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特曼之生平與著述

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1884-1976 ）生於 Wiefelstede， Oldenburg 附近一個小鄉村。他的父親是一位福音派牧師。他幼年是在鄉村中長大的，小學與中學時他除了思考信仰，也對於希臘文與德國文學很有興趣。

1903年他開始在杜賓根大學主修神學，三個學期之後他轉學到柏林 大學唸了兩個學期，最後在馬堡（ Marburg ）大學念了兩個學期。他自承受到曾在柏林大學教過他的教理學老師哈那克（ Adolf Harnack ）與馬堡大學新約神學老師 約立赫（ Adolf J劒icher ）、魏斯（ Johannes Weiss ），與系統神學老師賀曼（ Wilhelm Herrmann ）的影響。

在1907年他在 Oldenburg 通過生平第一個神學考試後，他在高中任教了一 年。1910年他在馬堡大學拿到學位，並於1912年在馬堡大學通過新約領域的資格考。布特曼曾在三所大學獲得教職：1916-1920年他在布列斯勞（Breslau） 大學獲得助理教授的教職；1920年秋天他搬到該森（Giessen） 任職 教授；1921年他 回到馬堡大學接下海特密勒（Wilhelm Heitm劒ler）的教職，直到1951 年他獲得 榮譽 教授頭銜為止。

退休後的他依然活躍，不斷有論文提出，並且曾被邀請 到德國以外擔任講座。1947年左右他曾經應邀赴北歐國家、荷蘭、瑞士演講；1951年他受邀赴耶魯大學擔任 Shaffer 講座，1955年受邀赴愛丁堡大學擔任Gifford 講座 ，1959年受邀至 Syracuse 大學開授春季班課程。

 

布特曼在布列斯勞時結婚，並生下兩個女兒。他的兄弟在同時期（1917）於 法國被殺身亡。1921年他在布列斯勞時發表了「符類福音傳統歷史」（Die Geschichte der synoptischen Tradition）。

他回到馬堡大學後的第三年他的第三個女兒出生。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政權下的立場，是一件值得討論的事情。基本上他不承認自己是納粹信徒，並且他也宣稱自己從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在馬堡大學的這段時間，他與約立赫、索登（Hans von Soden）、賀舍（Gustav H埖sher）、奧圖（Rudolf Otto）等人從往甚密。並且如巴特（Karl Barth）與戈嘉 頓（Friedrich Gogarton）等學者也曾應邀至馬堡大學開講座。雖然布特曼的研究領域在聖經，但是他的工作與哲學有不少關連之處。他承認受與同在馬堡大學任教的存在主義者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影響很大，並且與另一位哲學教授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有過不少精彩的討論。誠如布特曼自己承認的，他希望使哲學在神學領域也能有很豐碩的貢獻，可是這樣的努力卻使得他與巴特的立場越來越分歧。這兩位反對十九世紀以來盛行的自由神學的健將終至分道揚鑣。

布特曼引起了一連串以「非神話化」（Demythologzation）為中心的神學爭論。這些爭論在1960年代達到高峰。「非神話化」在1941年第一次被布特曼在「啟示與救恩歷史」（Offenbarung und Heilsgeschehen）一文中提出。巴區 （Hans-Werner Bartsch）曾將1948至1963年的一連串評論編輯成「福音宣告與神話」（Kerygma and Myth）一書出版。布特曼與哲學家雅士博（Karl Jasper）的針鋒相對則收錄在1954年出版的「非神話化的問題」（Die Frage der Entmythologisierung）一文中。支持布特曼的著作則有戈嘉頓的「非神話化與歷史 」（1953德文版，1955英文版），以及羅賓遜主教（Bishop John A. T. Robinson） 所寫的「對上帝誠實」（Honest to God,1962）。後者也隨之引起了對該書的一連串辯論。

引自:  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Bultman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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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和哲學的糾纏，有互相加分之結果，當然也會造成減分。布特曼的神學雖然很吸引人，也重振神學的地位，使德國成為神學之重鎮，但也把信仰扭曲了，使後來的教會中，熱衷於「信仰的基督」和「非神話化」，造成教會之信仰只重視個人的「信心」，而不注重上帝的主權。

也因為強調個人的「信心」，對於教會之「合一」，也忽略了。因此，造成宗派林立，人人皆想為首，使「謙卑」之精神，離基督徒越來越遠。「歷史的耶穌」是謙謙卑卑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的，也是受到厭棄的，雖然祂是上帝的兒子！

希望您不僅僅高舉「信仰的基督」，也效法「歷史的耶穌」以道成肉身之精神，俯就卑微。過平衡的基督徒生活。

 

 

改革者布塞珥在斯特拉斯堡（1523-1525）

 

布塞珥抵達斯特拉斯堡時，處於一種危險境地：被開除教籍，沒有生活供應。他不是該城市的公民，無法得到保護。於是在1523年6月9日 ，他寫了一封緊急信給蘇黎世改革者慈運理 ，懇求能給予在瑞士之安全。

幸運的是布塞珥在斯特拉斯堡的頭幾個月，是在該市擔任斯特拉斯堡議會有影響的改革者澤爾之非官方牧師，並能夠提供的書籍類的聖經。於1523年8月24日 ，任命他為牧師。一個月後，該委員會接受了他的申請公民資格。

馬太澤爾是第一個在斯特拉斯堡之主要改革者，支持布塞珥。在斯特拉斯堡，布塞珥參加了著名改革者澤爾之團隊，成員還有這城市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沃爾夫岡卡皮托，以及大教堂牧師卡斯帕海迪歐。

布塞珥第一次行動是，和一個以諷刺襲擊了路德之修士托馬斯慕拿，進行改教辯論。儘管市議會宗教問題上猶豫不定，有許多人支持的改教人員而敵視傳統的神職人員。在敵意達到沸騰時，一位奧古斯丁修會之院長康拉德特雷格爾譴責改革派教士和斯特拉斯堡之自由民為異教徒。

在1524年9月5日 ，憤怒的暴徒闖入寺院，搶劫和破壞宗教圖像，許多反對宗教改革者被逮捕，其中包括特雷格爾。後來宗教改革格者發表正式聲明，布塞珥起草了12條，總結宗教改革的教訓，包括合理的信仰（唯獨信仰）。他拒絕了彌撒和天主教的概念，如修士和修女、聖徒的崇拜，和煉獄。他拒絕承認教宗的權威，而是強調服從政府。於是特雷格爾發布於10月12日離開斯特拉斯堡，隨著他的離去，在這個城市公開反對宗教改革也跟著結束。

宗教改革者的第一個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服事次序，也就是跟隨慈運理之禮拜儀式。他們提出的建議，將整體改革運動之服事，遵照威丁堡和蘇黎世之神學家之教導。

1524年12月布塞珥出版小冊子攻擊彌撒是獻祭之想法，並拒絕禮儀服裝、祭壇和任何形式的宗教儀式。在斯特拉斯堡的教區教堂，於1525年5月，已實施宗教改革。

 

馬丁布塞珥 （1491年11月11日- 1551年2月28日）

 

他是一位改教者，其事奉地點在斯特拉斯堡，他對馬丁路德、加爾文和聖公會（英國國教）都有相當之影響。

儘管他是道明會之修士，在1518年會見馬丁路德後，受其影響在他安排之下離開修會並參與改教運動。他在維桑堡的努力從事改革教會，遭到羅馬天主教之逐出教會，被迫逃往斯特拉斯堡。.在那裡的改革者，其中包括馬太澤爾，沃爾夫岡卡皮托和卡斯帕海迪歐。

他充當馬丁路德和慈運理兩個主要改革者，因聖餐中對餅是不是耶穌的聖體之意見分歧，之間的調停人。

後來，布塞珥和菲利普墨蘭頓建立共同的信仰協議條款，如Tetrapolitan信條和威丁堡信條。他認為神聖羅馬帝國之天主教徒能夠被說服加入改教運動。通過由查爾斯五世舉辦一系列會議，他試圖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德國國家教會獨立於羅馬。但是他沒有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政治事件導致Schmalkaldic戰爭而失敗。

在1548年，改教者被迫簽署奧格斯堡臨時條例，決定實施某種形式的天主教儀式於崇拜中。雖然如此，他繼續在斯特拉斯堡接推動改革，直到當地接受臨時，他變離開那裡。

在1549年，布塞耳被流放到英國，在那裡指導托馬斯克蘭麥。以致使他能夠影響第二次修訂的「公禱書」。他以59歲之年齡，死在英國劍橋。

 

雖然他並沒有導致形成一個新的教派，但是在許多新教教派中卻成為教會合一之先驅者。

 

大學生復興運動的影響

邊疆佈道工作的拓展

當時不少的大學生信主及靈性得著復興，他們中間自然興起了邊疆宣教的工作，其中比較為人熟悉的就是《獻給無名的傳道者》的作者邊雲波先生，他從1948年開始在雲貴一帶參與宣教工作，但到1953年便離開。而很多真正的無名傳道者，卻是甘於寂寂無聞，甚至長埋白骨於邊疆荒蕪之地。當時參與宣教的主要力量是中華傳道會、西北靈工團及中華基督徒佈道會；例如西北靈工團的創辦人張谷泉曾帶領過百的信徒，包括一些齊魯大學的學生，從蘭州、武威等地輾轉定居于哈密，結成一個群體，開展佈道工作。

興起受苦心志的勇士

趙君影於1948年11月，為免受到政治的鬥爭而前往香港，這對當時的學生團契的影響不少，但學生們也都預備好自己去面對一個活在無神政權下的信仰生活。1950年8月“學聯”副總幹事艾得理亦被驅離中國。這些年青的大學生開始面對嚴峻的考驗，紛紛被抓與批鬥，他們中間有人為此而殉道，也有人軟弱跌倒，但其中卻有不少持守純正，在艱難過後仍然為主作見證，領人歸主。艾得理牧師的一段話，更可以為當時的大學主復興工作留下最好的評語：“五十年代中國基督徒學生的見證，無疑為七十年代家庭教會注入新的活力，掛名的基督徒無可奈何地妥協之後，信徒之間的團契就靠年青人去維持：各大學團契組織雖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學生及他們的子女，卻成為真正教會的一部份，這教會繼續在黑暗中發光。”

推動以後的大學生福音工作

當我們回顧這次大學生復興運動，卻發現對今日港、台、東南亞以至大陸教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艾得理被迫離開中國後，他致力於推動不同地區的學生福音工作，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與臺灣的“校園福音團契”，原則上承接了這次大學生復興運動的異象，當年許多學生時代的全時間奉獻者，日後成為推動學生福音工作的領袖；例如滕近輝牧師在英國完成神學訓練後，在香港也參與了很多的學生工作，並到世界各地主領大學生的聚會。甚至中國大陸的美加留學生，于西元二千年舉辦了一個跨世紀的福音聚會，當年的復興運動中的領袖與參加者竟然濟濟一堂，重聚於美國的芝加哥，如于力工牧師、滕近輝牧師、焦源濂牧師及邊雲波先生等，仍致力於推動中國留學生的福音工作。

大學生與知識份子的福音復興工作非常重要，昔日保羅在“推喇奴學房，與人天天的辯論，這樣有兩件之久。”（徒18:9）當時的推喇奴大學很著名，亞西亞一帶的學生均到此上課，保羅特別用兩年的時間，是他的短宣行程中逗留最長時間的一次，他于此地與學生談道，可見他對學生的重視。當我們認識過昔日抗戰期間的大學生復興工作以後，瞭解到這次復興運動對日後所產生的影響，但願我們今日的學生的工作，亦如昔日般的蒙主祝福，亦重視與建立這一群具有無限潛質的年青人。

 

 

 

趙君影與佈道十字軍

時代的需要

美國西雅圖的一些愛主的商人，在 Duncan McRoberts 所宣導的 Chinese Native Evangelical Crusade 中參與，趙君影將這詞直譯為“佈道十字軍”他們以經濟直接支持中國人自己做宣教的工作，這可以解決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宣教的很多困難，諸如語言上的障礙、生活上的適應及路費的支出；而當時的內地會與及其他的差會的工作方式，都是以外國宣教士去帶領教會，甚少起用中國信徒成為教會的領袖，這是大大不利於中國教會的自立與及福音工作的擴展屐。趙君影承擔了“佈道十字軍”的總幹事以後，卻受到很多的攻擊。一方面內地會的宣教士不能接受“華人自傳”這一嶄新的異象：另一方面很多人並不相信中國人有這樣行政及管錢的能力。但趙君影從小就養成了堅強的毅力與不屈不撓的精上帝，這猶如在籃球場上的比賽，事事必拚搏到底：加上他能言善辯，並具有美好的靈性，因此而能力排眾議，駁倒別人的批評；為日後的華人自傳與學生復興運動，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同工的預備

趙君影牧師為了順利開展大學生的工作，已邀請了于力工牧師與他同工。于牧師在年少的時候已甚得趙牧師的賞識，他早已被邀與趙牧師一同參與傳福音的事奉；及至趙君影被邀開展佈道十字軍的工作，他便立時與于牧師分享：“為了建立（貴州）富水路的教會，經過這一段帶領教會的經歷，主乃是要我們接受進入另一個事奉，另外一個異象。一方面是解決我們（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是要進入一個新的事奉、新的託付，盼望你能和我們同工，你是我第一個透露這一新託付新異象的人。”結果年青的于力工牧師成了他以後工作的重要助手，並且協助他大力推動這個大學生的福音與復興運動，後來更一生追憶他展開不同的工作。

大學生復興運動的實況

由於當時的大學生多集中于大後方的幾個城市，所以工作上比較容易開展，如計志文牧師的巡迴佈道工作；內地會的一些宣教士則在不同的大學任教，建立校園團契；而趙君影牧師所負責的“佈道十字軍”也致力開展學生的福音工作；就這樣在不司的上帝的僕人與宣教組織帶領之下，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復興運動，茲將其實況記述於下：

全國第一屆大學生夏令會

1945年7月，基督徒十字軍改組為中華傳道會。趙君影運用外國的捐款召開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團契夏令會，地點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10]當時報名的有41間大學的團契代表共153人，由於抗戰時期的交通不便，由西北大學前來參加的滕近輝要花七天時間才到：由廣西而來的參加者更步行了43天的路程，由此可看出聖靈親自在作工，[11]竟然感動人如此不辭勞苦的參加聚會。

當時主要的資訊是由趙君影主講。賈玉銘牧師負責查經，何賡思負貴專題，特約的講員有張治中、朱經農、張靜學、江守道、尹全先夫婦等政經界名人。第一晚的開幕禮由趙牧師主講，除證道外並闡明了大會的意義。當晚整個南山禮堂都坐滿了人，除了大學生與上帝學生外，另外也來了很多人，參加者約有600人之多。

據于力工牧師的回憶：“大會中我也領禱告，那種如火如荼的同聲開口禱告，有如山東大復興時的宋尚節，計志文奮興會中的禱告，認罪流淚的禱告。”[12]滕近輝牧師是當時的與會者，他提到“會上聖靈大大工作，我得到了復興，再一次將自己獻給主，一生事奉他。當時有十六位學生奉獻，其中有陳終道牧師。”[13]其他帶職奉獻的人也很多，將整個聚會帶入到屬靈的高峰。復興之火其後不斷的燃燒起來，全時間奉獻及蒙召的學生很多，靈修院是他們受造就的地方，這些高質素的奉獻者，為日後的中國教會帶來了新的盼望與動力。於夏令會結束前夕，在七月十二日成立了“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的組織，趙君影牧師被選為總幹事。

隨著對日抗戰的勝利，大學生的福音工作得著很大的發展，據估計至1951年止，共帶領了近兩萬多的學生信主。這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卅多人的狀況，陸續參與的則約有四十多人，其中國人與洋人各半，洋人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14]一九四六年一月“內地會”將艾得理牧師借給“學聯”，由於當時急需人手，他便由倫敦搭大型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家人則乘輛船來華，甫抵重慶便參加了一個冬令會的禱告會，當時“聚會人數極眾，會場充滿禱告、認罪、以上帝為樂的氣氛。學生們聚在一起，每個人自由開口，彼此代求。”[15]可見當時學生靈性的火熱，這個冬令會後使華西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人數與日俱增。

全國第二屆大學生夏令會

1947年7月舉行的第二屆夏令會，地點是位於南京中山崚附近的國軍烈士遺族學校，這是最後一次的全國性聚會，但它的影響卻是至深且遠的。中國從沒有這麼多來自各地的基督徒學生聚在一起聚會過，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聚會，是準備將來火般的試煉而設的。大會主席由仍是學生的焦源濂擔任，講員包括趙君影、賈玉銘及楊紹唐等人，會中更有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到訪鼓勵。

當時的聚會情況是這樣的，“清晨的禱告會……真的是復興的禱告，接下來的講道，明顯看見聖靈在人心的工作。林道亮牧師主領早餐後的一小時查經，後幾天的時間由蓄著一小撮白色鬍子，精力十足的賈老牧師擔任。他講道喜用大圖表，且不時唱起詩歌來。竭力要領學生進入靠基督得勝的生活中。”[16]至於趙君影牧師所主講的羅馬書，對當時的學生特別有意思，“因為曾提到當時政治情勢與基督徒的信仰，特別著重在基督徒應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甘願為主的名和榮耀受逼迫。”[17]賴恩融對這個夏令會有這樣的記述：“那真是一次令人難忘的聚會，上千位中國各地的學生蜂擁而至，有從海路來的，有搭飛機來的，也有坐火車的……在那值得懷念的數天之中，有三百位青年男女不管前途如何，也不管將來有什麼困難和危險，均熱切地表示願意奉獻他們的一生為主做活的見證。”由於聚會實在非常的蒙恩，在最後一晚的聚會中，楊紹唐牧師主領的聖餐聚會作為高潮的結束，但學生們卻爭著作見證，在短短的時間之內，竟有八十人見證上帝對他們的愛，直至深夜聚會才結束。

趙君影的復興上帝學

要瞭解這次大學征復興運動背後的上帝學理念，我們大可從趙君影的成長過程去分析。趙君影本人曾說過：“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要派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

 
于力工牧師曾評論到趙君影所領導的大學生復興運動，是以“加爾文信仰為重，用的卻是衛斯理約翰派的方法……故要再重生再悔過，這也是說，人需要經過關頭經驗 (Crisis Experience) 才能成聖，才能完全不犯罪，過得聖生活，不致再從罪中墮落。”可見趙君影的上帝學觀念，簡單而言就是植根於加爾文主義，然而也強調約翰衛斯理的成聖觀，因此在他的講道中經常要求會眾悔改認罪，追求成聖。

在當時國共兩黨的鬥爭之下，極力進行學生的工作，就是學生團契也遭到滲透。趙君影為了避免政治鬥爭，堅持屬靈的工作，使親共的學生難以滲入團契，他們相信靈性與事奉的火熱是不易長期偽裝的，有團契在新同工上任時，先來個三小時的禱告會。“可見當時學生團契，堅持要堅穩的福音信仰才可以當團契領袖的重要。”

 

 

 

 

趙君影小傳

他於19O6年生於湖北省的漢川縣，六歲時母親病死，父親則是一個不思長進的吸毒者，他自小便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而且非常的吃苦與貧窮：上帝在他的一生中有著不少的雕琢與磨練，以至預備他將來帶領一個偉大的福音復興運動，茲將其一生簡單介紹於下：

決心的歸依

年青時熱愛運動，在杭州之江大學四年間，為大學籃球校隊隊員，曾任隊長，讀至四年級時，僅差三個月就大學畢業，卻肺病復發，迫得要立時退學，回到蘇北養病。他在養病期間，由於得到一位女傳教士悉心的照顧，令早年喪母的他，也能有機會一嘗母愛的感受。1931年，他參加了淮陰教會的佈道會，當時邀得大佈道家許志文牧師及上海伯特利佈道團主領聚會：許牧師並不用什麼高言大智去傳福音，他簡單直接的引用聖經，並且穿插著一些動人的故事，使與會者非常的感動，結果有不少人走到台前悔改信主。趙君影雖然心受感動，但不願當眾決志，但他卻被許牧師指土：“人人都是罪人，即使受了大學教育，仍是罪人，應該悔改”，結果他就一面禱告，一面哭泣的走到台前決志信主。

疾病的磨練

上帝將趙君影從充滿自信的情況下面給予人生的打擊及信心的學習，肺病在當時是看成絕症似的，他在完全絕望之下，迫得緊緊的依靠上帝，因此而靈性得到了很大的進步；他一生雖然沒有念過神學，但在患病期間，病床就是他的神學院。他在養病期間，閱讀了大批的屬靈書籍，而且很多都是英文的著作；他也很喜歡看托爾斯泰的作品，加上他個人豐富的聖經知識；結果漸漸醞釀成他日後大學生工作中幾篇重要的講章：第一篇是〈上帝觀－－我為什麼相信有上帝？〉，第二篇是〈我的人生觀〉，第三篇是〈我的宇宙觀〉，第四篇是〈我的倫理觀〉，這些資訊帶領不少的學生信主。後來上帝使他在第三期的肺病中得到奇妙的醫治，經過了一段短時間的教學生涯後，他便一生走上了這條全時間事奉的道路。

絕對的降服

當趙君影在江蘇鎮江中學任教時，對一位到當地傳道的姊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她傳講對付罪惡的真理，令他很受感動，並為自己的罪而懊悔起來；最後這位名叫張性初的姊妹，後來竟然成了他的太太，在他事奉的道路上成了很大的幫助。他們結婚以後，便在揚州的內地會開始傳道的工作，他們是完全憑信心過生活，沒有固定的薪水，生活過得很清苦。某次，他的父親對他大發脾氣，要與他斷絕父子的關係，甚至要拿刀斬他，因他視傳道工作如同討飯的乞丐。趙君影非常痛苦的在上帝面前禱告：“我是一個討飯的傳道人，我枉費了人生，毫無志氣，連父親都養不活，我虛渡了人生嗎？什麼比遵行你的旨意更高貴、更美好呢？”他就這樣仍然決心走上傳道之路。

事奉的艱難

有一次當他準備出外領會時，卻苦無路費，等到最後仍無著落，最後由妻子提出賣掉最深愛的結婚戒指。她發出了這樣的禱告：“戒指雖是我們結婚紀念品，但我曾說過，我愛主勝過一切。故現在將戒指的所有權，完全交托給你，戒指也不再在我心中，佔有任何地位，因為它已屬於你了。”當趙君影於翌日坐火車往領會的地方時，他在車上受到了聖靈的感動，眼淚不住的流下，寫出了一首今日仍感動著萬千信徒的詩歌，就是“主啊，我深愛你！”，其中一段的致詞是：“我眼流淚，我心破碎，主啊，我深愛你！或遭敵對，或遭誤會，主啊，我深愛你！”寫出他被主的愛所吸引而完全放下一切去事奉主。

鋼鐵就是這樣煉成，趙君影從小坎坷成長路，以至肺病的磨練及生活的信心的學習與依靠，上帝就這樣訓練了他自己的工人。他在日後推動的大學生福音與復興的工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能夠排除萬難的完成這歷史時刻的任務。


 

趙君影與抗戰時期大學生復興運動

 自1937年開始的中日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言傳的慘痛，很多人失去了親人，並且要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大批難民被迫由沿海逃到中國的內陸以至西南西北之地；國民政府亦由南京遷至漢口，最後遷至重慶。至於當時各地的大學情況，它們不是遷到大後方就是停辦，較為著名的就是由不同院校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和西北聯大的成立，讓大學生能繼續有受教育的機會；至於教會的大學，則成立了由華西、金陵、金陵女大、齊魯醫學院及東吳大學生物系等組成的基督教聯合大學。

在苦難與戰爭的陰影之下，遠離家鄉的莘莘學子更需要福音的慰藉與信仰的支持，因此而做成了大學生的歸主運動與復興運動；趙君影牧師於這大時代乘時而起，帶領著這個復興運動的發展，影響著當時以至到日後的大學生福音事工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