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王明道所遇到的神學問題

 

  【人生的命運和歸宿】

  王明道自小對死亡懼怕,六到九歲時已經開始為死亡問題擔憂:「我怕死,但我知道遲早不免於死。我求長生,但我知道不會得到長生。我悲觀,我失望,沒有人給我帶來安慰與喜樂!每逢讀書或玩耍的時候也是興高采烈,但一想到人生的歸宿,就感覺痛苦萬分!」

  他時常想到「閻王審判」、「輪迴化身」、「人死如燈滅」的生命問題,他比較相信死亡是人生的終劇,卻又不甘心一生勞苦的代價只換來死的結局,心中吶喊著「我要尋求一條生路。我必須趁著我還活著的時候,解決這生命的問題。」

  王明道接受了上帝後,問題仍未解決。「朋友教導我敬畏上帝,也引領我信耶穌,但他沒有幫助我清楚明白上帝的救恩和永生的應許。因此我們是度著沒有來生希望的生活。」

  但是在小屋的靜思中,他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我從前最怕的就是死,現在基督已為我戰勝了死亡,把永生賜給了我,我是多麼的幸福啊!」

  王明道發現了永生的真理,使他不再對死亡有恐懼感,然而更重要的乃是他對生命有了一個新的目的,他不必再追求屬世的名利,而專心追求上帝的榮光,他不再留戀這個令他失望的世界。

  對進修神學的看法,王明道在發現永生的真理後有一點改變「我既知道了這些應許,便立時把從前所戀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虛榮名譽看作糞土。我也明白了要去作上帝的工作並不需要入神學院,最要緊的乃是用工夫去讀聖經,並且要受上帝的訓練和造就。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學,入神學院,以及到英國去留學的計劃完全放棄。 我只求上帝給我一個較長的時間,把聖經多讀幾遍。」

  【對道德問題的執著】

  王明道起初在校內與一般學生一樣「隨波逐流」,到1914年春天,受他一位學長的影響開始正視個人道德問題,同時他受到另一位青年會幹事謝洪賓及他著作的影響,思想起了很大的改變,他說「我開始明白人生的意義、人生的責任。我開始恨惡一切的不義。我開始羨慕聖潔良善的人生。」

  這是王明道屬靈生命的開端,同年復活節,他在倫敦會的一所禮拜堂接受洗禮。

  【對重生的強調】

  他雖年少無知,卻對追尋生的問題,十分積極;後來篤信基督教,生死問題得到了解決,他的神學思想非常強調重生之道,究其原因,少年時對生死的態度關係很大。

  王明道在自述重生的經驗上,有些值得我們注意之處,自覺重生前後判若兩人,對罪惡有很強的敏銳感,常因犯了過錯而悔恨自責,流淚痛哭,甚至擊打身體,王氏發覺自己「終日掙扎在善惡兩種勢力之下」。只有倚靠上帝的恩典,才能防備罪的試探,並活出屬靈的生命來。這種真摯的宗教經歷,構成了他的救恩神學重要的一環。

  【受外界的影響】

  王氏早年與基督教的接觸,對他日後神學思想路線有很深的影響,他在學校時接觸過保守的倫敦會;此外,他受到 謝洪賚 先生所編「修學一助」等書籍的影響很大。

  謝先生一直投身於基督教的著作界,他是民國初年基督教文壇上負有盛名的作家,他的代表著作有「基督教與科學」、「修學一助」、「讀書指要」、「致今日少年書」等;按當代的神學環境來看,謝氏是屬於保守派中較為開明的學者,對當時的神學爭論,常持守中肯的立場;在基督教與科學的書中答覆科學反對宗教價值的批評時說:「科學本無解釋宇宙的能力;也不能為道德的基礎。彼強以此為反對宗教的器具者,是大誤也。反之,宗教家不明基督教之精義,乃在於文字以外。而聖經一書,亦未嘗有說明物理之意,其欲以一切學理盡納諸教旨之中。則不免有嚮壁虛造,牽強附會之病。」

  謝氏認為基督教與科學各有其界限與功用,不但沒有真正的衝突,而且應當互相結合,成為宇宙間統一的真理。「科學可去宗教之迷罔,宗教可促人智之前進。二者同究上帝之手段,同求人生之幸福,目的無異。」

  謝氏不同意西方新神學派思想,對於他們否定聖經的神蹟奇事、耶穌基督的神性、創造論、歷史上的復活等道理,及改革社會,復興文化的主張,謝氏提出辯論說,他相信基督教的歷史根據,接受傳統保守派的神學立場,他給神蹟的定義是「曰神蹟者。上帝運用其超然之意志力,改變物理之進行,以成不經見之事,所以達道德之目的也。」

加爾文的聖餐觀

 

      加爾文的聖餐觀大概可以從三個向度去理解:「即一是表徵,二是以表徵為根據的實體,三是由表徵及實體所產生的功效或影響」。

      加爾文視聖餐為聖禮的一種,是有形的表記,根據他對林前十一25的 註釋,他認為聖餐是上帝的恩約的表徵:餅和杯是表徵了主耶穌以祂自己的身體和血與我們立定了一個新的盟約,這盟約是因著基督一次過的釘在十架,身體被擘開, 我們得以分嘗這屬天的永生;聖餐是一個往後看的回顧,承認上帝在基督裏所為我們成就了的救恩。換言之,聖餐是一個白白領受神恩的表徵,也是一個具體記念上帝應許恩約的行動。

      加爾文的聖餐觀除認為聖餐有記念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當下的參與,由於他認為表記是與表記所指向的實體相連,所以信徒領受餅和杯時,也同時領受餅和杯所指向的實體,而加爾文認為這實體就是主耶穌自己。以上的觀點是基於他對福音書和林前十一章中「這是我的身體」的詮釋,他不同意按字面直解或象徵意義來解釋這句說話,他認為這句話是一種聖禮形式的表達(a sacramental form of expression),是以有形的表記指向並象徵無形的真實。

      雖然加爾文認為表記是與實體相連,但這並不代表信徒參與聖餐時,就必然能承受聖餐中與基督聯合所帶來的一切恩惠。他認為唯有以確定的信心來領受聖道和聖禮的人,才能領悟上帝在聖餐中所施的憐憫、應許和恩典,所以信心是領受聖餐效力的唯一媒介。人若不是帶著信心來領受,則聖餐反而會成為他的審判。

2022年10月17日 星期一

九十五條款的真正意義

 

      路德的九十五條並未攻擊贖罪券本身,他所攻擊的是銷售贖罪券時所引起的弊端和惡習。對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議,然而路德的抗議所引發的衝擊,遠超過前人所作的。路德靠著聖靈的引導,提出對贖罪券的質問,他的手指,大膽地指向羅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點上。

      教會和它的首腦人物──教皇,因贖罪券的售賣,可以獲致大筆進項。尤有甚者,這時期整個教會系統已經腐化到一個地步,把聖禮和聖職人員抬舉到最重要的地位上。

      羅馬天主教規定,只有神父可以主持聖禮;若沒有告解禮、宣赦及贖罪券,就沒有救恩。一個人的得救與否,全操在神父手中。因此,教會對信徒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控制力量。

      九十五條所表達的意義,有將信徒自神父手中釋放出來的意向。這一下,羅馬天主教會不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實上,路德所搖動的正是當日羅馬天主教會的根基。

2022年10月15日 星期六

加爾文之教會論

 

  與路德一樣,加爾文認為教會的功能是宣講上帝的道及執行聖禮;不過,他卻同時強調教會有第三重的功能,就是教育信徒(正面),執行紀律(負面),協助他們過聖潔生活。

  傳統大公教會的教會論是神秘主義或本質主義式的,教會是基督身體的外顯形式、真理權威所寄寓處,及基督救恩的總代理。他們從聖統及教會體制來定義教會:教會就是耶穌基督交付使徒彼得的屬靈權柄,代代相傳直到今天的羅馬教皇。凡是教皇及其神聖體制所覆蓋的範圍,便是教會的轄境。宗教改革卻將教會看為功能性的。路德和加爾文相信,教會就是上帝的道被宣講、上帝的聖禮被執行的地方。從積極的角度說,上帝的道在哪裡被傳講,聖禮在哪裡被執行,那裏就是教會了。如此,按照加爾文的說法,在天主教裏也有真正的教會存在;而從消極的角度說,設若教會沒有負責任地宣講上帝的道,那它亦立即失去作為教會的資格。一個真正的教會是讓上帝的道被傳講且被遵行的地方。

  由於強調教會的功能性,所以加爾文將教會的重點由建制轉移到使命。教會的本質是實踐耶穌基督所交付的使命,特別是話語的職事。提到使命,自然離不開事奉崗位的問題。加爾文主張聖靈把不同的恩賜分配各人,讓他們在不同崗位上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職事包括教導的、傳福音的、醫治的、關懷的等。對加爾文而言,只有一種說方言的恩賜,就是說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用來從事專業的聖經研究。

  加爾文認定聖禮是教會性的,而並非個人性的。他反對在堂會以外舉行聖餐禮,因為聖餐禮是屬於堂會的。

2022年10月11日 星期二

200年前孤獨的傳道者踏足中國

 九龍城浸信會差會及建道神學院四月十五日於九龍城浸信會合辦「情繫中華──馬禮遜來華200年」講座,全場逾二百人參加,最後有多人立志宣教。

「孤獨傳道者」

首先是崇基神學院助理教授邢福增博士圍繞著「200年前的孤獨傳道者」,講述馬禮遜初來華傳教的種種孤獨境遇。首先是中國政府對他不歡迎,當時清廷厲行鎖國禁教,不歡迎外國傳教士,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沒有居住權。當時他亦在日記中感歎「我可作甚麼?」最後馬禮遜還是通過在東印度公司做翻譯工作才獲得繼續發展的空間。

東印度公司同樣不歡迎馬禮遜傳教士。當時的東印度公司擁有同中國的貿易特權,馬禮遜以傳教士身份欲搭東印度公司的船來中國的請求被斷然拒絕。因為東印度公司害怕幫助之後會影響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和自己的貿易特權。最後馬禮遜不得不先轉道紐約,再從紐約乘船到中國。

從紐約駛達澳門後,馬禮遜還遭受了當地天主教的排斥。馬禮遜來華的傳教行動被認為是帶有搶奪地盤之意的行為。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帝,消除我一切的恐懼。」

不僅外面受到壓力,妻兒相繼地去世使馬禮遜頓然失去了家庭的支撐,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1812年,馬禮遜的第一個嬰兒夭折,1821年的時候,馬禮遜太太不幸病逝。失去了家庭的馬禮遜在日記中寫過這樣的獨白:「我的心碎了,我將失去地上所有的快樂,她的死,令我非常可怕。」

在種種困難面前,馬禮遜並非沒有掙扎,他在1813年7月便曾這樣寫過:「……我也必須放棄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因為事實上,我既要為東印度公司譯員,又要當傳教士,這二者不可兼得的……比較妥當的答案,還是我遷往麻六甲或爪哇去做傳教事業。啊!上帝!求你指引我該怎樣做!」

但馬禮遜最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傳教使命,他深信神的作為。在從美國紐約出發向中國的船上,有人為馬禮遜,「您認為您可以改變偉大中華帝國的偶像崇拜嗎」馬禮遜答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最終馬禮遜完成了翻譯中文聖經及華英字典等工作, 「……必須承認十年來我們是有進展,但確實很小……在我們經過的路程中,確實是有许多的障礙,但也當記得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就當滿心感謝上帝。」他這樣向神感恩。

200年後又怎樣

然後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以「200年後又怎樣」為題講述中國目前的信仰情況。梁院長指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時間裏面人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馬禮遜選擇了來華傳教,在隨後的200年裏,大約有200個基督教機構派員進中國,有3萬多傳教士來華直接或間接宣教。由傳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培養的人才超過200萬。無法想像,基督教對中國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這些都是從一個‘孤獨’的傳教士的宣教開始的。

梁家麟又表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更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是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是一定需要信仰的。「當一個國家處於獨裁專制時,也许許不需要信仰,只要聽一個聲音就可以;但是要建立一個文明自由的社會,不能缺少信仰。」他打比喻說,「這就好像一個孩子,小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情聽爸爸的就可以了,但是長大後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思想。」他深信基督教將來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九龍城浸信會行政主任蔡少琪先生在回應時以聖經中的保羅、以利亞及耶穌基督的事工勉勵與會聽眾,他們做神的事工時都遭遇過孤獨的處境,尤其是做開荒工作更是如此。但在孤獨之後的是一大群同路人。正如馬禮遜來華宣教,如今更是數以千萬計的華人得救,這便正如聖經所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十九世西方和中國基督教的情況

 

英國在一百年的工業革命時期,帶來了國家的富強。歐美也受工業革命的影響,變得富有起來。其中以美國的發展最快,逐漸進入世界強國的行列。

 

基督教在歐美的情況

 

    基督教從十八世紀開始,興起了一連串的奮興運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當時出現不少著名的奮興佈道家,例如,慕迪、衛斯理等。這些神的僕人到各處開佈道會、奮興會,在聖靈的工作下,信主悔改的人數很多,而願意奉獻做宣教工作的也不少。教會對海外宣教工作的負擔亦日漸增加,各宗派的差會也隨著增多。歐美教會在十八、十九世紀大大復興,大量信徒已裝備好,等待去海外宣教,而中國的福音大門,也再在這時期開放。這樣巧妙的配合,實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基督教在中國的情況

 

    主後1860年至1900年的統計數字和以前兩段時期的比較,可說有很大的發展,主後1838年,來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只有卅多人,代表四個不同的差會。1842年中國受洗的信徒人數只有180人,直到“五口通商”前期,全國信徒有350人。當“內地開放時期”時,傳教士共81人,代表20個差會。1874年,傳教士增至436人,中國信徒人數已有5,573人。1889年,傳教士共有1,296人,包括宣教士的妻子和女宣教士,這些女宣教士對中國婦女的教育、福音工作都有很大的貢獻。這時的傳教士來自41個差會,中國信徒人數有55,093人。這是顯示出中國的教會正在穩定地發展。

 

一.     中國傳道人的增加。記得在“開拓期”和“五口通商期”,對於中國傳道人,我們只提及由馬禮遜帶領信主的印刷工人–梁發,此外就沒有了。但在內地開放時期,大量中國傳道人出現了,而且在中國教會的事工上,佔著重要的地位。這時的宣教工作是西方的傳教士和中國傳道人合作的時期。根據統計,主後1876年中國傳道和牧師的人數是749人,十三年後1889年增至1,657人,同年的傳教士人數是1,296人。這數字顯示了中國教會已經進入成熟和獨立的階段了。

二.     “自立閩南大會”的成立。這是1862年第一所獨自、自主、自養的教會,是教會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教會在行政上,完全不受外國差會的控制和管轄,經濟方面也講求自養,不接受差會的支援。這顯示中國教會已從嬰兒階段,由受差會照顧和保護的階段,進入成長的時期。1862年的獨立運動實在要感謝美國的傳教士–打馬治的提議和努力。當時“自立閩南大會”信徒有二千多人,牧師有十六位,教會有十八間房屋。

 

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

 

 第二個時間是發展期。主後1842至1895年,中國教會在這五十二年的時間裡有很好的發展。這段期間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五口通商時期,由1842年至1860年,共十八年。(二)內地傳教時期,由1860年至1900年,共四十年。

 

1. 五口通商時期

    五口通商時期是中國教會發展的開始,是頗令人興奮的一個階段。這時,中國政府開始允許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這五個港口居住、通商和傳教。因此教會在推動福音工作方面,就獲得了相當大的自由。很多差會也把握機會,紛紛派宣教士來中國傳福音,並建立教會。在1842年至1860年,來中國的傳教士共有二百人,分別來自二十個不同的差會。可惜在五口通商時期,爆發了鴉片戰爭,這件事件不但增加了中國人仇視外國人的心理,也引起中國同胞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誤會和成見。

   

鴉片戰爭(1840年)和南京條約

    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有它長年累月的在內在因素。鴉片戰爭爆發的近因是因為英國堅持要將害人的鴉片輸入中國,而中國政府則採取強硬的態度,嚴拒鴉片入口,結果發生衝突,後來英國軍隊進攻中國。其遠因是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爆發工業革命以後,工業產品的產量增加;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因此急需尋找外國市場進行貿易。而中國的滿清政府實行“閉關自守”的國策。僅開放廣州一個港口作為通商之用,且對外國人加以重重的限制。英國商人因此常遇到沒法解決的問題,以致中英雙方常有衝突。                       

當時英國人經商是以白銀交換的,英國發現部份中國人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於是大量向中國輸入鴉片。清朝政府鑒於鴉片危害人民,曾下令禁止販賣,可是朝廷當中有一派人是反對禁止鴉片。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清朝道光王帝,採取嚴厲的措施禁止鴉片進口,但英國商人卻不遵守中國政府的禁令,因此在1840年,終於爆發了中、英戰爭。結果中國戰敗求和,中英雙方於1842年簽了歷史上所謂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以後中國也連續與英國簽定更多的條約,可略見如下:

一.     “南京條約”(1842):開放五口通商口岸,傳教士得與合法在其中居留。

二.     “虎門條約”(1843):容許英國人在五口岸議定界址內建屋居住,又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基督教新教得以共用。

三.     “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1844):允許外人在五口岸議定界址內興建房屋、學校、醫院、教堂。

四.     “天津條約”(1858):中國全面開放,容洋人遊歷各地,傳教士自由傳教,保護傳教士及中國信徒。

   

“南京條約”的是一個不平等的國際條約,其詳細內容是︰

一.     中國答允開放五個港口,准許英國及其也國家的人,在其中居住、經商和建立教堂傳教。

二.     英國人可以在這五個港口設立領事館,管理商務與英國的僑民。五個港口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

三.     英國商人從此可以隨意直接的與中國人貿易,不必再經過政府。其他還有香港的割讓,進出口關稅的制度,兩國官方文件用平行款式來往,賠償英國軍費等。

 

鴉片戰爭對基督教有許多的影響。從積極方面來說,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自由了,可以在五個港口活動,當時的傳教士也利用了這機會,紛紛在五個港口活躍起來。從消極方面來說,基督教的傳教士是靠賴南京條約入中國的。南京條約是中國人在英國的武力威脅下所簽定,是屬於不平等的條約,因而引起中國人對基督教反感。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方便之下,進入中國,並不是很智慧的行動。

這些不平等條約引起日後中國人把基督教說成是一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有些反對基督教的中國學者提出更多對傳教士的指控:一. 認為傳教士是搜集情報,贊助母國的侵略行動,二. 參與隨軍行動,三. 參與訂定不平等條約,四. 進行文化侵略,五. 以政治勢力維擭傳教活動。

現代的基督教學者為這些指控曾作出許多研究和分析,提出以下的回應:

一.     當時在中國的情報官並非真正的傳教士。

二.     傳教士的確勤力研究中國文化,目的是便於傳教,並不是進行文化侵略。

三.     傳教士努力介紹西學,目的是要促進文化交流,有助中國改革進步。

四.     在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傳教士因為熟悉中文而被官方邀請擔任語言翻譯,並無權作任何決策。  

 

事實上,日後不少教案產生,也是由於中國人對傳教士這種行動的不諒解。其實這些傳教士是絕對不贊成他們的政府售賣鴉片給中國,也大力的推動禁煙活動。

自從1858年,外國取得在中國販賣鴉片的合法地位開始,到1908年,中英政府雙方同意合力禁煙為止,在這半個世紀中,無論是傳教士還是中國信徒,都盡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些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是將救人的福音,永恆的真理帶給中國,他們本著愛神、愛人的心,在中國生活和傳福音,對中國社會的幫助,也是有歷史可證明的。

 

2. 五口通商時期(1842-1860年)的宣教工作

    這時期的宣教工作是最具特色,可列如下:

一.     大量傳教士的湧入︰主要是英國和美國。但從1842年以後,其他歐美國家,如︰德國、加拿大和法國,也派了傳教士來中國。換言之,對中國的福音工作產生興趣和負擔的國家,是越來越多了。又如︰英國以前是沒有差派宣教士來中國的差會,但在這期間亦派了傳教士來華。各教會都更密切,更認真地關心中國的福音工作。大量的傳教士湧入中國,是五口通商時期,傳教事業的特色之一。

二.     差會之間的初步合作︰1842年來中國的傳教士,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及不同的宗派。他們的信仰,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以聖經為他們絕對的權威。但有時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卻有不同的觀點。然而大家都感到有重新翻譯聖經的必要性,因此開始了他們第一次的攜手合作,合力從事聖經的翻譯。1843年8月,傳教士們聚在香港開會,共同商討重譯聖經的計劃,並且傳教士們決定將日後譯出來的聖經譯本,命名為“委員譯本”。可惜翻譯工作並不順利,有些地區的傳教士翻譯的速度太快,有些則太慢。速度固然不同,用詞也不同。例如︰“洗禮”和“浸禮”,“神”和“上帝”,就曾經引起了一番爭論。但為了興旺福音,在翻譯聖經這事上還是同心合意的。在1850年新約全書譯本完畢,1853年舊約譯本亦告完成。這是差會之間開始初步的合作,亦是五口通商時期,宣教工作的第二個特色。

三.     宣教重地的轉移︰五口通商前傳教士只能在澳門和廣州活動。現在大部份傳教士都散居在上海、寧波、廈門和福州居住,傳福音及建立禮拜堂。另外在南洋一帶的差會及宣教中心也搬到中國來,而“英華書院”和英國倫敦會的宣教中心亦遷來了香港。這搬遷使差會和傳教士,能更直接地接觸中國人,更深入瞭解到中國人的需要,並可制定一套較合適的宣教方法。另外香港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福音禾場,是傳教士向中國傳福音的最好機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傳教士,以香港為推動的中國福音工作的重要基地,實在是很有智慧的決定。

 

宣教工作情況

    傳教士所採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與“開拓期”所採用的方法相同。不過當傳教士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一個更大的機會時,宣教工作自然也有更好的拓展。

一.     文字工作︰聖經的翻譯是很重要的工作。在1842年至1860年間有些傳教士,用羅馬注音符號來拼廈門活、上海話和寧波話。非但用羅馬注音符號拼出各地的方言,還出版注音本的方言聖經。此外,傳教士又著手翻譯各種屬靈的書籍、一些佈道小冊子及佈道單張等,以便達到傳福音的目的。

二.     信徒栽培工作︰隨著中國的港口開放增多,傳福音的機會也多了,信徒人數亦隨之而增長,禮拜堂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一般來說,如果剛信主的得不到適當的栽培,是很容易失去的。因此,栽培信徒實在是當時傳教士的重要任務之一。當時有一位英國傳教士名“賓威廉”,他把“天路歷程”譯為國語和廈門話,是早期中國教會最重要的靈修書籍。

三.     基督教印刷所的設立︰“美華書館”是在美國長老會的安排下,於1844年在澳門成立的。一年後遷至寧波。當時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一間印刷廠,有工人、職員二百多人。中國有名的“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及職員很多都曾在“美華書館”就職。

四.     教育工作和醫療工作︰基督教在中國本土上設立的一些學校和醫院,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本來中國傳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這時卻打破了傳統,設立了“女子學校”。這行動在當時是很革命性的。

   

    1854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嘉約翰來廣州,他是中國醫學和精神病學的先驅。這些貢獻為中國醫學界開拓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