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教運動之蓄勢待發

改教運動的前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古詩有云：山雨欲來風滿樓。改教運動發動的前夕，整個歐洲在思想、經濟、政治，都醞釀著重大的變動﹔中古的思想、經濟、政治架構已在全面崩潰的邊緣，問題 就是誰來帶動那變革，誰來點燃那一觸即發的導火線。那位站在歷史的關鍵點，將教會、甚至整個歐洲領到一個新紀元的人，便是馬丁路德。

其實在馬丁路德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力圖改革教會，但他們都沒有成功，為什么馬丁路德卻能掀起軒然大波，將形勢改變過來？在這里我們不妨談一談一些重要的因素。

在思想方面，中古的神學架構經已僵化到一個與平信徒日常生活完全脫節的地步﹔于是不少信徒傾向追求個人的屬靈經歷，而個人經驗便因此成為認識神很重要的因 素，而不是理性的思辯。一種反經院學究式理性的意識開始形成，信心及個人經歷便漸漸成為人掌握神的啟示最重要的因素。于是，馬丁路德在這時候強調信心的經 歷而否定學究式的神學理論，真是一呼百應，深得人心。

同時，當時有很多有學識的人，致力研讀聖經及初期教會歷史，他們發現當時的教會與新約及初期的教會有很大的差別，于是便引起很多人對聖經有濃厚的興趣﹔聖 經的權威便漸漸提高，而教會傳統及教皇的權威便相對地下降。很多人要求回到聖經的教訓去尋找信仰的依據。因此當馬丁路德提出聖經權威高于一切時，有很多人 就產生共鳴。

然而這一切若沒有當時經濟及政治架構的變動作背景，馬丁路德的改教，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在十四、十五世紀，歐洲的經濟有很大的變化。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漸漸 被商業及手工業所取代。于是商人的勢力日益壯大，而相對地，作為農業大地主的貴族勢力則日漸衰微﹔不少貴族在這變動中甚至家道中落。其實在十字軍東征時， 貴族也死了不少，為支持東征而致家道中落的貴族也不少。沒有了貴族的傳統勢力，變革比較容易。同時，封建制度的政治架構開始變成一種各自為政的城邦形勢。 神聖羅馬帝國名存實亡﹔有軍事力量的地方勢力往往可以抗拒神聖羅馬皇帝的命令。馬丁路德在改教時就是德國的貴族保護，而不致被神聖羅馬皇帝逮捕、燒死。這 是馬丁路德成功的最大因素。
有了以上的所謂天時地利，若沒有馬丁路德獨有的屬靈透視力，一切也是徒然。以往很多人指出教會的失敗、腐化，要求改革，但他們所看到的，都不是問題的症結，他們對教會所攻擊的，都不是要害。馬丁路德卻掌握了當時問題的焦點，然后向要害出擊。

那問題的焦點是什么？便是教會對救恩的幣解出了問題，而引致馬丁路德對教會提出抗議的導火線便是贖罪券。

贖罪券是怎樣來的呢？原來在初期教會，教會為了幫助跌倒的信徒重新過聖潔的生活，便鼓勵他們在認罪后實踐悔罪操練，一方面為罪孽作補贖，一方面幫助自己過 聖潔的生活。信徒這樣做是表明自己悔罪的誠意和決心，經過這悔罪操練，教會向他宣告的赦罪才算有效。久而久之，信徒在犯罪后為罪孽作補償便成了一種習慣。 有些沒有誠意悔改的人，為求心安，也會為自己的罪作補贖。為罪孽作補贖有很多方法，有的鞭撻自己的身體，有的到老遠的地方朝聖，有的保存殉道者的遺物，有 的修橋建路，有的捐獻金錢。在中古時代，很多信徒相信有煉獄，于是便惶恐終日，恐怕死后因生前的罪孽而受刑罰。加上回教的影響，中古世紀的信徒竟相信天使 長米迦勒在天上手拿天平，將人的善與惡放在天平上稱一稱，那些行惡多于為善的便得受刑罰，以作補贖。在這種懼怕刑罰的心態下，很多人便力求在生前為自己的 罪孽作好補贖，以免死后受苦。贖罪券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贖罪券的本意不是用來贖罪或赦罪，而是信徒在接受了神的赦免后，為自己的罪作出補贖。按照當 時教會官方的解釋就是這樣﹔但信徒卻弄不清其所以然，一心以為贖罪券具有贖罪的應許，并且是一種贖罪的憑據，任何人擁有這些贖罪券，便可以罪得赦免。這樣 一來，耶穌為我們受死的救贖功勞便沒有什么意義了。而且有了贖罪券便等于有一張護身符，任意犯罪也不怕。最令人覺得可怕的是，教會不單不清除這種迷信，為 了增加收入，竟助長這種誤解與迷信。

從十四世紀開始，由于教皇的財政支出日益龐大，而教廷的國庫卻日益空虛，教會已面臨破產的邊緣。為了增加收入，教皇在主后一三ＯＯ年開始發行贖罪券。他定 這一年為禧年，在這一 年凡到羅馬朝聖的人，便可得到贖罪券。于是很多信徒涌到羅馬，羅馬便因此得到極其可觀的收入，至于那些未能親身到羅馬朝聖的，可用金錢代替朝聖而得到贖罪 券，這也帶來巨大的收入。教廷在得到龐大的收入后，便決定每一百年一次禧年，發行贖罪券。但由于經濟的壓力，到主后一四ＯＯ年時，教皇便將一百年一次禧年 改為每五十年一次﹔到主后一四五Ｏ年時，又改為每二十五年一次。在一五Ｏ一年，剛慶祝完禧年，教皇便宣告，下一個禧年是在五年之后，即一五Ｏ六年。到這時 候，几乎每一年都成為禧年了，而贖罪券也是隨時可以用錢買到的。在主后一五一五年左右，教皇利歐十世（Leo ⅹ）急需一筆巨款興建聖彼得大教堂，于是便大事發行贖罪券。每一個教區只要給教皇繳付一筆巨款，便有權售賣贖罪券，而所得的金錢便歸于那個教區。為了取得 賣贖罪券的權利，不少大主教首先向銀行貸款，繳付給教皇﹔而銀行為了確保主教們依期還款，往往派專員協助教區推動贖罪券的銷售。

馬丁路德所屬的教區，乃在勃蘭登堡的大主教亞爾拔的管轄之下。這位大主教為了奪得另一個教區的統治權，不惜向銀行借貸巨款，獻與教皇。為了還清這筆款項， 他便派他的手下特次勒修士，周游各處，銷售贖罪券，特次勒極有說服力，他向信徒宣稱，當信徒將金錢放入錢箱中叮當一聲的響一響時，在煉獄中的靈魂便跳躍一 下，信徒將越多的金錢放入，煉獄的靈魂便跳躍得越高，越接近天堂了。于是，很多無知的信徒便涌到他那里，將金錢獻上，而他們每到一城，都是滿載而歸的。
當馬丁路德看到這情況時，心中非常悲憤。他覺得教會將基督白白的救恩變成一種商品來售賣，是一種極大的錯誤，他一方面懷疑教皇到底有沒有權柄赦罪，另一方 面，他不斷地問道，假若教皇真的有權赦罪，為什么他不免費地向人赦罪，而要收受金錢？他越想越覺得不安，便毅然寫成著名的《九十五條》，向教會提出質詢， 希望教會當局能對于他所列的質問作反省。最初他的目的只是要求教會高階層的領袖作回應，絕對不想驚動單純的信徒，因此《九十五》是用拉丁文寫成的，普通的 信徒根本看不懂。但想不到這《九十五條》一出，便掀起一發不可收拾的改革浪潮，連路德自己也始料不及。
改教運動先鋒–馬丁路德

正如前面提過，十六世紀初期，歐洲的思想形態，經濟結構及政治形勢，都不斷在變，而這一切的變動造成了改教運動發生的契機。改教運動的發生真是大勢所趨， 時機雖然成熟，客觀的環境雖然醞釀著一種巨大的變動，但若沒有一位屬靈的領袖，把握神塑造歷史的契機，恐怕改教運動仍要等待。假若沒有路德將教會一切腐化 失敗的症結揭示出來，那么教會的改革恐怕仍會像以往一樣，東修修、西補補，完全沒有什么突破。

路德，這位改教的先鋒，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路德是一個律已甚嚴的人，他出自極貧寒的農家，主后一四八三年生于埃斯里本的一個小村內。自少他的父母對他管教甚嚴，以致他曾因為受不了而離家出走。受過 這嚴厲的管教，路德對自己的要求極高，他非常佩服那些透過貧窮受苦來追求聖潔的人。大概十歲左右，他的父親漸漸富有起來，有能力將他送到很好的學校受教 育，他的父親希望他將來能成為一個出色的律師。路德是一個勤奮好學而天資聰穎的人，他于主后一五Ｏ一年進入當時德國極負盛名的艾爾弗特大學，一五Ｏ五年取 得碩士學位。他的父親為他感到驕傲，隨后他便順理成章的修讀法律。但就在開學不久，一個經歷把他整個人生的方向改變。他一位好友突然逝世，死亡第一次很真 實地活現在他面前。不多日，在回家探親返校的途中，風雨大作，雷電交加，一個閃電打在他身邊，死亡仿佛就在他面前，向他逼進。在極度驚恐中，他俯伏在地， 向聖母求助，并許愿，若這次能保存性命，便把一生獻上服事神。這事以后不到一星期，他開始后悔自己所許的愿。但他卻堅守承諾，不到几天，便收拾行裝，放下 法律的學習，進入附近屬于奧古斯丁傳統的修道院。

在修道院中，他清心專志于一事，就是追求聖潔的生活來表達他完全的奉獻，以討神的喜悅。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嚴守修道院的規律。這一點不難做到。進一步便 是按照教會的教導竭力為善，愛神及愛鄰舍。但當他要求自己單純地愛神時，他便發覺里面對神的淡漠及抗拒。他知道要愛人如己，但他的自私、驕傲卻不斷涌現在 他面前。他要追求聖潔，但他卻常想著一些邪情私欲。問題在哪里？按照中古世紀流行的神學思想，那問題是出于他對神的奉獻不夠徹底，他的紀律不夠嚴格。于是 他便更嚴厲的操練自己。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使他內咎、沮喪，他感到莫名的痛苦。他本以為進到修道院，世界的邪情和私欲都被關在修道院的門外，沒想到罪惡的 勢力卻原來在他自己里頭。他開始感到自己無能為力。

修道院的主持施德比茲（Johann Von Staupitz）是一個很有屬靈悟性的人，他勸路德不要將注意力過于放在自己的罪上，而應多默想基督為我們的罪舍身﹔他勸路德不要因神的刑罰去畏懼神， 而要因他浩大的恩典敬畏瓷，因此他不需要將注意力在遵守法律上。因著施德比茲的勸導教訓，路德開始領會福音的真義。福音原來是神向人所施的無條件的恩典， 這恩典是人無論用什么代價也不能贏取的，人根本付不起這代價，因為神用瓷愛子的生命去付這代價，只有神才能付得起這代價。他突然醒悟，以往他企圖用自己行 善的功德去換取神的赦免及愛，去勝過罪惡的勢力，真是愚不可及。當他細心研讀保羅的書信，他便更清楚地體會因信稱義的道理是福音的中心。

因信稱義，在我們看來，是多簡單的道理，但在當時卻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首先，整個中古的神學架構都被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所籠罩。這兩位哲學家認為 人要解脫物質世界的牽引及纏累而達到真理的境界，必須經過一層一層向上的提升。一種突如其來的大徹大悟，悔改，立刻與真理聯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人必須一 步一步的向上。正因如此，人對恩典的幣解便變成數量化﹔恩典由少積多，直至足夠叫人得救。

同時，什么是信心？當時對信心的幣解與我們現在所領悟的也很不同。對于中古的信徒而言，信心就等于是承認教會所宣告的信仰。信心就是宣認一些信條，一些教會的傳統。

路德最大的突破就是對信心和恩典有一種全新的理解。信心，對路德來說，不是承認一些信條，而是一種被神抓住與神發生關系的經歷。人的信首先由神的信實開始 ﹔神首先主動地向人施恩，邀請人與瓷再度建立關系。當人對這作出回應，與神和好，在瓷的恩典中生活，那便是信心的經歷。因此，信心是一種與神相交的經歷﹔ 信心的對象不是一堆的信條，而是神自己。當人相信時，這是表示他完全信任神，無條件地將自己的生命交與瓷。當人肯信任神時，他便會將自己的生命向神開放， 讓神的生命灌注入他里面。神的信實就在主基督的降世、受死、復活中實現出來。基督的降世將神對人的愛意表明出來，瓷的受死為了背負我們的罪，叫我們不再受 罪的轄制。當我們接受基督，我們便與瓷聯合，瓷的義便灌注入我們的生命中，成為我們的義。因此我們的義不是我們自己因善行得來的，而是因與基督聯合從基督 得來的。因此，真正的信心是完全被神的愛和恩典征服，讓神自己為我們成就救恩，讓神為我們建立瓷與我們之間的關系，而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提升。信心是 一種絕對的投靠和歸依。

更重要的，信心是每個人很個別地向神的回應，每個人都要自己向神作回應，沒有人能替代﹔聖人不能替代，教皇也不能替代。人除了以自己的生命投向神，他不能用其他東西來代替，不是他的金錢、房產，也不是他的勢力，神要得著的是那個人自己。

這樣突破性的發現將中古教會宗教生活的虛妄顯露出來。中古的信徒用承認、遵守教會的信條取代了對神的信靠與降服﹔他們企圖透過操練、善行，一步一步的向上 提升，于是他們積聚功德，以求稱義。他們似乎不知道每一個人都要個別地面對神﹔他們讓聖徒、聖職人員代替他們面對神，他們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愿意付任何 的代價以求得救。

贖罪券便是當時對救恩誤解的縮影。贖罪券將重價的恩典變成一種廉價的恩典，仿佛這恩典是用金錢可以購買的。教會一切的腐敗完全基于這種廉價的恩典，當人感 受不到神受人類付出莫大的代價是多么嚴重的一回事，而只是馬馬虎虎的用宗教生活去求心安理得，那是最可怕的事情。當時教會的情況就是這樣可怕。當路德向贖 罪券宣戰時，他是向整個教會的宗教生活宣戰，向整個中古時代的神學宣戰，他把握了問題的核心，正中當時教會的要害，迫使教會重新反省。

另外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教會的傳統原來與聖經的教訓相距這么遠，那么教會的權威便大受考驗。路德猛然醒覺，只有聖經才是最終極的權威，教會的傳統也在聖經的審判之下。基于聖經，信徒開始對教會的傳統質疑，當信徒敢于質疑，改革的運動才能興起。

衛斯理約翰生命更新之經過

1738年５月2４日是聖靈降臨節，被稱為約翰衛斯理之重生日（Aldersgate Day）。其過程如下描述。雖然，以歸正神學之立場，認為重生是在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與生命的主之前，先要被聖靈重生，才能做出此決定。而衛斯理約翰從小生於敬虔家庭，卻未經歷聖靈之作工。所以雖然他的重生是在成為宣教士之後，也不足為奇，因為外表之敬虔並不能使人更新，唯有與基督耶穌相遇才能有生命之變化。

衛斯理約翰與查理兩兄弟在他們的敬虔母親鼓勵之下，在1735年乘船往美洲宣教。但那時他們對於自己是否已重生得救仍抱著懷疑。另一些同船的歐洲信徒，他們卻顯得比他們兄弟倆更有信仰的喜樂與信心。當船遇見風暴時，衛斯理約翰非常害怕。當他注意到同船中的那些德國基督徒在狂風暴浪中卻仍安然的唱著詩歌，令他感到驚奇並覺得慚愧！

1736年到達美洲時，他向一位德國牧師Spengler請教：如何在當地宣教？

Spengler先請他回答兩個問題：

1、 “上帝的聖靈與你的心有否同證你是上帝的兒子？”

        衛斯理約翰從未聽過這樣的問題而無法回答。

2、 “你知道耶穌基督是誰嗎？”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衛斯理約翰如此回答

       

Spengler 再問：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經拯救了你？

       

衛斯理約翰回答：“我希望他是為救贖我而死的！”

這些問答使衛斯理約翰感到困擾。以後他在美洲的工作以失敗結束；在回英國的旅途中，他在日記中這麼寫著：「我到美洲去想感化那些印第安人，但是誰來感化我呢？」

又因自己對死亡的懼怕而覺得自己缺乏信心，心中十分憂傷。

1738年回到英國後，衛斯理約翰心中仍非常苦悶。1738年５月2４日，聖靈降臨節的傍晚，他帶著苦悶的心情走到倫敦的Aldersgate street 進入一間小禮拜堂，坐下來聽道。台上有一個人正在唸馬丁路德的羅馬書註解；論到人人皆必須藉著信基督才得蒙赦罪並稱義。人人皆須個別信基督，才能因信稱義對當時的英國教會仍是一個新道理；因當時教會皆認為幼洗便足以使人得救得永生了。

當衛斯理約翰越聽越明白，心裡便受到感動；據他的日記所寫，約到晚上8時45分，衛斯理約翰突然感覺到他的心奇異的熱起來。那時候他才完全相信他的罪因信基督而已被上帝完全的赦免了。當時衛斯理約翰在Aldersgate 所領受的，成為他以後52年事奉的基礎與動力，有兩大特點：

１、傳因信稱義的福音

2、他心中被聖靈點燃的靈火，繼續的燃燒著，沒有熄滅，直到他離世。

Aldersgate的靈性更新經驗，使衛斯理約翰成為神在十八世紀大大使用的一位忠僕；帶給英國以及全世界一次的屬靈大復興。

衛斯理約翰如此的經歷，也給我相當的啟發。因為，我們所信靠的上帝不僅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也是三位一體之上帝。由聖靈更新我們，使我們歸入基督裡，享受父神豐盛的愛。

當面對多加和我的婚姻時，我們經歷上帝再次的呼召：「你餵養我的羊。」

如何去餵養上帝的羊？當然神學裝備不可少，生命更新是更不可缺。這段時間，更是真真實實經歷這樣之陶造，上帝真真在動工。也願你也經歷聖靈的作工，使你能降服，讓我們在上帝國之實現的大使命中盡我們所當盡的責任。上帝國之實現是我們最大之盼望。

約翰衛斯理與循道派

壹　出身及教育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60）出生於一個英國國教牧師家庭，他的母親蘇珊娜（Susanna）的父親也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蘇珊娜曾生了十九個小孩，其中八個夭折。約翰排行十一。蘇珊娜很重視孩子的屬靈與道德的教育。
約翰六歲時，他們家裡曾遭人縱火。在寒冬中，大火快速的吞嚙了牧師館。當他父母親盡力救出了他們的小孩後，父親卻發現約翰還在樓上睡覺，沒有出來。但那時火已將樓梯燒燬，爬不上樓了，這時他父親只有跪下將孩子的靈魂交在上帝手裡。約翰這時已醒來，從一個櫃子爬到了窗子邊。有兩個鄰居疊羅漢，將他給救了出來。他後來形容他自己是「火裡抽出來的一根柴」。
約翰在讀牛津大學時就很敬虔，他和一些同學包括他的弟弟查理（Charles）在學校組成了「聖潔小組」（holy club），每週好幾個晚上聚會、以原文讀經。因他們的生活及聚會有著嚴謹的方式，被同學們戲稱為methodist。後來這個戲稱竟成為衛理宗的正式名稱。

貳　獻身服事與重生得救

約翰後來立志服事主，成了聖公會的牧師。他決心到新大陸宣教。在去到新大陸的海路上卻遇到了大風浪，船幾乎要沉了。他面對死亡的威脅惶恐至極。他在驚嚇中卻看見一群人不畏風浪，平靜沉穩，令他羨慕不已。原來這是一群去新大陸宣教的莫拉維兄弟們。他們教導他關於重生得救，持有永生確據的真理。
他到了新大陸開始工作，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太順利。他不但宣教沒有什麼成果，更因為和一位姐妹的關係沒弄好，被教會信徒排斥，灰頭土臉的回到英國。
在倫敦如同在新大陸時，他都常與莫拉維兄弟們交往聚會，希望能像他們一樣有永生的確據。在一七三八年有一天晚上，他終於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溫暖湧自心底。他知道自己已重生了。

參　佈道與建立組織

約翰雖然從莫拉維兄弟們獲益良多，但他卻不能完全與他們那種著重在內在感受的傾向相合，於是與他們漸行漸遠。這時，他以前「聖潔小組」成員之一──懷特腓德，已經開展了佈道的工作，邀請他也加入佈道團。在一段合作之後，他們因為風格及神學立場的不同而分道揚鑣。懷特腓德主張在街頭戶外佈道，約翰卻認為應當要有秩序，要在室內講道；約翰衛斯理持亞米念派的立場，而懷特腓德卻是個加爾文派。後來約翰開始了自己的佈道工作，並且得到很好的成果。
約翰的佈道工作在英國國教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當局給他壓力，要求他按教區服事時，他回應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約翰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被他復興起來的群眾要如何餵養？原來的教會不但不能餵養他們，而且與約翰的教導是格格不入的；「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約翰於是成立了他自己的教牧組織。他把十二人編為一個班（class）。每班設立一個班長。班長之上再設一領導，分層牧養。每班固定聚會，如同今日的小組。這樣的組織使得約翰的服事成果得以不斷擴大並延續。懷特腓德的講道雖然可能比約翰衛斯理更有能力，但前者卻沒有建立組織。今日人們但見衛理宗教會，卻不見懷特腓德的成果。雖然功成應當弗居，但沒有組織的一人事工，其影響力自然是較有限的。
約翰雖然建立了自己的牧養體系，但是他一直自認為是英國國教的傳道人，他也不希望他所帶領的信徒離開英國國教。他這樣的堅持一直持續到他離世之時。但是在他生前，他的組織早就與英國國教愈離愈遠。特別是在美國獨立之後，美國的循道派沒有辦法再找到英國教會按立的牧師，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按立了自己的牧師。這是違背了聖公會所強調的使徒統緒，在實質上已與聖公會徹底分家了。

Imago Dei 上主的形象─約翰‧衛斯理神學中的重要主題

作者:龐君華

Albert Outler，這位衛理宗的學者，約翰‧衛斯理思想的專家及新衛斯理著作全集的主編，對衛斯理的思想有這樣提綱挈領的評論「上主形象的更新，可以說是衛斯 理救贖論的主軸( the axial theme of Wesley’s soteriology)」（Runyon, 1998:8）。
 
　 　對人的救贖的關切，其實是西方自宗教改革以來，改教大師們所共同關切的課題，歐陸的宗改大師們大多以一種靜態的思維去構思人的救贖問題，這個傳統對人的 救贖看較以一種「人地位上的改變」來看待，作為一個罪人，恩典就是人從罪人的身分或地位得到改變。這個改變最大的關鍵在於作為審判者的上主，他按他的方式 （上主的義 Iustia Dei）宣告了人的罪得到赦免，人的地位改變了。人只能憑信心接受這個恩典，除此之外，人別無作為。

　 　衛斯理參考東方教會一種較動態的思路，人的救贖意味著一種人靈魂的「醫治」，這種醫治不是一次過的，而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醫治。這其中思想上重要的關鍵在 於，衛斯理對人裡面上主的形象的了解，有別於西方歐陸的宗改大師的觀點，西方歐陸的觀點，認為人的裡面雖有上主的形象，但是因為「墮落」的緣故，人已經完 全扭曲了這個形象，或以破碎的這個形象。衛斯理則將上主的形象分為三個層次，即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們基本的能力，使得我們可以有感應上主的感動，可以意識到自己與神的關係，使我們可以理解(understanding)或說有理性 (reason)，有意志(will)或說意願(volition)，或自由(freedom or liberty)。

　 　管治的形象是因為上主將大地交由人來管理，所以賜與人管理的能力如領導(leadership)，經營(management)等使人可以受託管理上主 所有的創造。與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墮落之後儘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繼續存在人性之中。儘管人在墮落（fall）之後，處在一種混亂的 形態下，上述功能卻仍能保留人性之中。

　 　至於道德的形象是標示著人能活出上主的屬性，如愛、公義、憐憫等等。與上述兩種形象不同，道德的形象並不能獨力存在。它必須奠基於人與上主之間關係的情 況。當人墮落後，人與上主間的關係自然受到影響，人的道德形象自然亦不能彰顯。這一點上，約翰‧衛斯理採用了典型東方教會傳統的看法，人性是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ion）上主的神性；當人─作為受造之物與創造的主之間關係的破裂，人在分享上主屬性的形象自然也無法彰顯。（可參John Wesley在彼得後書1:4的筆記 Explanatory Notes Upo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Epworth, 1950/1958, 890）

　 　由於人性在墮落之後，無法在與「上主的性情有分」，所以上主的形象在人性之中就不完全，即使人得到救贖之後，他亦須不斷地與上主有分，不斷地參與 （participate）。這個不斷參與的過程，就是指向聖靈的工作，所以亦有人稱衛斯理的救贖論是一種「聖靈救贖論 Pneumatological Soteriology」。人地位的改變─「稱義」Justification只是其中的一個過程，重要的是接續下來不斷地在聖靈的工作中，將上主的形象 彰顯出來。

　 　根據衛斯理的觀點，在人之內的上主的形象並未失去。「自然的形象」與「管治的形象」仍然保存，是為人性的特色。然而這兩個形象是中立的，猶如一座鏡子， 但是鏡子要反射出何種光芒，就要看它聚焦於何處。鏡子必須時常聚焦於聖靈，那麼就會完整地反映出上主的形象，這個形象在人性中發揮，就會如同上主般，對人 充滿憐憫。

　 　鏡子只是讓人有反射光芒的條件，它必須不斷地聚焦於聖靈，才會將上主的形象彰顯出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衛斯理強調「成聖」與「完全」觀念的特色。以及何 以衛理宗對靈修、聖禮的重視，將之視為「恩典的途徑」the means of Grace，因為這救贖的過程不是一次過完成的，而是動態地不斷地保持「呼吸」聖靈的能力，才能持續地更新在我們裡頭的上主的形象，也因此我們可以因由神 來的憐憫而服務鄰舍。

　　這就是何以Albert Outler會將上主形象的更新，放在衛斯理的救贖論中如此重要的地位。至於上主的形象在我們此間宣教的啟迪則留待日後繼續討論。這將是我日後重要的思考，因為這關係對衛理宗教會在台灣信仰實踐的特色。

<心得>
                             唯有基督之救贖使我們恢復原有上帝之形象.

約翰衛斯理的教堂及故居

 

1739年，約翰衛斯理在倫敦一個廢棄的鑄造廠講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聽道，使他興起了購建教堂的需要。後來他買下了這座因爆炸而廢棄的鑄造廠，將其整建 為一個可以容納1700人的大教堂。

教堂的樓上有寡婦收容所、藥房、出售衛斯理著作的書房、以及收容兒童的免費學校。整建工作於1740年完成，這裡便成 了倫敦循道會的總部（1740-1778）。

1777年，衛斯理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了一塊地，蓋建了一座新的教堂，總部也由原教堂改遷於此。新教堂位於倫敦市郊，原是聖保羅大教堂興建時，用來倒置廢棄物的廢土堆。

教堂對面 的山上，是座有名的公墓，專門埋葬著許多不依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天路歷史作者本仁約翰，以及衛斯理之母蘇珊娜均葬於此。

1899年教堂曾因大火而重建， 但大多依原有樣式重整。教堂前院中有約翰衛斯理的紀念像，他的故居就在教堂旁，建於1779年，仍保留著十八世紀的樣式，約翰不在外旅行時，多居於此。

故居中保有許多約翰衛斯理的遺物，他的禱告室，以及其他許多家具設施。約翰衛斯理的墓地，即是在教堂後方的小墓園中。

衛斯理兄弟小傳

十八世紀的英國，是最沒有希望的國家；早期的"工業革命”帶來社會轉化的產痛，貧富不均，道德敗壞，教會腐敗，像法國那樣的暴亂，似已成熟。神及時興起了衛斯理兄弟領導的循道運動，把英國挽救過來。

有個旅人，經過一座許久熟識的酒館，發現已經停業了。他問是怎麼回事。主人脫下帽子，指著牆上的一幅畫像，恭敬的說："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他引用約翰福音第一章6節介紹施洗約翰的話，見證神藉著約翰衛斯理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樣的見證有許多。

約翰（John Wesley, 1703-1791）和查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ley）， 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母親蘇散拿（Susanna Wesley），有十個兒女。他們都自幼受母親的熏陶，敬虔愛主。

1720年，約翰衛斯理進了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1727年，獲碩士學位，受選為院士，任講師，並被按立為聖公會執事。

1726年，查理衛斯理入學牛津。1729年，他組織了幾名同學，經常在一起讀經禱告，並互相勉勵，照聖經規範生活。戲笑他們的人，稱之為"聖社”（The Holy Club），或稱"循道派”（Methodists），還有"經蛀蟲”等名，他們都歡喜接受。約翰年長，成為當然的領袖，被稱"聖社神父”或"牧者”。他們的會員，還注意探訪醫院，監獄傳福音，並孤兒的工作。
1735年，撒母耳衛斯理牧師逝世。約翰邀同查理，要往美洲作宣教士，但因父親新喪，難以決定成行。他們的母親蘇散拿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孩子，我也願意他們作宣教士，即使不再見他們的面也無妨。”但她很快就再見到他們回來了。

在航行途中，船遇見大風浪，甚為危險。英國乘客們，懼怕死亡，不知所措；卻見同船有一組德國莫拉維（Moravians）弟兄們，甘心服侍別人，作低賤的工作，在風浪中安然唱詩，全然不懼怕死亡，給他們很深的印象。

1736 年的喬治亞州（Georgia），是新闢的地方，一切沒有秩序；查理與當地官員不和，半年後即返回英國。約翰繼續留在薩凡那（Savannah）的小教會 事奉。那裏有一名婦女，與他有感情的糾纏，遭受牧師責備並禁止聖餐；她的家族不服，控告衛斯理牧師，有被監禁的可能。他不得已，在1737年底，潛離返 英。

1738年二月一日， 約翰衛斯理離開祖國二年四個月後，再踏上英國的土地。他說："我到美洲去，是為了改變印地安人歸向神；噢，但誰來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這不信的惡 心？”他想，如果自己沒有得救的把握，不能夠勝過死亡的恐懼，豈不是為了一個夢，而愚蠢的付上那重大的代價？

衛斯理兄弟有一段時間，同莫拉維弟兄會一起聚會。約翰一有機會，就出去講道；但不能解決得救確據的問題。他同莫拉維的弟兄保勒爾（Peter Bohler）討論過聖經與經驗的問題，一直縈迴在他心裏。五月十九日，五旬節前的星期五，查理經歷了內心完全的平安，疾病也痊愈了。

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約翰勉強去參加在倫敦愛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聚會。他的日記寫著這著名的經歷：

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所寫的"羅馬書信序文”。約在八時四十五分，當他描述神藉著人對基督的信，在人裏面所施行的改變，我覺得心中奇異的溫暖。我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著了救恩；並且祂給我保證除去我的罪，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同年六月底，約翰衛斯理去到德國，見到莫拉維弟兄會的領袖岑森道夫伯爵（Count Nich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他在他們中間約一個月，然後回到倫敦。有一段時間，他仍然與莫拉維弟兄會交往，但發現他們過於高舉岑森道夫，並傾向敬虔派，而且有神秘的色彩。 到了1740年，宣佈不能進一步合作。

1739 年， 威特腓開始露天佈道。 三月二十九日，威特腓同約翰衛斯理談起這新的佈道方式。約翰起初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習慣於禮儀和規範，認為救人的靈魂，必須在教堂舉行。但威特腓提醒他， 主耶穌自己是在野外講道的，要從大路上和籬笆外請人來聽福音。約翰自己也接受了這種佈道方式：一則聖公會的教堂，常拒絕給他們使用；再則聚會的人數太多， 由一千人增加到五千人，不久就有上萬的人聚集，沒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納。此後衛斯理一生騎馬乘船旅行了約二十五萬哩，講道四萬多次，大部分是在戶外舉行。 衛斯理從四堵牆中間解放出來，形成了"世界是我工場”的事奉觀念。

神的能力與約翰衛斯理同在，聖靈在聚會中彰顯，有人哭喊倒地，也有神蹟奇事隨著，鬼被趕出去，疾病得治癒。衛斯理勉勵會眾安靜，守秩序，嚴格禁止造成混亂，注重紀律，要人認罪，對付罪。

1739年，威特腓到美國旅行講道。1741年，威特腓與約翰衛斯理辯論加爾文派信仰和阿民念信仰問題，二人的意見不同，決定該分開。不過，以後彼此尊敬；威特腓常記念約翰在信仰上的引導。 1770年，威特腓在第七次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去世。有人問約翰衛斯理，將來在天堂的時候，會不會見到威特腓。衛斯理回答說："當然不能！因為他遠在我的前頭，比我更接近寶座。”十一月十日，約翰衛斯理在威特腓的葬禮上講道。

衛斯理兄弟都善音樂，注重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寫了約七千五百首聖詩，發表的有四千五百首；其中有部分是韓德爾（George Friderie Handel, 1685-1759）為他作曲。約翰寫的較少，但他決定編校出版。但兩兄弟的曲譜都是由別人作的。他們的聖詩，在推廣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貢獻。現在所有歸正教會使用的詩集，無不選載他們的聖詩。

由於早年的不愉快經驗，威特腓到美洲殖民地佈道時，約翰衛斯理認為沒有希望而阻止他。 但到1776年，美國獨立的時候，循道派信徒約五千人；十八世紀初，已有五萬人，且曾成為會眾最多的歸正教宗派，現在更遠超過了在英國衛理宗信徒的數目。約翰衛斯理本不願從聖公會分離出來；他的目的是復興，潔凈，成為像使徒的教會。 從1739年，在倫敦舊鑄造廠，建立第一座教堂，到1791年約翰逝世， 在英國的會友超過了七萬人。

查理於1949年與賽莉 （Sally Gwynne） 結婚，新娘比他小了近二十歲，婚禮由約翰衛斯理主持；婚後生活美滿，育有子女三人，其中查理（Charles II）和（Samuel）是有成就的音樂家。他於1788年逝世。

約翰遲至1751年與一寡婦瑪麗 （Mary Vazeille）結婚，多疑善妒，使約翰非常痛苦。1755年，即曾分離；至1771年一月二十三日，更離去不再返回； 到她於 l781年十月十二日去世時候，她丈夫竟不知道。

約翰衛斯理到八十五歲時候，仍能騎馬出去講道。 1790年十月七日，他講了最後一次露天佈道。次年，二月二十三日最後一次傳福音，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6節："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離世。他一生不為自己積蓄錢財，都濟助了窮人人；自己只為了主而過簡樸生活。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和影響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生平簡述

十八世紀的英國，道德廢弛，社會黑暗。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靈性普遍低落，酗酒問題嚴重。在這種光景之下，改革復興的需要與日俱增。1728年，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聲》（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籲教會重新建立屬靈秩序。各樣鼓勵人禱告、讀經、培靈的「會社」也紛紛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復興，還是要到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運動，才真正匯集成為一道洪流。

約 翰生於1703年，是家中的第十五個孩子。父親撒母爾衛斯理（Samuel Wesley）是聖公會愛普渥（Epworth）農村教區的牧師，為人剛直勤奮。母親蘇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嚴謹的教育她的十九個孩子。1720 年，約翰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就讀（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畢業後繼續進入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廿二歲就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亦於1726年進入牛津基督教會學院就讀，並發起了一個以勉勵學習、追求聖潔為宗旨的同好會。後來約翰回到了牛津，便做了 這個同好會的領袖。他們的生活嚴謹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並樂意賙濟窮人。同學們戲稱這個小組是「聖潔會」，後來索性稱他們為「循道友」 （Methodists），形容他們對理想教會的追求。

1735 年，衛斯理兄弟應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聲，前往喬治亞（Georgia）傳教。當他們的船在大西洋時，遇上了暴風，約翰對於同船的摩爾維亞信徒，在惡劣的 環境中仍能唱詩讚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在喬治亞的傳教工作並不如理想中順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問題返回英國。約翰在喬治亞期間，與摩爾維亞弟 兄們多有接觸，1738年回到倫敦後，便繼續與他們來往。在摩爾維亞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幫助下，約翰發現自己不能憑著聖潔或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約翰不大情願的走到艾德門街（Aldersgate）聚會。聚會 中，約翰聽見了馬丁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恍然大悟，藉著信入耶穌基督，獲得了新生。這可視為他基督徒生活的開始。三星期後，約翰動身前往德國，與新 生鐸夫會面，並參觀主護村。

回 到英國後，約翰應懷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傳道。懷腓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傳道人，年幼時家境清貧，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牛津大學半工半 讀。他在牛津求學期間，認識了衛斯理兄弟，並加入了「聖潔會」。懷腓特的講道感力極強，引起守舊派人士不滿，教會向他關閉。1739年2月，懷腓特開始在 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曠野，向礦工傳道，成千的人流淚相信耶穌。起初，約翰對於在田野講道一事有些猶豫，但隨後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 信徒講道。儘管約翰的講道不如懷腓特那樣出色，但是福音卻帶著聖靈的能力傳遍了全英國，成千上萬的人悔改得救。衛斯理兄弟和懷腓特勞苦奔波的四處傳道，走 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帶進了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2. 循道運動的興起

約 翰衛斯理極富組織及管理的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後，必須進一步的造就。為了要栽培這些復興的信徒，他在1739年，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會社。「宗教會社」 是當時普遍流行的制度，將信徒分為若干小組，方便彼此造就。約翰輪流探訪這些會社，負責監察及紀律的執行。因著人數的增長，牧養會社的工作日漸加重。 1742年起，約翰開始允許平信徒講道；並隨著會社的發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財物）、教師（照顧學校）、探訪員（探訪病人）等非正式的職務。1744年， 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年度會議，之後將全會社劃分成幾個教區（Circuit），由遊行傳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並設立教區長（Superintendent），管理教區事務。

儘 管循道會社蓬勃發展，約翰衛斯理卻無意使其脫離聖公會，而將會社視為國家教會的一部份。然而，循道運動已逐漸發展出獨立的體系，又與聖公會神學觀點不一， 終究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約翰與懷腓特在關於揀選與救恩的真理上，亦持不同看法。懷腓特贊成加爾文派的觀點，認為人的得救是神預先的揀選與施恩。約翰衛斯 理則受聖公會的影響，傾向亞米紐斯觀點，認為基督為眾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雖然雙方時有辯論，卻未損及友誼，也未影響兩人傳講因信稱義之道的負擔；然 而，在教義與組織方面，確走向了不同的發展。1748年，懷腓特得到了漢廷頓伯爵夫人的支持，這位有錢的伯爵夫人自創了許多會社，發展出循道會中的「漢廷 頓夫人系」，演變成為循道會中的加爾文派。1770年，循道會的年度議會上，約翰衛斯理堅決為亞米紐斯派辯護，獲得了瑞士神學家傅勒徹爾（John William Fletchler）的支持，傅勒徹爾也逐漸成為循道運動的重要神學家之一。1779年，漢廷頓夫人系從英國聖公會中獨立出來，成為威爾斯循道會。 1784年，約翰衛斯理制訂宣言書（Deed of Declaration），選出百人的議會，在衛氏死後繼續接掌會社事宜。同年，因著北美宣教的需要，衛斯理和聖公會的若干位長老，一同按立了長老和美國 循道會的監督。然而，循道會一直要到衛斯理死後，1795年的「和平計畫」（Plan of Pacification）才真正成為一獨立教會。

約 翰衛斯理作工極為勤奮，五十年內旅行佈道超過廿五萬哩，足跡遍及英、德、荷等地，講道四萬多篇。在他去世之時，循道會在英國已有八萬會眾，美國也有六萬之 多。今日循道會在全球有超過四千萬的信徒，是英、美屬一屬二的福音派團體。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逝於倫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書籍，一件穿舊了的牧 師袍，一個常被咒罵的名字，以及一個循道教會（衛理公會）。」其弟查理衛斯理雖不如約翰那樣出名，但卻與以撒華滋（Issac Watts）、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同被列教會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查理一生創作了七千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詩歌也收錄在我們所使用的詩歌本中，如《詩歌》 74首「聽阿，天使讚高聲」，135首「哦！願我有千萬舌頭」，144首「我們要從哪裡說起」，209首「耶穌你的全勝的愛」，391首「你這『恬靜』隱 密之源」，729首「耶穌，我人的愛人」等。

十 八世紀循道運動所帶來的新鮮與復興，喚醒了當時腐敗黑暗的英國。他們尋求公義、摒棄惡習，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會革新的力量。這股力量影響了日後英國的司 法制度，避免了一場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國各個福音派公會，得到了普遍的復興，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蓬勃發展的海外宣教運動，立定了根基。

3. 屬靈復興

從 十八世紀德國敬虔運動開始，福音派便逐漸從死沉的宗教儀文中覺醒；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將這股復興的流推上了高峰。不僅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屬靈風氣為之一 振，連其他新開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也進入了大的復興。在這段時期之中，福音派普遍看重個人的信心與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等教義、以 及福音的傳揚。

英國福音派的復興

在英國方面，除了循道會之外，聖公會福音派在康威爾（Cornwall）的帶領下，也尋求教會的更新。其他中層知識份子，如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威廉羅曼尼（William Romaine），也在不同方面致力於福音的傳揚。其他如創立英行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亨利韋恩（Henry Venn），對英國文藝界深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摩爾（Hannah Moore），劍橋三一教會的牧師查理西面（Charles Simeon），以及聖公會牧師約翰牛頓（John Newton）等人，都為當時福音派注入新鮮的活力。

1769 年，循道會開始了主日學的工作。1786年，英國教會主日學（The Church of England）成立，將此種免費的宗教教育普及化，並於1803年創立了第一個主日學協會（Sunday School Union）。福音運動也成了社會改革的動力，1807年，在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推動下，英國國會立法廢除了境內的奴隸買賣制度。此後舉凡監獄人權、不良風俗、兒童勞工等問題，亦一一獲得改善。循道會也積極 從事社會救助，以實際的行動關心貧民、分派衣食、並設置醫療機構。英國福音派的復興，使許多人悔改相信耶穌，激發出一股鮮活的生命力。

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復興

復 興的風早在1735年就吹到了威爾斯。在泰加斯（Talgarth）一地，一位名為哈里斯（Howell Harris）的學校校長，在偶然閱讀一分刊物後深受感動，在主日聚會中受了浸。他受浸之後全然火熱，不僅四處向人見證救恩，還組織信徒小組，該小組就是 後來的威爾斯加爾文循道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哈里斯盼望加入聖公會的事奉行列，但遭到拒絕，他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四處傳揚福音。他的講到復興了整個南威爾斯，幾乎可媲美衛斯理和 懷腓特在英國的工作。同時，另有一位名叫羅蘭滋（Daniel Rolands）的信徒，在蘭吉度（Llangeitho）一地講道，並與哈里斯同工，為威爾斯帶進了大復興。蘇格蘭的復興要歸功於懷腓特。1741年， 他應邀到該地作工，當時蘇格蘭的宗教連姓普遍低落，懷腓特的到訪使得此地開始了復興，並進而擴展到加堡斯梁（Cambuslang）和基書 （Kilsyth）等地。

美洲的復興

美 洲的復興最早可以追溯至1720年。德國的敬虔主義者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在北新澤西開始傳講內裏更新的信息，並設立福音性的禱告聚會。他的傳講至終興起了一股復興，產生了美國的荷蘭更正教會。 1734年，麻州諾坦普頓的公理會牧師約翰愛德華滋（Johnathan Edwards），因著擔心當地信徒的屬靈情形，開始傳講一系列信息，因而帶進了全鎮人民的悔改。他將諾坦普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神奇妙作為的忠實報導》 （Faithful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Works of God），成了極為暢銷的作品。他的講道和著作，造成了大的復興。三年之內，復興的浪潮遠佈新英格蘭、紐約、新澤西、賓州、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等地。浸信會 與長老會都在這些地區急速擴展。大復興在1740年懷腓特加入後達到了高潮。他與富瑞林浩生、愛德華滋等人組成聯合團體巡迴佈道，功效卓著。美洲的大復興 不僅改善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為本土的宗派紮下根基。各教會紛紛開辦大學，提高教育素質，加強對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傳教工作，並萌發了日後民主政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