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柏傳(上)

牧師也有靈魂

新任的鄉村教會牧師，去探訪他的會友。
教會領袖中，有人先告訴他們的新牧師："牧師，在這教會裏，有幾名‘不滿分子’，他們給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煩。他們有點兒怪，喜歡批評；有的好久都不來禮拜了。他們對教會經濟上的貢獻微不足道，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師一樣，不要去理他們就算了。”
這 幾名不參加教會聚會的人中，有個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兒，三十三歲了，仍然獨身未嫁，稟性倔強。她跟幾個同心的農民一起聚集，讀讀聖經，和幾本宗教改革者所寫的老舊書；有時， 她寧願單獨敬拜，也不肯去參加教堂裏的聚會。他們堅守起初的信仰，絕不妥協；認為那些心持兩意，假冒為善的教牧，說些逢迎人的好話，卻不能使靈魂飽足。靈 魂無法在缺乏真理餵養下活著。
鄰近的人告訴她，牧師在附近探訪，也許不久就會來到她家。佩蒂決絕的回答："我與那人毫無相干！”
她的朋友說："不過，佩蒂，不要忘記，我們的牧師也有一顆不滅的靈魂，他也往永恒裏去！”
牧師來了。他覺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責任，不管他們的問題在哪裏。在見面的時候，佩蒂拒絕同牧師握手，因為她相信他們沒有相交；是牧師堅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為他是牧師，是因為同為人類。
但是，經過朋友的勸解，佩蒂的敵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當長的時間，同牧師談論今世與永生的問題。她說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並且勸勉牧師，必須確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則將要永遠失喪。
牧師聽的時間多，說的話少。分手的時候，他還要再來。

從不滿分子得滿足

那新牧師是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凱柏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裏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熏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裏。亞伯拉罕凱柏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還不到二十五歲， 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 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 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八月九日上午，凱柏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柏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 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裏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 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裏，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柏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 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恒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 由”。
凱柏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柏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祂的榮耀。祂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柏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
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
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
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
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
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凱 柏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柏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柏受教育的 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柏，把知識轉化 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裏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柏的事工；凱柏也一直感激記念 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柏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 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柏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 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 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柏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
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
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
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
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凱柏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柏已經準備好了。

徵文的神蹟

禮敦大學的達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興奮的告訴凱柏，一項有獎徵文比賽的消息；他並且堅定的對他的學生說，那是天造地設為了凱柏預備的，極力鼓勵他參加。凱柏本就長於文學，既然教授對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決定盡力以赴的一試。
教授不能製造天才，但可以引導他們的方向。達扶立就是這樣一位關心學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蘭語文學者；他銳敏的覺察出凱柏是一名卓越的學生，這樣，很快他們就成為親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誼。
發起徵文的，是歌樂寧根大學(Groningen University)，題目是：對宗教改革者加爾文和拉司基處理當時教會問題方法的比較與評價。
凱柏積極的蒐集資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爾文的著作，放在房內的書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個問題。其人是誰？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 先，凱柏到禮敦大學圖書館。那裏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國內另外二所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關拉司基的資料，簡略提到那位波蘭的 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種；以後找到的資料，列有二十四種；但拉司基的作品，卻連一冊也沒有！凱柏遍查法國，德國，英國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所列 只有三四本。看來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歷史灰塵中消失了。
凱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參加徵文比賽的人，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恐怕連出這題目 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夠好到哪裏去。但只根據有限零星的資料，摭拾別人的評引，而沒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無法在學術上作合理的評價。 衡情度理，最合邏輯的決定，該是放棄參賽的打算。
凱柏去見達扶立，把放棄努力的想法告訴他。那位熱心的好朋友勸凱柏，不要急於作放棄的決定，還得試作最後努力："凱柏，事情還沒有那麼絕望。我們這個好國家，有許多私人圖書收藏。 我父親是哈倫(Haarlem)教會的牧師，有不少教會歷史書籍，我建議你去找他；即使他沒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裏去找。”凱柏見達扶立的誠意，就動身北上，到了約二十哩外的哈倫牧師住宅。
白髮的老牧師，很親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凱柏的來意後，老牧師說："凱柏，這是很好的一項工作。我很願意幫你忙。我想，我沒有拉司基的著作。 我有一本門諾(Menno Simons)的小冊子，講到拉司基。至於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無所有。不過，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費些時間，這樣吧，你一個禮拜後再來一趟。”凱柏早就料到會有如此結果。他並不感到失望；因為本來就沒抱著希望。
不過，凱柏還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車，如約去了哈倫，只當是到林野作一個下午的消遣，調劑調劑枯燥的研讀生活。
老牧師慈祥的歡迎他，進到屋裏。然後，指著桌面上的一大堆書，以平淡的語調說："看，凱柏！這是我所找到的。”說來好像是世界上最尋常的事。在那裏的大書小冊，幾乎是拉思基全集。
這牧師書房出現的神蹟，對於凱柏，好像是飢餓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點心盤裏，發現嗎哪。在所知的罕有圖書目錄裏找不到的書，在各大圖書館找不到的書，似乎是絕版了，竟在這老牧師書房裏出現！誰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峰迴路轉

把全歐洲收藏最豐富的拉司基著作帶回家裏，凱柏望著那神賜的奇蹟，心中充滿了感恩。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導著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禮敦大學，凱柏以最優等Summa Cum Laude畢業；在靈性上卻陷入最低潮。進了神學院的這兩年來，凱柏久已不禱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學術；自由派的教授們，把誘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裏，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統信仰，丟在遺忘的角落裏，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過時舊衣。
在神學院裏失去了神；在老牧師的書裏，又找到了神。
凱柏歡欣，有了信心，幾乎覺得有使命完成這項目標。在以後的八個月裏，奉獻為了論文比賽而研讀，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結果，他用拉丁文寫的論文，贏得了金質獎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給予這位神學生和他的論文，無限的讚美。
1862年，凱柏徵得歌樂寧根大學同意，把這篇論文修訂增益，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會，凱柏編訂出版了拉司基全集，並且寫了一百二十一頁的"緒言”。
這獵書的經驗，給凱柏極深的印象，成為他靈命轉機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後，他寫道：

尋得拉司基寶藏，是我參加論文比賽的關鍵。是一位忠
實的朋友介紹我去那裏，但他自己對那藏書一無所知。
在一週之前，連那寶貝的物主，也只依稀記得拉司基的
名字，卻不能確定有沒有那波蘭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
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蹟的意義，必須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
艱苦掙扎，才會驚奇的發現。現在我這樣說，仍有無限
深的感恩敬拜感覺。那時，我的心受到強烈的感動，恢
復了疏忽已久的祈禱感恩。我不能否認，那絕非老婦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頭”。
這難以置信的經驗，在我靈魂的深處，留下了持久的印
痕。我每逢回憶這可記念的事蹟，想到神尋找拯救我的
大愛，我的思緒常是回到神如何賜給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爾文和拉司基，兩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都是過世已久了，為甚麼歌樂寧根那樣的學府，會忽然對他們垂以青睞？
原 來歌樂寧根大學，雖然早已趨向自由派，卻以福音信仰自命。當時的荷蘭，像在美國一樣，流行反加爾文情緒，以為他太過嚴峻和狹窄。而出身波蘭世家的拉司基， 曾在流落英國的歐洲大陸宗教難民教會中工作，雖被反對的人稱為"波蘭之熊”，比較起來算是中庸能寬容。凱柏當然不會存心趨附，迎合時好，口筆與心相違背， 在學術上是不誠實的；但以那二十三歲的青年當時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響而有誠實的成見，也自然會持有類同的看法。
就這篇論文而論，在信仰和學術的 觀點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這研究的過程，對他有極大的益處。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對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業，有深入徹底的認識。其次，這得書的神 蹟，使他轉向謙卑感恩的屬靈心態；以後，隨著靈命的進深，對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時，引起他透視並關注教會的問題。所以，這不僅是歷史的興 趣，也使他想到此時此地的荷蘭教會。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會的各層面，都有完全的主權，彰顯祂的榮耀。誰想得到，這神蹟不但奇妙的影響了凱柏的 一生，也影響荷蘭全國，以至世界的神學界。
小挫的大益

獲 獎的歡欣過後，精神鬆弛下來，反映出凱柏精力損耗的嚴重程度。他完全崩潰了。他可能手拿著一本書，整個小時的坐在那裏，連書名都讀不進腦子裏。他試著回復 童年對船的憧憬，買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體而微的小船，連細節都甚完備，卻不能載他駛回童年的寧靜。未婚妻很體貼他，為了逗他的趣，把 她自己的名字"約安娜”繡了一面小旗，懸在船桅上。
醫生建議他易地休養，以恢復健康。凱柏去到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幾個朋友住在那裏。在那新環境六個星期，他的健康恢復了很多。
這場病，前後約有十個月的時間。在恢復期間，凱柏讀到一本宗教小說The Heir of Redclyffe，是當時的英國小說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寫的，一時曾膾炙人口，助長了牛津運動精神的發展。
這 部長篇小說中，有兩個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聰穎，剛健，自信，善於談吐周旋，在任何環境，都可說是適者生存；另一個是顧依，溫和，仁 愛，似乎是柔弱的人，關懷別人，而有信仰。當二人在一起的時候，腓利願意處處佔先，控制；顧依卻是謙退，忍讓。凱柏作為一個讀者，完全與腓利認同。但到結 束的時候，情形改變了。顧依在瀕死時，現出溫柔才是有約制的勇敢，死亡是得勝和永生。書中也表示，教會有母性的愛，照顧她所有兒女的腳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獲神學博士(Th.D.)學位。他準備進入教會事奉。

曠野的呼聲：教會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都市，原來名字的舊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稱為"平安之母”(Mater Salem)。 遠自宗教改革時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為受羅馬教迫害，從歐洲各地來這裏避難。因此，這城市傳統上是更正教信仰，教會是國際化的，而且有影響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還記念這個城市，而且愛這個城市；有些教會機構的大規模國際性會議，常在那裏舉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 教區的選任委員會受命遴選；他們選任了凱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 月七日就任後，凱柏於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講道，題目是"生根建造：教會是機體，也是建構”。經文為以弗所書第三章17節："基督因 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有根”，說明教會是有機體，自然的合一與和諧，要向下扎根，才會生長；"有基”，說明教會是建構，要 在信仰上立基礎，並且按照神的規制建造，照著山上指示的樣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歸正的基督徒，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凱柏個人與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堅定的信念，堅信聖經啟示的真理，對聖經應用有整全的認識；因此，他傳講的信息，能夠深入聽眾的心思，觸動他們的情感，而影響他們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會的改革；他的話語帶著生命力，注重實踐在生活上；他言詞中肯，而有深湛的靈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動教會的潔凈，由沉睡麻木而恢復生機，並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標和範圍，不僅限於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區，而是全國教會的改革。

信仰之爭

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總人口為二十六萬五千，其中荷蘭教會會友約十四萬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屬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區議員成員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為教牧，其餘是長老和執事。
在1867 年時，教區議會大多數是由自由派 (新派) 人士控制；但選任委員會情形不同，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統信仰。當然，遇有因辭職，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離職造成空缺時，委員會只選任正統信 仰的歸正分子充任。教區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屬自由派；他們雖然不是永任，但教區選任委員會無權革除他們，只能調任。其他長執則是常任成員。此後，自由派 的長執離去了，正統信仰的成為多數。所以，在1870年的時候，他們能夠聘任凱柏博士任牧職。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長老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自此以後，他們將不參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會或禮儀；特別拒絕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聖餐及聖禮。他們說，這不是造反，而是基於深深的宗教信念：我們是為了信仰。
這 次信仰之戰的導因，是在於對基督身體復活的意見。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區會正式宣布：在一切講道中，不准否認或批評聖經中的神蹟。但在1871年 時，有個胡根禍玆牧師(Rev. P.H. Hugenholtz)，在復活節講道，否認基督身體的復活。一位長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區會，請求依法革除那牧師；區會依情轉呈上級大會。大會卻認為關於主 耶穌基督復活的教義，教會法規並無明確的表明。這樣，等於任憑他們講論，並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因此，引起那十七長老宣言。並不是他們心地狹隘，不能容忍 異見，而是要衛護教會的純正，保守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罷休。他們鼓動了一千餘名男會友，並二百四十五名女會友，簽名表示抗議，顯然聲勢壯大；於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區會，文中稱那十七位長老是"譁變”。
區議會隨即於四月十八日召開特別會議，檢閱雙方文件，推定一個委員會草擬答覆，提交區會討論；委員會則委任凱柏為主稿人。凱柏義不容辭，接受了。
九 月二十七日，區會特別會議接納了委員會的文稿，並通過印發給全體會友。這樣作的目的，是讓信徒了解整個的事實經過，並讓區會內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會的 信仰立場。結果是出了一本長達一百四十一頁的小冊子，錄有雙方全部來往文件及全部簽名，並對他們的抗議，逐一分析答覆。凱柏筆下的文字，是客觀的，心平氣 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詞，完全溫和有禮，無懈可擊，卻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議駁得蕩然無遺。對於這樣的文件，連自由派的人也佩服無已；雖然他們對於文 件的內容忿恨不滿，但只能悻悻於心，而啞口無言。
戰爭的序幕，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只是表面的平息。荷蘭教會內信仰的兩股潮流，仍然存在，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一家自相分爭”的情形，仍然持續下去。
荷蘭教會的信仰之爭，到現在已顯然可見：不是一地一事之爭，而是仇敵撒但魔鬼有系統的詭計。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學院的講席，佔領了學府，然後，他們的黨徒，佔踞了國家教會的高位。
從 新約教會開始以來，在施行洗禮儀式時，施洗者宣告："我為你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但在1870年，國教總會受到了新神學派的壓力，准許施洗者說： "歸於信，望，愛”，或說他們認為適當的語句。這標識著重大的改變。因為奉"父，子，聖靈的名”，是表明承認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權；但他們竟改為 一項抽象的觀念。換句話說，失去了信仰的主體。
這項措施，刺激了正統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為激忿，認為是敵基督的手段；但一陣狂烈的反應過去了，依然沒有甚麼顯著的效果。反應止此而已！而且總是等事情發生了才有所反應，終究不是辦法。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 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 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 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 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 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 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 ("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 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 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 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 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 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 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 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 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 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 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 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 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 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 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 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 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 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 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 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 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 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 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 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 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 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 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 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 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 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 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 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 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 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 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 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 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基拿尼雅 CHENANIAH

　　利未人的族長基拿尼雅，是歌唱人的首領；又教訓人歌唱，因為他精通此事。……於是大衛和以色列的長老，並千夫長，都去從俄別以東的家，歡歡喜喜的將耶 和華的約櫃抬上來。……大衛和抬約櫃的利未人，並歌唱人的首領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著細麻布的外袍；大衛另外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代上十五22 —27)
　　朗奴諾斯(RONALD KNOX)的譯本告訴我們基拿尼雅是「負重專家」他被認為是司「抬起」之職的，於是有些譯者認為是專職歌唱的；或者，更恰當是指扛抬約櫃的。但當聖殿一切器皿都放好了，他的工作轉為教導和管理以色列人(代上二十六29)。

    如今他要面對更多百姓了，他要負責使各樣事符合上帝的標準。

    今天，太多東西要把上帝的標準拉低，甚至基督徒也一樣會拉低他的同伴；現今最需要的是有人像基拿尼雅一樣，帶出他們「抬起」的影響力，把屬靈的標準提高。

革老丟呂西亞 CLAUDIUS LYSIAS

　　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說，預備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今夜亥初往該撒利亞去；也要預備牲口叫保羅騎上，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裡去。…… 又寫了文書，大略說，革老丟呂西亞，請退撫膊力斯大人安。這人被猶大人拿住，將要殺害，我得知他是羅馬人，就帶兵丁下去救他出來。因要知道他們告他的緣故，……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們律法的辯論，……後來有人把要害他的計謀告訴我，我就立時解他到你那裡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於是兵丁照所吩 咐他們的，將保羅夜裡帶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讓馬兵護送……。(徒二十三23—32)
　　該撒利亞的信徒一面與保羅說再見，一面預知他前途的凶險，流淚為他禱告說：願上帝的旨意成就。

    不論流淚與否，他們的禱告奇妙地蒙應允了，雖然保羅仍帶著捆鎖，但終於從耶路撒冷平安回來。上的答允的方法，不是藉著天使，乃是藉著羅馬千夫長革老丟呂西亞。

    這人用很多錢買得羅馬公民權，並且用盡氣力爬上這一個軍階。他被派來平定聖殿騷亂的群眾，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因保羅生來就是羅馬公民，他必須好好保護，不敢稍為大意，故此他預備牲口叫保羅騎上，又派兵護送他到該撒利亞。再一次，禱告蒙了應允，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全。

革來氏家CHLOE

　　弟兄們，我借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為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題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分爭。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礬法的；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一10～17)
　　革來氏家在這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由於保羅公開提他的名。保羅已聽見哥林多教會紛爭的壞消息，他也稍為相信這些話，並且定意要嚴厲的責備他們。

通常，報信人的名字總是保密的，保羅卻剛剛相反，他直截了當地宣佈他消息的來源，就是革來氏的家，免得背後有人猜測和傳言。這是防避流言的最好方法。

若有人要埋怨誰，他的名字和他的指控，應該一起提出來。如果他要隱名，那千萬別聽他。屬上帝的人不可牽涉在暗中的論斷裡。

革流巴 CLEOPAS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耶穌……說，你們……談論的是什麼事呢；……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嗎。……就是拿撒勒人耶穌……他是個先知，……祭司長和……官府，竟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他們清早到了墳墓 那裡；……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於是……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他們卻強留他說，……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路二十四13—34)
　　別的門徒會奇怪，革流巴與主同行傾談許久，竟認不出，甚至當他們走到以馬忤斯，一同坐席，他和同伴仍不曉得這位奇妙的客人是誰。突然，他們的眼睛明亮了，才認出來。拿起餅，擘開；他們才看見手上那難看的釘痕——絕不會錯，這是釘十架的主!祂的手被壓傷，卻仍強壯；祂的腳被釘透，卻仍能在畸嶇的路上安穩而行。

    革流巴與他的同伴也曾見過不少的神蹟，卻沒有見過這樣的事。直到今天這仍是最大的神蹟。雖然他們對復活一事所知有限，然而，他們再也沒有疑惑了。

歸回故土英國

一九三三年，摩根回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襄助老邁的休伯·宣信牧師（Rev．Hubert Simpson）。由於休伯·宣信身體日漸衰落，一九三四年主日的兩堂講道和查經班就由摩根獨力承擔。

但是，別忘了，摩根也不年輕，他已是一個七旬的蒼蒼老年人。面對著二千個會衆，他的資訊仍是那麽有能力，聲音仍是那麽宏亮，其感染力仍然不減當年。三十年前在這教堂聽過他講道的人，都感到驚訝，特別當他們知悉，摩根前不久，在美國曾身體不支，而精神也幾乎崩潰，故此才決定返回故土英國。

一九三四年夏天，摩根恢復了蒙特斯裏（Mundesley）退修會，由嘉伯姐妹（Mildred Cable）作見證，述說她在中國作差傳工作時的所見所聞。在摩根的一生中，他不斷地關懷在中國的宣教事工。

那時，會衆都認爲摩根的體力不減當年；同工們所知道的是另一面。正如申命記三十三章二十五節所說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一九三五年，蒙特斯裏夏令退修會之後，他又急籌辦另一屆夏令退修會；只是這時他覺得力不從心，精神的疲累加上體力的衰弱，使他經常頭暈。最嚴重的，是他又出現間歇性的失憶症。對於一個傳道人，患上失憶症，在心理上是一項重大的挫折。不幸的是，他同時又患上講臺恐懼症。好在每當他開始講道後，畏懼感就消失；只是這樣以堅強的意志與恐懼症搏鬥，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每當他上臺後不久，他就感到困倦。

醫生勸喻摩根要中止講道，摩根卻堅持講道下去，認爲一個人堅強的意志能勝過一切的軟弱。

一九三六年，威斯敏斯特教堂爲他講道六十周年，舉行一個慶祝會。蒙茅（Monmouth）的循道會教堂把當年課室裏那張講道的桌子贈送給威斯敏斯特教堂。經過了六十年，摩根已經被大西洋兩岸尊稱爲解經王子，他的書籍也已被翻成各種文字，銷行世界各地。在他身上，彰顯了神豐盛的生命和超卓的智慧。在六十周年的慶典上，英國最大的四個宗派，打破了宗派的屏障，差派了四位代表出席慶典。他們是哈頓博士（Dr．John Hutton）、伯力博士（Dr．Sidney Berry）、瓦爾特斯牧師（Rev．C．E．Walters）和布朗博士（Dr．Charles Brown、）

一九三七年夏天，摩根最後一次前往美國，在那裏逗留三星期。在費城的會幕教堂，他追憶他六十年的講道經歷。結束時，他說，我知道夕陽正在西垂，陰影正在擴大，但我比任何時候更領會到傳道書十一章一節：“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爲日久必能得著。”

摩根像舊約的聖經裏的摩西一樣，知道要在在世之年，尋找一位合適的繼承人。摩西找到了喬舒亞：摩根找到的是鍾馬田（Martyn LIogd—Jones）。喬舒亞如何是一位屬靈的偉人；鍾馬田也如何是一位屬靈的偉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在一個濃霧密罩的晚上，鍾馬田正在倫敦皇家阿爾伯廳（Royal Albert Hall）講道時，七十二歲高齡的摩根前去聆聽他講道。鍾馬田講完道，摩根到講臺後去與鍾馬田握手。最令鍾馬田驚訝的，是舉世聞名的解經王子摩根，竟對只有摩根一半歲數——三十六歲——的鍾馬田說，在英國，除了你，沒有人可以驅使我在這霧密的晚上出來聽道。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主日，鍾馬田應摩根邀請，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講兩堂道。不過，鍾馬田在那些日子，曾說過，只要摩根活在世上一日，我是不會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服事的。

事情的演變，是鍾馬田無法臆測的。一九三七年六月，鍾馬田應邀到美國費城的長老會講道，摩根那時也在費城，住在兒子豪華·慕迪（Howard Moody Morgan）家裏；摩根也來聽鍾馬由講道。鍾馬田講完道，第一個跑來跟他握手的，是摩根。鍾馬田隨後與其他會衆握手時，留意到摩根不時定睛注視他，摩根並且若有所思。鍾馬田是何等聰明的人，這時已意識到，摩根有意找他爲接班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鍾馬由果然在摩根陪伴下，走上主日晚堂的講臺，開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講道。鍾馬由此時知名度很高，正被主大大使用，教堂裏座無虛席。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摩根正式向公衆宣佈，鍾馬由應邀擔任他的夥伴牧師（Associate Pastor）。摩根又說，假若你們當中有人不知道夥伴（associate）和助理（assistant）的區別，你們最好回家去查查字典。七十六歲的摩根，很喜樂地當衆確立了鍾馬田爲他的繼承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主日，當摩根在講道的時候，有人遞一張紙條給他；他於是中斷講詞，通知會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摩根剛說完話，警報就響，警告全倫敦市民德國飛機正在空襲，威斯敏斯特教堂裏全體會衆隨著安靜地走到地下室避難。

摩根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四年時，教堂的會衆在大戰期間擠入教堂，視教堂爲庇護所；二十五年後的二次大戰，英政府爲了防備德軍空襲帶來的傷害，規定婦女、小孩，以及輔導小孩子的老師，要遵令疏散到鄉下；而在倫敦，晚上又有燈光管制，不能有聚會。星期五晚上的查經聚會不久改期到星期六下午二時，主日晚堂聚會也改時爲主日下午二時半。上述種種情況，使聚會的人數驟減。奉獻的收入也大幅減少，九月份第三星期只有三十五英鎊的獻捐。到了九月底，司庫要從其他專案的基金挪移一百英鎊來應付教牧員工的薪俸。同年十月執事會上，爲了應付經濟困境，摩根的年薪從一千一百英鎊削減爲八百英鎊；鍾馬田則由年薪七百英鎊削減爲五百英鎊。

最令摩根傷感的，是戰爭並沒有緩和的徵兆，連續有四十七晚，平均每晚有二百架德軍轟炸機空襲倫敦。摩根承認那段日子不容易度過；但他說，靠著主的恩典，我靈裏經常反復有主的話在說：“應當一天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

這次大戰對教堂的聚會生活的影響不可說不小，到了十月底——大戰僅僅經過了兩個月——聚會的人數從數千人驟減至一百多人。

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幾乎倫敦所有賦有歷史價值的教堂都在空襲下坍倒，唯獨兩位神忠心僕人——摩根和鍾馬田——所主持的教堂，在神的保守下屹立不倒。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主日，倫敦經歷了一次空前的德機大空襲。從十日晚的十一時半至十一日早晨五時三十七分，共有五百零七架德機轟炸倫敦，結果有一千四百三十六人喪生。倫敦有二千二百處發生火災，在同一時間有七百英畝面積的土地正在燃燒。被炸彈擊中的建築物，包括威斯敏斯特教堂周遭的國會大樓、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School）、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但是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卻蒙神保守，沒有損壞。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摩根表現出，他是一個完全舍己的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沒有退休金可支取。他住在教堂旁的聖爾明酒店（St．Ermin’s Hotel），一切起居生活單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職薪俸，而他此時已是七十八歲老叟。不過，摩根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生活問題，他堅持，只要有一位信徒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鍾馬田都要繼續牧養教會。一九四三年四月，摩根提出辭職，但同工們不接受，條件是他一星期只講一次道就夠了。同工們認爲，他只講一次道，就可視他爲仍然在職，他就有薪俸可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摩根寫信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全體教牧同工，信中說：“我正式向你們辭職，並在八月份正式生效。我不再對教會的前途擔憂，因爲我的同工鍾馬田，是神所引導的人，他所講解的，完全遵照聖經，他絕對忠心於基要的信仰。”此時摩根已經邁向八旬，一個曾經每週講道十二次的人，如今一周講道一次已經覺得很勉強和費力。他的同工馬敘（Arthur E．Marsh）作出粗略的統計，摩根從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四二年，曾在陸地和海洋上跨越過八十一萬二千零十四英里路程，講過道二萬三千六百九十次，在他五十七年的講道生涯中，平均每天講道一又五分之一次。上述統計還不包括四百零一次的授課。

摩根總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服事二十四年，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最後一個主日，他講到申命記一章六節：“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夠了。”在這個離任聚會上，教堂坐滿了二千人，沒有傷感的氣氛，因爲大家都往前看。末了，他以馬太福音最後一節作結束：“耶穌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一九四五年初，摩根的身體已經變得極其衰弱，這時他已達八十二歲。他末了一些日子，最喜樂的和最得安慰的，是在主日早上參加主日崇拜，親耳聆聽他的繼承人鍾馬田講道。到了同年五月，摩根明顯地極其衰弱，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五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時半，鍾馬田去探訪摩根；鍾馬田看出摩根不久于人世，鍾馬田故意顯得很自然，不讓摩根看出這是他們在世最後一次的晤面。鍾馬田走後，摩根的女醫生來巡視。摩根對她說，我即將離世；女醫生問摩根，你爲什麽這麽想？摩根說，我從鍾馬田臉上的表情看出來。鍾馬田事後感歎說，摩根的生命即將結束，但他的眼光仍是那麽銳利，智慧仍是那麽超凡；當他凝眸注視我時，仍能窺透我內心的感覺。就在五月十六日這一天，摩根安然見主。

鍾馬田又慨歎說：“我嘗試說服摩根寫自傳，或者寫備忘錄，但摩根不同意這樣作。摩根真是一位偉大的佈道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鍾馬田爲摩根主持葬事聚會。曾在中國作差傳工作的嘉伯姊妹發言，說出摩根的書如何在中國幫助了許多人，她又談及摩根在遠東如何備受人敬重。

摩根逝世後，他的同工羅薇夫人（Mrs．Norah Rowe）毅然放棄在英國的安逸生活，自願到中國過清苦的生活，去尋找失喪的靈魂。

在各地巡迴講道

摩根卸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職之後，澳洲墨爾本（Melbourne）康寧士街公理會教堂（Coffins Street Congregationa1 Church）來信邀請他去澳洲負責講道。由於當時正值世界大戰，英國政府嚴禁婦女和小孩在戰時從海路出國；摩根若要前往澳洲，只能獨自前往，不能攜眷隨行。故此，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他停留在英國兩年。

一九一七年，基督教男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eiation）在倫敦的北部的邁德美公園（Mildmay Park）附近，買了一些物業作培訓中心。青年會秘書長耶柏爵士（Arthur Yapp）邀請摩根提供協助。摩根於是應邀在青年會作培訓和釋經的工作。另一方面，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牧師，主日講臺仍由摩根負責，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其空缺才由紐約第五街長老會教堂（Fifth Avenu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朱偉德博士（Dr．John henry Jowett）補上。兩個月後，青年會也聘請了格洛弗博士（Dr．T．R．Glover）接替了摩根的職務。

摩根在倫敦的公理會教堂中，每一間至少講過一次道，但是他最熟絡和最感親切的，是倫敦北部的海貝裏·誇蘭教堂（Highbury Quadrant Church）。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貝裏·誇蘭教堂長達十四個月沒有牧師牧養，其間摩根多次前往講道。一九一八年九月，摩根答應該教堂再負責講臺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土兵陸續由戰場退伍回來，一九一九年五月時，海貝裏·誇蘭教堂點算一下人數，知悉信徒中，有八十一人沒有回家。在追思聚會上，公衆虔敬地肅立著，聆聽摩根逐一地讀出受難者的名單；末了，摩根以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三節爲講題。“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摩根乘搭海輪前往美國作巡迴講道，這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也是最有果效的時期。在接下去的六年半中，他巡迴美國和加拿大各地，跨越了十五萬英里的路程，講道超過三千多次，事奉的門爲他大大敞開，他的視野也爲之無限地擴展。

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夏洛特（Charlotte）的《長老會模範報》（Presbyterian Standard）讚譽摩根是解經家王子（A Prince of Preachers），說摩根即使把經文讀上論百次，總是有新的亮光，絕不會老調重彈、千篇一律；該刊物又說，難以理解摩根會有這麽大的恩賜。

一九二三年春天，摩根在佛吉尼亞州（Virginia）的馬桑涅達泉（Massanetta SpringS）主持了一個查經聚會，參加聚會的威廉·哈德生牧師（William E．Hudson）說出他的感受：“摩根博士，世界上拔尖的解經家，正處於最巔峰的狀態。他對聖經原文的深奧認識和對歷史的淵博知識，使他成爲衆人信服的導師。”

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蒙特裏特（Montreat）主持美南長老會夏令退修會（Southern Presbyterian Summer Conference）的林格博士（Dr．Walter L．Lingle）作見證說：

“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四年之間，可容二千五百至三千人的會場總是坐滿了人，講員都是從大西洋兩岸邀請來的有恩賜的講員；根據我個人的判斷，摩根是其中最偉大的講員和最出色的解經家。”

摩根在美國的服事産生了重大的震撼力；他在加拿大各地的事奉也引起了同樣程度的反應。每當摩根在加拿大的一個地方主領一個查經聚會之後，多倫多（Toronto）的聖經教育使團（Missions

of Biblical Education）都會接獲許多信件，述及摩根的聚會所帶來的資訊是多麽令人蒙福，而其影響力則是極其深遠的。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松山學院（Pine Hill College）的校長馬金農（Clarence Mackinnon）確信，沒有人，像摩根那樣，透過解經，大大地幫助了加拿大的衆教會。馬金農又說，我在加拿大聽過他講道和查經論千次，但是沒有一次是枯燥無味的。

加拿大的羅賓遜博士（Dr．F．A．Robinson）記述：

“摩根的禱告是這麽迫切，他所顯示的信心，說明他是一位元認識神的人。我總是覺得，在他的禱告裏，他一直認識到救主所教導他的：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說到查經，摩根說過，他在下筆寫出埃及記釋經書之前，至少反復讀了出埃及記四十遍。摩根喜歡引用他的朋友哈頓（John A．Huttofl）的一句名言：聖經的經文若沒有屬靈的內容，是供應不了生命的。”

摩根非常謙虛，從不以爲自己高人一等，有一次加拿大蒙特裏爾（Montreal）的一個長老會教堂請他講道，他負責下午三時和晚上八時兩堂道，而他的同工則負責中午那堂道。當摩根發現，在告示牌上，他的名字是用大號字而他的同工的名字是用小號字時，他立刻提出抗議，堅持告示牌上兩人的名字必須一樣大小。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五月，摩根有五個月之久，在美國俄亥俄州（Ohio）辛辛納提（Cincinnati）第一長老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擔任牧師，與他同時擔任牧師的是他的長子寶絲瓦·摩根（Percival Cam Pbell Morgan）。父子連手帶領一個教會，被視爲美國教會歷史上的美談。

一九二七年十月，摩根到洛杉機（Los Angeles）的百奧拉神學院（Biblical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擔任教職。十一月間，該神學院教務長麥因尼斯博士（Dr．John Murdoch Maclnnis）著作了一本書《漁夫哲學家彼得》（Peter，the Fisherman Philosopher），麥因尼斯特別邀請摩根爲該書寫了序言。摩根在序言中，說該書最大的價值，是幫助那些當時被爭論所困惑的人，並說該書澄清信徒們有關基要派的一些信仰問題。

沒有料到，該書出版後，該神學院的董事中，有幾位屬於正統基要派；他們受到基要派領袖萊裏（William Bell Riley）的影響，抨擊麥因尼斯信仰不純正，結果麥因尼斯被迫辭職。

摩根是麥因尼斯的朋友，認爲麥因尼斯並非新派（Modernism）。對於正統基要派這樣誣陷麥因尼斯，摩根感到十分憤慨，他於是於一九二八年底辭去百奧拉神學院的教職。

一九二九年九月，美國費城（Philadelphia）的會幕長老會教堂（Tabernacle Presbyterian Church）一時找不到牧師，就聘請摩根出任牧職，摩根欣然接受。摩根主持該教堂的第一次主日崇拜時，出現了該教堂二十五年來從未有過的衆多人數。一位擔任教授的信徒對摩根說，你在這裏作的是破冰的工作；摩根回答說，不過我發現冰塊底下的水是溫暖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摩根已經賓士了七十一萬四千英里，橫渡大西洋四十九次，講道兩萬次。不論從什麽角度衡量，這表現是令人驚喜的。他的秘訣就是，每天親近神，從神那裏支取力量。

一九三○年位於美國波士頓（Boston）芬道（Fenway）的哥登神學院（Gordon College）聘請摩根前往講課。這樣一來，身兼牧職和教職的摩根，每週要抽出時間，辛苦地往返於費城和波士頓之間。當火車飛奔在六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上時，年己六十七歲的摩根，抓住機會，既爲教堂準備講章，又爲神學院準備課程。他長時間與神同行，與神交談，再把他從神所領受的，在講道中分享給會衆，在授課時分享給學生。

不過，摩根的體力終於不支，他不時患上失憶症，雖然很快恢復正常，但這是精神崩潰的先兆。醫生經過診斷之後。認爲他這樣消耗體力，已經臨近極限，勸喻他必須立刻停止每週往返費城和波士頓的勞累旅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體力不支的摩根，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哥登神學院的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