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族征服西羅馬帝國

    在萊茵河以東、多惱河以北，原住著野蠻的日耳曼部落，因受到更野蠻的匈奴人的侵逼，就於主後376年越過多惱河入侵羅馬帝國，但在東羅馬打了敗仗，轉而攻打西羅馬，纏戰一百年，終於在主後476年征服了西羅馬帝國。

        在這戰爭連綿，痛苦與混亂的一百年中，安波羅修、耶柔米、約翰‧屈梭多模、奧古斯丁等偉大的教會領袖均在世。當時，耶柔米聽到日耳曼族的侵略蠻行時，正在伯利恆的洞穴中寫他的《以西結書註釋》，他驚愕得不能自制，深信「敵基督」近了，就在書上寫著說：「全世界正衝向毀滅，帝國首府，榮耀之城，慘被巨火吞滅，神聖教會淪為灰燼，上帝的聖徒被捉拿、苦待、殺戮。誰能相信立在得勝基石上的羅馬城，竟會毀滅，而她這個國度之母，竟成墳墓？」

        在羅馬的異教徒，一向認為羅馬的偉大是由於他們所信的許多神明所造成的，他們怪責基督徒離棄這些神明，以致災禍臨到羅馬。奧古斯丁在震驚之餘，寫下他最偉大的書：《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以回應異教徒的控訴，此書成為基督教最精彩的一本護教書。

        羅馬帝國教會的歷史，終於在主後476年，隨著西羅馬帝國落入日耳曼族手中，而告結束。

修道主義的興起

    修道主義最先開始於埃及，創立者是底比斯城的安東尼(Anthony)。主後270年，他在自己的鄉村開始過修道的生活。十五年後，他住進沙漠中的山洞，因此被稱為「隱士」(就是從世界隱退，過獨居生活的人)，當時有許多人仿效他的榜樣。也有一些人群居在一間大房子內，漸漸演變成修道院；修道院中，每個修道士有自己的小房間。

        修道主義很快從埃及傳佈到帝國的整個東方，修道士有時採取非常古怪的修道方式，例如：敘利亞的西門，在柱頂上住了三十年，直到死時；他造了幾根柱子，一根比一根長，他的最後一根柱子高六十呎，柱頂只有四呎平方，因此被稱為「坐柱者西門」(Simon Stylites)。從第五世紀到十二世紀間，敘利亞一帶有許多柱頂修道士。

        亞他那修將修道主義傳到西方，加上安波羅修、約翰‧屈梭多模和奧古斯丁的大力推廣，修道主義成為中古世紀生活中獨特的現象之一。

        為何這些人要去做修道士和修女？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動機是要逃離罪惡的世界，每天過聖潔的生活。修道士們認為可以藉著修道方法來喪失魂生命，因而得著靈生命的各種好處。

    那個時候，帝國已停止了對基督徒的迫害，所以殉道的事，是少有的了；而最足以表現為基督受苦而克己的作法，乃是修道主義。這也有助於促成修道運動的普遍化。同時，教會在處理那些對主不忠心者的事上，寬大派的主張往往勝過嚴厲派，這就使到許多人輕看經常的崇拜聚會，而走向洞穴隱居之途。

    又有人看日耳曼蠻族的入侵為上帝對基督教離棄起初的愛心與純潔而發的憤怒，因而決意去參加此一日漸蓬勃的嚴肅運動，以求逃避上帝的憤怒。另外有人看見教會的思想與實踐，受到異教徒的影響，發生了腐化，便深感不安。更有人看見西方教會當時流行的崇拜，只重形式，覺得痛心，就想在修道主義中，尋求與上帝更親密的交通。以上這些因素，很足以說明修道主義的興盛。

迦克墩大會

    教會對基督的神性曾意見分岐，如今對基督的人性以及神人二性之間的關係，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要在這方面獲得一致的看法，以及清楚的瞭解，需要更多的研討與思考，於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爭辯再度展開。

    當時，有一位名叫歐迪奇(Eutyches)者，他一面反對涅斯多留的「基督兩性相連論」(two natures conjunction)，另一面又攻擊以弗所大會所確立的「聯合後二性論」(two natures after the union)的教義。

    他發展了「一性論」(single nature)的異端。他認為道成肉身的基督，在聯合前是兩性，在聯合後成一性；基督的人性被祂的神性吸收，好像一滴酒在大海中被吸收了一樣。

        終於，主後451年，第四次大公會議在尼西亞附近的迦克墩召開，史稱「迦克墩大會」(Council of Chalcedon)，約有六百位主教參加會議。這次會議所制訂的信經和尼西亞信經同樣重要，教會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認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

    迦克墩信經宣告：「基督只有一個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

    而這兩性之間的關係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換，也不能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