耶穌到彼拉多那裏所上的樓梯)那麼多級。不過路德在那裏，也看見羅馬天主教很多錯繆的地方和教導。他回去德國的時候當了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授，兼任那地方牧師的職務。

    當時，教皇利歐第十(Leo X)想重修羅馬城彼得大禮拜堂，必須花費極多的金錢。於是派人分賣「贖罪票」(認為這些票據可以幫人贖去罪行)，以此籌措這項經費的方法。這時有多米尼古派的修道士，在威丁堡城的附近售賣贖罪票。他們張貼廣告說：「凡買贖罪票的，可得完全饒恕，能與上帝和好。」路德聽見這事情，極不喜歡，於是在11517年10月31日張貼九十五條宣言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門外面。這九十五修宣言專斥羅馬天主教會和教皇的過錯，其中駁斥贖罪票和悔改教導，尤為詳細。簡略一些張貼的宣言如下：

　　第一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講道的時候，是要忠心信徒一生悔改。

第二十一條：所以贖罪票販賣者若是說：人因教皇的贖罪票可以脫離各樣的審判而得救，是不正確的。

第三十二條：凡信靠因所買的贖罪票可得救的，將來必要和那些賣贖罪票的教士，同受永刑。       

第三十六條：凡作基督徒的，對於他的罪惡，若真有悔改的心，不需要贖罪票，也可完全脫離罪惡和其審判。

第六十二條：教會的寶貝，就是講論上帝榮耀和恩惠的福音，不是聖人的功勞。

第八十二條：人可以問教皇，為甚麼不因著最聖潔的愛心使死的人出煉獄　　　　　　呢…？

 

    路德的意思是想要共同解決這些問題。自九十五條宣言公布以後，只有兩個禮拜，風聲傳遍了德國全地，人人聽了，都歡天喜地。公元1519年路德到普西(Leipzig)城裏，和一位羅馬天主教的神學家厄克(Eck)辯論，厄克說：「你所說的和胡司約翰(胡司約翰較早之前曾反對教皇而被燒死)是同一個意思。」路德說：「教皇及大公會議所規定的，也不免有錯誤，不可任意定胡司的罪。」厄克看這話是違背了教皇的意思，便到羅馬城去控告他。從前教皇聽見路德的事，還不以為意，只以為是幾個修道士失和爭論，但這時候，不得不把路德逐出天主教。路德不服，帶領大學的教員和學生，到城外焚燒教皇的諭旨和羅馬天主教幾本書，表明要和他斷絕關係。正當這時，路德著有三本著名的書稿，其中一本是《基督徒的自由》。公元1521年羅馬國皇帝查理斯第五（Karl Charles）在沃木斯(Worms)開一國會，想要定路德的罪，便召他前來赴會，應許他可以安然回家，有人對他說：「你不可去，恐怕會遭遇像胡司約翰的結果。」路德未將懼怕放在心裏，毅然到了國會，當時的議會勉強他承認背道的罪。路德說：「若沒有良心和聖經上的憑據，我絕不能承認，並且說暗昧良心的事，更是不可行。」於是國會定了他的罪。路德由沃木斯退到威丁堡，中途被騎兵所捕，帶他到了瓦特堡的砲台軟禁。路德早已知道，這是當地一諸侯要保護路德的辦法。路德只好暫時穿著軍官制服避居瓦特堡，但沒有擔任軍人的職務，只是天天翻聖經和著作新書。

    路德不在威丁堡的時候，他所提出的改教風聲，已經遠播出去了。當時有一些人，以自己為先知，講道時專靠自己的默想，輕看聖經，並且性情粗暴，往往以言語攻擊教會和修道院。路德聽了，心裡很不安，因為他抱定和平改教的心志。後來他離開瓦特堡回到威丁堡，八天之內，時常講明宗教改革的宗旨和方法。常有話說：「他傳道著書並勸勉人，都是引人歸正的方法，但不可以強逼，也不需要勉強，總要把和平披戴身上。」然而，路德也知道改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也不是自然能成就的，因此將禮拜規條和建設教會的事重新估價，凡聖經內沒有禁止，就繼續採用。又說牧師和主教不是信徒的主人，乃是教會的公僕，也提出牧師可以娶妻的規條。這是路德所設立的教會，就是現今的信義會。公元1525年他娶了一個女修道士，名叫凱蒂波拉，這事使他的父母非常高興。路德也看這事是為後人作榜樣，凱蒂波拉是個貴族的女兒，十六歲就當女修道士，聽見路德改教的事，便隱身在威丁堡。她長於治家，後來生男育女，受福無窮，為家庭教育樹立良好榜樣。

 

2. 墨蘭頓(Melanchton)

　　路德的仇敵雖多，但他的同志也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墨蘭頓，他在公元1497年生於信主的人家，十四歲在大學畢業。到二十歲時，著了一本《希臘文文法》，並在這年當威丁堡大學的教授，德國各處的學生都來受他的教導。不久他受了路德的感化，做一個熱心的改教家，同時他也是新教的著名神學家；著了一本《道義學》，這本《道義學》專依靠聖經為根本，中間所講的道理都很正確，與哲學截然不同。他曾說「認識基督，就是知道祂的恩典。」

    墨蘭頓對於教育有很大的貢獻，他因從事著書和教授，得了「德國教師」的榮銜。他常對讀書人說：「少讀而深知，比多讀而少知，還好多了。」

    路德死了以後，墨蘭頓作信義會的領袖。後因神學問題與一些人意見不合，起了衝突。因此他心中怏怏不樂，常羡慕天上的平安，因為在那裏沒有甚麼神學上的爭論。他於公元1561年去世。

 

3. 路德的晚年

    公元1525年德國的農人不堪受賦稅的苛求，和地主的壓制，聽見改教的事，就暴動起來。後來失敗了，所受的害也不少。這事和「改教主義」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從此以後，改教家明白，人民太無知識，是不可靠的，所以改教的事多數由各國政府主持，因此教會也多受政府的管轄。從公元1526到1530年，路德和墨蘭頓等調查撒克遜教會與教育的情形，知悉人民的程度太低，於是在公元1529年著成《基督徒要道》一書，作為啟迪訓練平民的課本。

    撒克遜政府率先設立國家的教會，國王作這教會的大主教，牧師作國家的長官。後來柏林、丹麥、瑞典，也仿照這種辦法。1529年羅馬天主教見信義會勢力膨脹起來，就趁一次開國會的機會，要壓制他們；然而主張改教的人竭力反抗。因這緣故，信義宗的人和改教的人被稱為「抗議派人」(Protestants)。

    第二年即公元1530年在奧斯堡開了一個大公會議。信義宗一面保護教會，一面講明道理，使國會明白，因此先備《協同書》(The Book of Concord)一本，當眾宣讀。後來各處的信義宗大半都承認這《協同書》為公共的「信經」。這也是團結全信義宗的一個工具。

    公元1531年，德國全境內凡奉新教為國教的政府，組織了一個同盟團體。路德心很不悅，勸眾信徒專依靠上帝的保護，不可同室操戈。他常常禱告上帝不要使他看見宗教的戰爭。上帝聽了他的禱告；公元1546年路德看見兩個公爵彼此不和，便竭力為他們排解。排解這紛爭後，決意要回威丁堡。後來在回途中得病，死在故鄉埃斯勒本的地方。臨終時有話說：「父阿，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裏！誠實的上帝阿，你救贖我！」在旁有一人問他說：「你堅心信靠基督和你所傳的道麼？」路德說：「是。」

 

4. 瑞士改教和慈運理(Zwingli)

    自古以來，瑞士國是個愛好自由的民主國。這國人民因戰勝了奧地利曾著名一時。於是歐洲許多的政府，都來招募他們當兵。無奈瑞士人民稀少，招募兵丁的太多，不免供不應求，以致有些國家，不惜用種種的方法叫有勢力的人，助他招募。究竟這是破壞國民道德的舉動。

    公元1484年慈運理生在瑞士，他的父親是本地有聲勢的人，能夠把孩子送去較好的學校讀書。慈運理在學校裏注重人文主義，喜學古文，早受了著名聖經學者伊拉斯母(Erasmus)的薰陶，以博學名噪一時。1506年他做了牧師，常常研究聖經，兼任軍中的牧師，有時隨營到外國。後來看見在外國當兵的瑞士人，品德壞劣，有害於瑞士，感觸萬分。他看聖經的時候，明知羅馬天主教的弊端很多，只是不明白自己是否該作一個改教家。當時作為一位牧師，他仍然領受教皇的薪俸，聽從他的吩咐。公元1519年慈運理充當蘇黎世(Zurich)總會的牧師，全城的人都來聽道，所收的功效很大。凡遇著有賣贖罪票的，就斥責他們，驅逐他們；他又要本城的官府禁止人民在外國當兵。這時慈運理才知道改教的功夫是應該行的。他改教的目的，雖然大致和路德相同，與路德相異的也有幾方面：

 

１．慈運理改教，不但要改革羅馬天主教根本上的弊病，也很注重改正所遺留的形式：他更改禮拜的規條，不准用詩歌，風琴，聖桌等等。

２．依賴政府的權勢改教。

３．他最注重信徒得聖靈的感化，就可成為聖潔，但路德所注重的，是「因信稱義」的道理，與上帝有父子之交通。

４．他說聖餐是記念耶穌為世人贖罪的禮，但路德主張說，聖餐是一個領受救恩的恩具。

 

    公元1529年慈運理和路德討論道理，意見不合。路德說：「你我不是同受一個聖靈的感化。」

    後來，瑞士國內因改教的緣故分為二派：守舊派和維新派。雙方對敵，相持不下。公元1531年，軍中的牧師慈運理戰死，維新派幾乎一敗塗地，幸得另一位改教家加爾文(John Calvin)極力的維持，改教的風聲因此又高起來了。

 

5. 加爾文約翰 (John Calvin)

    1509年加爾文生在法國一個富有的人家。他和羅馬天主教有密切的往來，得主教的幫助，在巴黎一個官家學堂裏讀書。他的天分很高，讀書的時候也能安分克己，從不違犯校規。有人說：「加爾文讀書一週，用一天溫習一週的功課；讀書一年，用一月溫習一年的功課。」他的求學恆心，由此可以顯明出來。

    加爾文：「我做小孩子的時候，父親決定要我學習神學，後來看見研究法律所得的利益大些，他的計劃因這盼望忽然改變了。因此我也不得不捨棄我的神學來學習法律。我雖服從了我父親的意見，想在法律上用功，只是上帝有不可思議的預備，引導我往別的方向走。最初我是生活在那腐敗的教皇勢力下，好似掉在無底坑裏，不容易被拖出來，雖我年齡輕，性情硬朗，然而上帝使我悔改，屈服我心，便變為溫柔。」

    公元1531年加爾文的父親一死，他就立志，研究神學。他悔改之後，立定志向，凡事要聽從上帝的旨意，又想上帝要他做一個神學家。這時法國也有改教的風聲。加爾文有個朋友預備當巴黎大學的校長，就職之日必須演講，加爾文替他預備演講的草稿，有改教的意味。後來有三年時間他又遊歷各國。到了德國的施塔斯堡（Strasburg），為了要除去羅馬天主教的毒勾，堅固法國受逼迫的人民的信仰，於是便著一本書，把基督教的宗旨說得詳詳細細。書名是《基督教原理》（Christianae religiouis institutio）這書是新教中的代表傑作，凡以改教為懷的人，沒有不喜看這書的。書還沒有印完，加爾文由施塔斯堡經過義大利回到巴黎。後來再要往施塔斯堡，經過瑞士日內瓦（Geneva），本來想在那裏寄宿一夜。無奈這地方的人，有改教的志向卻沒有改教的才能。有個改教家名叫法惹勒(Farel)，聽見這鼎鼎有名的加爾文到了，就竭力留住他，請他幫助進行。加爾文道：「我只有二十七歲，除了讀書以外，別無所求。」法惹勒答道：「倘你不幫助我們做主基督的工夫，上帝就要降災到你身上。因你只求自己的益處，不求上帝的益處。」加爾文聽他這話，很有道理，不得不依法惹勒的意思，竭盡力量改良這地方的教會。無奈日內瓦的人說他太過嚴厲，便把他逐出這地。後過三年，日內瓦的人計窮力竭，仍舊沒有辦法，不得已重請他來。加爾文勉從他們的邀請，擔任這職位。從此以後他趕出阻撓他計劃的人，大權在握，全城的人幾無不聽他的命令，因此日內瓦的道德風化，忽由澆薄一變而為純厚，人都以為希奇。這實在是由加爾文的能力而來的。

    有個義大利的人來到日內瓦，曾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說：「我參見改革的教會很多，從沒有見過像日內瓦這樣好的。每逢禮拜日，牧師和十二個長老，聚會一起。凡被人控告，在言語、行為，和對於上帝及基督教的信經失敬的那種信徒，一律都召來加以斥責，作執事的本著聖經勸勉或教導他們；在必要時提出那些與牧師道理不合的人，不准他們領聖餐……日內瓦教會的執事部，試用仁愛溫柔的話，勸人歸依真理，引人從無辜的異端裏出來，這等異端是因各人主張不同的緣故而來的。除了神學問題以外，牧師也注重教會的醜惡，和不合規矩的行為，也一一的禁止。當時這城裏有這樣的景況，就是每天下午有人講道。當搖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關上門，街上的朋友或行人，都停止談論他們的事業，走到鄰近的禮拜堂，由衣袋裏拿出一本小書，裏面寫著大衛的詩篇，和詩篇的唱譜。他們的聖餐每年共有四次。舉行聖餐時，牧師應有的手續，就是在發聖餐的禮拜日前一禮拜，劃分全城為幾部分，並跟執事部的長老從這家到那家，逐一地和信徒論這聖禮的重要，彷彿父親教導兒子一樣。又勸那沒有預備好的人不能領此禮。凡良心有畏懼的，就再三的安慰他，使他明白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是何等的慈悲，大小禮拜堂內，將一切的異端和拜偶像的記號除去，也把講台、座椅完全潔淨。昔日的修道士的住宅（修道士去了，有的也信了福音）改作學校。學生所學的，除讀書、習字外，也學拉丁文，希臘和希伯來文；而虔敬的行為，是學生特別學的。」

    以上的話需要解釋，加爾文素性嚴厲，他不惜用苦刑或死刑達到他的目的，這或者是當時的情形使他不得不如此行。

    加爾文的神學和路德稍有不同，他比較注重上帝是無所不能天地的主宰，能預定人的永生和永死。信徒所靠的，就是上帝已經定了要他得救；這樣的預定表示上帝的救恩。一個信徒看聖靈的結果在他心裏和行為上，可以曉得上帝預定了他得救。路德所靠的，就是上帝藉著耶穌的身體所顯的慈愛。另外，加爾文不多分別新約舊約；每約的誡命信徒一律遵行，所以他看禮拜日如猶太人的安息日一樣，必須嚴守。加爾文說打仗或革命也可以。他又派幾個長老糾察教友的行為，若有犯罪的，就處以相當的刑罰。加爾文改教的影響甚大。當他在日內瓦的時候，有好些人親自到他面前，仿學他的規矩，他自己也用信函指導許多地方的教會。因此他的道理越傳越廣。英、荷、法、蘇格蘭諸國，都有人受了他的感化。公元1564年加爾文身故。

 

6. 改教的進步

    德國：路德死的那年，德皇起來攻擊信義會的「同盟團」。最初信義宗的人敗了，路德的妻子逃出威丁堡竟無棲身之所。後來信義宗的人得了全勝，到公元1555年和平的目的竟達到了，從此各國政府有規定國家宗教的權。

    丹麥和瑞典：兩國改教費時不多。後來信義宗的勢力充滿了兩國；但也有些權貴人，心懷惡意，藉著改教的名，想得羅馬天主教的產業。當時挪威（Norway)是丹麥的屬國，遵守丹王的命令改教。芬蘭（Finland)是瑞典的屬國，也遵守瑞王的命令改教。

    法國：法人受加爾文的感化實在不少，但法國政府常逼迫他們，所以都靠兵器保護自己。後來政府無可奈何，只得假意和好，請新教徒到巴黎來訂和約。去的人很多，政府軍便把他們在夜間一起殺了。這是1572年的事。此後新教徒雖暫時得著平安，但到末後被逐出羅馬天主教會的很多。他們逃到英、美等國，安分作那些地方的良民。照這樣看來，法國這種政策，反是利人損己的舉動。

    蘇格蘭：諾克斯(John Knox)是蘇格蘭的改教家，又是長老會的主教。他幼年的事蹟，歷史上記載不詳。當改教的風聲傳到蘇格蘭國的時候，蘇格蘭的人就多傾向新教，只是信新教的人常受羅馬天主教逼迫。這時有個宣傳新教的人，名叫魏沙持（Wishart），在主教長的手下被火燒死。諾克斯想要保護，只是沒有能力。後來有人組織一個小小同盟會，以惡報惡，殺了那主教長，諾克斯在這會充當牧師。那時看見法國的兵援助蘇格蘭的羅馬天主教，攻擊諾氏和盟會，擄了他們，罰作船上的奴僕。被釋之後，諾克斯到了英國，做改教的工夫，但不充當那地方的主教。不久英國有女王登位，她是羅馬天主教的信徒。諾克斯不得已，逃到別處。先到德國，後又到日內瓦，受了加爾文的感化，就做了他一個熱心的門徒。公元1559年諾克斯回到蘇格蘭。那時有許多權貴人聽從他的教訓，所以國會和教會的公會，都贊成他的道理，頒定他所立的規條作蘇格蘭教會公用。當時瑪利女王在位。她信仰羅馬天主教，崇尚虛浮。諾克斯責備她，並且說：「瑪利雖是王，但她一樣不可犯人民所犯的罪。」後來瑪利無法，就逃到英國去了。

    諾克斯所立的規條，多半根據加爾文的意見。他派定長老督責教友，恪守教規，所以叫做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諾克斯為人非常嚴厲，但他臨終時有話說：「人多控告我太過嚴厲，這事我自己未嘗不曉得。不過我雖嚴厲審判人，卻未曾恨人的靈魂，這是上帝知道的。」這是公元1572年的事。

    英國：英王亨利第八（Henry VIII）在位，娶德皇的妹子為妻。後來亨利休了她；於是教皇成了亨利的仇敵。因此亨利和羅馬天主教斷絕來往，不承認教皇的權柄。但他也不喜悅德國的新教，反加以逼迫；又強逼百姓承認他為教會的首領，並且取消修道院和禮拜堂作為私業。後來亨利的兒子登位，提倡改教，公元1549年著《禱告書》(The Prayer Book)一本，為各處聖公會的公禱文。雖然後來女王瑪利逼迫新教，而新教仍然興旺。以利沙伯（Elizabeth）是亨利第八子女。即位之後，自稱為教會的首領。對於羅馬天主教禮拜的規條，主教的職分，和歷代主教的道理，都不多更改；但她所崇尚的道理，仍和新教相同。以利沙伯時所定的「信經」，稱為三十九條。所立的教會名叫聖公會(或安立甘宗)，就是如今在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中中立的教會。

    凡受了蘇格蘭長老會的感化的，多不服從以利沙伯所定的規矩。同時有一部分的人名叫獨立派（Independents），提倡教會應該完全自治，主教不得參加，這教派是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的根基。從各派中間也傳出浸禮會 (Baptist Church)，浸禮會很講究信徒先要得自由，有成人的信心，才可以領洗。領洗的人也應該全身浸在水裡。他們反對政府干涉宗教的事，開創西方宗教自由之風。他們最著名的信徒本仁約翰(John Bunyan)，曾著有《天路歷程》一書。後來，浸禮會或浸信會在世界各地有許多傳道工作。

    貴格會(Quakers)也在這時興起。福克斯(Fox)為主教。他說凡事只要靠聖靈的感化，不必要禮拜的儀式和聖禮。如果沒有聖靈的光在心裡，看聖經也沒有益處。作禮拜的時候，他們都安靜聚合在一起，聖靈感動誰，誰就站起來講道、禱告、或作見証。若沒有人受聖靈感動，便無言無語而散。福氏又禁止信徒當兵、起誓、向人脫帽等行為。

    當時在英國，不屬聖公會的信徒都受逼迫，其中有些人逃到美國去。但是在1689年，英國政府承認本國不屬聖公會的信徒也可有宗教信仰自由。

    美國：英國人為了避免受本國政府的逼迫，有逃到荷蘭的，後來看到那處的風氣和他們不合，就決定到美國去。公元1520年有一百二十人到了美國的北部，這批人被稱為「朝聖者」(Pilgrim fathers)。他們是美國的第一批新移民。他們的目的是要在美國設立教會，以便保全本國的道理和文化。起初在美國生活艱苦，死的人有一大半。後來，情況比較好，就有更多人從英國，甚至歐洲一帶的國家，到美國去。美國的宗教信仰很自由，各人可以根據他們的教義和道理來過活。漸漸信教自由的風氣也傳到了別國。過不多時，美國的道德就越來越好。

 

文化大革命的教會時期(1966-1976年)

 

    簡單的說，文革期間教會雖然遭遇許多的逼迫，但是教會藉著這時期形成了復興的暗流。

    文化大革命緣起於1965年十一月十日，由毛澤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抨擊劉少奇所領導的政治體系，展開了日後全國性鬥爭的序幕。

    到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由毛澤東親自發出「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於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全中國進入大動亂與破壞角色者，則為一群被起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群眾。經過三年多熾烈的鬥爭，毛澤東已重掌政權。毛澤東在1969年的七月，也透過軍隊把紅衛兵鎮壓，並下放農村。希望漸漸把國家次序恢復起來。

雖然局面漸漸平靜下來，但在此後直到1976年的七個年頭裏，是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的時期，自成一個段落，顯出他獨具的特色。

    在文革的十年內，基督教會受到最熾烈的衝擊與挑戰。當中的歷史可分成幾個段落來說明：

一.      文革的頭三年，教會受到空前的破壞，教牧與教友受到暴虐對待。當時紅衛兵群眾，在意識思想上已被教育成極左的狂熱份子，在意識形態上，對宗教極度仇恨。當毛澤東提出破四舊 - 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 - 的口號，並要求紅衛兵以實際行動表現時，他們如猛虎出押，而基督教會又有「四舊」的形象，故首當其衝，遭暴虐破壞。他們搗毀教堂，凌辱信徒(剃光頭、遊街示眾，戴高帽)，焚燒聖經。在這種無情而澈底的打擊下，各地的基督教會被迫停止公開活動，基督教徒再經歷一次苦難的煎敷。

二.      到了文化大革命武鬥結束的1969年之後，對基督徒私刑與暴虐，公開凌辱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但文革的意識然籠罩在這段時期，為配合當時政治而有的所謂「戰鬥性的生產建設意識」，教會的信仰與活動被認為是會腐蝕痲痺人民的勞動力，會嚴重阻礙生產建設，因此仍然禁止教會有公開的活動。另外，更藉1968年成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對基督教界的人士作清理調查的工作，又把不少的教會人仕冠以「反革命」之罪而判處徒刑，並要求教牧人員參加「學習」。這時連三自會也被關閉了。

三.      到1971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基於宗教政策上的應用，認為宗教應為外交所用，於是應巴基斯坦大使館之請求，在北京重開米市街教堂，但只供外人與外籍遊客使用，中國基督徒仍禁止入內禮拜。當時只有效忠於政府的教會的領袖人物，如吳耀宗、丁光訓才可以代表中國基督教會接待外國來訪問的賓客。

四.      1971年後，雖然教會都關閉了，但這只表示有形的教會的關閉，事實上在全國各地，基督教徒透過家庭聚會的方式，秘密聚會崇拜。這種名叫「家庭教會」的無形教會，雖不是萌芽於這段期間，是成長，茁壯於這段受苦害的時期。許多人的心靈在文革中創傷，信徒卻願意把福音傳開，成為心靈創傷的醫治。另外，信徒在苦難中更加同心。也神興起不少遊行佈道者，而平信徒熱切起來傳福音。

 

    綜結本階段的歷史，基督教會有如浮萍落葉，承受文革大風暴的吹襲，受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和全面的抑制，信徒經歷了中國基督教自有歷史以來最大的苦難與迫害。這時只有「家庭教會」在這段時期中蓬勃成長，雖然仍嫌薄弱，但是在苦難中的團契與安慰更具能力，家庭教會為本段文革迫害教會時期帶來了一線曙光，也帶來了盼望。

 

十九世紀初的中國傳教士

 

1. 開拓期

    主後十九世紀初，從傳教士馬禮遜來華開始計算，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教是有其背景的。這和當時歐洲，美洲的政治和宗教情況有關。那是工業革命和教會復興的時期，而當時中國則是滿清閉關自守的時期。當時基督教的傳教士在中國不能自由傳教，只能努力做一些比較隱藏的準備工作。

十九世紀的頭四十年內，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分別來自不同的差會，包括英國倫敦會、英國聖公會、荷蘭傳教會、美國的浸禮會、長老會和中華聖公會等。現以幾位較重要的傳教士來作介紹。

   

馬禮遜

    他是更正教在中國的開路先鋒，他在主後1807年來到中國，至1834年去世，共逗留了二十七年。他在艱難的環境中，拚盡了整個人的生命去工作，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福音工作，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馬禮遜在1782年出生於英國，父母親都是基督徒。他在年少時很放蕩，十六歲時認罪、悔改，得到了新的生命。不久被神感動，願意到最有需要福音的海外去宣教。為了裝備自己，他再進學校念書，研究醫學、天文學和中國語文。終於在1807年二十五歲時受英國倫敦會的差派來到中國傳福音。但來中國傳福音的道路，荊棘滿布，困難重重。曾經有一個人諷刺馬禮遜說︰「你以為你真的能夠改變那古老大帝國拜偶像的惡習嗎？」馬禮遜回答︰「不!我不能夠，可是，我相信神能夠改變中國。」他就是這樣因著信心來到中國。兩年後(1809年)，馬禮遜為了能合法的長久在中國居留，他加入“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做編譯員。他雖然不很願意，但也接受了。事實上，即使他從事編譯工作，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從神領受的使命。馬禮遜在中國共二十七年，做編譯員，也從事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他嘗盡了孤獨，離鄉背井的滋味。他在主裏的勞苦，是沒有白費的。

 

裨治文(1801-1861年)

    主後1830年，美國公理會差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中國。他在廣州學習中文，不久，他又辦了一間學校，並出版一份刊物和從事印刷工作，這刊物名“中國叢報”。他雖然沒有公開傳福音，但願意默默地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在三十年內，裨治文在中國創辦和參與了五個傳教組織：廣州基督徒聯合會、創辦《中國叢報》、“益智會”(即在華實用知識傳播)、“馬禮遜教育協會”、中華醫藥傳教會。

    他也強烈批評清朝政府的閉關政策，他說：「如果讓沈默政策持續下去，那就使所有商業關係得不到改善，慈善事業就會告終，當地球上每個角落正在繼續前進，藝術科學正在發展，而在中華土地上就會得不到發展，知識和上帝之道可以在其他地方宣揚，但不能在這個帝國傳播。」

         

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是一位基督徒醫生，由美國公理會差派到中國。他在醫學方面受過專業的訓練，在神學方面也有研究。他來中國的目的是全時間為中國人服務，做個傳教士醫生，藉著行醫，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為了使中國人民早日得著福音的好處，他甘心樂意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國。

    雖然當時來中國的傳教士很多，但有的“不得其門而入”，有一些雖然來了，卻沒有被人記念。有關十九世紀初到中國的傳教士，我只能略略介紹以上這三位。

    有許多傳教士來中國後，遇上中外關係變壞，於是被牽涉到糾紛的漩渦中，以致有不少同胞對傳教士存成見，把他們的努力都解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非常可惜的。雖然傳教士由於不瞭解我們，犯了一些錯誤，但我們也因文化不同對他們亦有誤解。然而他們的出發點是值得敬佩的，他們為了遵行神的旨意，願意把自己個人的禍福都拋在腦後，這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2. 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所採用的傳教策略和結果

十九世初來中國的傳教士，正逢中國滿清政府採取閉關主義的國策。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和傳教士，很多都只能居住在澳門，只有部份與中國通商的，才被准許在中國廣州逗留。當時傳教士要在中國傳福音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當時(1807-1841年)傳教士採用的傳教策略

    一. 文字工作。這些文字工作，對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幫助。例如︰馬禮遜抵達中國後，因為形勢所迫，只好加入東印度公司當翻譯員。這時他也翻譯聖經和寫佈道性的文字。在1810年時，馬禮遜已經將使徒行傳翻譯成中文，隨著第二年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譯。至1814年更完成整部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1819年，馬禮遜在另一位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的幫助下，終完成了整部聖經的翻譯工作，總括來說，馬禮遜共用了十二年的時間把全本聖經翻譯為中文。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十分認真和謹慎，務求譯文清晰明白，簡易通俗，是中國教會歷史上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當時英國聖書公會十分欣賞馬禮遜的譯本，在金錢和人力等各方面，都給予鼓勵和支援。以後在1838年又有一些宣教士，將該譯本重新修正，出版了“四人小組譯本”。由此可見，馬氏譯本並非十全十美，但馬氏譯本卻始終有劃時代的價值。

馬禮遜尚有其他的文字工作。例如︰“英華字典”，全本英華字典共六冊，注釋十分詳細，記載 有關風俗人物的名詞。是很有價值的一套書。此外，還有“英華文法入門”，這對日後來中國學習中文的傳教士，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另還寫了許多佈道小冊子，包括︰“真道問答”、“神道論”、“耶穌救法”和“救贖救世總說真本”等等。馬禮遜並鼓勵米憐，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名“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辦雖在馬來亞，但和中國一般報刊沒有太大區別。這月刊和基督教的傳播沒有直接關係，但基督教在中國的地位卻因此越來越重要了。

        另外尚有一份“中國叢報”，是一份月刊，由美國宣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所創辦，是一份英文刊物，共發行了二十年。這份刊物的對像是西方人士。這月刊對在中國宣教士工作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它報導了中國宣教士的消息、中國的法律、習俗、歷史與文學和講述中國近況。這刊物使歐美國家的人，能更多認識及瞭解中國，使西方教會人士對中國有更大的負擔。

這些文字工作，實在為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奠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二. 發展華僑的福音工作。有些傳教士沒有機會進入中國傳福音，便分散到中國附近的地方，在那裏設立宣教中心，發展華僑的福音工作。例如︰泰國、馬來亞、緬甸、新加坡、印尼等。這些傳教士向華僑傳福音的目的有兩個︰一方面是接觸華僑，對中國有更多認識，另一方面希望華僑信主後，可回到祖國，向中國同胞還福音的債。因此傳教士向華僑傳福音，專心栽培華僑信徒，禮拜堂也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

    三. 發展教育工作。主要的教育工作是開辦學校，最著名的是“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這間書院是傳教士米憐，在中國廣州及澳門不能居留時，退到馬來亞創辦的。目的首先是幫助西方人士瞭解中國，其次是將西方的科學教導中國人。書院由馬禮遜及英國倫敦會和其他信徒捐獻金錢，於1820年成立。可惜辦了十五年，只有四十四位畢業生。但可喜的是其中有十五位信主受洗，其中有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在鴉片戰爭後，書院才搬到香港來。

    四. 個人佈道工作。由於中國政府不允許公開佈道，因此傳教士只能在認識的中國人中間做個人佈道工作。例如︰梁發就是替馬禮遜印刷書籍而信主的，他日後更為中國教會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醫療事業。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設立了“博濟醫院”，是中國第一所基督教醫院。

 

 清朝政府在1812年頒佈命令，說：「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傳教惑眾，並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教，及改稱名字(受洗基督徒名字)，擾亂治安，為首者斬；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至黑龍江)。」

 

 

荷蘭的改革宗教會

 

      西元1618年至1619年舉行的多特會議，將亞米紐斯主義定罪，並訂立了改革宗信仰規程，稱為多特法規（Canons of Dort）。這個法規加上海得堡信仰問答及比利時信條，合成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准則。然而多特會議無法將亞米紐斯主義完全自荷蘭鏟除，也無法阻止脫離傳統復原教主義的行動。十九世紀一開始，改革宗教會便陷在極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義被譏為過時的論調。

      幾年以後，一些新的生機出現，將低潮的光景扭轉過來，有不少因素影響當時的教會：

      首先是馬蘭和微內的影響傳到了荷蘭，引起高階層社會人士靈性的大復興。

      然後是數千位中、下層熱心的信徒，在幾位牧師領導下，使國家教會再度根據信經與教會法規複興起來。但他們遇到政府和教會當局的反對，便於西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許多信徒不顧當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脫離國家教會，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又於西元1854年，在甘本（Kampen）設立神學院，訓練他們的傳道人。其中兩位最出名的領袖人物是舒德（Scholte）和範饒特（Van  Raalte），他們在西元1847到1848年間，帶領會眾前往美國愛阿華州及密西根州。這樣，便使西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響，由荷蘭帶到了美國。

      然而，荷蘭加爾文主義歷史中更大的復興，是藉著一位上帝重用的偉人該伯爾（Abraham Kuyper）所帶出來的。

      該伯爾生於西元1837年十月廿九日；在萊登大學讀書期間，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寫的書，贏得全國競賽的首獎；在大學時代，他也吸收了現代主義思想。

      畢業後，他成為比士得（Beesd） 鄉村教會的牧師，教會中許多信徒持守傳統的改革宗信仰；他們大膽地向這位年輕、學問淵博、受過訓練的牧師表示反對他的主日講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談話經常給該伯爾深刻的印象。於是他開始轉向加爾文，嚴肅地研讀他的拉丁文原著，這樣的學習研究，終於把該伯爾完全改變過來，使他從現代主義轉到加爾文主義。從那時起，一直到一生的結束，他都成為加爾文主義偉大的戰士。

      帶著強烈的宗教熱誠及一心要恢復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情懷，該伯爾開始了一項活動，這活動延續半世紀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敵人都極其訝異。奧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啟發了查理曼、教皇貴格利七世及加爾文，也啟發了該伯爾。他所進行的這項偉大事工，不但要恢復教會，而且要將基督教原則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工業、文化及教會聖職等。

      他從鄉下的比士得教會，進入大城烏特列赫（Utrecht）的教會，再繼續進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會；他組織了基督徒政黨，進入荷蘭國會 西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據改革宗原則，創立「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因為該大學不受政府和教會的控制而定名為「自由大學」；該伯爾成為大學中最出名的教授。

      西元1886年，他帶領許多信徒脫離國家教會，這是第二大規模的一次。而他又於西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會與新脫離團體的聯合，而組成「荷蘭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這個新宗派擁有七百間教會及三十萬信徒。

      西元1901到1905年間，該伯爾成為荷蘭總理；他在講道、演講、教學之外，還要在國會中參與辯論及寫作。他是一位偉大的演說家，更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寫的小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還擔任週刊及日報的編輯，同時，還寫了許多書。

      成千上萬的人聽過他的演講；他於西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國旅行演講；荷蘭、德國、法國、瑞士、英國、蘇格蘭及美國，都有千千萬萬人讀過他的書；他的許多書被譯成英文；也有許多美國人為了讀他的原著，特地去學荷蘭文。

      該伯爾有驚人的恩賜，他能將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簡單、有趣的方式表達出來。他不愧為一位博學的學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準的文學家。

      自從改教運動以來，許多團體脫離了原初的復原教教義；這些離開的團體在三方面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是，他們都對當時冷淡沒有生命的復原教會不滿。例如浸禮派、 貴格派、敬虔派、莫拉維弟兄會及循道派運動。

  第二方面是，他們都堅持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第三方面是，他們都想醫好復原教會裏的弊端。

      該伯爾的工作也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情形而興起的，但為了工作有效起見，他採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

      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復原教主義；他不但攻擊舊的異端，更向新異端挑戰，當時其他團體都未採取行動制止現代主義的發展，他卻勇敢地出面反對。

      第二，他堅毅地面對教會本身的敗壞情況，藉著進入教會裏面工作來改革教會本身。他不輕視教會，也不越過教會，乃是在教會裏面做工；當教會不能容忍時，他就被排擠出去。

      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複興教會的事工；他鼓勵信徒參與活動，遠超過循道派的熱誠。他不但激勵他們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傳工作，也鼓勵他們將十字架的旗幟帶進 教育界、政治界、勞工界，及社會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團體看輕教義，相反的，他極重視教義，因為他知道，教會的生命與成長端賴健全而有系統的聖經教導，而且應當是不折不扣地將真理的長度、寬度和深度都教導信徒。

      為了將十架旗幟帶進生活的各層面，他盡量避免其他人所犯的錯誤，而採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禮派把政府和教會分開的看法，但他不認為應當將政治和信仰分開。他組織了一個基督徒政黨，讓這個政黨在政治上帶出基督徒的原則，而不是讓教會干涉或控制政治。

      該伯爾有好些同工，如若革士（Rutgers）和貝文克（Bavinck）都是非常能幹的人。但該伯爾是唯一鶴立雞群的天才創業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處像荷蘭一樣，帶出了原初復原教主義的大復興。

      在這個穩健的、活躍的基督教大復興中，該伯爾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他祖國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東印度、南美一部份、加拿大、美國等地，感受到他強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