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亨利八世於西元1547年去世，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即位；愛德華年僅九歲，便由舅父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攝政。

      亨利在位期間，贊成改教運動的情緒在英國普遍滋長。索美塞得攝政與他的新政府都傾向改教運動。因此，在愛德華短暫的在位時期，英國改教運動有相當大的進展。雖然在教會行政制度上沒有大多改變，但在教義與崇拜儀式上有不少變革。

      西元1547年，國會通過准許信徒在聖餐時，不但可以領受餅，也可以領受杯。第二年年初，宣佈所有圖像都需從教堂中挪走。再過一年，又宣佈聖職人員不必守獨身，祭司以及聖品人員結婚視為合法。

      西元1549年，國會通過「教會統一條例」，這項條例規定，教會崇拜必須依照「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進行。這本公禱書，也稱為「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First Prayer Book of Edward VI）。根據此書，聖公會在崇拜中以英文代替拉丁文；直到今天，英國教會原則上仍沿用這本公禱書。

      「愛德華六世初版公禱書」沒有滿足任何人：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信徒不滿意這些改變；贊成改教運動的人，則認為改得不夠。西元1552年，國會又通過一項新的「教會統一條例」，把公禱書加以修訂，幾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儀式。不再為死人祈禱；用聖餐桌取代祭壇；聖餐時以普通麵包取代聖餐薄餅；驅鬼術與抹油禮都被拒絕；對於聖餐的看法則根據慈運理的看法，相信餅和杯只是基督身體和血的表徵。

      教義方面也有改善，坎特布裏大主教克藍麥起草了一份新的信經，有六位神學家幫他（其中一位是諾克斯），總算完成最後格式，而被全英國教會採用。這信經稱為「四十二信條」，一般而言，這份「四十二信條」比公禱書更代表復原教精神。

亨利增加改革項目

 

      國王成為教會元首後，教會其他行政制度還是保持教皇為首時的方式，因此，英國教會（也稱安立甘教會Anglican Church）仍維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態，而以國王為最高元首。從此以後，英國教會（安立甘教會）又稱為聖公會（Episcopal Chufch）。

      過不久，亨利又在教義方面、崇拜儀式及某些信仰實踐上增加一些改革。修道院被關閉，聖徒遺物不再看為神聖，也不再展覽。在英國，有許多小修道院，也有幾間大修道院。這些修道院擁有許多財產，包括土地、珠寶、黃金。國王將它們的士地區劃起來，分配給他的心腹；這樣，他為英國開創了新的貴族制度，而且是忠於國王的一批人。

      所謂聖徒遺物，純屬欺詐。遺物中，有的聲稱是彼得的頭髮和鬍鬚、打司提反的石頭、多馬的骨頭、馬勒古的耳朵等。在美斯敦城，有一個那穌釘十字架的塑像，該像的頭部會轉、眼珠會溜、嘴唇會動、口中有沫、還會流淚，等到被毀時，才發現原來是神父們所弄的機關。在英國全地散佈許多所謂「十字架的碎片」，加起來足夠裝滿三輛貨車。在亨利八世治下，聖徒遺物的掃蕩與毀壞，是對中世紀迷信的一次重大打擊。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末期，英國還不是一個復原教國家。我們只能說，在倫敦及英國東南部的人屬於路德派。英國西部和北部，仍屬天主教，而且幾乎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三。

亨利八世作教會元首

 

      英國的改教運動有許多獨特之處：一方面，在英國沒有一位突出的、偉大的領袖，諸如路德、慈運理、加爾文、諾克斯之類的人物。另一方面，英國教會的改革不是經由教會職員推動，而是藉著一位國王。

      在這時期，英國已經發展了強烈的民族意識，人民反對所有外來的統治力量。文藝複興時期，教皇越來越趨向世俗，對世界的事比對教會的事更感興趣；因此，在英國人眼中，教皇不過比義大利貴族高一點罷了。雖然英國人還是忠實的天主教徒，但他們卻越來越不滿意於教皇對英國教會的管轄，更不願將教皇規定的大筆獻金送到 羅馬。

      雖然如此，若不是英王有意離婚，可能英國教會仍然不會有太大改變。

      英王亨利八世請求教皇批准他與皇后迦他林（Catherine）離婚，因為他計劃與波林（Anne Bo1eyn）結婚。教皇拖延許久都不給他答覆，英王不能再等，決定自己來處理這事。亨利八世本是個能幹的國王，善於控制國會；他使國會於西元1534年通過一項法案，宣稱英國國王是「英國教會唯一最高元首」，這法案被稱為「最高治權法案」（Act of supremacy）。

      「最高治權法案」為英國教會帶來重要的改變，這改變不是在教義上或崇拜儀式上，而是在教會的行政管理上。而且這項改變只是國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為教會元首。雖然是個大改變，但不能算是改教運動。

      亨利八世把路德看成異端，早於西元1518年寫了一本攻擊異端的書，題名為「論七聖禮」（The Seven Sacraments），教皇為此書特封他為「信仰的護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ih）。當他取代教皇做了英國教會元首時，他仍認為自己是忠實的、正統的天主教徒。

      亨利雖有大能，但若不是有全民的支持，他仍然無法將教皇推開。天主教徒們和國王有同樣的看法，他們深信不管這種改變如何，他們仍是忠實的天主教徒。至於傾向路德的人，則認為這項改變是邁向改教運動的第一步。

      並非所有英國人都願意接受「最高治權法案」，因此，亨利又使國會通過「叛國與異端法案」（Law of Treason and Heresy）。根據這項法案，「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義的，就是異端；凡不承認國王是教會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國」。

      在「叛國與異端法案」下，許多人被處死刑，修道士們因不承認國王是教會元首而被殺，殉道者中包括兩位極有名望的人物：斐設爾主教（John Fisher）與摩耳多馬爵士（Sir Thomas More）。後者是英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們兩位都拒絕宣誓接受最高治權法案。教皇由於斐設爾主教對該法案的反對，將他升為紅衣主教，來報答他。紅衣主教要戴一頂特製的紅帽，英王亨利八世在憤怒中宣告，將斐設爾主教的頭送到羅馬去戴紅帽；於是，這位七十六歲的老主教於西元1535年六月被斬頭而死。摩耳多馬爵士是非常熱心的天主教徒，曾把許多英國路德派信徒送上火刑柱；現在情勢改變，七月中，輪到他被送去斬首。

墨蘭頓（1497～1560）

 

   墨蘭頓生於布雷頓（Bretten），是人文主義者銳赫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的姪孫。墨蘭頓自小便顯出不凡的潛質，長大後成為更正教的改教家。他第一篇學術作品是十七歲時寫成的，而伊拉斯姆（Erasmus411,Erasmus, Desiderius）則早至1515年便賞識他。在這階段，墨蘭頓是個人文主義者（Humanist591,Humanism）。1518年，他去威丁堡作希臘文教授，立刻吸收了改教運動的神學，又成為出色的學者和教師，使馬丁路德（Luther750,Luther, Martin）欣賞不已。1521年他寫成《教義要點》（Loci Communes）的初稿，此後一生都在修訂它，並且使之成為信義宗基本的教義手冊。

   墨蘭頓是個學者而不是行動家，在處理衝突局面時，多次顯出他的弱點。就如他被激進派的迦勒斯大（Carlstadt，約1480～1541）及慈味考先知（Zwickau prophets）挑戰時（參極端改教運動，Reformation, Radical995,Reformation, Radical），要求威丁堡在1521～2年間的改革要更徹底及急促，墨蘭頓就不能提供有力的領導。但路德仍是支持他的，使他在「馬爾堡對話」（Colloquy of Marburg, 1529）和奧斯堡信條（1530）都能貢獻所長。奧斯堡文獻對改教運動有極重要的影響，墨蘭頓的性情和技巧十分適合擬就促進和解的文獻。墨蘭頓的專長，在日後的雷根斯堡對話（Colloquy of Regensburg, 1541）亦得到發揮；在那裡，他和布塞珥（Bucer237,Bucer 或Butzer, Martin 布塞珥）與天主教的代表，如厄克（John Eck, 1486～1543）及孔塔利尼（Gaspar Contarini, 1483～1542）開會，在保留雙方的歧見下，對稱義（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達到一致的意見。其後，墨蘭頓還簽了施馬加登信條（Schmalkaldic Articles, 1537），申明教宗若尊重福音，他就會承認教宗高於主教。

   路德一生都盼望墨蘭頓在神學上能更接近他，墨蘭頓卻似有意要保持距離。例如，墨蘭頓從沒有取得神學的博士學位，但卻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在聖餐（Eucharist423,Eucharist）上，他較接近加爾文（Calvin249,Calvin, John 加爾文）；在預定論（Predestination954,Predestination）及自由意志（Will234,Will），他傾向伊拉斯姆；在稱義觀，他又比路德更具法律的味道。當路德離世（1546）後，墨蘭頓自然地成為接班人。1548年，更正教敗於天主教手下，他妥協了，接受了萊比錫暫時和約（Leipzig Interim），亦即是一種更正教神學，加上羅馬天主教儀式的折衷辦法，結果為更正教與天主教共同反對。這種妥協的態度，大大削弱了他的領導權柄。終其餘生，常與信義宗各人捲入種種鬥爭︰與阿西安得（Andreas Osiander, 1498～1565）爭論稱義的問題；與安斯多夫（Nicholas von Amsdorf, 1483～1565）爭論預定論的問題，以及與其他信義宗的人爭論聖餐問題。他離世時，據說是求上帝「救他脫離神學家的憤怒」。他是一個博學多聞的人，終生是個人文主義者，一個極重要的教育改革家，對德國的大學及教育有很大的貢獻。

   後人對墨蘭頓的評價頗不一致。有人認為他與改教運動的大方向不一致；但在那個時代，正如路德最厲害的敵人說的，墨蘭頓實在是一個有理性、中庸，和追求大公精神的人物，比路德更容易使分裂的兩方復和，並能找出一條二者皆能接受的路線。

當代的福音派

 

      1942－1943年在美國成立了一個全國福音派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這個聯合會是在不能參加那個代表嚴格基要派的美國基督教會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的情況下成立的。其宗旨在於：實現基督徒的屬靈一體，號召組織一些統一的，有活力的合作機構，如傳福音、基督教教肓、與政府聯繫，及海外佈道等機構。準確地講，“福音派”這個詞所指的，就是全美福音派聯合會所代表著的，當今興起的教會新生力量。

      接踵而至的，成立了許多福音派組織。如1944年的基督青年(Youth for Christ)，1945年的福音派國外佈道聯合會  (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1946年的全美福音派聯合世界救濟會(World Relief Commission of the NAE)，1947年的福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49年的福音派神學學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同年，葛培理(Billy Graham)開始成為福音派的重要領袖，1956年的《當今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是福音派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性刊物，差不多同時，美國科學溯源學會(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成立，這是一個福音派科學家們的學術組織，宗旨是運用科學的新成就來解釋聖經問題，還有80年代，由首次登上月球的宇航員吉米.歐文(Jim Irwin)，主辦的最高飛行基金會(Highest Flight Foundation)，也是福音派的一個極其有活力的傳福音的組織。

      除了在美國，更有1951年在荷蘭成立的，世界福音派團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因它是在福音派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的，它的會所就遷到倫敦，它是一個促進福音派的神學研究、教會建立、社會救濟、以及傳福音、印聖經等工作的國際組織。在個別國家的，有如印度的印度福音團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成立於1951年，可視為世界福音派團契的一個分會。在拉丁美洲有福音深入會(Evangelism-in-Depth)，是一個福音派群眾組織，著力於城市佈道，禱告和探訪工作，自60年代以來，逐漸興旺於世界各地。在德國還有福音學會(Evangelical Academies)之類的組織，成立於1945年，面對戰後遺留的許多問題，這些學院分設在德國各城市，為人預備靈修的條件，借著福音的感動，解決各種日常問題，使人心靈得自由。等等。

      最能顯示福音派晚近發展興旺全貌的，要算是1966年在柏林，1974年在洛桑，和1989年在馬尼拉（稱為第二次洛桑會議）所舉行的三次福音派國際會議了。這樣的會議對普世福音派的事工，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協調作用，必將日益興旺。

      當代福音派一改基要派的狹隘胸懷，最大限度地聯合一切堅持福音基本準則的信徒個人和團體，共同為興旺福音努力。它包括了各個保守的新教宗派，如路德宗，長老宗，公理宗，聖公宗，衛理宗的聖潔教會，五旬節會，靈恩會，以及一些新生的福音派信仰組織，如：葛培理、歐文等的組織，和福勒神學院，《當今基督教》社等。 美國的南浸會理所當然也屬成員之一。

      當代福音派的信仰標準，仍是一絲不苟地堅持福音基本原則，與基要派的信綱毫無二致。1957年，一次福音派學者研討會發表的《當代福音派神學》(Contemporary Evangelical Theology)，和福音派神學卡爾．亨利(Car Henry)寫的《福音派的當代神學使命》(Evangelical Respon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都明確闡述，他們重新發現了保守的新教系統神學是一偉大遺產。對斯特朗(A. H. Strong)，哈奇(Charles Hodge)，沃爾費德(B. B. Warfield)，以及奧爾(James Orr)等老福音派神學家們的神學著作，都極為讚賞、崇敬。《當今基督教》所反映的年輕福音派學者們，對新正統神學(New-orthodox Theology)，如巴特(Karl Barth)、布魯內爾(Emil Brunngr)的神學思想，也抱有分析的讚賞和重視。此外，當代福音派，更加清楚、並堅定不移地尊重聖經的權威，例如福音派神學學會，對其入會會員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須相信聖經無誤。

      福音派與基要派完全不同，前者十分關心社會。一位福音派領袖希德爾(Ron Sider)就明白指出，正統的信仰(orthodoxy)應該與正直的行為(orthopraxy)相聯繫，十分有道理。實際上，歷代的福音派，都出色地做了許多造福社會的事業。近代福音派，社會福利機構也不少，如1950年的世界希望(World Vision)就是一個兒童救濟組織。1954年的國際醫藥資助站(MAP International)，是一個提供醫藥和救濟的機構。等等。此外，1953年以來,由葛培理負重要責任的“華府早餐國禱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也表明了福音派對國家的關心和影響。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福音派十分尊重科學, 擁有許多科學家信徒和教會領袖，前面曾提到的美國科學溯源學會就是一例。

瑪麗．瓊斯和聖經公會

 

        瑪麗．瓊斯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不過因她而開始的聖經公會，卻是每一個基督徒所熟悉的。把這個小姑娘的名字放在這裡，或許不是很適合，但就她帶來的影響來看，應不會過分。

        瑪麗．瓊斯於1784年生在英國的威爾士鄉村裡。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整天為生活奔波。瑪麗的父母沒有辦法給她很多，卻讓她有了正確的信仰。

        當瑪麗只有八歲時，她就渴望學習，渴望擁有自己的一本聖經。為此目標，她從養雞、養蜜蜂、為別人拾柴火、縫補衣服開始，付出了六年的努力。她終於得到了一本自己的《聖經》。在那個《聖經》非常稀缺的年代，擁有《聖經》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瑪利的事震動了英國和世界，導致了聖經公會的成立。

        1804 年3月7日，正式成立了“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當時，《聖經》或者《聖經》的一部分，已經被翻譯成72種語言，包括大部分的歐洲語言，和16種其他語言：埃塞俄比亞語，阿拉伯語，冰島語，伊朗語，亞美尼亞語，馬來語，土耳其語，台灣語，拉布拉多語，印度語，錫蘭語，西非語，大不列顛圭亞那語和北美語 （摩和克印地安語）。

        當然，聖經公會做的第一件事是確保威爾士人有威爾士語《聖經》。它還發行了剛剛譯完的摩和克語的《約翰福音》。之後該組織發行的六種版本是：

　　1806年，馬拉思語（孟買語）。

　　1808年，三思克瑞特語（一種在印度大部分地區使用的語言）。

　　1809年，圭亞拉遜語（另一種印度語）。

　　1809年，奧立沙語。

　　1810年，漢語。

　　1810年，愛斯基摩語（拉布拉多島語）。

  　　自那以後，協會的工作平穩地向前發展。它是一項多人合作的工作。宣教士去外國，學習當地的語言，把《聖經》翻譯成該種語言。有時聖經公會支付一兩個人的費用，使他們可以全職翻譯。翻譯完成以後，必須經倫敦的聖經公會委員會核查通過，然後才將它付諸印刷，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聖經協會。其他組織也紛紛成立，協助這項工作，如蘇格蘭的“全國聖經公會”（1826年）﹔“美國聖經公會”（1816年），“尼德蘭聖經公會”（1814年），等等。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是：讓講每一種語言的人都有《聖經》可用。

        1946年，他們組成了一個世界性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旨在協調全球各地聖經公會的工作。到1993年終，聖經（包括單行本）已被翻譯成2062種語言。

        威爾士人以瑪利．瓊斯為代表，種植了一棵如今枝繁葉茂，遍及世界的大樹。

洛桑會議

 

       之所以將標題定為“洛桑會議”，是由於這次會議是福音派對抗現代神學的一個高峰。并且由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現代神學思潮的影響，加之普世基督教協會對福音使命的放任，而且其教義根基非常寬廣自由，對直接傳福音的委身薄弱，支持第三世界左派運動武力革命。所以，福音派 教會不願加入“普世教協”此以基督之名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團體。而是重新起來，組織了一個對抗現代神學的聯合陣營。

    福音派人士於1966年在柏林召開“世界福音會議 （World  Congress  of  Evangelicalism” ），1974年七月在瑞士洛桑召開 “普世福音化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會上成立了“世界福音委員會”。在會議結束的當天發表“洛桑信約”，強調在基要真理上尋求合一，在普世宣教上同心協力。并且強調了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1976 年，也就是大會之後兩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在墨西哥聚集。決議之一是成立神學工作小組和策略工作小組，後者由華格納(Peter  Wagner)主持，前者由斯托得(John  Stott)主領。神學工作小組，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先後支持策劃四次規模較小的諮商會議，同時發表洛桑不定期報告。

    1980年，世界福音諮商會議在泰國芭提雅 (Pattaya)召開，這是一次大型的諮商會議。策劃委員會畫分十七個小組，各自負責一個未得福音群體，也都各自發表一份報告。另外，每天晚上有一場全體出席的激發靈感會議。芭提雅宣言重申對傳福音與社會行動的承諾，但是一如洛桑信約，都以傳福音為“首要的”，這樣聲明的理由是因為“在人類所有悲劇當中，沒有比與造物主疏遠，以及因拒絕‘悔改和相信’而進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

    自第一次洛桑會議以來，教會在聯合的浪潮底下出現兩大陳營：一個是以人本思想作為指導的，另外一個是以福音為方向、以聖經為權威的。“洛桑”已經成立福音派立足的精神所在。

    不過，福音派的聯合并不是“洛桑會議”時才開始的，早在1848年8月，在倫敦成立了福音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這是一個分別屬於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個人的聯合組織。當時有來自八個國家，八、九個大宗派的900多個教牧人員和平信徒，包括傑出的神學家、教會領袖和慈善家。這個組織要聯合、集中一切屬靈基督徒的力量，抵制羅馬教皇勢力和禮文主義(Romanism and  Ritualism)，以促進純正基督教的發展，并喚醒群眾的宗教覺悟。

    1989年在馬尼拉所舉辦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比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多)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包括來自蘇聯和東歐的龐大代表。可嘆的是中國大陸沒有派出一位代表來參加。

    第二屆洛桑會議的價值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整個大會還是過分偏重從西方與北半球來的代表。好幾位傑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靈恩與非靈恩福音派的緊張對立，在馬尼拉第二屆洛桑大會上浮現出來。

    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獲得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簽署支持。宣言的開頭就肯定洛桑信約，馬尼拉宣言是信約的延續而非取代，而且在許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約。

    正文的第一段《人類的困境》，就是洛桑信約所無，一方面肯定人類的尊嚴，因為我們具有上帝的形像：但同時肯定人類的完全墮落，落在“自我為中心，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

    第二段《今日的福音》，特別解釋福音對物質上的窮人，與心靈貧乏這兩類人都是好消息。

    第三段《基督的獨特性》，承認世界上的宗教“有時會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但是這些并非福音的“另外選擇”﹔我們抗拒多神主義、相對主義和混合主義﹔我們否定“猶太人有他們自己的聖約，故無需相信耶穌這樣的理論。”

    第四段《福音與社會責任》，重申“傳福音是首要的任務，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關注。”但接著就強調“言語和行為的結合。”而且，“我們既傳揚神的國，就必須像先知一般，指責所有與上帝的國不相合的事情。”“這不是把上帝的國與基督化的社會混為一談”(解放神學、社會福音犯了這個錯誤)，“而是承認，聖經所表達的福音含有社會意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第五段《上帝是佈道者》，拒絕極端的佈道心態，就是“拒絕任何膽怯畏縮的態度，使聖靈的能力無法完全彰顯﹔我們也不採納勝利主義的態度。因勝利主義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第六段《人的見証》，強調平信徒、兒童、青少年和女性在佈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肯定女性的恩賜，慶賀她們在宣道歷史上的成就，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仍未有一致的意見，關於“女人應扮演何種方式的領導角色，但我們都同意，上帝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并肩努力”。

    第七段《見証者的操守》，是這樣起頭的：“沒有比一個更新的生命，更具有說服力，也沒有比信徒表裡不一致，帶給福音更大的傷害了。”它詳細列出當代基督徒與教會的種種失敗，這一切都是屬世的表現，我們容許“現行的文化腐蝕教會，而非教會挑戰和改變文化”。

    宣言中其餘五段簡述如下：

    第八段《地方教會》，表達“我們相信，地方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

    第九段《佈道事工的合作》，指明“在新約裡，傳福音與合一有很密切的關係”，并且強調“宣道事工的國際性。”

    第十段《現代世界》，描述現代化乃是“一種逐漸抬頭的世界文化”，是福音所必須關注的。

    第十一段《超越主後二千年的挑戰》，提供當前福音事工的分析。

    第十二段《困難的景況》，聲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公義的政府對基督徒應是無所懼怕的﹔然而基督徒必須為所信仰的道，預備好迎接苦難。

    一九九四年，洛桑委員會在德國史圖格特(Stuttgart)開會，宣布新的異象和新的開始，在新的結構和新的領導者下(特別是國家性、區域性，和特殊興趣族群)，繼續為同樣的宣道使命繼往開來。委員會認為洛桑運動“比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時期，都更活躍”，單是 1993年，就有十一次洛桑諮商會議和禱告會議，分別在十個國家召開。雖然洛桑早就是一項國際性活動，然而它的領導者“深深覺得，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聯結”。

    在此，讓我們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在福音事工上，能發展出更深的合一，更廣的能見度，更明確的福音內容，更大的一致性，和更多的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