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改教運動

瑞士改教運動先鋒：慈運理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時，神在瑞士興起另一位僕人發動教會改革，他便是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慈運理與路德同年出生，早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深受當時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影響，因而對古典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也同時極嚮往按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幣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礎。

主後一五Ｏ六年慈運理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作，他的講道深受教會的信徒歡迎，於是不久便成為很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於改革工作， 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他猛烈抨擊當時瑞士的雇傭兵制度﹔當時瑞士的聯邦與一些出得起高價的大國（如法國）簽約，任由那些大國雇傭瑞士人當 兵為他們打仗，總之價高者得。慈運理對於自己同胞以血換金錢的作法，深痛惡絕，便在瑞士聯邦要與法國簽約時，極力反對。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 會施壓力，而慈運理便在主後一五一六年被迫離開他事奉了十年的教會，去艾斯登，那裡是瑞士人文主義的大本營。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對於新約尤其有 更深的領悟。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之處。首先，他對於一群一群的信徒湧到當地的聖母院朝聖，以求贖罪，感到非常不安，聖經所宣告的救恩與 朝聖根本完全是兩回事。於是，他開始按照聖經的教導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借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瓷赦免。他更 進一步抨擊教會售賣贖罪券，並且宣稱教皇沒有權柄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卻於主後一五一八年調派他到蘇黎士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裡，他的改革運動才真正 開始。在蘇黎士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支持，到了主後一五二二年，他竟敢與十位聖職人員公然上書主教，要求他准許他們結婚，因為聖經沒有禁止傳 道人結婚的。這要求只是試金石而已﹔不久，他們又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認為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訓。主教企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准 備，他發動市議會通過一道法令，就是教會任何的習俗，都要基於聖經的教導。省議會同時在主後一五二三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佈一切的辯論必 須以聖經為依據。在辯論中，慈運理宣讀他所寫的《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將一些基本的聖經真理清楚簡潔地列出來。在這《六十七條》中他肯定聖經的權威是遠超過教會傳統的權威，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否定人可以 用善行來積聚功德，以求贖罪，亦否定彌撒是獻祭，否定煉獄的存在，同時，他宣告傳道人結婚是聖經所許可的。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是便在省議會 的支持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出重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持他的人，將教堂中的圖像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倖免。主後一五二五 年，彌撒正式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慈運理稱聖餐為愛筵，只表明信徒在愛的團契中記念主的死，而完全沒有獻祭的意義。隨後，所有修道院的產業被沒收，託管 於省議會之下，學校也重新改組。

慈運理在蘇黎士的改革如此順利，其實是有賴瑞士當時的政治體制。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個州郡（cantons）組成的聯邦，每一個州郡都是相當獨立，而不受制 於聯邦議會的，因此，只要蘇黎士的省議會支持，其他州郡都是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個瑞士只有蘇聯上改教，他便勢必孤立無援，至終只會失敗。因此，下一 步最重要的，還是贏取其他州郡的支持。於是慈運理便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運動。他派艾科蘭巴迪(Johann Oecolampadius, 1482-1531 A.D.)到巴色(Basel)、布沙(Martin Bucer, 1491-1551 A.D.)到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而他則親自前往伯恩(Berne)。不久，這三州就投入改教運動，而聖格倫、沙弗哈遜、莫爾哈遜、格拉 勞斯也隨即加入這行列。至此，聯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運動，要不是慈運理在主後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相信他發動的改教運動會蔓延到更多的州郡。

慈運理若能夠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必會戰死沙場。主後一五二九年，位與瑞士山谷中的州郡幾乎全部落在慈運理的手中，而山區的州郡則依然保 持天主教的信仰。在過往兩三年間，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大有開戰的可能，然而雙方都知道，倘若戰爭爆發，雙方的損失都會很慘重，於是在主後一五二九年協 議，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解。但山區的天主教州郡卻在談判的同時，積極備戰。慈運理知道，雙方的戰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同時德國方面情勢亦非常危急，查理五 世亦準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基督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於聖餐的幣解出現分歧。路德認為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 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論"（Consubstautiation）的觀唸作解釋。而慈運理卻認為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一種喻表，並 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憤然在會議桌上寫上"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然後拂袖而去，他們的合作談判便告破裂，而慈運理便得 單獨面對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挑戰。戰事終於在主後一五三一年爆發，結果天主教州郡聯盟取得勝利，而慈運理在卡甫爾一 役中陣亡。基督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會議上卻爭取到宗教自由的權利，即是說，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宗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 式，但卻不能煽動其他天主教的州郡發起改教運動。這樣一來，改教的成果雖然可以保存，但卻失去了擴展的可能。瑞士的改教運動便由此停滯下來，要等到加爾文 的出現才有新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假若弟兄姊妹為了些微神學理解的分歧，而忘記了在很多重要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基礎，以致不能同心興旺主的工作，甚至 互不相容，神的國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氣受到損害的。路德與慈運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之間無論對聖經的權威，對基督、救恩的幣解都非常相同，其實大可 在共同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聯盟，可惜因著小小的神學分歧，使他們分道揚鑣，結果造成極不愉快的後果。

主後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對基督教的威脅越來越大，有鑑於此，歐洲各處的基督教邦國聯合起來，組成施馬加登聯盟（Smalcaldic League），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軍事威脅。這樣查理五世才放棄用軍事解決改教運動的意圖。當這種緊張的氣氛稍為和緩，天主教和基督教雙方亦開始彼此接 觸，希望探討和解的可能。其實，一種合一的嘗試早在那時已經出現。結果雙方在主後一五四一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開會，尋求合一。基督 教方面有墨蘭頓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則以康達裡尼（Contarini）紅衣大主教為代表。墨蘭頓是路德的親信，亦是以後繼承路德領導路德會的人﹔而康達 裡尼是教皇保羅三世的親信，亦是當時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領導﹔可見雙方都極重視這次會議。倘若後來不是極力反對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當了教皇，而 是康達裡尼，相信當時的和解一定大有進展。然而歷史卻走了不同的路，相信是神自己的旨意。

激進的改教運動–重洗派

在慈運理髮動改革瑞士教會的初期，他有兩位很要好的同工，一位叫格裡寶（Conrad Grebel, 1498-1526 A.D.），一位叫曼斯(Felix Manz)﹔他們兩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名門子弟，並且受慈運理的影響甚深。然而，他們漸漸覺得慈運理推行改革不夠徹底，並且過於緩慢。格裡寶希望瑞士的 教會能回覆新約教會的模式，於是屢次催促慈運理朝這方向走。但慈運理卻不肯急進。在失望之餘，他們開始召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經及禱 告。漸漸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現了，那就是嬰兒受洗的問題。

一直以來，教會習慣了為嬰兒施洗，因為恐怕萬一嬰兒未受洗而夭折，便得不到救贖的恩典。當格裡寶和曼斯研讀聖經時，一方面在聖經中找不到嬰兒受洗的教訓， 一方面認識到受洗是一種決志、一種立誓跟隨主的表示。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必需心志成熟，才能受洗。於是他們便向慈運理表達他們的意見，促請他廢除嬰兒受 洗的習慣。慈運理覺得他們很有道理，但不想操之過急，便要他們忍耐，待他考慮清楚和時機成熟。到了主後一五二四年，他們見慈運理依然沒有實際地採取行動， 便按捺不住，開始對慈運理等人作嚴厲批評。慈運理在次年年初與他們作了初步討論後，便決定將整件事提交省議會公開辯論。省議會決定保留嬰兒受洗，不單如 此，更下令所有父母在嬰兒出生八日內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議會又下令停止格裡寶及曼斯他們晚間私下的研經聚會。接到這命令，格裡寶及曼斯在當晚召聚 那些與他們站在同一戰線的人，共同相討對策，在禱告中，其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聖靈感動，跪在地上懇切禱告，隨後要求格裡寶為他 施洗，格裡寶隨即為他施洗。然後他們彼此激勵，為福音至死忠心。重洗派便這樣誕生了。

格裡寶、曼斯及布洛克四出宣講聖經的教訓。他們認為教會是一群委身、實踐主道的基督徒的團契，不應與任何政權聯繫，也不應受有形的組織所捆縛。他們強調信 徒個別的自由，對於教會組織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在教會中信徒與聖職人員在地位上是沒有分別的，只有恩賜與職事的分別，牧者應由信徒選出並由他們支持。而牧 者的責任則是研讀聖經、教導督責信徒、主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教會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禮及聖餐，洗禮應用浸的形式，並且只有那些真心悔改、 決志為主而活的人才配領受洗禮。聖餐是為了記念主的受死，也是弟兄姊妹團契的表達，表明他們是一家人，共同享受主為他們設的愛筵。亦因為這緣故，聖餐應在 家庭中舉行，為的是表示那種家庭的親切，也為了避免有人用各樣繁瑣的儀式引導人進入迷信，以為聖餐的餅真的變成主的身體，酒變成主的血。

他們也強調嚴謹、聖潔的生活，信徒應與世界完全分開，縱然受到逼害、苦難，他們也應堅守原則。他們特別看重登山寶訓，更要求自己切實遵行。對於政府，他們 都採取政教分離的態度，他們絕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種政教分離的態度，不單與慈運理結合宗教與政治的原則背道而馳，也與當時普遍政教緊密相連的實況很 不協調，再加上他們強調個人自由而輕視任何結構、組織，因此，很多教會領袖及執政者對重洗派都非常敵視，彷彿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傳統、反秩序的一群人， 於是對他們的逼害便相當嚴厲。

慈運理起初對他們也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主後一五二五年三月，格裡寶、曼斯連同二十位重洗派的信徒被捕，格裡寶從獄中逃 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而曼斯則在主後一五二七年一月被判死刑，被推入河中淹死。布洛克逃出蘇黎士後，四出宣道，跟從他的人也不少。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 九年八月被天主教當局捕獲，被判火刑。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許米亞（Balthasar H bmaier）亦於主後一五二五年被捕入獄，他因著受不了苦刑而放棄他的觀點，但被釋放後，逃到莫拉維亞(Moravia)，在那裡放膽宣揚重洗派的信 仰。在莫拉維亞，重洗派的影響已非常深，並且這裡的重洗派比其他的地方更激進和極端，他們主張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張凡物公用，並預言基督將會來 臨，在地上建立王國，到那時候，基督便將刀劍交與被揀選的子民，殺掉那些貴族和教會權貴。當時領導這種激進的重洗派的人名叫赫德（Hut）。許米亞逃到莫 拉維亞時，覺得赫德實在太激進了，便挺身出來反對他。不久赫德被捕，判處死刑。許米亞取代了他的領導，在那裡展開了相當成功的工作。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八 年被捕，在極重的苦刑下，他怎樣也不肯放棄他的信念。於是當局便下令將他燒死。

當這幾位重洗派的創始人相繼去世後，重洗派很迅速地發展，不過也同時變得更加激進。他們很多時只按字面解經，所以他們當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頂上宣講，真的 變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則遵從耶穌教訓不要為衣著、食物憂慮而竟然一絲不掛的四處遊蕩。他們也極重視末世的預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 （Melchior Hoffman）的便預言主耶穌於主後一五三四年再來，而史特勞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隨者馬提斯（Jan Matthys）在蒙士特（M nster）領導激進的重洗派起義，將當地的主教趕出。主教取得援兵，將蒙士特城重重圍困，而他便在企圖突圍中戰死。他死後由一位名叫布克遜的人繼承他作 領導。布克遜竟在被圍的城中自封為王，強迫信徒實踐共產，更宣稱自己每天都有從上而來的啟示。蒙士特結果於主後一五三五年被攻破，布克遜被捕，被毒打一番 後被處死。

經過激進的發展過程，有些重洗派的信徒痛定思痛後決意改正那些激進的傾向。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便是當時的代表。他帶領蒙士特受挫敗的重洗派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現代的門諾會便是由這時開始的了。

有人說，當時重洗派之所以這樣受敵視，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主張教會與政府緊密相連﹔天主教傾向於教會領導政府，而基督 教則傾向於政府領導教會。重洗派卻要完全避免這兩種中任何一種傾向，而走政教分離的路。不過，重洗派與當時的兩大主流最大的衝突，乃在於他們極度強調信徒 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否定任何外在的權威，於是教會傳統與教會整體的秩序便受到嚴重的威脅。慈運理及路德便是基於這理由排斥重洗派。

雖然受到不斷的排拒，重洗派卻在改教歷史上佔相當重要的位置。歐洲的自由教會傳統，英國浸信宗及公理宗的發源，都是受了重洗派重大影響而產生的。而日後基督教的反暴力和平主義也從重洗派的受苦神學中得了不少靈感。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英國的改教運動與清教徒

英國教會改革之起因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 A.D.）本來是教皇的支持者，當路德發動改教，將七項聖禮簡化為兩項時，亨利八世便寫了一篇攻擊路德的文章，名為《為七項聖禮辯護》（The Seven Sacraments）。不過他支援教皇，似乎是有很重要的政治目標；英國與法國長久處於敵對狀態中，亨利八世要利用教皇的屬靈勢力及西班牙的軍力來支援他，起碼使法國孤立。為了使英國的勢力擴張，他更企圖使他的秘書長吳爾斯 （Thomas Wolsey）登上教皇的皇位，吳爾斯當時是英國的紅衣主教。但他這一切的部署都不大成功，其中一個很大的阻力是由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來的。這些事雖然與英國的改教沒有直接關係，卻是很重要的背景。

使 亨利八世決定改教的導火線，是亨利要求教皇准許他休妻，而教皇竟拒絕了。亨利八世的妻子凱撒琳（Catherine）是西班牙的公主，是查理五世的姑媽。 她本來許配了亨利的哥哥亞瑟（Arthur），但亞瑟不久便逝世。亨利隨後要求教皇准他與新寡的嫂嫂成親。在教皇的批准下，他們於主後一五Ｏ九年結婚。婚 後十多年凱撒琳卻一直未能為亨利生下男兒。亨利擔心沒有兒子繼承他的王位，可能如過往一樣引發內戰。因此主後一五二七年，他要求教皇准許他休棄凱撒琳，並 以利未記十八章十六節（"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體"）及二十章二十一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為理由，並 派吳爾斯去說服教皇。但教皇不許，於是他便要求吳爾斯以英國教會領袖的身分，開庭聆詢這離婚的要求。然而進展非常緩慢。此時他已經與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 （Anne Boleyn）熱戀，因此更急於休妻。為了使事情有所進展，他將吳爾斯撤職，起用摩爾（Sir Thomas More）為秘書長，克藍麥（Thomas Cranmer 1489-1556 A.D.）及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為他的助手。他們一方面將這件休妻案交給牛津、康橋的學者辯論，另一方面提交國會，請國會通過，雙管齊下。大多數學者贊同亨利休妻，而 國會則猛烈抨擊英國教會的弊端，企圖迫使教會中的聖品人員支援休妻。主後一五二九年，克藍麥及克倫威爾提議亨利索性自稱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而利用他的 領袖地位，自行解決休妻一事。如此，事情便急速發展。亨利稱自己為英國教會的元首，要求英國教會的總議會通過所有聖品人員必須順服英王，並與教廷斷絕關 係，停止納稅給教皇，禁止向教皇作任何申訴。提到這一項摩爾憤然辭職以作抗議。亨利提升克倫威爾為秘書長，克藍麥為大主教。克藍麥於主後一五三二年宣佈亨 利與凱撒琳的婚姻無效，但他們依然希望教皇正式承認這事。同時，英國教會修改任何法制，要得英王許可。主後一五三三年，凱撒琳的侍女安波林身孕已重，他們 便匆匆成親，亨利正式冊立她為皇后。至此，教皇不得不宣佈他們的婚姻不合法，並將他們逐出教會。英國的改教便由此展開。

總結以上的敘述，我們大致可以瞭解，英國改教的重點完全放在組織及權力架構，神學及教會生活方面的改革幾乎完全沒有。

主 後一五三四年，亨利要求國會通過三項法令，第一項是承認英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第二項是認可繼承王位的法令，肯定由安波林王后所生的子女，有權繼承王 位；安波林於主後一五三四年生得一女，亦即以後的伊利沙白一世。第三項法令是叛國法令，凡任何人稱英王為異端者，便是叛國，應處死刑。

主後一五三六年，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英國教會廣泛搜集修道院內種種罪證，然後頒佈一項解散法令，將很多修道院解散，土地歸為國家所有。

此 時，越來越多的人要求亨利實行真正的改革。亨利便制訂了《十條信仰原則》，這十條信仰原則基本上仍是肯定天主教的傳統信仰，只在一些地方上作了修改，例如 有關聖餐的變質說便完全不提，雖然肯定功德的重要，卻高舉因信稱義的道理，同時以聖經以及三條初期教會的信條為信仰最高的權威，否定煉獄的存在，否定敬拜 圖像、聖經遺物的迷信。這原本是了一非常好的開始，假若改教派不是操之過急，相信改教運動會穩步進展。但他們催促亨利作更多的讓步，亨利憤然抗拒，於主後 一五三九年定下《六條信仰原則》，肯定聖餐的餅和酒變質，不准平信徒在守聖餐時自己執杯，聖品人員要嚴守獨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約，教會可為信徒舉行私人 彌撒，並且肯定告解的重要性。凡否定此六條的第一條，即否定變質說，便會被定死罪，否定其他五條的，財產充公和監禁。幸好他頒佈此諭令後不久便去世，改革 派才不致受太大的打擊。

亨利去世後，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於主 後一五四七年登位，年僅十歲，由他的舅父作攝政輔助他。他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因此掌權後便大事改革，請求國會將亨利的叛國法令《六條信仰原則》撤消，並准許平信徒在領聖餐時持杯而飲，他又要 求國會准許聖品人員結婚，並制定新的崇拜儀式，要全國教會遵守。又由克藍麥編訂《公禱書》，給所有教會使用。

索 美塞特公爵的改教本很順利，可惜他不單要改革教會，也要改革當時的政治情況，他支援農民起來爭取更多的權利，這真是貴族的大忌。在一次農民騷亂的事件中， 貴族乘機將一切責任推在索美塞特公爵身上，他因此而失勢。幸好繼承他的人在改革教會的意願上比他更積極。他從歐洲招攬一群重要的改教家到英國，為英國建立 改教的基礎。他們修改《公禱書》，並將基本信仰寫成《四十二條信仰原則》。加爾文派的影響便由此時滲入英國的教會。可惜愛德華六世不久後逝世，整個情勢因 此改觀。

愛德華死後，凱撒琳的女兒瑪利登位，她沒有忘記母親 和自己所受的屈辱，於是在登位後，便極力破壞改教運動，迫害改革派，並恢復天主教。她首先透過國會撤消愛德華改教的諭令，將改革派的主教全部撤職，代之以 支援天主教的人。然而，此時改革派的勢力已相當穩固，一時不容易對付。瑪利復辟心切，便使用暴力，不少人在她的手下慘死，也有不少要逃到日內瓦和法蘭福 特。單在英國南部，便有三百位教牧人員殉道。克藍麥和其他領袖也免不了殺身之禍，他們一行六人在牛津大學活生生被燒死。在此以前，克藍麥曾被迫簽署一份宣 佈放棄信仰、自承是異端的悔過書。但就在行刑時他表現出無比的勇氣，要求先燒這只曾簽署出賣基督的犯罪之手，最後在火焰中被焚燒至死。現在牛津市中心的一 座殉道紀念碑便是紀念他們的。瑪利的高壓政策為她帶來一稱號，就是"血腥瑪利"（Bloody Mary）。幸好她在位不到六年便逝世，英國的改教事業才得以繼續。

瑪 利去世，伊利沙白一世繼位。她採取一種兩面討好的政策，既不想得罪改革派，也不想引起天主教的激烈反對。於是她雖然將愛德華的改革恢復，但卻步步小心，並 將一些比較激進的傾向除掉，她只強調兩點，第一點是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首領，第二點是全國教會崇拜時要用統一儀式，就是用公禱書。雖然她採取平穩的路線，但 這時候另一新的因素出現了，就是瑪利時代逃到歐洲的牧者重回英國，他們帶著比較激進的改教思想，特別反對英王是英國教會的領袖，也強調個人的宗教自由。希 望英國的教會也能夠像歐洲的教會改革一樣，清除一切天主教的傳統。因此覺得保留天主教的傳統儀式不倫不類，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同時 也要求聖職人員生活嚴謹聖潔，並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這些人使伊利沙白非常頭痛，而英國教會也因此幾乎分裂。我們時常聽到的清教徒或分離主義，便是這時候 出現的。

英國的清教徒

清 教徒這名字我相信我們都聽得不少，但誰是清教徒？什麼是清教徒主義？我們必須要瞭解，清教徒主義並不是一種派別，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清教徒是一個統 稱，是指那些不滿伊利沙白走中間路線的人。他們一致覺得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不惜將天主教的一些傳統、儀文摻雜在純正的信仰中，伊利沙白保留了改革 派的神學，卻又保留天主教的儀文，結果是不倫不類。於是他們提倡"改革改教運動"，要求改得更徹底，更清楚地與天主教劃清界線。另外，他們還覺得英國的信 徒的信仰生活不夠聖潔，特別是聖職人員對自己的要求還不夠嚴謹。於是他們提倡簡化崇拜儀式，提高信徒的屬靈素質。

前 面提過在瑪利女王統治的時期，有很多牧師及信徒為了逃避她的逼迫，流亡到歐洲去。瑪利女王去世後，他們便重返家園帶著歐洲加爾文派的思想回到英國。他們希 望英國教會也能夠和歐洲的改革教會一樣，將天主教傳統的一切痕眾，完全清除。無奈伊利沙白為了討好天主教派而保留了很多他們認為要不得的東西。但他們當中 大部分的人都主張留在教會，以漸進的方式改革教會，他們也不反對以英王為教會的首領，不反對國家和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當中一部分比較激進，他們要 求政教完全分離，英王不應插手教會的治理。這群少數的人被稱為"分離主義者"，因為他們主張政教分離。

主 後一五六三年出現了一次衝突。因為伊利沙白規定教牧人平日一定要穿著她指定的袍服和帽，星期日則穿短白袍服。清教徒反對這種規定，認為不應太注重形式。於 是便在教會的總議會中提議取消這袍服的規定，並同時提議在聖餐時信徒無需跪著領聖餐。在洗禮時取消畫十字的儀式；有些比較激進的更提議將教會中的風琴拆 掉，在結婚儀式中不用戒指作信物等。雖然這次議會中清教徒的要求沒能通過，但他們已得到極大的鼓舞，因為投票結果，只是一票之差，可見他們的勢力是多麼強 大。經過這次精神上的勝利，他們便更大膽，主後一五七二年一個清教徒的會議上，竟有人提出驚人的言論，就是教會不需要主教，地方教會的牧者也不應由主教指 派，而應該由平信徒選出來。這群人的領導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他在歐洲流亡時，深受長老會教會體制的影響；他提議教會援用長老會體制，更在主後一五七二年創立了一個這樣的教會。

伊 利沙白和她的主教們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大舉鎮壓，卡特賴特又得流亡歐洲了。然而卡特賴特去後不到幾年，另一位清教徒布朗尼（Robert Browne）又創立了一間由會眾治理的教會，這便是公理會的開始。雖然布朗尼日後反悔，重回聖公會，但他所創立的教會卻日益壯大，使女王極為頭痛。布朗 尼不單認為教會應該用公理制，即會眾治理教會，更宣揚完全分離的理論；他認為每一地方的堂會都應該是獨立的，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還有，每個教會的崇拜應 該用最簡單的儀式，而按立傳道人，教會不應太注重他的學歷，卻應注重是不是有聖靈能力的人。

面 對分離主義的勢力擴大，伊利沙白女王立刻向他們施壓力。她為人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為坎特伯裏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惠特吉夫對於清教徒主義，特別是分離主義，非常憎惡，因此不用女王催促，他也不遺餘力地壓迫清教徒。他設立了一個近乎是異端裁判 所的特委法庭，檢查聖公會內牧師及信徒的信仰，結果很多支援清教徒主義的人受到嚴重的處分，而二百多名牧師被他停職查辦。對於清教徒的領袖，他的壓迫及厲 害，卡特賴特與幾位分離主義的領袖如巴魯（Barrow），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便是死於他手中的。到一五九三年，形勢更加惡劣，女王頒下禦 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便要被趕出英國，假若他們潛返而被捕，則可判處死刑。為了使全國教會統一于她的領 導下，伊利沙白不惜用最嚴厲的手法。然而，奇怪的是，壓迫越大，清教徒卻越發增加；不單如此，清教徒主義的支持者在國會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造成日後清教徒 主義與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流亡海外的清教徒在歐洲建立起重要的據點（特別是荷蘭），在那裏發展得非常快。主後一六Ｏ七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 “，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領導下從英國的一個港口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們的宗教自由。跟著，便越來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陸去，美國的建國與這批移民有很大的關 係。

清 教徒被迫離開英國，因為伊利沙白女王死後，情況變得更壞。伊利沙白的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他到英國即位時，改王號為雅各一世。雅各一世在蘇格蘭時 受盡蘇格蘭長老會中的教牧師領袖的氣，故此一到英國，一變而成為教會的首領，便得意忘形。為了表現他的威風，便向那些不肯俯首順服的清教徒施下馬威。英國 的清教徒也估計錯誤，他們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諒他們，於是便大膽地在主後一六Ｏ四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這便是著名的"千 人奏書"（Millenary petition），請求雅各王簡化崇拜儀式，並修改公禱書的某部分。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他們的請求，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于英王及主教的 領導之下，並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受到嚴重的處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願意留在聖公會以 內作內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陣營。當中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紛紛移民到北美洲。

這 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後，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美國的民主政 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 英國，雅各一世去世後，清教徒與英王之間的鬥爭，由宗教的鬥爭演變成政治的鬥爭。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A.D.）的領導下，清教徒在國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日後英王與國會的對立越來越尖銳，不久內戰爆發，英王查理一世戰敗，被國會判處死刑。克倫威爾掌握大 權，英國成為清教徒的天下。但克倫威爾死後，他們便又失勢。此時，他們已經成為非常龐大的一群，英國不得不容忍他們的存在，於是，不久即頒下容忍的諭令， 結束對清教徒的迫害。

 

戴德生

     戴德生小傳   ,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 ,

戴德生小傳

 

戴德生是中國內地會的創造人。他自一八五三年來華直至卒年，傾其畢生於中國福音事工。他對神絕對的順服和信靠，給內地會的建樹和中國教會的?生，帶來神豐富的祝福。

戴 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每日早 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佈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父親感 嘆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麼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 心裡，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樂。同年，他裡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到中國去傳道。

戴 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國佈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經 過懇切禱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裡充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 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說：「主 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裡面附著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 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 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 六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複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作罷。有人 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神的感動，照原計劃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煙臺簽 訂條約，准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著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戴 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淩，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生遊行佈 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改著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 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群地痞流氓鬧事。暴徒衝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流很多 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 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 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內地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持 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 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設立了五十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 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佈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二五零零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 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義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回應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 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 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師。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

劍橋七傑

  劍橋七傑（震憾時代的七位宣教士） ,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紀，聖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定居，劍橋於此誕生。1209年，一群學者因與牛津市當局意見不合，逃往劍橋避難，加上伊裏主教休·包沿創立第一所學院彼得屋（Peter House），劍橋大學便有了?始的基業。

“野蠻、未開化和無知"，曾經是史學家對沼澤居民的形容，卻因劍橋的耀眼光芒，重新界定了這片構軟、平坦的土地。 劍橋的秋多風、多雨。便在天睛的日子裏，這個中古大學城的秋光豔色不只使人目不暇接，而且幾乎完全佔據了人的心靈。

站 在舉世著名的Backs（劍大許多古老學院的後園）上，看一樹樹的金黃在陽光下閃爍，在微風躍動，把原來已經碧綠的草地襯得更綠，把原有王者氣象的王家學 院禮拜堂烘托得更加莊嚴堂皇，而三一學院古雅純樸的"雷恩圖書館"，聖約翰學院"太息橋"頭的紫紅牽藤，也越發顯得凝重與活潑。至於徐志摩所說"最有靈性 "的劍河，不論是夏綠或秋黃，總是那麼徐徐自得、柔情萬種。

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是劍橋的榮耀，也是公認的全歐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築。從教堂唱詩班吟唱的聖誕頌歌，傳遍世界各角落，連聖母峰下的營者都在聆聽！ 皇后學院並不是劍橋最響亮的學院。它最有名的建築是跨過劍河的一座木橋，名叫"數學橋"。木橋初造於1794年，是一座利用實用數學原理，完全不用釘子卻堅固無比的橋。1867年有個維多利亞人將它整個拆除，以至後來必須加上鐵螺釘才恢復了原狀。

三一學院毫無疑問是劍橋最大也最著名的學院。這是遠出過牛頓、培根，近出過懷海德、羅素、維根斯坦的學院。在三一的大門左邊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牛頓悟"道"的"菩提樹"。

 

基督教在中國20世紀十大運動

前言
　　基督教在中國深根生長主要是在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中國基督教會中領聖餐的信徒僅55,093人（1893年），會堂及佈道所也不過 706間。到1949年領聖餐的信徒已增加到834,000位。今天當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至少已有八千萬信徒！二十世紀初期，國人認為基督教是 外來的洋教。但是，今天基督教已成為在中國發展最迅速的本土化宗教，特別是家庭教會。那麼，過去一百年來，是那些重要事件或運動促使中國教會如此驚人地增 長，並塑造了中國獨特的教會模式呢？我相信這重大的轉變是由中國歷史與教會發展的互動而形成的。
一、1900年代興起的中國獨立教會運動

　　1900年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打敗之後，中 國人對西方以及基督教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由先前的敵視轉為崇外。這個轉變給中國製造了一個福音的黃金時代。1905年，中國信徒人數就增至78,251 人。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後，共和政府成立，激勵中國教會興起發展獨立自主的精神，同時中華民國憲法也給了基督徒「國民」的身份，可以享受個人信仰 的自由。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促使全國各地展開中國教會獨立運動，特別是沿海地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07年由余國楨所發起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 1949年以前，自立會在浙江和河南兩省發展最為迅速。自立運動的精神及二○年代的本色化復興運動對文革後家庭教會的發展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今日中國教 會信徒最多的三省就是河南、浙江與福建。

　　自立運動精神促成誠靜怡（1881-1939年）等中國教會領袖在1918年成立了「中華國 內佈道會」，他們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前往雲南、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地。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馬莊興起了耶穌家庭，成立以愛為基礎的集體生活模式，這也是受自 立運動精神影響而發展的。

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 （1907-1922）

　　1905至1922年間，西國宣教士們開始發展合作運動。1907年，中國第三屆宣教士大會即基督教來華百年宣教大會（Centenary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上海召開時，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會聯盟」（China Christian Federation Council）。此運動的推動者為倫敦會的柯多馬醫生 (Thomas Cochrane)，他在1905年成功地整合北京的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深得眾人敬重。他推動成立 「中國教會聯盟」 的成員是由西國宣教士及中國牧師共同組成，無論是縣、省、國的代表，都以中西各半為原則，期待中國教會能達到走向屬靈和組織合一的理想，形成以中國信徒為主體的教會。

　 　1907年到1913年間，當此計劃正在推行時，另有穆約翰（John R. Mott）的「愛丁堡續行委辦會」（Edinburgh Continuation Committee）來華設立了分會「中華續行委辦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3-1922），當時多數西教士主張維持西方差會的獨特性，保持各宗派原有的特色，因此與會者三分之二為西教士，只有三分之一為華人代表，此舉頗受 多數外國宣教士的歡迎，於是「中華續行委辦會」取代了「中國教會聯盟」的籌劃。「中國教會聯盟」象徵西方在華差會代表願意和中國教會代表平起平坐，走向組 織合一的方向，這也是中國傳道人的心願；「中華續行委辦會」則代表西差會及機構多數領導的意見，他們願意接受合作、協調，但不願失去宗派在中國的主導性。 這個轉變影響中國教會從走向「合一」（union）轉至「合作」（cooperation）的機制，失去了由中西方教會共同努力建立基督在中國超宗派教會 的契機。1922年5月「中華續行委辦會」在上海召開「中華全國基督教大會」，改名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仍然延續了協調為主的功能。

三、中華歸主運動 （1919-1922）

　　五四運動的科學主義和唯理性精神對中國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華續行委辦會內的中國教會領袖們針對五四非宗教的潮流，發起了「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為其回應對策。此運動主要由中國人推動，以向國人傳福音為解決當時中國文化危機的長程方案。

　 　當時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如趙紫宸，劉廷芳、徐寶謙等成立「證道團」並出版《生命》雜誌，批判五四的非宗教風潮。還有些年輕的教會領袖也出版一份名 為《真理》的雜誌，回應五四運動。後來這兩分雜誌在1926年合併為《真理與生命》。可惜他們不能為基督教信仰作出護教的工作，只能力求適應五四唯理性的 要求，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中華歸主運動」 代表中國基督徒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佈道成果並不顯著，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大宗派內的神學思想已經受到「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即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派神學的影響，以致未能產生有效的屬靈運動。

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 （1922-1927）

　　中國本色教會運動是在以純理性為基礎的「非宗教運動」（1919-1921年）、「學生非基督教運動」（1922年）和國共合作時期基督教運動壓力下所產生的一種運動。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打擊下，中國基督徒為了表示與外國差會劃清界限，以免被稱為 「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又為了表示 「與中國人民認同」而開始鼓吹中國教會自立化、本色化，建立「中國本色教會」，其用意在脫離外國宣教士在組織、經濟和神學思想上的倚賴和控制，此外也嘗試 找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和社會融合的出路。可惜，國共分裂後，因反教壓力舒解，本色教會運動的努力也停止了。

　 　更可惜的是，參與本色教會討論的，大多數是新派基督徒知識分子，而福音派的傳道人卻很少參與討論，所以並沒有真正建立本色基督教或本色教會。但在這五年 間，中國基督徒開始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特別是知識分子基督徒的參與，對中國教會仍是關鍵性的突破。非基運動和本色教會探討也影響了各大宗 派走向同宗的合一，並以「中華」冠其名，如：1927年由十六個長老會和改革宗的差會所組成的「中華基督教會」、1930年成立的「中華浸禮會」、 1933年成立的「中華循理會」、1934年成立的「中華行道會」等。

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 （1925-1937）

　 　直到二○及卅○年代，王明道等幾位中國佈道家興起，中國教會才真正邁開復興與自立，甚至本色化的步伐。王明道（1900-1991年）、計志文 （1901-1985年）、宋尚節（1901-1944年）、倪柝聲（1903-1972年）和趙世光（1859-1936年），是廿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 佈道、奮興家。雖然在他們之前，中國也有奮興家，如余慈度（1873-1931年）、丁立美 (1876-1927年)、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年）等，但影響範圍擴及全國甚至直到如今的，首推王明道。

　　 1924年王明道在北京開始事奉。通過他的講道許多教會得到復興，個人信主、經歷重生。他重視基督徒優良的品格，並以基要派信仰反對新派神學。五○年代王 明道面對三自的壓力，仍堅持立場，為主作了忠心的見證。1980年獲釋後，還是不參加三自會，並在上海家中舉行聚會，直到回天家。

　　其次要提的是計志文。計是1925年伯特利佈道團興起後的主要帶領人。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第一個遊行佈道的組織，其他成員還有林景康、聶子英、李道榮和宋尚節，都是十分有能力的重要人物。計志文所展開的遊行佈道的模式，影響延伸到七○年代。

　 　第三位重要人物是宋尚節。宋參與伯特利佈道團的事奉一段時間（1931-1934年）之後，開始獨自舉辦佈道奮興會，他的模式獨特，對中國及東南亞各 地，如菲律賓，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他講罪、講悔改、滿有聖靈的能力，使人深受聖靈的感動，生命有所改變。他也組織佈道小組，並差派他們出去傳福音。

　　第四位是倪柝聲。倪1928年在上海開始聚會。倪深受英國弟兄會的影響，注重重生得救和靈命進深。他領導的這個本色教會的運動，吸引了不少宗派教會的信徒，脫離外國差會。他反對宗派，堅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會」。

　 　這些有影響力的本色教會領袖都有些共同點。首先，他們都不願與外國差會有組織關係，他們都想發展一套獨立教會組織的模式和個人講道的風格。其次，他們雖 都沒有受過正式神學教育，甚至反神學，但卻都有過人的天資和先知講道的屬靈恩賜和權柄。再者，雖然他們的神學有可批評之處，但他們的講道卻相當本色化、大 眾化。他們的奮興會給中國教會帶來復興，把信徒帶回基督的生命裡，裝備中國教會具有面對抗戰時期苦難生活的能力。

六、大宗派內的五年運動

　 　1930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展開了五年的佈道及奮興運動，當時稱為「五年運動」。其目標一方面是為了倍加信徒的人數，另一方面是為了復興大宗派的教 會的靈性，這些教會在二○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也進入一種屬靈的低潮。五年運動在誠靜怡牧師的領導下，鼓勵教會重視佈道。提倡家庭和社會的基督化。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推動鄉村基督化的先鋒徐寶謙，他辭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教席，投入江西鄉村建設。今天，很少人注意到五年運動的重要性：這個運動使部分大宗 派的教會火熱起來，承擔宣教的使命，同時亦推動基督徒參與國家建設，雖然規模不大，但也略有果效。最後，在屬靈方面這個運動也為中國教會在中日戰爭 （1937-1945年）時期面臨的苦難作了準備工作。

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 （1940-1949）

　 　「中國基督徒學聯」是由內地會的艾得理牧師（David Adeney, 1911-1992年） 和趙君影牧師 （1906-1996年），在抗戰 （1937-1945年）和內戰 （1945-1949年） 時期，所主導的一個福音派大專基督徒運動，「學聯」 也可說是福音派世界性大專學生工作 「世界學生福音團契」 （Fel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s）在中國的發展。在此組織之外，另有「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也是由歐美傳來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可惜這時「學運」的信仰已經受到新派神學的侵蝕，組織亦被中國共產黨滲透。「學運」強烈反對 「學聯」的校園福音事工，二者甚至在各院校中產生對立的勢力。「學聯」 強調向非基督徒傳福音，並在那些年間興起一大批大學生奉獻投入福音工作。艾得理後來在香港成立大專學生福音團契（Hong Kong-FES），而查大衛則在台灣成立校園團契。趙君影和于力功後來也在美國發展神學教育和學生工作。港、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大專學生們，從 1960年代又在北美各地興起了查經班，後來不少查經班轉型成為今日北美的許多獨立的中國教會。

八、「三自革新運動」對中國教會的摧毀（1950-195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基督教反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在次年7月28日正式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在1954年改名為「三自愛國運 動」。這個運動名義上是由四十位大宗派的教會領袖們發起的，但事實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成立的。「三自」 成立不久就取代了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為在中共領導下基督教全國最高的指揮中心。通過簽名運動（1950-1953年）（藉此表示反帝愛國的立場）、控訴大會 （1951年）、教牧學習和教會大聯合運動（1958-1959年），各宗派教會、教會學校、大學、教會醫院和各種教會機構都停止運作或歸到政府的管轄之 下。到1959年，除了幾個三自教會外，過去有組織的基督教會基本上全被摧毀了。反對三自的人遭受囚禁二十年不等。大多數的教會被迫關閉後，忠於主的信徒 在沒有牧者的情形下，開始秘密地在家中聚會。這就是中國秘密家庭教會的開始。若說三自對中國教會有什麼「功勞」，那就是摧毀來自西方的制度化基督教會，使 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特別在文革期間重新建立真正中國本色的教會。

九、苦難中興起的家庭教會運動 （1966-1979）

　 　十年文革 （1966-1976年）和毛澤東死後的三年（1976-1979年）對中國基督徒而言是段受苦的歲月。外在不斷的逼迫使中國基督徒在苦難中學習了走十架 道路，又使中國教會脫胎換骨，從一個過去依賴外國資助的傳統、西方制度化的教會轉化成一個非制度化的獨立屬靈團契，由專職牧者領導的教會轉化成由平信徒領 導的 「家庭教會」。一群以宣教為首任的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脫穎而出。基本上，家庭教會運動是個宣教和奮興的運動，在聖靈大能的領導下，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出。 上帝以神蹟奇事證明祂的同在，使基督教的信仰在農民百姓中開始發展。在1974-1979年間，一個新穎的家庭教會模式在中國出現了，新興的一群「平信 徒」成了一群遊行佈道的傳道人，他們不但復興了膽怯的信徒，更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建立了一大批真正自立自養自傳的家庭教會。這就是中國重新對外開放 時，海外教會的新發現。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發展的根源與主力就是經過苦難而興起的家庭教會。

十、中國宣教運動的拓展 （1979-2000）

　 　1979年中共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恢復文革前的宗教政策，三自會復出、教會重開。不到三年，中共中央在1982年頒佈《十九號文件》，要求所有教會必須 在愛國宗教組織內如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管理下，才得享受極有限的信仰自由；但對那些沒有登記、不肯加入三自的家庭教會則嚴加逼迫，但大多數家庭教會仍然 拒絕登記。1983年中共對家庭教會展開一次全國大逼迫，使傳道人四處逃亡，卻在逃亡的過程中將福音傳到內地及邊疆各省。逼迫促使家庭教會更有組織，發展 了以宣教為目的的培訓系統及拓展方案，無形中形成了全國性宣教運動。從1994年起，中共政府頒佈法規，要求家庭教會向宗教事務局登記，並加入三自和基 協，結果壓力更加激發他們的熱心，向偏遠地區甚至少數民族地區傳福音。過去二十多年是平信徒宣教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三○年代只有幾位名佈道家到各地遊行 佈道，現在卻有成千上萬的無名傳道人在各地遊行佈道，建立教會，培訓工人，不斷地播下福音的種子、開花結果。開展了第二個傳福音的黃金時代！如今仍在進行 之中。

結 論
二十世紀的世界宣教史中，福音在中國廣傳是一件壯舉。從上述十件重大運動的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宣教史上關鍵性的突破點：

第一、中國獨立教會運動，促進中國信徒覺醒中國人自身的福音使命，看見中國人自傳的成效。

第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突破宣教差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正視中國教會為一個整體。

第三、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回應當時中國非宗教的思潮，突破了只在教會內部討論信仰的格局。

第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促使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思考自我身分認同問題，以及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為護教的使命開疆擴土。

第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建立了真正自立與本色化的中國教會。王明道等本土佈道家為中國教會帶來大復興，影響直到如今。

第六、大宗派的五年運動復興了宗派性質的教會，他們參與國家建設，擴展教會的福音使命到文化使命。

第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成功地使基督信仰在中國從平民百姓的層面發展到校園大專學生中間，這批知識分子在各地成立的查經班成為今日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的基石。

第八、三自革新運動拆毀了中國有形的教會，卻促成了中國無數無形教會的成立，並經歷了徹底的本色化。

第九、家庭教會運動，促使自立、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誕生，信徒因逼迫流離各地，卻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成為廿世紀教會史的奇蹟。

第十、家庭教會目前仍在中國進行的宣教運動，證明基督教的信仰已經突破了政權的壓迫與轄制。

　 　中國教會經歷這十個運動，每個階段都有上帝所賜的屬靈功課，突破了這十個關口之後，基督教在中國從不到一百萬人由外國差會建立的小群體，演變成為一個將 近一億中國信徒的宣教大軍，這五十年來中國的「平信徒」已經不再是被動的「平信徒」，乃是人人都主動發揮恩賜的基督門徒，全體參與宣教的福音運動。這一大 群從農民到知識分子、從漢人到少數民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內到海外所組成的敬畏神又愛國愛民的基督徒群眾，對中國社會的更新將會帶來關鍵性的影響。我們 期待這個宣教運動在中國不斷地發展下去，使中國真能福音化，教會實踐國度化，中國文化及社會經歷基督化，中華子孫世世代代都得到福音的好處，並將福音傳遍 地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