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尼西亞會議」定亞流信仰為異端，但是「亞流派之爭」卻未告結束。康士坦丁在位期間，「尼西亞信經」是正統信仰的準繩。然而，亞流派卻能在政治上東山再起，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精明傑出的領袖，尼哥美地亞的主教優西比烏 （Eusebius of Nicomedia）。
他利用其身為皇帝行宮主教的優勢地位，以政治手腕一步一步剷除異己。雖然他在325年夏天簽署了「尼西亞信經」，眾人皆知他不是真心真意。一個月之後，他竟然在尼哥美地亞接納亞流，同領聖餐。此舉令皇帝大怒，立刻將其放逐。但是不久之後，他獲釋召回，出任皇帝首都主教。
優西比烏此後獲得皇帝信任，成為教會事務的主要顧問。他致力於對付堅守「尼西亞信經」的三位主將。首先中箭下馬的是安提阿主教游斯塔（Eustace），被控行為不檢，又批評皇帝母親，所以，約在330年經由當地主教會議開除，皇帝判其放逐終生不得返回。第二位要對付的是亞歷山大主教亞他那修，這對優西比烏來說，較為棘手。
加爾文的神學，簡言之，就是上帝的道之神學。他強調上帝藉聖經（Scripture）而賜下的真理，是我們認識上帝惟一可靠的來源。不錯，自然界可以啟示（Revelation）上帝，人天生也有宗教本能，但人的墮落卻使他無法從這些得到什麼好處。
人要真認識上帝，就必須看上帝如何藉著聖經來啟示祂自己，以及聖經啟示了些什麼︰在舊約，是藉著先知和祂的僕人傳上帝的話語；新約則是藉著使徒為基督做見證。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甚至如「聽寫」一樣地將上帝的話記下來，因此聖經的語句、故事及真理，都具有無誤的權柄。
加爾文相信聖經所有的教訓，均具有一種基本的整體性（unity），神學家一定要努力發現它的整體性，按著教義的先後次序來組織，然後用最清晰的方法，把它表達出來。作為一個神學家，他有責任處理聖經每一部分的真理。
他亦清楚地指出，上帝把聖經賜下，不僅是要把真理及教義傳給我們而已；聖經見證的，乃是活的道，而神學家的責任，就是幫助人認識這道，並倚藉這道 來生活。先知與使徒所留下的啟示核心，是人與上帝的道相遇，即透過耶穌基督，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二位；加爾文說的「上帝的道」，就是指祂而言。寫聖經的人儘管已接受真理與教義，他們仍然要知道，自己是站在上帝的愛和威嚴之中的人；加爾文認為，每一個神學家打開聖經的時候，都要尋找這個位置，要藉著聖經與上帝進入相交的地步，要面對主自己；神學家在闡釋神學的當兒，也要把握原來的事件，使人能與上帝相遇。有一個時期，加爾文曾用神祕主義的語言，來解釋人怎樣藉著信心，透過上帝的道和上帝的靈，去把握理性所不能把握的異象；因此加爾文對讀聖經及做神學的要求相當嚴格，他要人以禱告的心來讀、來做，以致他可以更透徹地明白聖經，與上帝的關係亦會更深。
加爾文並不想創造一套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他不認為人可以用邏輯或人的思想，來控制聖經的真理，他所努力的，是怎樣讓整本聖經控制他的思想︰他表達思想的次序及模式，正是他在啟示之內所發現的次序及模式。
加爾文差不多為聖經的每一卷書都寫過釋經書，在當時極受歡迎，流傳廣遠；就是今天仍然很有參考價值。他運用人文學科的治學方法來研究聖經，好找出經文真正要說的是什麼，及查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事件，整個解經就活靈活現起來。因為他深信聖經的權威及完整，故此沒有用任何批判法來處理經文。儘管他相信聖經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意義，他自己卻儘量避免使用「靈意解經」的方式。他相信基督在舊約也有向以色列民顯現，只是顯現的方法，自然與新約時有所不同。
在釋經史上，他是最早使用預表法（Typology）來表達兩約的整體性的人之一；他對聖經的整體性深信不疑，以致能夠用整本聖經來解釋一段經文。無論是 釋經或是神學，加爾文均儘可能參考學者研究的成果，特別受奧古斯丁（Augustine）的影響頗深，而自己又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教父的作品。
1559年， 他重新修訂《基督教要義》（法文版是1560年），為自己的神學立下了最後的規模。整套《要義》共分四部分，大體上按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來劃分︰卷一，創造的上帝；卷二，救贖的上帝；卷三，接受基督之恩的途徑；卷四，教會。
加爾文同意奧古斯丁對聖禮（Sacrament）的看法，認為那是代表不可見之恩典的一個可見的記號。他相信只有聖餐（Eucharist）和洗禮（Baptism）具有聖經的權柄。
關乎聖餐，他反對變質說，也不認為只有以某種形式舉行的聖餐禮才有效；同時，他亦不贊成某些人的看法，以為餅與酒只是一種表記，用來代表祂的身體，目的是刺激人的記憶、敬虔或信心。
加爾文認為聖禮賜下的，就是它們所代表的；主不僅要求我們看，而且是吃與飲，這就表明在祂與我們之間，有一種生命的聯繫。這個聯繫在道被宣講及人以信心來回應時，就已經創造出來；當人以信心來領受聖餐禮，生命的聯繫就得以加強而更形密切。
加爾文反對路德對聖餐功效的解釋，認為基督的身體一直是在天上，我們是被聖靈的大能提升到天上，來領受祂的身體。
加爾文一直強調，領聖禮的人若不是以信心 來領受，聖禮就與他們無益。他贊成嬰孩洗禮，因為舊約與新約已經聯合起來，而聖禮的功能，在施行聖禮的時候就已生效。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至1564年)生於努瓦永的皮卡頓，該城離巴黎東北只有六十里。他十四歲就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擔任神父﹔但他最終因與主教衝突而退學，轉修法律。他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及希伯來文，進步很快。
大約於1533至1534年，他因接觸基督徒(Protestant)而改信基督教(但此事並無詳細記載)。當時加爾文反對「迷信教皇」，因而被起訴、下監，但最後也獲釋放。稍後，他逃到瑞士的巴色，在那處開展了廣泛的文字事工。
1536年，加爾文出版了《基督教要義》的初版(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此一書的原著乃用拉丁文寫成，後來加爾文再將它翻譯成法文。而且他不斷修訂，到1559年，此書的第四版最後修訂版面世時，內容已由原來的六章增至八十章。
加爾文在瑞士日內瓦結交了改革領袖法惹勒(Guillaume Farel，1489至1565年)。他繼續豐富《墓督教要義》的內容，自己也逐漸成為改革派的領袖。加爾文及法惹勒開始在日內瓦教授改革宗神學，卻遭到禁制。他逃往斯特拉斯堡，住了三年(1538至1541年)，在法國難民中當牧師。
1541年，由於政治的轉變，他重返日內瓦，又與法惹勒一起工作。加爾文以牧師及社會領袖的身份，去模造政治與宗教的合一。他為社會頒佈嚴格的道德規律，同時又發展日內瓦的商業，使之成為繁華都市。
加爾文也是一位多產作家，他曾為聖經的四十九卷書寫過註釋﹔又編寫小冊子，及不斷增訂《基督教要義》的內容。
加爾文的神學，簡言之，就是上帝的道之神學。他強調上帝藉聖經而賜下的真理，是我們認識上帝惟一可靠的來源。不錯，自然界可以啟示上帝，人天生也有宗教本能，但人的墮落卻使他無法從這些得到什麼好處。人要真認識上帝，就必須看上帝如何藉著聖經來啟示他自己，以及聖經啟示了些什麼︰在舊約，是藉著先知和他的僕人傳上帝的話語；新約則是藉著使徒為基督做見證。聖經都是上帝的默示，也的確是上帝的「口述」，因此聖經的語句、故事及真理，都具有無誤的權柄。
加爾文相信聖經所有的教訓，都具有一種基本的整體性（unity），神學家一定要努力發現它的整體性，按著教義的先後次序來組織，然後用最清晰的方法，把它表達出來。作為一個神學家，他有責任處理聖經每一部分的真理。
他亦清楚地指出，上帝把聖經賜下，不僅是要把真理及教義傳給我們而已；聖經見證的，乃是活的道，而神學家的責任，就是幫助人認識這道，並倚靠這道來生活。先知與使徒所留下的啟示的核心，是人與上帝的道的相遇，而這個道就是耶穌基督，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二位。寫聖經的人儘管已接受真理與教義，他們仍然要知道，自己是站在上帝的愛和威嚴之中的人。
加爾文認為，每一個神學家打開聖經的時候，都要尋找這個位置，要藉著聖經與上帝進入相交的地步，要面對主自己；神學家在闡釋神學的當兒，也要考慮到原初所有的事件，因為上帝乃是透過這些事件向他的子民啟示自己的。
有時候，加爾文會用神祕主義的語言，來解釋人怎樣藉著信心，透過上帝的道和上帝的靈，去把握理性所不能把握的異象；因此加爾文讀聖經及做神學的方法，是要人以禱告的心來祈求，以致他可以更透徹地明白聖經，更親密地與永生的上帝相交。
加爾文並不想創造一套用人的思想或邏輯，來控制聖經真理的系統神學，他所努力的，是怎樣讓上帝在基督裡所說的話控制他的思想︰他表達思想的次序及模式，正是他在啟示之內所發現的次序及模式。
加爾文差不多為聖經的每一卷書都寫過釋經書，在當時極受歡迎，流傳廣遠；就是今天仍然很有參考價值。他運用人文科學的治學方法來研究聖經，好找出經文真正要說的是什麼，並查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事件。他深信聖經的權威及完整，故此沒有用任何批判法來處理經文。
儘管他相信聖經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意義，他自己卻儘量避免使用「靈意解經」的方式。他相信基督在舊約也與上帝的子民同在，只是啟示的方法，與新約時有所不同。
在釋經史上，他是最早使用預表法（Typology）來表達兩約的整體性的人之一；他對聖經的整體性深信不疑，以致能夠用整本聖經來解釋一段經文。無論是釋經或是神學，加爾文都儘可能參考學者研究的成果，特別受奧古斯丁的影響頗深，而自己又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教父的作品。
约翰•豪是英國清教徒神學家。
背景
豪出生在拉夫堡。 五歲時，他和父親一起去了愛爾蘭，他的父親被威廉·勞德驅逐出境，但在 1641 年回到英國，與父親在蘭開斯特定居。
教育
他曾在劍橋的基督學院和牛津的馬格達倫學院學習（學士，1650 年。文學碩士，1652 年），有一段時間他是大學牧師和大學牧師。
服事
國外其他同名人士，見：John Howe。他曾短暫擔任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牧師。在劍橋，他受到拉爾夫·卡德沃斯和亨利·莫爾的影響，他可能從他們那裡獲得了標誌著他作品的柏拉圖式色彩。
大約在 1654 年，他被任命為德文郡大托靈頓的永久牧師。
在這個地方，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在齋戒日從九點到四點在講台上，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期間人們唱歌。 1656 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訪問倫敦時，說服他在白廳傳教，結果，豪非常反對他的喜好，成為克倫威爾的牧師之一。
理查德·克倫威爾（Richard Cromwell）退休後，他回到了他在托靈頓（Torrington）的前教區。當 1662 年統一法案通過時，他離開了他的教堂，但在附近呆了一段時間，在私人住宅里佈道。
1666 年，豪接受了五英里法案，但帶有限制性條款，“只要人的法律符合上帝的話語”。 1671 年，他成為愛爾蘭安特里姆城堡的 Massereene 勳爵的牧師。
1676 年，他作為拉撒路·海曼 (Lazarus Seaman) 的繼任者回到倫敦，在 Haberdashers" Hall。1685 年，由於反對者表現得更加嚴厲，他接受了陪同沃頓勳爵前往歐洲大陸的邀請，並於次年定居於烏得勒支1687年詹姆斯二世發表良心自由宣言時，豪回到了他在倫敦的舊職位。
從那時起直到他去世，他都對當前有關預定、三位一體和順從的討論產生了積極的興趣。
1688 年，他率領一個持不同政見的部長代表團向奧蘭治的威廉致歡迎辭。他在倫敦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