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華早期的小書《理性的規避》把現代思想的特徵溯源至中世紀的亞奎那斯。亞奎那斯的神學採納了希臘思想,在恩典與自然的對立中,容讓自然的理性佔有一席位。
中世紀的歐洲人摒棄自然,崇尚超自然屬天的事,亞氏卻認為人的「智慧尚未墮落」,「人的理智成為自主的,在理智的範圍裏,人是獨立的,自主的」。隨著人類理性的地位日益高漲,高舉自然的勢力也越發強盛,漸漸侵吞了恩典。
宗教改革力圖使自主性歸於上帝,認為就救贖而論,人絕對沒有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人文主義走的卻是另一條路,取消超越的上帝,代之以人的自由與自然互相對照。人的自由就是康德的道德意志,而上帝是理性所不可及的,所以上帝從這個世界被驅逐出去。
自由與自然兩個世界仍然有連貫性,在理性範圍內,哲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都嘗試尋求知識的一致性(unified
field of
knowledge)。由亞奎那斯以後所強調的自主理性,導致人在知識論上完全自主。十八世紀後,人類的理性活動高漲,進一步把原先自由範圍的道德意志驅逐,形成非理性與理性的自然對立的局面。
可是,薜華並未留意到,人的道德意志始終需要安頓,在康德以後,道德主體不再需要上帝保證,也就是從上帝的絕對性退回人的主體。這樣,道德主體完全建立在人的心靈中,結果人的道德理性和人的自然感性糾纏在一起。康德雖然有上帝、靈魂不滅及自由意志作為道德形上學的設準,可是這三個設準並沒有必然性。到了後來,當上帝被驅逐離開世界舞台,道德主體的自由便只能在肉身之中安頓;人所認為的善,只存在於感覺之上。道德心性之學變成了心理學,人只有一大堆衝動(impulses),而使衝動得以釋放,就是快樂,就是善。由於感性是在理性之先,所以感性不受理性批判,人生的倫理道德從理性墮入感性,成為非理性的內容。非理性並非反理性,而是不在理性審斷之內。
薛華雖未能把握到上述思想演變的脈絡,卻正確地描述了這時期的特徵:普遍性(universals)不再順從古典理性,其特徵顯示於存在主義、現代藝術,以至現代神學的非理性尋問。這些學科不再追隨邏輯,甚至不能用日常的語言來表達。環視周遭的電影、報章、宗教現象等,便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