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紀，聖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定居，劍橋於此誕生。1209年，一群學者因與牛津市當局意見不合，逃往劍橋避難，加上伊裏主教休·包沿創立第一所學院彼得屋（Peter House），劍橋大學便有了?始的基業。

“野蠻、未開化和無知"，曾經是史學家對沼澤居民的形容，卻因劍橋的耀眼光芒，重新界定了這片構軟、平坦的土地。 劍橋的秋多風、多雨。便在天睛的日子裏，這個中古大學城的秋光豔色不只使人目不暇接，而且幾乎完全佔據了人的心靈。

站 在舉世著名的Backs（劍大許多古老學院的後園）上，看一樹樹的金黃在陽光下閃爍，在微風躍動，把原來已經碧綠的草地襯得更綠，把原有王者氣象的王家學 院禮拜堂烘托得更加莊嚴堂皇，而三一學院古雅純樸的"雷恩圖書館"，聖約翰學院"太息橋"頭的紫紅牽藤，也越發顯得凝重與活潑。至於徐志摩所說"最有靈性 "的劍河，不論是夏綠或秋黃，總是那麼徐徐自得、柔情萬種。

國王學院的禮拜堂是劍橋的榮耀，也是公認的全歐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築。從教堂唱詩班吟唱的聖誕頌歌，傳遍世界各角落，連聖母峰下的營者都在聆聽！ 皇后學院並不是劍橋最響亮的學院。它最有名的建築是跨過劍河的一座木橋，名叫"數學橋"。木橋初造於1794年，是一座利用實用數學原理，完全不用釘子卻堅固無比的橋。1867年有個維多利亞人將它整個拆除，以至後來必須加上鐵螺釘才恢復了原狀。

三一學院毫無疑問是劍橋最大也最著名的學院。這是遠出過牛頓、培根，近出過懷海德、羅素、維根斯坦的學院。在三一的大門左邊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牛頓悟"道"的"菩提樹"。

 

基督教在中國20世紀十大運動

前言
　　基督教在中國深根生長主要是在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末，中國基督教會中領聖餐的信徒僅55,093人（1893年），會堂及佈道所也不過 706間。到1949年領聖餐的信徒已增加到834,000位。今天當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至少已有八千萬信徒！二十世紀初期，國人認為基督教是 外來的洋教。但是，今天基督教已成為在中國發展最迅速的本土化宗教，特別是家庭教會。那麼，過去一百年來，是那些重要事件或運動促使中國教會如此驚人地增 長，並塑造了中國獨特的教會模式呢？我相信這重大的轉變是由中國歷史與教會發展的互動而形成的。
一、1900年代興起的中國獨立教會運動

　　1900年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打敗之後，中 國人對西方以及基督教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由先前的敵視轉為崇外。這個轉變給中國製造了一個福音的黃金時代。1905年，中國信徒人數就增至78,251 人。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後，共和政府成立，激勵中國教會興起發展獨立自主的精神，同時中華民國憲法也給了基督徒「國民」的身份，可以享受個人信仰 的自由。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促使全國各地展開中國教會獨立運動，特別是沿海地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07年由余國楨所發起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 1949年以前，自立會在浙江和河南兩省發展最為迅速。自立運動的精神及二○年代的本色化復興運動對文革後家庭教會的發展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今日中國教 會信徒最多的三省就是河南、浙江與福建。

　　自立運動精神促成誠靜怡（1881-1939年）等中國教會領袖在1918年成立了「中華國 內佈道會」，他們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前往雲南、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地。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馬莊興起了耶穌家庭，成立以愛為基礎的集體生活模式，這也是受自 立運動精神影響而發展的。

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 （1907-1922）

　　1905至1922年間，西國宣教士們開始發展合作運動。1907年，中國第三屆宣教士大會即基督教來華百年宣教大會（Centenary 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上海召開時，成立了「中國基督教會聯盟」（China Christian Federation Council）。此運動的推動者為倫敦會的柯多馬醫生 (Thomas Cochrane)，他在1905年成功地整合北京的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深得眾人敬重。他推動成立 「中國教會聯盟」 的成員是由西國宣教士及中國牧師共同組成，無論是縣、省、國的代表，都以中西各半為原則，期待中國教會能達到走向屬靈和組織合一的理想，形成以中國信徒為主體的教會。

　 　1907年到1913年間，當此計劃正在推行時，另有穆約翰（John R. Mott）的「愛丁堡續行委辦會」（Edinburgh Continuation Committee）來華設立了分會「中華續行委辦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3-1922），當時多數西教士主張維持西方差會的獨特性，保持各宗派原有的特色，因此與會者三分之二為西教士，只有三分之一為華人代表，此舉頗受 多數外國宣教士的歡迎，於是「中華續行委辦會」取代了「中國教會聯盟」的籌劃。「中國教會聯盟」象徵西方在華差會代表願意和中國教會代表平起平坐，走向組 織合一的方向，這也是中國傳道人的心願；「中華續行委辦會」則代表西差會及機構多數領導的意見，他們願意接受合作、協調，但不願失去宗派在中國的主導性。 這個轉變影響中國教會從走向「合一」（union）轉至「合作」（cooperation）的機制，失去了由中西方教會共同努力建立基督在中國超宗派教會 的契機。1922年5月「中華續行委辦會」在上海召開「中華全國基督教大會」，改名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仍然延續了協調為主的功能。

三、中華歸主運動 （1919-1922）

　　五四運動的科學主義和唯理性精神對中國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華續行委辦會內的中國教會領袖們針對五四非宗教的潮流，發起了「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為其回應對策。此運動主要由中國人推動，以向國人傳福音為解決當時中國文化危機的長程方案。

　 　當時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如趙紫宸，劉廷芳、徐寶謙等成立「證道團」並出版《生命》雜誌，批判五四的非宗教風潮。還有些年輕的教會領袖也出版一份名 為《真理》的雜誌，回應五四運動。後來這兩分雜誌在1926年合併為《真理與生命》。可惜他們不能為基督教信仰作出護教的工作，只能力求適應五四唯理性的 要求，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中華歸主運動」 代表中國基督徒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佈道成果並不顯著，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大宗派內的神學思想已經受到「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即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派神學的影響，以致未能產生有效的屬靈運動。

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 （1922-1927）

　　中國本色教會運動是在以純理性為基礎的「非宗教運動」（1919-1921年）、「學生非基督教運動」（1922年）和國共合作時期基督教運動壓力下所產生的一種運動。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打擊下，中國基督徒為了表示與外國差會劃清界限，以免被稱為 「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又為了表示 「與中國人民認同」而開始鼓吹中國教會自立化、本色化，建立「中國本色教會」，其用意在脫離外國宣教士在組織、經濟和神學思想上的倚賴和控制，此外也嘗試 找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和社會融合的出路。可惜，國共分裂後，因反教壓力舒解，本色教會運動的努力也停止了。

　 　更可惜的是，參與本色教會討論的，大多數是新派基督徒知識分子，而福音派的傳道人卻很少參與討論，所以並沒有真正建立本色基督教或本色教會。但在這五年 間，中國基督徒開始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特別是知識分子基督徒的參與，對中國教會仍是關鍵性的突破。非基運動和本色教會探討也影響了各大宗 派走向同宗的合一，並以「中華」冠其名，如：1927年由十六個長老會和改革宗的差會所組成的「中華基督教會」、1930年成立的「中華浸禮會」、 1933年成立的「中華循理會」、1934年成立的「中華行道會」等。

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 （1925-1937）

　 　直到二○及卅○年代，王明道等幾位中國佈道家興起，中國教會才真正邁開復興與自立，甚至本色化的步伐。王明道（1900-1991年）、計志文 （1901-1985年）、宋尚節（1901-1944年）、倪柝聲（1903-1972年）和趙世光（1859-1936年），是廿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 佈道、奮興家。雖然在他們之前，中國也有奮興家，如余慈度（1873-1931年）、丁立美 (1876-1927年)、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年）等，但影響範圍擴及全國甚至直到如今的，首推王明道。

　　 1924年王明道在北京開始事奉。通過他的講道許多教會得到復興，個人信主、經歷重生。他重視基督徒優良的品格，並以基要派信仰反對新派神學。五○年代王 明道面對三自的壓力，仍堅持立場，為主作了忠心的見證。1980年獲釋後，還是不參加三自會，並在上海家中舉行聚會，直到回天家。

　　其次要提的是計志文。計是1925年伯特利佈道團興起後的主要帶領人。伯特利佈道團是中國第一個遊行佈道的組織，其他成員還有林景康、聶子英、李道榮和宋尚節，都是十分有能力的重要人物。計志文所展開的遊行佈道的模式，影響延伸到七○年代。

　 　第三位重要人物是宋尚節。宋參與伯特利佈道團的事奉一段時間（1931-1934年）之後，開始獨自舉辦佈道奮興會，他的模式獨特，對中國及東南亞各 地，如菲律賓，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他講罪、講悔改、滿有聖靈的能力，使人深受聖靈的感動，生命有所改變。他也組織佈道小組，並差派他們出去傳福音。

　　第四位是倪柝聲。倪1928年在上海開始聚會。倪深受英國弟兄會的影響，注重重生得救和靈命進深。他領導的這個本色教會的運動，吸引了不少宗派教會的信徒，脫離外國差會。他反對宗派，堅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會」。

　 　這些有影響力的本色教會領袖都有些共同點。首先，他們都不願與外國差會有組織關係，他們都想發展一套獨立教會組織的模式和個人講道的風格。其次，他們雖 都沒有受過正式神學教育，甚至反神學，但卻都有過人的天資和先知講道的屬靈恩賜和權柄。再者，雖然他們的神學有可批評之處，但他們的講道卻相當本色化、大 眾化。他們的奮興會給中國教會帶來復興，把信徒帶回基督的生命裡，裝備中國教會具有面對抗戰時期苦難生活的能力。

六、大宗派內的五年運動

　 　1930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展開了五年的佈道及奮興運動，當時稱為「五年運動」。其目標一方面是為了倍加信徒的人數，另一方面是為了復興大宗派的教 會的靈性，這些教會在二○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也進入一種屬靈的低潮。五年運動在誠靜怡牧師的領導下，鼓勵教會重視佈道。提倡家庭和社會的基督化。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推動鄉村基督化的先鋒徐寶謙，他辭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教席，投入江西鄉村建設。今天，很少人注意到五年運動的重要性：這個運動使部分大宗 派的教會火熱起來，承擔宣教的使命，同時亦推動基督徒參與國家建設，雖然規模不大，但也略有果效。最後，在屬靈方面這個運動也為中國教會在中日戰爭 （1937-1945年）時期面臨的苦難作了準備工作。

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 （1940-1949）

　 　「中國基督徒學聯」是由內地會的艾得理牧師（David Adeney, 1911-1992年） 和趙君影牧師 （1906-1996年），在抗戰 （1937-1945年）和內戰 （1945-1949年） 時期，所主導的一個福音派大專基督徒運動，「學聯」 也可說是福音派世界性大專學生工作 「世界學生福音團契」 （Fel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s）在中國的發展。在此組織之外，另有「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也是由歐美傳來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可惜這時「學運」的信仰已經受到新派神學的侵蝕，組織亦被中國共產黨滲透。「學運」強烈反對 「學聯」的校園福音事工，二者甚至在各院校中產生對立的勢力。「學聯」 強調向非基督徒傳福音，並在那些年間興起一大批大學生奉獻投入福音工作。艾得理後來在香港成立大專學生福音團契（Hong Kong-FES），而查大衛則在台灣成立校園團契。趙君影和于力功後來也在美國發展神學教育和學生工作。港、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大專學生們，從 1960年代又在北美各地興起了查經班，後來不少查經班轉型成為今日北美的許多獨立的中國教會。

八、「三自革新運動」對中國教會的摧毀（1950-195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基督教反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在次年7月28日正式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在1954年改名為「三自愛國運 動」。這個運動名義上是由四十位大宗派的教會領袖們發起的，但事實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成立的。「三自」 成立不久就取代了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為在中共領導下基督教全國最高的指揮中心。通過簽名運動（1950-1953年）（藉此表示反帝愛國的立場）、控訴大會 （1951年）、教牧學習和教會大聯合運動（1958-1959年），各宗派教會、教會學校、大學、教會醫院和各種教會機構都停止運作或歸到政府的管轄之 下。到1959年，除了幾個三自教會外，過去有組織的基督教會基本上全被摧毀了。反對三自的人遭受囚禁二十年不等。大多數的教會被迫關閉後，忠於主的信徒 在沒有牧者的情形下，開始秘密地在家中聚會。這就是中國秘密家庭教會的開始。若說三自對中國教會有什麼「功勞」，那就是摧毀來自西方的制度化基督教會，使 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特別在文革期間重新建立真正中國本色的教會。

九、苦難中興起的家庭教會運動 （1966-1979）

　 　十年文革 （1966-1976年）和毛澤東死後的三年（1976-1979年）對中國基督徒而言是段受苦的歲月。外在不斷的逼迫使中國基督徒在苦難中學習了走十架 道路，又使中國教會脫胎換骨，從一個過去依賴外國資助的傳統、西方制度化的教會轉化成一個非制度化的獨立屬靈團契，由專職牧者領導的教會轉化成由平信徒領 導的 「家庭教會」。一群以宣教為首任的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脫穎而出。基本上，家庭教會運動是個宣教和奮興的運動，在聖靈大能的領導下，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冒出。 上帝以神蹟奇事證明祂的同在，使基督教的信仰在農民百姓中開始發展。在1974-1979年間，一個新穎的家庭教會模式在中國出現了，新興的一群「平信 徒」成了一群遊行佈道的傳道人，他們不但復興了膽怯的信徒，更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建立了一大批真正自立自養自傳的家庭教會。這就是中國重新對外開放 時，海外教會的新發現。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發展的根源與主力就是經過苦難而興起的家庭教會。

十、中國宣教運動的拓展 （1979-2000）

　 　1979年中共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恢復文革前的宗教政策，三自會復出、教會重開。不到三年，中共中央在1982年頒佈《十九號文件》，要求所有教會必須 在愛國宗教組織內如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管理下，才得享受極有限的信仰自由；但對那些沒有登記、不肯加入三自的家庭教會則嚴加逼迫，但大多數家庭教會仍然 拒絕登記。1983年中共對家庭教會展開一次全國大逼迫，使傳道人四處逃亡，卻在逃亡的過程中將福音傳到內地及邊疆各省。逼迫促使家庭教會更有組織，發展 了以宣教為目的的培訓系統及拓展方案，無形中形成了全國性宣教運動。從1994年起，中共政府頒佈法規，要求家庭教會向宗教事務局登記，並加入三自和基 協，結果壓力更加激發他們的熱心，向偏遠地區甚至少數民族地區傳福音。過去二十多年是平信徒宣教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三○年代只有幾位名佈道家到各地遊行 佈道，現在卻有成千上萬的無名傳道人在各地遊行佈道，建立教會，培訓工人，不斷地播下福音的種子、開花結果。開展了第二個傳福音的黃金時代！如今仍在進行 之中。

結 論
二十世紀的世界宣教史中，福音在中國廣傳是一件壯舉。從上述十件重大運動的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宣教史上關鍵性的突破點：

第一、中國獨立教會運動，促進中國信徒覺醒中國人自身的福音使命，看見中國人自傳的成效。

第二、各宗派及機構間的合作運動，突破宣教差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正視中國教會為一個整體。

第三、中華歸主運動以佈道回應當時中國非宗教的思潮，突破了只在教會內部討論信仰的格局。

第四、中國本色教會運動，促使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思考自我身分認同問題，以及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為護教的使命開疆擴土。

第五、中國本色復興、奮興運動，建立了真正自立與本色化的中國教會。王明道等本土佈道家為中國教會帶來大復興，影響直到如今。

第六、大宗派的五年運動復興了宗派性質的教會，他們參與國家建設，擴展教會的福音使命到文化使命。

第七、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成功地使基督信仰在中國從平民百姓的層面發展到校園大專學生中間，這批知識分子在各地成立的查經班成為今日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的基石。

第八、三自革新運動拆毀了中國有形的教會，卻促成了中國無數無形教會的成立，並經歷了徹底的本色化。

第九、家庭教會運動，促使自立、自養、自傳的中國教會誕生，信徒因逼迫流離各地，卻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成為廿世紀教會史的奇蹟。

第十、家庭教會目前仍在中國進行的宣教運動，證明基督教的信仰已經突破了政權的壓迫與轄制。

　 　中國教會經歷這十個運動，每個階段都有上帝所賜的屬靈功課，突破了這十個關口之後，基督教在中國從不到一百萬人由外國差會建立的小群體，演變成為一個將 近一億中國信徒的宣教大軍，這五十年來中國的「平信徒」已經不再是被動的「平信徒」，乃是人人都主動發揮恩賜的基督門徒，全體參與宣教的福音運動。這一大 群從農民到知識分子、從漢人到少數民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內到海外所組成的敬畏神又愛國愛民的基督徒群眾，對中國社會的更新將會帶來關鍵性的影響。我們 期待這個宣教運動在中國不斷地發展下去，使中國真能福音化，教會實踐國度化，中國文化及社會經歷基督化，中華子孫世世代代都得到福音的好處，並將福音傳遍 地極。

 

史百克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史百克生於倫敦南部，父親活躍於音樂界，少有時間給主；母親是一位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浸信教會聚會。

十七歲那年，在一次福音聚會中，史百克深深被主得著，當晚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此後，他常邀請朋友來家中研讀聖經，並到附近一些小的教會傳講福音信息。他深知為主作工需要有更完整的裝備，因此開始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並且參加摩根（Campbell Morgan）、梅爾（F. B. Meyer）等知名聖經教師的解經大會。

史百克廿五歲時，應邀到紐寧頓（Newington）的一個小教會執牧，他在那裡待了九年，將該會治理的整齊興旺。1921年，他從紐寧頓調到貴橡（Honor Oak）的浸信教會。1923至1926年間，他成了賓路易師母的同工。這段同工的時期十分短暫，不久後，他便離開賓路易師母自己開始聚會。

史百克職事的重點有：那靈是信徒的生命，神在基督裏永遠的旨意，基督徒屬靈的爭戰，基督身體的本質與使命等。然而他並未清楚看見召會的立場，以致他的兩次來台訪問（1955，1957），非但未為召會帶來祝福，反造成了分裂混亂的局面。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

倫敦博物館內收藏了倫敦歷年來的重要史蹟，依年代展示，從倫敦的早期歷史，一直記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外的入口處，安置著一個約翰衛斯理日記的銅製 複本。日記的時間為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記錄自己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加一個在艾德門街（Aldersgate）的聚會後的心得。日記上寫著： 「我覺得自己的心異常的火熱。我感到自己因著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確據，確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早在八世紀時，牛津曾是英國的宗教據點之一，後因人和牛都可在此平安渡河，故稱為牛津。牛 津與當時歐洲其他大學一樣，是為神職人員而設，主要科目是神學、法律、數學、自然科學和修辭學。今日牛津已成為英國政壇的培育之所，包括柴契爾夫人在內的 諸多首相都是畢業於此。牛津至今仍充滿濃厚的中古風情，城內有九百多座古蹟建築，十三萬人口中有一萬五千名學生，雖然同時身為工業重鎮，但因傳統已在牛津 根深蒂固，因此活潑的學術氣息依然彌漫全城。

1.卡費克斯（Carfax）：這裡是牛津的舊中心，四條主要的道路於此交會，即：穀市街（Cornmarket St.）、高街（High St.）、皇后街（Queen St.） 和聖阿爾代街（St. Aldates）。西北角的塔樓是聖馬丁教堂的遺蹟，從塔頂可俯眺市景。

2.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athedral）：這是牛津最大、最宏偉的學院。早在西元八世紀就以女修道院之面貌出現於此，1525年渥西主教創立了這座學院，他的尖帽正是該學院的校徽。學院的湯姆塔（Tom Tower） 是由Wren所設計，裡面掛著七噸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每晚21:05會連續敲鐘一百零一下，以紀念最初的101名學院人員。學院內有牛津最大的方庭 Tom Quad，極為壯觀威嚴。學院內的主座教堂是英格蘭境內最小的主座堂，堂內的彩繪玻璃風格殊異。還有一座小美術館（Picture Gallery），裡面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流繪畫與素描，包括達文西、魯本斯等人的作品。

3、摩頓學院（Merton College）：摩頓學院創立於1264年，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位於民眾方庭（Mob Quad）的圖書館建於1370年，是英格蘭首棟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書館。摩頓學院對面是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和奧萊爾學院（Oriel），這是牛津最小的兩個學院，但景致卻毫不遜色。

4、馬德蓮學院（Megdalen College）：位於高街的東端，是牛津財力最雄厚的一所學院。馬德蓮塔 （Magdalen Tower） 建於1458年，比基督學院尖塔高半呎，該禮拜堂是典型的垂直式建築，迴廊也很壯觀。學院後面有著名的鹿園（Grove），迷人水道（Water Walk），花園迷宮和河濱步道（Addison’s Walk）。

5、聖艾德盟學院（St. Edmund Hall）：沿大街往西走，在左邊可看到考試學院（Examination Schoools），是十九世紀末英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行政大樓，右邊即St. Edmund Hall、也可稱作Teddy Hall，1957年才成為學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中古時代碩果僅存的宿舍。

6、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由摩頓學院走到市中心，在高街往東北方看，就可以看到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物，此即萬靈學院。該學院創立於1438年，校園和庭園都保存著建校之初的景象，是牛津眾多大學城中，唯一沒有大學生的學院，該學院只有研究生。

7、新學院（New College）：位於皇后街，其禮拜堂和迴廊最令人讚歎。沿著皇后巷（Queen Lane） 再轉個彎，就可看見連接Hertford新舊建築物的威尼斯橋下，此橋建於1903年。

8、包德連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最大的圖書館，包德連是英國的外交官，摩頓學院的院士，他在原先的圖書館因貧困而關閉之後，將之重新創建。今圖書館內藏有六百萬冊藏書，分別存於Radcliffe Camera、New & Old Bodleian Libraries三個圖書館內，三館間有隧道相通。

9、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沿著聖吉爾斯街向北走即可到達，該校創於1555年，其花園由才子布朗設計，與Wadham和三一的花園並稱牛津三美。

10、艾希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館，館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法國現代繪畫作品，及荷蘭靜物畫，此外還有16－17世紀珍貴的繡帷、銅器和銀器，希臘、羅馬與埃及的雕像等。

英國弟兄會

1. 英國弟兄會概述

十 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來了歐洲的版圖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興 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英國境內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於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了一些自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衷海外傳教，並且 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1827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 著健康問題，搬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了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擊，但是人數卻不斷的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寧曾 言：「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費茲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我們必須將主日的聚集改在奧吉爾街 （Aungier）的會議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週六晚上佈置會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子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的聚集的開始，不僅有 主的同在，更是有主的笑臉。」

漸 漸地，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原是一名牙醫，對主非常有心，願意撇下職業事奉主。他常常只留下一小部份的生活費，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名為 「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的文章，對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影響甚大。他於1825年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在那裡遇見了弟兄們，並加入他們的聚集。達秘生於1800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的三一 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就讀法律的他，很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 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恩的唯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得神的 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馬丁路德、加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1827年冬天，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是卻仍在國 家教會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見關於教會的真理。1828年，他寫下一篇文章，名為「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 （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該文成了弟兄會第一份出版的文件。1830年，他正式離開了聖公會。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了一股「弟兄會運 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Bristol），弟兄會運動得著了喬治穆勒和亨利凱克（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會信徒，他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牛頓加入達秘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家，便成了弟兄會 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聚 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家裏般自在。他們的 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儘管普利茅斯的 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 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 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稱，因此又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要的觀點和特色：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人員的批准；弟兄姊 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可聚集。二，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裏聚集，主就在他們中間。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 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五，他們考察聖經中的預言，特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 集。七，他們並不排斥到其他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關於真理上 的歧見，弟兄之間出現了分裂。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 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夫則相信，唯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份千年國，作為其獎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 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此干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理行政事務。1846 年，達秘發表了一本「真相的來龍去脈」（A Narration of Facts），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隔年二月，英格蘭各地的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 時，由穆勒和凱克帶領的伯賽大（Bethesda）弟兄會卻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 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伯賽大的弟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絕。在達秘的堅持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 的「排外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穆勒和格羅夫為首的「兼容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會，仍然繼續的發展，兼容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單張的文字機構。 排外弟兄會雖然也有少數有能力的傳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喬治克丁（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金多（Mackintosh）等。

2. 國度真理的恢復

因 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出現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1813年，1830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英格蘭諾里奇的教牧。1844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兒 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1854年，索立郡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郭維德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底。他查考末日審判 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藉著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 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 的信徒才有分。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日 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Dawn）雜誌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的文章。

弟兄會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與郭維德同時期，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致，認為只有小部份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喬治蘭（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排外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兼容弟兄會，受彭伯、司布真、喬治穆勒等人影響甚多。喬治蘭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