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窩的伯爾拿

      伯爾拿(死於主後1153年)是那個時代最有名的人物，也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天才。他創立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救恩神學。

      十字軍的熱潮為西方世界重新發現這位為人的耶穌。伯爾拿對這位為人的耶穌感興趣，而對形而上學的，羅格斯的、聖禮上的基督不感興趣。他根據雅歌寫了八十六篇講章。我們從他的講章中能知道他那神秘的敬虔。

      路德稱呼伯爾拿為中世紀最偉大的聖徒之一。伯爾拿堅決將自己獻給基督耶穌。他耶穌是偉大的君王，也是他心中的喜樂。伯爾拿勸他的讀者要默想這位為人的耶穌。因為，上帝要在這位為人的耶穌裏，親近我們，而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當人深思耶穌的聖潔時，就會感到有罪，並感到上帝的忿怒。不過，當人注目到耶穌的憐憫時，便能從上帝手裏獲得赦罪的把握。這是親近上帝的第一個方法，也是悔改的根基。根據伯爾拿，悔改好像吻耶穌的雙腳。若有人要效法基督，其意志就要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這是一種對上帝絕對的體驗，不是藉著感官可以獲得的。當我們默想這位為人的耶穌，就能使我們與他的神性有快樂的聯合。我們的救恩是根據在這種神秘的經驗。

      伯爾拿說：「若我默想這位為人的耶穌，以及他內心的柔和，謙卑、仁慈、節制、忠貞，憐憫和他一切神聖的言行時，我就會因他的榜樣得到復興，並因他的幫助得到剛強。」

      不過，神歡也不是伯爾拿最高的目的。他要從神秘的經驗取得推動力，以顯明上帝之大能，並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教會接納伯爾拿的教義。他把各種各樣的事都歸功於恩典的工作。例如，罪感、懼怕、愛、羡慕聖潔等這些事，都歸於恩典的工作。在救恩上，他不承認人的功勞。他相信唯有藉著恩典，方能獲得赦罪與永生。他說，人唯一的功勞，就是盼望救主，並謙卑領受上帝所預備的恩典。

      伯爾拿也認為，唯有藉著教會與教會的聖禮，人才能接觸到基督慈祥的能力。

 

尼西亞會議

 

　　三百年來，最令教會困惑的問題是：到底聖子基督是否和聖父完全一樣，具有神性？為這問題爭辯得最激烈的兩位領袖是亞歷山大教會的兩位長老，亞流(Arius)和亞他那修(Athanasius)。 

　　在激烈爭辯最高潮時，亞他那修不過是個年輕人，而亞流已是個愛主、敬虔、生活嚴謹、又有口才的長者。 

　　由於異教信仰是多神的，亞流擔心如果聖子與聖父同樣有完全的神性，那就變成了兩位神，基督教信仰就會墮入異教信仰的錯謬裡；因此，他教導信徒聖子基督雖然像神，但他並不全然是神，基督乃是被造者中的首先與最高者，他不是永恆的，他與聖父並不同質。相反地，亞他那修強調聖子與聖父同質，他就是神。

 　　這項有關基督位格的爭辯極其重要，因為它牽涉到人類救恩的問題。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關係，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說：「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一21)

  基督救贖的價值全賴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處於完全無助、無法自救的情況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為人類的救主。亞他那修深切體會這一點，他說：「我知道耶穌基督是我的救贖主，他決不能次於神。」

 　　亞流派的教訓造成教會長期而痛苦的爭辯，最後是 羅馬皇帝 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會議，解決這項爭論。會議定於公元325年在尼西亞舉行，(尼西亞在小亞 細亞，位居博斯普魯士海峽邊，離君士坦丁堡約四十五哩的一個小城。)

  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們在皇宮輝煌壯麗的大廳中聚會，好些主教帶著逼迫期間受過酷刑的傷痕前來參加。

 　　尼西亞會議的結果是：亞流的看法被判為異端，基督位格的教義行諸文字，成為全體教會信仰的根據。這項聲明再經後來多次開會，用心修改，成為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教會經過了六、七十年的掙扎，才完全接納了這會議的決定。

 　　尼西亞信經是第一個寫成文字的信經。在其中，教會承認：「耶穌基督，聖而神者，為父所生，並非被造，與父同質。」

 　　如此，教會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條：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從尼西亞會議以後到今天，它一直成為希臘正教、羅馬天主教及復原教的基本信仰。

美國的大覺醒

 

      開拓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原都是一些靈性堅定的清教徒，但是到了他們的孫輩時，幾乎失落了所有的熱忱；特別是第十八世紀前期，由於自然神論及唯理主義之風的興起，不僅使英格蘭的教會進入沉睡狀態，它們也同樣使美國的教會沉陷在可歎的低潮光景中。

      然而，就在這時，殖民地的屬靈情況有了急劇的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屬靈「大覺醒」(Great Awakening)。一系列奮興聚會在殖民地各處展開。美國和英格蘭的屬靈大覺醒同時發生，都同樣因為受到德國敬虔主義和摩爾維亞運動的影響，而且都集中在喬治‧懷特菲一個人身上。

  (一)喬治‧懷特菲

      懷特菲(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在英格蘭的野外佈道工作相當成功，但他把那裏的工場讓給約翰‧衛斯理，而從主後1738到1770年間，他先後七次到美國旅行佈道。

      在那些年日中，他來往奔波於美國各殖民地區，從新英格蘭到喬治亞，不停地在各地講道；不管他到那裏，都有無數人前來聆聽，有時聽眾達三萬人之多。他極有口才，是十八世紀偉大的佈道家；懷特菲以他那無與倫比的雄辯才能及使人懾服的性格，帶領了許多人信主，也造就了無數信徒的靈命。甚至以注重實際出名的富蘭克林，也被懷特菲的講道感動了，並且寫下他在聽道時的感受。

  (二)約拿單‧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名字與新英格蘭「大覺醒」不能分開。從各方面看，他都是美國殖民地的傑出知識份子，是在美國當地出生的偉人之一。他原來是麻薩諸塞州中部諾坦普頓城(Northampton)一間公理派教會的牧師。

      主後1734年 十二月，愛德華滋講了一系列「因信稱義」的道理，直接針對當時正在新英格蘭滋長的「亞米紐斯主義」。講道時，這位瘦長、蒼白而年輕的牧師，活生生地描述上帝的震怒，並力勸罪人盡速逃避。很快地，教會有了起色，整個諾坦普頓城都有了改變，居民普遍都對個人悔改有濃厚的興趣；結果，在一年之內，差不多全城所有十 六歲以上的人都有悔改的經驗，似乎全城充滿了上帝的同在。

      主後1740年，復興之火燒遍了全新英格蘭，信主的人多如潮湧，在三十萬人口中，有二萬五千到五萬新決志的人加入教會，整個新英格蘭的道德標準也隨之提高。

      這個大奮興同時具有強烈的感情及身體的表現，強壯的男人仆倒在地，女人則歇斯底里。主後1741年，愛德華滋在康乃狄克安田鎮(Enfield)講道，那天的題目是：「罪人在忿怒的上帝手中」，講道中途，他必須停下來，請大家安靜，好讓大家可以聽見他的講道，因為全場都在大聲痛哭，哭聲蓋過了講道的聲 音。當愛德華滋看見情緒作用掩蓋過屬靈方面的醒悟時，他開始正面反對情緒主義。他憎惡膚淺的奮興，對加入教會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因為他不准許未悔改的 人領聖餐，而引起了爭論，最後被迫於主後1750年離開諾坦普斯教會。

  (三)富瑞林浩生：

      美國的大覺醒，雖然以前述的懷特菲和愛德華滋最為出名，但最初帶進這個大復興的，當推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他是荷蘭改革宗的牧師，是德國敬虔主義者，反對單單重視外表宗教禮儀及表現；他熱情澎湃，又極具講道的才華，他的講章強調悔改歸正、內在更新的必要；他火熱有力的講道帶出明顯的果效，教會增加許多新人，別的教會聽見了，也邀請他去講道，於是，復興的火從新澤西州的拉利丹(Raritan)河谷向外延燒。

  (四)威廉‧滕能特

      滕能特(William Tennent，1673~1745)是長老會的牧師。他博學多聞，以流利、幻想豐富的言詞，吸引了廣大的群眾，他要求聽眾有內在的改變，又將那些不熱心於福音的長老會信徒比喻為法利賽人及文士。他在自家院子的一角築了一間木屋，作為學校，因此學校名叫「木屋學院」(Log College)。就在那裏，他教導自己較年幼的三個兒子及另外十五個年輕人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邏輯學及神學，並在學生們中間點燃了傳福音的熱火，結果，他的四個兒子都做了牧師，繼承父親傳福音的心志。他的大兒子吉伯特(Gilbert Tennent)很有講道的恩賜，他的講道加上「木屋學院」其他畢業生的努力，復興之火就像野火般地在長老會中燒起，從長島一直燒到維吉尼亞州。

  (五)特色

      「大覺醒」一面兼具了德國的敬虔主義和英國的循道主義的特色，另一面還有很多她自己非常獨特的特點，這是在已往主流的基督教中發現不到的。美國的教會很重視群 體觀念，所有會友必須見證他個人的得救經驗。那些不能作此見證的人，會被認為是未悔改或未得救的。熱心的牧師與平信徒會努力「搶救」未得救的人，以致在同 一期間，有很多人得救。漸漸，教會開始按時舉行特別聚會，後稱為「奮興會」，主要目的是在向尚未得救的掛名教徒傳福音。這種奮興會，後來演變成「營會聚會」，並且成為美國基督教一個獨特又固定的特色。

  (六)後果

      「大覺醒」為美國帶來了眾多而又明顯的果效，最重要的是美國信徒的靈性普遍改善了，教會人數劇增，道德標準也提高了。「大覺醒」也帶來了新英格蘭神學的發展， 這個發展大大減弱了傳統加爾文主義在各宗派中的地位。「大覺醒」的另一結果是刺激了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宣教工作。「大覺醒」最顯著的非宗教性後果，乃是把 自由、民主的思想注入即將誕生的美利堅共和國的創始人的心中。

      總而言之，「大覺醒」為教會帶來了屬靈的大奮興，它成為美國教會歷史中一件突出的史蹟。可惜，這種屬靈的大奮興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主後1740年代後期，復興的火焰幾已完全熄滅。雖然如此，這段短暫的「大覺醒」運動，卻給美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二百年後的今天，美國復原派教會仍保持著這段時期的氣氛與特色。

貴格會

 

      第十七世紀中葉，有一種神秘主義在英國的教會中產生；他們所主要關心的，是上帝與信徒個人靈魂的關係。極端的神秘主義，棄絕教會的組織，抬高上帝的直接啟示，視異象和異夢較聖經和聖禮更緊要。其中最有名的，當推由佛克斯(George Fox)所倡導的「貴格會」(Quakerism)。

      佛克斯是一位極其嚴肅而敬虔的人，他堅信聖經，但是他認為：「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聖經對一個人而言，永遠是一本封閉的書。」

      弗克斯稱聖靈的光照為「內心之光」(Inner Light)。弗克斯不利用任何教會，也不採用任何信條或神學，他根本不相信神學院、神學訓練或全職事奉。

      「貴格」這個名字的由來並不確定。可能是導源於有一次弗克斯叫一位英國長官要「因主的話而戰慄」。有些人則說是因為早期弗克斯的門徒非常熱誠，在聚會中，尤其是禱告時，因情緒激動而戰慄，反對他們的人就給他們取外號叫「戰慄者」(Quakers)。然而，他們很不同意這個名字。他們最喜歡約翰福音中主耶穌所說的：「我稱你們為朋友」；因此，他們喜歡被稱為「朋友」。他們的組織，不稱為教會，而叫「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

      他們聚會的地方非常簡單，裏面沒有講台，沒有樂器，也不唱詩。他們坐在一起，安靜地等候聖靈的感動。如果經過一段時間沒有聖靈的感動，他們就靜靜地離開；但有時 聖靈會感動一位或數位「朋友」，不論是男或女，這些被感動的人就站起來分享他們的信息。在信息之間，有時也會渡過一些完全沉默、相當難捱的時光。

      「朋友們」不贊成「誓言」和「戰爭」，他們相信並履行「以善生善」的原則。他們也相信，聖靈的引導不僅是在聚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們也常安靜地等候聖靈對他們日常生活問題及決定的引導。貴格會信徒尊重所有人類的尊嚴及價值。

      貴格會在英國的人數激增，但也遭受極大的逼迫。主後1661年，被囚於英國監牢中的貴格會信徒，達四千二百餘人。於是有很多的貴格會信徒移居美國新大陸，雖然他們在新英格蘭地區也遭到反對和放逐，但仍繼續不斷的湧入，最後逼使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禁止貴格會的法令。

      主後1681年，貴格會會史上有名的彭威廉(William Penn)，獲英王頒贈賓夕法尼亞州給他，第二年又給他德拉瓦州。彭威廉在歐洲各地刊登殖民廣告，並且宣告宗教自由；結果有大批殖民者湧進賓州，其中大部份是貴格會信徒。到主後1760年時，據估計貴格會的「朋友」們約有三萬人。

摩爾維亞運動

 

      由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所領導組織的「摩爾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可說是敬虔主義所產生的驚人結果，姑不論敬虔派人士是多麼不贊成這種組織。

      摩爾維亞弟兄會原是在波希米亞跟隨胡司約翰的信徒，在胡司死後大遭逼迫，遂隱藏在森林深處，以「弟兄」彼此相稱。在反改教運動及三十年戰爭(主後1618~1648年)期間，這批弟兄們幾乎被掃蕩殆盡，只剩下一小部分「餘民」。有一批從摩爾維亞到撒克遜避難的弟兄們，幸得親岑多夫收容在他的地產上，不久，親岑多夫對他們發生興趣，他自己便加入他們的會中，並成了他們的領袖。

      親岑多夫是一個富有的貴族，他把一部分地產捐給摩爾維亞弟兄會，使他們在那塊地產上建立「赫仁護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居所」 (Lord's Lodge)。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在社區內有他們自行訂定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

      摩爾維亞弟兄會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他們與世界斷絕關係，不與政治發生牽連；他們輕看階級，專一注重彼此作弟兄的交通配搭；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那些相同的點。

      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教，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球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團體，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遵行「大使命」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影響力和他們的總人數(以美國為例，大約不超過七萬人)不成比例。

馬丁路德的早年

 

  改教之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於主後1483年生在德國撒克遜(Sachsen)的埃斯勒本(Eisleben)。在他襁褓時，全家搬到曼斯菲(Mansfeld)定居。雙親都是敬虔的信徒，父親是個辛勞的礦工，刻苦度日，積蓄錢財，為了使他聰明的兒子可以受較高的教育。

      馬丁路德在1501年入了耳弗特大學(Erfurt)研究法律。他乃是「一個優才生，健談者，雄辯家，為人善於交際，並富於音樂天才。」

  在一個特別短促的時間，他就獲得了學位。在1505年，他突然決志要進入一間修道院。他實在是一個模範的修道士，非常的熱忱，他幾乎實行了所有禁食、鞭打、苦待己身的方式，並且更發明了許多新的苦修法。他這樣的忍受約有兩年之久，他說：「我所受的疼痛是筆墨不能形容的。」

     後來他改攻神學。主後1507年被按立為神父；第二年(1508)他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由於他的才智過人，而且品性突出，周圍有許多學生圍繞著他。他守住這一個教授的職位，直到他臨終的那一年(1546年)。

      主後1511年，他曾到過羅馬。這次旅行，據傳他曾跪著攀登有名的聖梯(Scala Santa)，當他在聖梯上爬到一半時，他聽到裏面有聲音說：「義人必因信得生」，於是，他站了起來，走下台階。 因此有人說，這是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在當時仍然接受教會的習俗，即如彌撒、崇拜遺物、出售贖罪券、朝聖及教皇的階級。他在羅馬，雖然因看見教廷的腐化罪惡而大大的震驚，但他仍然是順服羅馬教會的權柄的。然後他又回到威登堡去。他對於聖經的講論，從那時起就開始吸引了全德國各處的學生。

      約於主後1512年底，他在威登堡的斗室中研讀羅馬書，當他看到第一章十七節「義人必因信得生」時，他一邊讀，一邊揣摩、深思。突然間，一股無法言喻的喜樂，充滿他的心中，靈魂的重擔剎那間完全脫落。他終於看見得救是在乎藉基督而信靠上帝，並不在乎實行教會的懺悔和禮儀。這一來就將他整個的人生並全世界的歷史都改變過來了。

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抬頭

 

        正統主義不單刺激了敬虔運動的產生，也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因著正統主義對於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相殘，教外的知識分子便對基督教的道理能抱一種輕蔑的態度，并且也使他們覺得應該彼此容納，你持你的看法，我抱我的見解，彼此尊重，而不應該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漸漸的他們更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於是相對主義便開始形成。

        另一方面，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很容易陷溺在理性主義中而不自覺。同時他們護教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一種錯覺，就是假若聖經的真理可以用理性推翻，那麼這些真理便一定不可信了。這樣便引起了教外的知識分子力求用理性去批判聖經真理，以求推翻它的可信性。慢慢地，理性批判成了最高權威，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便是理性批判是萬能的。於是，人開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構去規限上帝的啟示。

        當然正統主義只是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但啟蒙運動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歐洲整個文化的蛻變。

        18世紀啟蒙思想在法國波及廣泛而持久，因而有“啟蒙時代”之稱。主要代表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般而言，啟蒙思想有兩大特點：

        1、反對宗教，宣揚理性與科學的權威。所謂啟蒙思想家將社會和人民的不幸，歸因於宗教。於是，他們堅持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斷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東西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如神學、基督教道德等等應該統統打倒。他們認為以經驗為檢驗真理的標准的科學能夠使我們正確認識自然，增長知識，破除迷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

        2、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專制制度扼殺自由思想，造成社會上不平等和文化經濟上的落後。因此，他們大力宣揚“天賦人權”，主張人民參與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規範人的行為來結束專制統治。

        啟蒙運動傳播產生的重大後果之一就是理性主義在宗教領域的發展，英國的自然神論是這一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突飛猛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執著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至少不反對這個預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了自然規律一後，便歇了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藉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置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上帝。

        一切超越理性的信條實際上是未經証實便被相信了，擺脫迷信就是自由，只有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自由的思想家，用迷信來束縛人的思想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一切在啟示中晦澀不明或超越理性的都是迷信的、無價值的。於是，神蹟自然是被否定的。

        大衛．休謨（1711─1776）是18世紀英國思想界最敏銳的哲學家，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哲學告訴人們，我們既不能知道自己，也不能知道這個 世界。他沒有拿出一套信仰，但卻幾乎批判了當時所有的信仰，他批判關於世界的知識，關於我們自身的知識，批判關於上帝的知識。如休謨把推翻理性作為一條原則，他聲稱理性不過是某種習慣或風俗而已。他的批判摧毀了人們賴以指導日常生活的許多基礎知識，懷疑論大行其道。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發現，無論我們抱多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事物，有一件事無論怎樣也無可置疑的，便是人類的思想。我可以懷疑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存在，但我卻不能懷疑一件事，就是那正是懷疑的我是真實的。是誰在懷疑？是我！而達到這穩固的結論，完全是倚賴人的理性思維。正因如此，人的理性思維是一切信念的基礎。因此，任何事與物不能通得過我的理性批判，我便不會相信。於是，理性成為一切真理的依據。而 就這樣，歐洲人便開始用理性作為尺度去批判上帝的啟示。他們要求上帝用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啟示人，任何啟示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他們便不能接納。由此，聖經的權威便受到嚴重的質疑。啟蒙運動可以說對教會傳統的信仰發出很大的挑戰。而當時很多的信徒也陷入信心的危機中。同時，教會的神學思想也開始轉變。自由主義神學便在這時候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