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九十五條並未攻擊贖罪券本身，他所攻擊的是銷售贖罪券時所引起的弊端和惡習。對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議，然而路德的抗議所引發的衝擊，遠超過前人所作的。路德靠著聖靈的引導，提出對贖罪券的質問，他的手指，大膽地指向羅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點上。
教會和它的首腦人物──教皇，因贖罪券的售賣，可以獲致大筆進項。尤有甚者，這時期整個教會系統已經腐化到一個地步，把聖禮和聖職人員抬舉到最重要的地位上。
羅馬天主教規定，只有神父可以主持聖禮；若沒有告解禮、宣赦及贖罪券，就沒有救恩。一個人的得救與否，全操在神父手中。因此，教會對信徒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控制力量。
九十五條所表達的意義，有將信徒自神父手中釋放出來的意向。這一下，羅馬天主教會不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實上，路德所搖動的正是當日羅馬天主教會的根基。
與路德一樣，加爾文認為教會的功能是宣講上帝的道及執行聖禮；不過，他卻同時強調教會有第三重的功能，就是教育信徒（正面），執行紀律（負面），協助他們過聖潔生活。
傳統大公教會的教會論是神秘主義或本質主義式的，教會是基督身體的外顯形式、真理權威所寄寓處，及基督救恩的總代理。他們從聖統及教會體制來定義教會：教會就是耶穌基督交付使徒彼得的屬靈權柄，代代相傳直到今天的羅馬教皇。凡是教皇及其神聖體制所覆蓋的範圍，便是教會的轄境。宗教改革卻將教會看為功能性的。路德和加爾文相信，教會就是上帝的道被宣講、上帝的聖禮被執行的地方。從積極的角度說，上帝的道在哪裡被傳講，聖禮在哪裡被執行，那裏就是教會了。如此，按照加爾文的說法，在天主教裏也有真正的教會存在；而從消極的角度說，設若教會沒有負責任地宣講上帝的道，那它亦立即失去作為教會的資格。一個真正的教會是讓上帝的道被傳講且被遵行的地方。
由於強調教會的功能性，所以加爾文將教會的重點由建制轉移到使命。教會的本質是實踐耶穌基督所交付的使命，特別是話語的職事。提到使命，自然離不開事奉崗位的問題。加爾文主張聖靈把不同的恩賜分配各人，讓他們在不同崗位上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職事包括教導的、傳福音的、醫治的、關懷的等。對加爾文而言，只有一種說方言的恩賜，就是說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用來從事專業的聖經研究。
加爾文認定聖禮是教會性的，而並非個人性的。他反對在堂會以外舉行聖餐禮，因為聖餐禮是屬於堂會的。
九龍城浸信會差會及建道神學院四月十五日於九龍城浸信會合辦「情繫中華──馬禮遜來華200年」講座，全場逾二百人參加，最後有多人立志宣教。
「孤獨傳道者」
首先是崇基神學院助理教授邢福增博士圍繞著「200年前的孤獨傳道者」，講述馬禮遜初來華傳教的種種孤獨境遇。首先是中國政府對他不歡迎，當時清廷厲行鎖國禁教，不歡迎外國傳教士，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沒有居住權。當時他亦在日記中感歎「我可作甚麼？」最後馬禮遜還是通過在東印度公司做翻譯工作才獲得繼續發展的空間。
東印度公司同樣不歡迎馬禮遜傳教士。當時的東印度公司擁有同中國的貿易特權，馬禮遜以傳教士身份欲搭東印度公司的船來中國的請求被斷然拒絕。因為東印度公司害怕幫助之後會影響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和自己的貿易特權。最後馬禮遜不得不先轉道紐約，再從紐約乘船到中國。
從紐約駛達澳門後，馬禮遜還遭受了當地天主教的排斥。馬禮遜來華的傳教行動被認為是帶有搶奪地盤之意的行為。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帝，消除我一切的恐懼。」
不僅外面受到壓力，妻兒相繼地去世使馬禮遜頓然失去了家庭的支撐，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1812年，馬禮遜的第一個嬰兒夭折，1821年的時候，馬禮遜太太不幸病逝。失去了家庭的馬禮遜在日記中寫過這樣的獨白：「我的心碎了，我將失去地上所有的快樂，她的死，令我非常可怕。」
在種種困難面前，馬禮遜並非沒有掙扎，他在1813年7月便曾這樣寫過：「……我也必須放棄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因為事實上，我既要為東印度公司譯員，又要當傳教士，這二者不可兼得的……比較妥當的答案，還是我遷往麻六甲或爪哇去做傳教事業。啊！上帝！求你指引我該怎樣做！」
但馬禮遜最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傳教使命，他深信神的作為。在從美國紐約出發向中國的船上，有人為馬禮遜，「您認為您可以改變偉大中華帝國的偶像崇拜嗎」馬禮遜答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最終馬禮遜完成了翻譯中文聖經及華英字典等工作， 「……必須承認十年來我們是有進展，但確實很小……在我們經過的路程中，確實是有许多的障礙，但也當記得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就當滿心感謝上帝。」他這樣向神感恩。
200年後又怎樣
然後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以「200年後又怎樣」為題講述中國目前的信仰情況。梁院長指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時間裏面人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馬禮遜選擇了來華傳教，在隨後的200年裏，大約有200個基督教機構派員進中國，有3萬多傳教士來華直接或間接宣教。由傳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培養的人才超過200萬。無法想像，基督教對中國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這些都是從一個‘孤獨’的傳教士的宣教開始的。
梁家麟又表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更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是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是一定需要信仰的。「當一個國家處於獨裁專制時，也许許不需要信仰，只要聽一個聲音就可以；但是要建立一個文明自由的社會，不能缺少信仰。」他打比喻說，「這就好像一個孩子，小的時候無論什麼事情聽爸爸的就可以了，但是長大後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思想。」他深信基督教將來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九龍城浸信會行政主任蔡少琪先生在回應時以聖經中的保羅、以利亞及耶穌基督的事工勉勵與會聽眾，他們做神的事工時都遭遇過孤獨的處境，尤其是做開荒工作更是如此。但在孤獨之後的是一大群同路人。正如馬禮遜來華宣教，如今更是數以千萬計的華人得救，這便正如聖經所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英國在一百年的工業革命時期，帶來了國家的富強。歐美也受工業革命的影響，變得富有起來。其中以美國的發展最快，逐漸進入世界強國的行列。
基督教在歐美的情況
基督教從十八世紀開始，興起了一連串的奮興運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當時出現不少著名的奮興佈道家，例如，慕迪、衛斯理等。這些神的僕人到各處開佈道會、奮興會，在聖靈的工作下，信主悔改的人數很多，而願意奉獻做宣教工作的也不少。教會對海外宣教工作的負擔亦日漸增加，各宗派的差會也隨著增多。歐美教會在十八、十九世紀大大復興，大量信徒已裝備好，等待去海外宣教，而中國的福音大門，也再在這時期開放。這樣巧妙的配合，實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基督教在中國的情況
主後1860年至1900年的統計數字和以前兩段時期的比較，可說有很大的發展，主後1838年，來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只有卅多人，代表四個不同的差會。1842年中國受洗的信徒人數只有180人，直到“五口通商”前期，全國信徒有350人。當“內地開放時期”時，傳教士共81人，代表20個差會。1874年，傳教士增至436人，中國信徒人數已有5，573人。1889年，傳教士共有1，296人，包括宣教士的妻子和女宣教士，這些女宣教士對中國婦女的教育、福音工作都有很大的貢獻。這時的傳教士來自41個差會，中國信徒人數有55，093人。這是顯示出中國的教會正在穩定地發展。
一. 中國傳道人的增加。記得在“開拓期”和“五口通商期”，對於中國傳道人，我們只提及由馬禮遜帶領信主的印刷工人–梁發，此外就沒有了。但在內地開放時期，大量中國傳道人出現了，而且在中國教會的事工上，佔著重要的地位。這時的宣教工作是西方的傳教士和中國傳道人合作的時期。根據統計，主後1876年中國傳道和牧師的人數是749人，十三年後1889年增至1，657人，同年的傳教士人數是1，296人。這數字顯示了中國教會已經進入成熟和獨立的階段了。
二. “自立閩南大會”的成立。這是1862年第一所獨自、自主、自養的教會，是教會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教會在行政上，完全不受外國差會的控制和管轄，經濟方面也講求自養，不接受差會的支援。這顯示中國教會已從嬰兒階段，由受差會照顧和保護的階段，進入成長的時期。1862年的獨立運動實在要感謝美國的傳教士–打馬治的提議和努力。當時“自立閩南大會”信徒有二千多人，牧師有十六位，教會有十八間房屋。
第二個時間是發展期。主後1842至1895年，中國教會在這五十二年的時間裡有很好的發展。這段期間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五口通商時期，由1842年至1860年，共十八年。(二)內地傳教時期，由1860年至1900年，共四十年。
1. 五口通商時期
五口通商時期是中國教會發展的開始，是頗令人興奮的一個階段。這時，中國政府開始允許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這五個港口居住、通商和傳教。因此教會在推動福音工作方面，就獲得了相當大的自由。很多差會也把握機會，紛紛派宣教士來中國傳福音，並建立教會。在1842年至1860年，來中國的傳教士共有二百人，分別來自二十個不同的差會。可惜在五口通商時期，爆發了鴉片戰爭，這件事件不但增加了中國人仇視外國人的心理，也引起中國同胞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誤會和成見。
鴉片戰爭(1840年)和南京條約
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有它長年累月的在內在因素。鴉片戰爭爆發的近因是因為英國堅持要將害人的鴉片輸入中國，而中國政府則採取強硬的態度，嚴拒鴉片入口，結果發生衝突，後來英國軍隊進攻中國。其遠因是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爆發工業革命以後，工業產品的產量增加；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因此急需尋找外國市場進行貿易。而中國的滿清政府實行“閉關自守”的國策。僅開放廣州一個港口作為通商之用，且對外國人加以重重的限制。英國商人因此常遇到沒法解決的問題，以致中英雙方常有衝突。
當時英國人經商是以白銀交換的，英國發現部份中國人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於是大量向中國輸入鴉片。清朝政府鑒於鴉片危害人民，曾下令禁止販賣，可是朝廷當中有一派人是反對禁止鴉片。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清朝道光王帝，採取嚴厲的措施禁止鴉片進口，但英國商人卻不遵守中國政府的禁令，因此在1840年，終於爆發了中、英戰爭。結果中國戰敗求和，中英雙方於1842年簽了歷史上所謂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以後中國也連續與英國簽定更多的條約，可略見如下：
一. “南京條約”(1842)：開放五口通商口岸，傳教士得與合法在其中居留。
二. “虎門條約”(1843)：容許英國人在五口岸議定界址內建屋居住，又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基督教新教得以共用。
三. “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1844)：允許外人在五口岸議定界址內興建房屋、學校、醫院、教堂。
四. “天津條約”(1858)：中國全面開放，容洋人遊歷各地，傳教士自由傳教，保護傳教士及中國信徒。
“南京條約”的是一個不平等的國際條約，其詳細內容是︰
一. 中國答允開放五個港口，准許英國及其也國家的人，在其中居住、經商和建立教堂傳教。
二. 英國人可以在這五個港口設立領事館，管理商務與英國的僑民。五個港口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
三. 英國商人從此可以隨意直接的與中國人貿易，不必再經過政府。其他還有香港的割讓，進出口關稅的制度，兩國官方文件用平行款式來往，賠償英國軍費等。
鴉片戰爭對基督教有許多的影響。從積極方面來說，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自由了，可以在五個港口活動，當時的傳教士也利用了這機會，紛紛在五個港口活躍起來。從消極方面來說，基督教的傳教士是靠賴南京條約入中國的。南京條約是中國人在英國的武力威脅下所簽定，是屬於不平等的條約，因而引起中國人對基督教反感。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方便之下，進入中國，並不是很智慧的行動。
這些不平等條約引起日後中國人把基督教說成是一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有些反對基督教的中國學者提出更多對傳教士的指控：一. 認為傳教士是搜集情報，贊助母國的侵略行動，二. 參與隨軍行動，三. 參與訂定不平等條約，四. 進行文化侵略，五. 以政治勢力維擭傳教活動。
現代的基督教學者為這些指控曾作出許多研究和分析，提出以下的回應：
一. 當時在中國的情報官並非真正的傳教士。
二. 傳教士的確勤力研究中國文化，目的是便於傳教，並不是進行文化侵略。
三. 傳教士努力介紹西學，目的是要促進文化交流，有助中國改革進步。
四. 在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傳教士因為熟悉中文而被官方邀請擔任語言翻譯，並無權作任何決策。
事實上，日後不少教案產生，也是由於中國人對傳教士這種行動的不諒解。其實這些傳教士是絕對不贊成他們的政府售賣鴉片給中國，也大力的推動禁煙活動。
自從1858年，外國取得在中國販賣鴉片的合法地位開始，到1908年，中英政府雙方同意合力禁煙為止，在這半個世紀中，無論是傳教士還是中國信徒，都盡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些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是將救人的福音，永恆的真理帶給中國，他們本著愛神、愛人的心，在中國生活和傳福音，對中國社會的幫助，也是有歷史可證明的。
2. 五口通商時期(1842-1860年)的宣教工作
這時期的宣教工作是最具特色，可列如下：
一. 大量傳教士的湧入︰主要是英國和美國。但從1842年以後，其他歐美國家，如︰德國、加拿大和法國，也派了傳教士來中國。換言之，對中國的福音工作產生興趣和負擔的國家，是越來越多了。又如︰英國以前是沒有差派宣教士來中國的差會，但在這期間亦派了傳教士來華。各教會都更密切，更認真地關心中國的福音工作。大量的傳教士湧入中國，是五口通商時期，傳教事業的特色之一。
二. 差會之間的初步合作︰1842年來中國的傳教士，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及不同的宗派。他們的信仰，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以聖經為他們絕對的權威。但有時在一些細節問題上，卻有不同的觀點。然而大家都感到有重新翻譯聖經的必要性，因此開始了他們第一次的攜手合作，合力從事聖經的翻譯。1843年8月，傳教士們聚在香港開會，共同商討重譯聖經的計劃，並且傳教士們決定將日後譯出來的聖經譯本，命名為“委員譯本”。可惜翻譯工作並不順利，有些地區的傳教士翻譯的速度太快，有些則太慢。速度固然不同，用詞也不同。例如︰“洗禮”和“浸禮”，“神”和“上帝”，就曾經引起了一番爭論。但為了興旺福音，在翻譯聖經這事上還是同心合意的。在1850年新約全書譯本完畢，1853年舊約譯本亦告完成。這是差會之間開始初步的合作，亦是五口通商時期，宣教工作的第二個特色。
三. 宣教重地的轉移︰五口通商前傳教士只能在澳門和廣州活動。現在大部份傳教士都散居在上海、寧波、廈門和福州居住，傳福音及建立禮拜堂。另外在南洋一帶的差會及宣教中心也搬到中國來，而“英華書院”和英國倫敦會的宣教中心亦遷來了香港。這搬遷使差會和傳教士，能更直接地接觸中國人，更深入瞭解到中國人的需要，並可制定一套較合適的宣教方法。另外香港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福音禾場，是傳教士向中國傳福音的最好機會。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傳教士，以香港為推動的中國福音工作的重要基地，實在是很有智慧的決定。
宣教工作情況
傳教士所採用的宣教方式，基本上與“開拓期”所採用的方法相同。不過當傳教士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一個更大的機會時，宣教工作自然也有更好的拓展。
一. 文字工作︰聖經的翻譯是很重要的工作。在1842年至1860年間有些傳教士，用羅馬注音符號來拼廈門活、上海話和寧波話。非但用羅馬注音符號拼出各地的方言，還出版注音本的方言聖經。此外，傳教士又著手翻譯各種屬靈的書籍、一些佈道小冊子及佈道單張等，以便達到傳福音的目的。
二. 信徒栽培工作︰隨著中國的港口開放增多，傳福音的機會也多了，信徒人數亦隨之而增長，禮拜堂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一般來說，如果剛信主的得不到適當的栽培，是很容易失去的。因此，栽培信徒實在是當時傳教士的重要任務之一。當時有一位英國傳教士名“賓威廉”，他把“天路歷程”譯為國語和廈門話，是早期中國教會最重要的靈修書籍。
三. 基督教印刷所的設立︰“美華書館”是在美國長老會的安排下，於1844年在澳門成立的。一年後遷至寧波。當時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一間印刷廠，有工人、職員二百多人。中國有名的“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及職員很多都曾在“美華書館”就職。
四. 教育工作和醫療工作︰基督教在中國本土上設立的一些學校和醫院，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本來中國傳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這時卻打破了傳統，設立了“女子學校”。這行動在當時是很革命性的。
1854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嘉約翰來廣州，他是中國醫學和精神病學的先驅。這些貢獻為中國醫學界開拓了新的一頁。
1. 十九世紀的歐美情況
十九世紀是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也是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在這段時期，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其中最著名的一項改革可說是歐洲的工業革命了。
工業革命是指工業生產方面的改變。十八世紀初，西歐社會流行的是手工業，如︰紡紗，在織布和推動機器上都要借助人力。但在十八世紀的後葉至十九世紀初，工業生產有了進步，從人手生產變成機器生產。
一. 工業革命帶來的好處。工業革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隨著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口也相繼增加了，於是有些國家便想向其他地方發展。十九世紀，歐美國家的海外拓展事業十分蓬勃，這不但增加了歐美國家對亞洲的認識，也使教會接觸到一個廣大的宣教工場。
二. 工業革命帶來的壞影響。社會上開始出現了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也增加了不少社會問題。許多人變成了物質主義的奴隸，為了錢而不擇手段，使社會道德走下坡，人也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自私自利。
這是工業革命的悲劇，也是教會的一個大挑戰。面對一個物質享受，道德敗壞，充滿各種問題的社會，傳福音是很艱難的。此外，如何使信徒專心愛主而不受世俗的影響，又是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雖然在這時候是十分混亂，但神在教會中卻興起了大規模的復興運動。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已有復興運動，但這次牽涉的國家是前所未有的，這次復興有兩個特色，對宣教來說是十分有利的。
一. 教會的復興令信徒注重個人的重生得救，使歐美很多所謂的信徒，在聖靈的感動和復興之下，成為願意為主而死，為主而活的基督徒。
二. 教會的復興是超越了宗派和地域的界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宗派的教會信徒，都經歷了聖靈的復興。教會從此也學會了開放的態度，脫離了宗派之爭。宗派與宗派之間的傳教士，亦願意彼此合作，成立差會，廣傳福音。
十九世紀，福音已傳遍每一個大洲，於是福音也來到了中國。
2. 中國清朝的情況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由滿清統治。自十七世紀中，即主後1644年，滿清就入主中國建立了清朝。清朝的前期，王室成功地使中國國運昌隆，人民生活安定繁榮，這和滿清民族勇武善戰，有政治才能，肯虛心吸收中國文化和人才是有很大的關係。可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那段時間，由於乾隆繼位，清朝的盛世開始走下坡了。乾隆是一個生活奢侈，沈迷酒色的君王，他浪費了國庫不少貲財。他這種奢侈的作風，對政治和社會風氣，產生十分不良的影響。乾隆在晚年寵信一位叫和坤的奸臣，這奸臣收取大量賄賂，貪官也越來越多，軍隊也受到影響，戰力也逐漸衰弱了。加上同時人口膨脹，比元朝增加了五倍，糧食供不應求，人們生活便日漸困苦。由於貪汙風氣大盛，民間的叛亂也多起來。漢人中有不少秘密組織，如白蓮教和天地會等等。
十八世紀初，中國對外的關係基本上是國富民安，鄰近部落和國家都向中國進貢。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中國日趨腐敗，加上人口迅速膨脹，糧食不敷，漢人反清，搞得清朝內部混亂。但外國人看來，中國還是富強的，滿清也自驕自傲以不平等待遇對待外國商人，當時只開放四個港口，後來還只開廣州一個商業貿易口。不但如此，政府對商人亦諸多限制。例如︰外國商人逗留不得超過一年，不得攜帶家屬，一定要住在“母猴館”給夷人住的地方。清朝當時對外關係表現得驕傲自持，閉關自守。至於對外來傳教士，態度就更加嚴格了。自從康熙禁止傳教以來直到十九世紀初，清朝對傳教士，不論天主教、基督教都不容許在中國傳教，中國的信徒也不可與傳教士來往。主後1805年，曾有因與傳教士來往，而被抓去治罪的個案。事實上，中國內部混亂，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人的心靈是極需要福音。可惜基於清朝的對外政策，使許多宣教士只得徘徊中國門外，望門興嘆。
一. 明朝的成立和政治
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後所建立的，基督教在明朝算是第三次進入中國。當蒙古人統治中國時，一直以鎮壓的手段對付漢人。而元朝王室在末期時十分腐敗，彼此爭權奪利，政變頻頻發生。因此各地英雄紛紛謀反，最後由朱元璋將元朝的元順帝趕出中國。在主後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為明太祖。中國再次自治，並得到統一。直到主後1644年，滿清侵入中國，明朝滅亡，中國便再次落入異族人手中。
明代的內政可說是腐敗和黑暗的。明太祖的治國方針，是實行君主獨裁的政策。明太祖之前，中國的舊制度是以宰相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管理大局，而明太祖繼位以後，廢了宰相這個職位，由王帝自己兼任宰相，直接統管大局。這大大加重了王帝的責任。明太祖的性格堅毅、辛勤、日理萬機，兼任宰相，並不困難。可是明太祖以後的王帝，嬌生慣養，不能勝任宰相的職任，結果禍害無窮，終於走上滅亡之路。
明太祖死後，明成祖繼位。明成祖是很能幹的王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就在此時發生，但是明成祖過份寵信臣官，使臣官掌握刑罰和生殺之權，犯了錯誤。在明成祖死後，國家大權便逐漸落在臣官之手中。王帝的才智和品格亦每況愈下，明朝的政治因而一直敗下去，最後終被滿清所滅。
明朝初期實行開放政策，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就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為這樣較為安全。所以耶穌會宣教士方濟各即使想進中國傳教，也不得其門而入。到了十六世紀後葉，由於神宗王帝不問朝政，又間接的促使利瑪竇得以自由在中國傳教。由此可見，一國的政治情況和宣教工作，是有很大的關係。
1. 明朝的宗教
明朝提倡的是佛教，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關。朱元璋幼年時曾在寺院當僧侶，後與起義的英雄反抗蒙古人的統治，最終推翻元朝，自立明朝。當他即位後就提倡佛教，而喇嘛教是佛教其中一宗派，故明太祖也供奉，還封喇嘛為國師，明太祖以後的王室，皆信奉喇嘛教。另外明成祖在一次戰爭中，曾經得到一位禪宗僧人的輔助，禪宗是佛教的一派，以致明成祖對禪宗也有好感。
除佛教外，明朝還流行道教，但不如佛教般受重視。明朝亦有一、兩個王帝是篤信道教的，如明世宗，他甚至沈迷在設壇祭神的迷信中，以致多年不理朝政。
當時回教的信徒已分佈在中國各地。如在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福建、廣東和雲南。不過回教在明朝並不興旺，只是元朝留下的一些影響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就在這樣的宗教氣氛底下傳入中國。這對基督教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2. 明朝的學說
主要的是王守仁提倡的理學(理性主義)。這學說傳播得很快，當時王守仁的弟子更遍及全中國。可以說明朝的思想界，是王守仁理學的世界。理學所提倡的，主要是要人發揮人的良知，也就是發揮人類先天辨別是非善惡的心。王守仁認為應該發揮良知，以求達到知行合一的地步，成為聖人(今天所謂「內聖外王」的哲學觀念)。所謂聖人，是指心性方面的修養。理學的理論，聽起來很清高，實行起來很不容易。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實行良知。明朝時代有些人一生都追求發揮良知，培養心性，什麼事都不理，他們的思想，因而流於空淡貧乏。發展到明朝後期，理學學派就變得更虛無飄渺，不切實際。
正在這時，天主教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少朝臣和學者，均向他學習西方的科學。利瑪竇利用中國人這種好學科技的心理，一邊教科技；一邊傳福音，講解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二. 耶穌會教士來華的嘗試
在歐洲這時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各處已影響了許多的國家。天主教在這種聲勢之下，內部興起了一種反動運動，稱為反改教運動。要求當時的天主教會作以下的事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紀律上實行某種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訓，使它成為堅實又具權威的系統，以抵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三，重組教會政治的與建設的機關，以應付此種新局面。
當時，伊格那丟(Ignatuis Loyola)創辦耶穌會(Jesuit)，提倡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運動。這種由伊格那丟提倡的天主教內部改革運動在1540年被教宗認可。耶穌會的修士都有嚴厲的靈性操練功課，生活條規嚴格，更關心社會及喜歡傳講福音。後來，許多耶穌會的修士遠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當宣教士。有遠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賓、日本、中國、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濟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羅馬天主教最出色的傳教士，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1. 方濟各
方濟各在主後1542年來到亞洲，他首先抵達印度，後去日本。他在日本傳教時，聽到日本人的責問︰“如果你所傳的宗教是真的，為什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竟然不知你所傳的宗教呢?”因此方濟各下定決心，冒死也要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主後1551年方濟各來到廣東沿岸的小島，名叫上川，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可惜當時遇到中國的排外政策，而方濟各也病倒了，並於十二月三日死於上川島，直到死時也尚未完成他進入中國的計劃。
但方濟各那份到中國傳教的心志，卻激發了很多傳教士要到中國來傳教。在他去世後的三十多年，步他後塵的，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士外，還有奧古斯丁修道會、法蘭西斯修道會和多米尼古修道會的修士。因此方濟各的影響，確實不少。方濟各計劃來中國前，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被人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結了不少果子，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2. 其他傳教士
當時不少差會的傳教士，千方百計想到中國來傳教，但用盡了各種方法，沒有結果。最後有傳教士主張用武力迫使中國允許傳教士進入傳教。這是很危險又錯誤的提議，慶幸這建議被一班有遠見的傳教士反對。他們主張堅持用“長期的忍耐”來等待中國打開福音之門。結果那些熱切的傳教士，集中在澳門等候。一位叫“沙內羅”的修道士，兩次去了廣州，為教士們請命，但中國政府卻不許可。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嘗試和努力。
3. 西班牙人麥哲倫
麥哲倫在主後1521年發現了菲律賓，使西班牙人對東方發生了興趣。他一方面在菲律賓傳福音、辦學校；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中國傳教。有一次，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有機會隨一位中國官員進入中國，但途中卻被出賣，被拋棄在沙灘上。這次經歷，對傳教士打擊很大，但西班牙的傳教士並未因此沮喪，還是繼續努力，想盡辦法進入中國。這些西班牙傳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兩國的宣教士，經過二十多年的嘗試也未能成功的進入中國傳教。也許傳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4. 義大利人範禮安
主後十六世紀，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範禮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穌會的，七年後，他被委派任遠東的視察員。他帶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來到遠東一帶，做視察和傳教工作。範禮安帶隊來中國，是一次劃時代的旅程。他的貢獻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紛爭，不再彼此爭競嫉妒。原因是範禮安帶領的四十多名傳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還有義大利人，經過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寶貴，從而願意齊心合力的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力。傳教士的同心，為中國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 範禮安找到了傳福音入中國的秘訣。就是必須先學會中國人的語言–中文。耶穌會的負責人派了羅明堅(Ruggieri)到澳門學習中文，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階段，但兩、三年後羅明堅不負所望，他學會了基本的中文書寫，並且能講流利的華語。當時葡萄牙人，每年都有兩次機會進入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羅明堅趁機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傳道，帶人歸主，後來並取得了定居的許可證。因為中國官吏見這位外國人沒有惡意，又會講中文，他們感到很喜歡，便容許他在廣東省肇慶定居，並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範禮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瑪竇來澳門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和羅明堅一起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情況。
三. 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主後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他的父親曾是高官，希望兒子步他後塵。利瑪竇年青時是念法律的，想在將來當律師。但利瑪竇在羅馬接觸了耶穌會，有心志當修道士，終生不娶，拋棄一切名利與地位，一生只服事基督。當利瑪竇在耶穌會受訓時，範禮安是他的導師。此外，利瑪竇在羅馬念書時，曾研究過數學、地理、天文學等科學知識，這對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是有很大的幫助。在利瑪竇30歲時，即主後1582年，他應邀到澳門學習中文。三個月就學會了看中文，他看了許多中國的古書，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一年後便正式進入中國宣教。
1. 利瑪竇與羅明堅合作傳教時期
主後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廣東省的省城，肇慶，謁見總督，要求在肇慶買地，建築教堂和寓所。在當時看來是極不可能的事，但這兩位有禮貌，會講流利中文，甚至會寫中文的外國人，卻得到肇慶總督的批准，於是他們留在肇慶學習中文，研究四書五經並傳播基督教的信仰。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時，由飲食起居，以致禮儀服裝，都完全中國化，這使中國人對他們另眼相看，也尊敬他們。此外，利瑪竇的學識，也使中國學者敬佩。利瑪竇畫了一些地圖，把中國放在中間，其他國家點綴式的圍繞著中國，這地圖迎合中國人的“自我中心”心態，也滿足了中國學者的好奇心。利瑪竇亦將從西方帶來的渾天儀，時晷和報時鐘等儀器，一並贈送給中國學者，因而交了很多好朋友，當中也有不少人受洗歸信基督。
幾年後羅明堅和利瑪竇計劃北上傳福音，可是嘗試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們決定派羅明堅回歐洲，申請支援，可惜羅明堅卻在途中病死了。
2. 利瑪竇承擔重任時期
肇慶新上任的總督，霸佔了耶穌會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在懇切請求下，結果遷到韶州(今天廣東省韶關)，把福音工作向北推進一步。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利瑪竇的領導下，仍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識，來吸引中國學者，並向他們傳福音。利瑪竇念念不忘北上的事，終於在1601年，抵達北京城。這次北上，對傳教工作來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利瑪竇和另一位耶穌會的同工，憑著他們的科技知識和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在北京贏得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愛戴。利瑪竇熟讀四書五經，與中國學者對答如流，引經據典，使中國學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學者們，都有受洗信主的。
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間，托大臣將各種名貴禮物，獻給王帝–明神宗。其中計有大小自鳴鐘各一，油畫三幅、鏡子、手琴等。明神宗非常喜愛，因此雖然沒有明文聲明准許利瑪竇留在北京，但也沒有幹預。當利瑪竇在北京有了一定的地位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利瑪竇在北京工作共十年，中國信徒人數達到2500人。主後1610年，利瑪竇息勞歸主。總括而言，他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這使利瑪竇成為第一位真正在中國傳福音的西方宣教士。
3. 利瑪竇的成功因素
在此讓我們為利瑪竇的傳教工作稍作一些評論。
一. 傳福音的熱誠。為了使中國人得聞福音，他不但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謙虛地學習講和書寫中文，並且研究四書五經。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利瑪竇卻不畏艱難，堅忍的研究。此外，他更在衣著、社會禮節和生活習慣上，都學習中國人的樣式。為了贏得中國人歸主，利瑪竇實際上已經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中國人。
二. 對中國人的愛心。利瑪竇在中國逗留了27年，接觸過許多中國人，在當中也受過一部分人的歧視和欺負，但他始終深愛中國人，對每個來拜訪他的中國人，都熱誠接待；對每一封來自中國人的信，都認真去回復。事實上，他贏得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他們後來更成為中國教會的三大柱石。
三. 利瑪竇的著作。利瑪竇所著的書有廿多種、大半由中文寫成的，其中有“天主實義”、“交友論”、“幾何原本六卷”等等，這些著作均受中國人歡迎，也使中國人開始認識西方的宗教和科學。
利瑪竇算是第一位進入中國內地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在1610年5月11日臨終前說：「門戶我已經為你們打開，但前途仍有不少的危險和困難！」利瑪竇是如何用了十三年(1588-1601)的時間由澳門進入肇慶、韶關、南京、天津，然後留在北京十年建立教會的？接下來的日子有那些危險和困難要克服呢？
四. 南京教難(又名南京教案)
這是基督教在中國所遇到的第一次教難。在南京教難(1616年)以前，中間也有一些教士被當地人民圍毆、侮辱、住宅被搗亂、被抓坐牢、被驅逐出境等事件發生。但這都僅屬於地方性的事件，影響範圍不大，而且很快就平息了。但南京教難卻不同，這事在利瑪竇死後第六年發生，斷斷續續維持了好幾年，後果是頗為嚴重的。
南京教難的經過是由當時南京的禮部侍郎沈灌發起的，他一向偏愛佛教，對基督教毫無好感，並且帶動一班仇視基督教的人，常常逼迫基督徒。在利瑪竇死後，他便蠢蠢欲動，想起來排除基督教。1616年沈灌連上三張奏書給王帝明神宗，沈灌告傳教士的罪狀主要有三方面。
一. 控告傳教士送禮物給中國人是為了收買人心，以致在適當時候可以傾覆中國。
二. 傳教士曾幫助中國修歷，推算日蝕、月蝕等日期。沈灌認為傳教士以西洋方法治歷，違反堯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變亂中國傳統。
三. 沈灌指控傳教士破壞儒家文化，教導人不拜祭祖先，這更是中國人不能容忍的。
沈灌上書王帝後，王帝並無反應，因上書理由不足，欠缺力量。加上中國信徒徐光啟為傳教士辯護，王帝原本也不信沈灌的胡言，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沈灌一再上奏，引起各地群眾排教。朝廷在壓力下，只好下令“禁教”，勒令將傳教士驅逐出境。於是傳教士有些被殺，有些下在監裡，日後又驅逐出境。這時傳教士大多撤退到澳門，有些則躲在信徒家中，不能再公開傳福音。在外表上教會活動看似停止了，但暗地裡工作卻未停止。不過這次南京教難，確實帶給了教會一定的損失和限制，但在神的保守和恩典下，數年後，教難就平靜了。明朝最後的一位皇帝崇禎皇，因推算日、月蝕的士大夫屢屢出錯，令崇禎十分不滿，於是又准許傳教士進中國，天主教在中國又再活躍起來了。
明朝被推翻後，滿清入主中國，朝代的改變，並沒有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南京教案後七、八十年之間，天主教基本上的發展是很順利的。當時中國十幾個主要省分都建立了教堂，信徒人數達一百廿萬。但就在教會順利發展時，傳教士之間在禮儀問題上，卻產生了很大的爭論，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和打擊。
五. 禮儀之爭
這次的禮儀之爭是很自然的，因為基督教已經進入中國，也在中國帶領許多人歸信基督教，對於聖經和中國文化習俗之間產生不同的意見，禮儀之爭是要處理累積下來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問題。
一. 祭祖的問題。當時中國人以拜祖先，祭孔子，為傳統的禮節儀式。但這些儀式是不是等於聖經所講的拜偶像呢？信徒信主以後，能否繼續參與這些儀式呢？
二. 神的名字。聖經中「神」這字眼應該翻譯為天主呢？還是上帝？
三. 民間的還神會，信徒能否參加或捐款支援。神甫為中國婦人施行洗禮時，能否不採用天主教的傳統儀式，而採用一些中國人所接納的儀式呢？
這三方面的問題，爭論最劇烈的還是祭祖敬孔的問題。利瑪竇派認為祭祖敬孔，是中國對祖先的思念，尊敬的儀式，沒有宗教色彩，信徒可以參加，大部分耶穌會的修士擁護這主張。反對派的大多屬於多米尼古修會和方濟各修會，他們認為拜孔子，祭祖先，就是拜偶像，信徒不能參加。究竟誰是誰非？實在難下定論，於是唯有把問題帶回去給羅馬教皇，由教皇來作判斷。結果，教皇裁定了祭祖是屬於拜偶像的行為，中國信徒一律不得參與。事實上，教皇這個判決是合乎聖經真理的，可是執行這個決定的行動，卻不夠技巧及缺乏智慧。當時教皇派出一位代表來到中國，在北京的禮拜堂裡公他的正式宣告這決定。康熙王帝一怒之下，下令從此以後，外國人不得再在中國傳教，免得多事。主後1720年後，雍正繼位，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更大的攔阻了。其實若能給信徒一段較長的時間，去接受聖經關於拜偶像的教導，他們可能較容易接納教皇的禁令。所以凡事該慎重行事，且要有智慧。
六. 天主教傳教策略的檢討(十六至十八世紀)
當我們看過天主教這幾百年在中國傳教的過程後，便可明白基督教為何一直未能在中國紮根，而要直到十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傳福音時，教會才開始有一個較穩固的基礎。
1. 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策略
由十六至十八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以耶穌會的修士為主要代表。所以耶穌會傳教策略，也就是當時天主教的傳教策略了。耶穌會當年在中國的傳教方法，主要有︰
一. 以科學知識來吸引中國人——他們強調科學知識，其中包括有天文學、數學、地理、建築和一些機械的製造法等。這些新奇的知識，很受中國學者的歡迎，導致傳教士變成受歡迎的人物。
二. 文化適應法。也就是說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遷就傳福音的對象，用適合他們的途徑，向他們傳福音。(1)語言方面︰學習講華語及寫中文。(2)禮節方面︰學習適應中國人的禮節。(3)講道應用四書五經︰認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好的，再加上基督教的信仰就更完善。
三. 以社會上最有影響力的階層為傳福音的對象。例如︰利瑪竇開始時看和尚受尊敬，他便穿和尚袍；後來看儒家的士大夫更受尊重，他就改穿儒家的衣服。他認為只要上層人物信 了基督教，那麼普羅大眾一定會跟著歸向基督教。究竟天主教的這種傳福音的策略，有什麼好的地方是值得我們效法呢?這些方法又存在什麼問題?
2. 策略的檢討
明朝天主教修士來華的確使用了各種方法嘗試把福音帶入中國，我們在此稍為作檢討。
一. 以科學知識來吸引中國人這個策略是頗高明的。由於傳教士們大多精通天文，曆算和製造大炮的方法等，中國的皇帝因此批准他們來中國，並允許他們留下。他們先透過科學知識來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隨之而來就有了傳福音的自由和機會。所以耶穌會的傳教士先以科技的知識來吸引人，從而帶領他們信主，這個基本的策略可說是有效的，也值得我們去學效。
二. 文化的適應法。這是後來宣教士面對中國濃厚和傳統的文化而發現的方法。個策略基本上是值得鼓勵的。事實上，十九世紀來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也採納了這個方法。當時差不多每個傳教士都能講流利的華語和寫通順的中文，以致他們能從事翻譯聖經和字典的工作。至於中國的風俗習慣及禮節，他們也是非常熟悉。這立刻贏得中國人的尊敬，也更容易與中國人交通來往。
可是當時的宣教策略也有一些缺點：
一. 當時天主教宣教士為了迎合中國人的看法，而犧牲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重要真理，這是很可惜的。例如，利瑪竇在世時，容許信徒拜祭祖先。
二. 為了使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於是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四書五經都是好的，但如果再加上基督教的內容就更加完善了，這種說法，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後果︰第一，中國人聽了傳教士這麼說，就很滿足於中國的文化，認為並不需要信耶穌；第二，天主教的傳教士，往往令中國人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會使中國文化更加發揚光大和完善。事實上，我們傳福音時所強調的內容，都是永恆生命的真理，而當時傳教士所作的卻沒有幫助中國人面對人的罪。至於基督徒所重視的重生得求、認罪悔改、得救後的成聖等等，天主教的傳教士均沒有強調，反而著重於遵守教會的聖禮，十誡，儀式等等。這和天主教向來不強調因信稱義和個人重生得救的真理有關。雖然在記錄裡，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受洗歸入教會，可是許多教友對信仰是模糊的。
三. 耶穌會以中國學者為主要的傳福音對象，希望藉著學者去影響平民大眾，從而全國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利瑪竇這種看法並不太實際，當時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在平民大眾中間影響很深，學者們信仰基督教並不能給平民大眾帶來大的影響。
四. 羅馬教皇本篤十四世在1724年發佈了「自上主聖意」(Ex quo)，將之前1720年加樂(Carlo Mezzabarba)所定八項准許(在家中立祖宗牌位、對亡人敬拜、敬孔典禮、對祖宗牌位或亡人叩頭、在喪禮焚香點燭、在祖宗牌位或亡人前供陳菜蔬、在新年向祖宗牌位叩頭、在墓前焚香點燭)廢除，引發真正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問題，造成雍正王帝在當年立刻下令全國「禁止傳教，封閉教堂」。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文化衝突”的問題呢？
盼望這樣的檢討能夠幫助我們日後不要重蹈覆轍。我們並非要否定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的貢獻，他們的確千辛萬苦的把福音帶來給明朝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