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基督教經歷內憂外患的時代

 

    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時代瀰漫一種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氣氛。十九世紀可謂基督教四面受敵的一個世紀，而這種情形先是出現在歐美地區，漸漸也在宣教國家看到。

  自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對基督教是極度地敵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但把人的起源問題重新定義了，更否定了人墮落的事實。人乃是步向更進步、更完美的境界，而非從完美中墮落下來的。而啟蒙運動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把人的理性和經驗高舉到上帝的地位，成為判斷一切真理的準繩。人從此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上帝 的啟示也能夠有知識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Imperialism）都告訴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的。後來，雖然康德（Emmanuel Kant）有意為上帝或宗教挽回一絲地位，但他的作法乃是把宗教與科學分家，視前者為屬於本體界（ontological world）的事，後者為屬於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的事。意思就是說，理性和感官所處理的是物質界的事，而像上帝、倫理、自由、不朽等事情則在一種不可摸、不可見的世界中，不能由科學來證實或否定的。這樣一來，從一方面而言，現象界的一切知識則無須靠上帝的啟示來認識了，因此，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切創造界的主、上帝的道也不再是無所不及的，而只是侷限於所謂的本體界而已了；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上帝的信仰乃成為非理性和感官所能及的，因此就並非一件客觀性的事情了。康德的影響力甚為巨大，往後的哲學、神學和護教學都受到他的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在知識界和社會上享有主導地位，而是反主為客了，她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掙紮著為這古老信仰做出辯護。而人們對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證之上帝的信仰，也從此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後裔在受到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就發展出一套新派神學。新派神學的特點就是否定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否定人類墮 落的事實。既然人沒有犯罪墮落，也就不會有人滅亡。上帝乃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會得救的。有「新派神學之父」之稱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給宗教重新定義。他認為宗教的本質不再是上帝的客觀啟示，而是人內心的一種主觀的宗教感。十就世紀的哲學也同樣地走向了把主觀經驗客觀化、把相對的事物絕對化的道路。各種各樣的聖經評鑑學相應而生。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許多社會上不公義的問題，使美國一些曾經受加爾文神學影響、有文化使命感、但後來接受新派路線的教會人士，也開始對罪重新定義。他們不再視罪為個人性的，而是社會組織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他們主張人本身是善的，惡乃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書中所表達的。於是就有「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產生。如果說律法與恩典的關係是十八世紀的神學議題，那麼罪為個人性還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則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神學議題了。

     與此同時，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的氣氛變得非常地悲觀。曾有日不落之國的大英帝國這時開始漸漸衰落，而那些曾經以為基督的國能因大英帝國的擴張而廣傳普世的基督徒，現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極的圖畫。因此，這時就有愛爾蘭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發展出一套消極的世界觀。他重新解釋聖經，把聖經分為七個時代，即所謂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張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教會時代」乃是要面臨世界的攻擊的。在基督再來之前，這世界是會一直衰敗下去的，而我們的責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靈魂、建立教會。

     這裡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在回應這種時代的挑戰時，就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悲觀的時代論路線，一是樂觀的新派神學路線。前者這種聖俗分明、避世消極的末世觀，在傳到美國後，起初並沒有受到廣泛重視，只是在美國南部的一些浸信會教派中以及那些聖經院校中流傳。因為嚴格來講，美國並沒有經歷過歐洲的那種悲觀狀態。反之，美國此時正於國際舞台上漸露鋒芒。而世俗人文主義在歐洲是明槍明炮地針對教會的，但傳到美國後，情形卻不一樣了。它並沒有明顯地敵視教會或神職人員，反之，從美國建國到後來的接踵而來的復興運動，世俗人文主義一向是肯定宗教對社會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國人對前景是樂觀的，所以後者這種受世俗人文注意影響的新派神學，漸漸為美國的主流教會所接受。

     就在這個時候，在瑞士出了一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寫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學家們的遊樂場上的一枚炸彈》。其實，巴特的神學，即所謂「新正統神學」不過是新派神學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已。 嚴格來講，應該稱為「新自由派神學」。他繼承了後康德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紀聖經批判學的立場，認為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是有錯謬的。他把上帝的啟示視為是一種超乎理性、超乎歷史的、上帝與人大能的會晤，而這種會晤則是不能用文字記錄的。聖經本身並不是上帝的話語，但人在與上帝會晤後，聖經就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巴特的影響甚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線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們向來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這種的聖經觀加到他們修訂的信仰告白中。

北歐各族人歸信基督

 英格蘭人信主後，成為偉大的宣教士，他們前往北歐大陸，在異教徒中工作。其中最偉大的一位是波尼法修(Boniface)。他首先向弗立斯蘭人傳教失敗，然後越過萊茵河，進入其他日耳曼部族中間，帶領了不少人信主。

  日耳曼人原先虔信稱為佗爾(Thor)的雷神，當波尼法修砍下佗爾神的至聖大橡樹時，許多異教徒驚懼地等待這位雷神以閃電將他殛死，結果甚麼事也沒發生，這些人就不再相信佗爾，轉而接受了基督。波尼法修用這橡樹的木材建造了一座教堂，在當時，他被譽為「日耳曼人的使徒」。

      主後754年，波尼法修以七十三歲高齡回到他早期在弗立斯蘭的工場。一天，當他正為一些信徒施洗時，一批痛恨基督教的弗立斯蘭人，兇殘地把他以及在場的五十三位弟兄全部殺盡。

      另一位前往荷蘭工作的英格蘭修道士是衛利勃羅(Willibrord)，從主後690年到739年間，他的努力使烏特列赫城(Utrecht)成為大主教區。至今該城仍為羅馬天主教在荷蘭的總部所在地。

      主後1000年左右，丹麥、挪威、瑞典及蘇俄各地的福音工作，都有長足的進展。可以說：從教會誕生到主後500年間，教會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羅馬帝國；接下來的五百年間，教會又征服了北歐野蠻的異教徒。

衛斯理受不同神學思想的衝擊

 　　 衛 斯 理 出 身 於 聖 公 會 牧 師 家 庭 ， 也 受 他 的 母 親 的 「 不 從 國 教 者 」 （ nonconformist ） 的 神 學 取 向 所 影 響 ， 故 豐 富 了 其 神 學 思 想 。 後 來 他 在 牛 津 大 學 接 受 高 深 的 大 學 與 神 學 訓 練 ， 且 在 牛 津 教 學 ， 故 所 接 觸 的 不 同 神 學 思 想 洪 流 衝 擊 ， 實 在 不 容 易 作 平 衡 。 作 為 聖 公 宗 的 牧 師 ， 他 對 其 主 要 神 學 思 想 與 傳 統 大 致 是 認 同 的 。 然 而 ， 因 著 當 時 有 理 性 主 義 、 懷 疑 主 義 等 的 思 潮 的 衝 擊 ， 故 他 必 須 抓 緊 聖 經 的 真 理 ， 作 為 後 盾 ， 來 維 護 正 統 基 督 的 信 仰 及 實 踐 福 音 的 工 作 。

  　　 此 外 ， 他 於 1736-38 年 間 因 往 美 洲 宣 教 而 受 德 國 的 莫 拉 維 教 會 的 領 袖 所 影 響 ， 受 到 有 關 的 神 秘 主 義 所 困 擾 ， 後 回 到 聖 經 的 教 導 ， 透 過 聖 潔 之 道 ， 竭 力 追 求 成 聖 及 各 樣 的 屬 靈 恩 典 ， 以 能 達 成 大 誡 命 與 大 使 命 。 後 來 他 卻 因 為 不 贊 同 莫 拉 維 教 會 所 倡 導 的 神 秘 主 義 及 靜 寂 主 義 ， 而 與 莫 拉 維 教 會 分 道 揚 鑣 。

  　　 至 於 他 對 救 贖 神 學 的 立 場 ， 他 與 加 爾 文 及 馬 丁 路 德 等 的 更 正 派 立 場 是 相 近 的 ， 特 別 是 在 因 信 稱 義 的 立 場 是 一 致 的 ， 但 他 卻 非 常 強 調 得 救 後 的 成 聖 方 面 的 追 求 ， 以 確 保 信 徒 不 致 於 離 開 上 帝 而 常 在 基 督 裡 。 所 以 他 用 盡 各 樣 的 方 法 ， 透 過 恩 典 的 途 徑 （ 禱 告 、 讀 聖 經 、 靈 修 、 敬 拜 、 小 組 、 聖 禮 、 行 善 等 操 練 ） ， 以 保 持 屬 靈 的 成 長 ， 及 常 與 蒙 召 的 恩 相 稱 。

  　　 除 此 之 外 ， 他 也 受 到 苦 修 主 義 、 理 性 主 義 、 德 國 敬 虔 主 義 、 清 教 徒 主 義 、 天 主 教 神 學 、 路 德 神 學 、 改 革 神 學 ， 及 聖 潔 運 動 等 影 響 ， 因 而 調 節 了 他 的 神 學 立 場 與 事 奉 的 應 用 。

普世基督教協會

 

      復原教在合一的努力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成立。這個協會的成立，要溯源於西元1910年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的國際宣教會議；雖然這次會議，只是一個宣教會議而非基督教協會，但在聚會中，許多教會看到教會間合作的可行性。

      這次宣教會議所產生的沖激，又帶出了三個重要的運動：幾年後，成立了「國際宣教會議」（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繼續討論宣教問題，並服事各宣教機構，為它們提供寶貴的意見。西元1925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西元1937年在牛津（Oxford），分別舉行了「生命與事奉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會中討論教會對社會應有的關懷及行動。西元1927及1937年，又分別在洛桑（Lausanne）和愛丁堡（Edinburgh）舉行了「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討論不同宗派的教義及教會行政問題。

      每次會議都發現各宗派之間的差異，但一般的感覺都認為，聚在一起開會有雙重目的：一方面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謀求合作的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出基督教間合一之路相當樂觀。

      因此，當西元1937年在舉行「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時，便提出為合一成立一個新的組織。結果是西元1948年所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協會」。這個協會的宗旨是將「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兩夥世界會議所決定的事，付諸實行，且在有關全世界的事工上促進普世教會的合一。

      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一次於西元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開會，共有三百五十一位代表，來自一百四十七個教會及四十四個國家。第二次大會於西元1954年在伊利諾州愛文斯頓（Evanston）舉行。第三次於西元1961年在新德里（New Delhi）舉行。第四次於西元1968年在瑞典烏撒拉（Upsaja）舉行；除了二百三十五個教會代表外，並有十一個人數少於一萬人的教會派代表參加。第五次大會於西元1975年在乃洛比（Nairobi）舉行。

      這個協會的確為普世基督教會的合一而努力，但仍有不少教會脫離該組織。有些正統派教會不再申請加入該協會為會員，因為擔心它會越來越趨向自由派，或變成一個不強調聖經真理的超教會組織；然而也有一些教會認為，加入該協會為會員，是正統派教會的責任；因為這樣做至少可以在普世協會開會時，代表保守派發言，使他們聽見福音派的聲音。

      在這協會中，一些在宣教工場新成立的教會，地位越來越重要。開會時，每次都有不同意見，但大家仍決定聯合在一起；隨著時代的演進，繼續謀求更進一步的合一。

宣教活動

 

      西元1898年的美西戰爭，為復原派教會打開了菲律賓及波多黎各的工場。在這兩處地方作宣教工作的各派教會，以合作的精神一同工作。

      自從西元1886年「學生立志佈道運動」（Student Vo1unt-eer Movement）興起後，宣教工作得到強烈的熱誠和支持。穆特（Mott）成為該運動的偉大領袖。西元1906年又組織了平信徒宣教運動（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使國外佈道工作向全世界各民族進軍，同時本地的宣教工作，也在各大宗派推動下，在西部各州及阿拉斯加進行。

      然而，正當教會努力發展西部及國外宣教活動之時，現代主義滲透進來，並普遍傳布，成為福音工作最大的攔阻；因為現代主義所傳的是另外一個福音，他們刪除了純正福音的重點，就是把人類需要救恩及耶穌基督寶血的功效刪除，把整個基督教宣教的目的破壞無遺。

      現代主義傳福音的唯一目的，是將西方文化帶給非洲及東方人。然而，印度、中國和日本早有了他們自己優越的文化，對他們而言，西方文化已經淪落，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

      由於現代主義的影響，教會經濟的來源及宣教的人力，驚人地下降。曾經一度在各大學轟轟烈烈的學生立志佈道運動，消聲匿跡。穆特的口號：「在這一代把福音遍傳全球」也失去了意義。到了西元1930年，宣教工作顯然面臨嚴重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宣教活動有了急遽的轉變，因為有許多國家獨立（尤其是在非洲），民族主義精神在這些新文化中興盛，使宣教士面臨困難的情況。宣教士被看 為西方派來的特務，基督教被看為當地宗教信仰的敵人。眼看著外國宣教士的工作即將告終，各宣教團體開始強調當地領袖的訓練，培植當地基督徒領袖，使他們自 己組織教會。

      不但新興的國家嚴禁宣教士的活動，連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也重新確定他們的宗教。錫蘭的教會學校被敵對的政府沒收；印度不歡迎宣教士；也有許多其他國家表示不歡 迎宣教士；中國大陸之門關閉；共產國家的宣教工作也大大減縮。當然，日本以及中、南美洲的開放，又給宣教工作帶來新的機會。

美國教會之近代社區福音工作

     新移民絕大部份非常貧窮，因而大城市中均興建了龐大的貧民社區。這些「外國人」（Foreigners）和教會毫無接觸。

      許多教會看到這廣大的需要，將神的話帶到他們中間。西元1867年，浸禮派家庭宣教協會共有四十九位被按立的「外國人」，分別在德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威爾斯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麥人中間工作。同時在浸禮派的三間神學院中，設立外文系，訓練傳道人專門向這批外國人傳福音。到如今，仍有許多宗派在美國大城中推動全國性福音工作。

      白人不斷進來，紅人不斷被擠出去，以致造成好幾次印第安人之戰，最後政府實行印第安人保留區制度後，才安定下來。

      一些教會也將許多精力放在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工作上。

廢除奴隸運動與美國內戰

 

      十九世紀以前，歐美各地盛行買賣奴隸制度，基督教中有識之士，特別是熱心宣教的福音派基督徒，竭力反對奴隸制度，因此深受那些販賣和擁有奴隸之士的痛恨，他們迫害了很多的宣教士。但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歐陸各國逐一解放奴隸，剩下美國尚未對奴隸問題採取行動。

        1820年代，美國的廢除奴隸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以漸進的策略，說服的方式來推行，但成效不彰。因此，在1830~1860年期間，反對奴隸制度的人們，用強硬並激烈的手段，甚至以暴力來解放奴隸。最後，終於引發了南北戰爭。

        1860年時，美國約有四百萬奴隸，其中四分之三是在南部，以種植棉花為業。是年，反對奴隸制度最力的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美國總統。1861年初，南方十一州陸續退出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南方聯盟，由傑佛遜(Jefferson Davis)出任臨時政府總統，遂爆發了南北內戰。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戰敗投降，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殘酷內戰。

        這場美國的內戰，是基督徒打基督徒的一場悲劇，投入戰爭的雙方，都堅信是為公義而戰，也都運用聖經作支持，又向同一位上帝祈求勝利。南方的教會領袖，認為奴隸制度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們是為上帝及宗教而戰；在他們看來，廢除奴隸運動，乃是來自無神論者。而北方的教會領袖，則認為南方的聯盟，乃是地獄的盟友，他們的領袖理應永永遠遠遭受報應。

        戰爭結束後，南北兩方的教會，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也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南方各宗派公會，宣稱他們仍然忠於原有的立場，保持他們慣常的基督徒型態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