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

 

史百克生於倫敦南部,父親活躍於音樂界,少有時間給主;母親是一位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浸信教會聚會。

十七歲那年,在一次福音聚會中,史百克深深被主得著,當晚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此後,他常邀請朋友來家中研讀聖經,並到附近一些小的教會傳講福音信息。他深知為主作工需要有更完整的裝備,因此開始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並且參加摩根(Campbell Morgan)、梅爾(F. B. Meyer)等知名聖經教師的解經大會。

史百克廿五歲時,應邀到紐寧頓(Newington)的一個小教會執牧,他在那裡待了九年,將該會治理的整齊興旺。1921年,他從紐寧頓調到貴橡(Honor Oak)的浸信教會。1923至1926年間,他成了賓路易師母的同工。這段同工的時期十分短暫,不久後,他便離開賓路易師母自己開始聚會。

史百克職事的重點有:那靈是信徒的生命,神在基督裏永遠的旨意,基督徒屬靈的爭戰,基督身體的本質與使命等。然而他並未清楚看見召會的立場,以致他的兩次來台訪問(1955,1957),非但未為召會帶來祝福,反造成了分裂混亂的局面。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

倫敦博物館內收藏了倫敦歷年來的重要史蹟,依年代展示,從倫敦的早期歷史,一直記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外的入口處,安置著一個約翰衛斯理日記的銅製 複本。日記的時間為1738年5月24日,是衛斯理記錄自己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參加一個在艾德門街(Aldersgate)的聚會後的心得。日記上寫著: 「我覺得自己的心異常的火熱。我感到自己因著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確據,確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早在八世紀時,牛津曾是英國的宗教據點之一,後因人和牛都可在此平安渡河,故稱為牛津。牛 津與當時歐洲其他大學一樣,是為神職人員而設,主要科目是神學、法律、數學、自然科學和修辭學。今日牛津已成為英國政壇的培育之所,包括柴契爾夫人在內的 諸多首相都是畢業於此。牛津至今仍充滿濃厚的中古風情,城內有九百多座古蹟建築,十三萬人口中有一萬五千名學生,雖然同時身為工業重鎮,但因傳統已在牛津 根深蒂固,因此活潑的學術氣息依然彌漫全城。

1.卡費克斯(Carfax):這裡是牛津的舊中心,四條主要的道路於此交會,即:穀市街(Cornmarket St.)、高街(High St.)、皇后街(Queen St.) 和聖阿爾代街(St. Aldates)。西北角的塔樓是聖馬丁教堂的遺蹟,從塔頂可俯眺市景。

2.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 Cathedral):這是牛津最大、最宏偉的學院。早在西元八世紀就以女修道院之面貌出現於此,1525年渥西主教創立了這座學院,他的尖帽正是該學院的校徽。學院的湯姆塔(Tom Tower) 是由Wren所設計,裡面掛著七噸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每晚21:05會連續敲鐘一百零一下,以紀念最初的101名學院人員。學院內有牛津最大的方庭 Tom Quad,極為壯觀威嚴。學院內的主座教堂是英格蘭境內最小的主座堂,堂內的彩繪玻璃風格殊異。還有一座小美術館(Picture Gallery),裡面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流繪畫與素描,包括達文西、魯本斯等人的作品。

3、摩頓學院(Merton College):摩頓學院創立於1264年,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位於民眾方庭(Mob Quad)的圖書館建於1370年,是英格蘭首棟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書館。摩頓學院對面是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和奧萊爾學院(Oriel),這是牛津最小的兩個學院,但景致卻毫不遜色。

4、馬德蓮學院(Megdalen College):位於高街的東端,是牛津財力最雄厚的一所學院。馬德蓮塔 (Magdalen Tower) 建於1458年,比基督學院尖塔高半呎,該禮拜堂是典型的垂直式建築,迴廊也很壯觀。學院後面有著名的鹿園(Grove),迷人水道(Water Walk),花園迷宮和河濱步道(Addison’s Walk)。

5、聖艾德盟學院(St. Edmund Hall):沿大街往西走,在左邊可看到考試學院(Examination Schoools),是十九世紀末英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行政大樓,右邊即St. Edmund Hall、也可稱作Teddy Hall,1957年才成為學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中古時代碩果僅存的宿舍。

6、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由摩頓學院走到市中心,在高街往東北方看,就可以看到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物,此即萬靈學院。該學院創立於1438年,校園和庭園都保存著建校之初的景象,是牛津眾多大學城中,唯一沒有大學生的學院,該學院只有研究生。

7、新學院(New College):位於皇后街,其禮拜堂和迴廊最令人讚歎。沿著皇后巷(Queen Lane) 再轉個彎,就可看見連接Hertford新舊建築物的威尼斯橋下,此橋建於1903年。

8、包德連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最大的圖書館,包德連是英國的外交官,摩頓學院的院士,他在原先的圖書館因貧困而關閉之後,將之重新創建。今圖書館內藏有六百萬冊藏書,分別存於Radcliffe Camera、New & Old Bodleian Libraries三個圖書館內,三館間有隧道相通。

9、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沿著聖吉爾斯街向北走即可到達,該校創於1555年,其花園由才子布朗設計,與Wadham和三一的花園並稱牛津三美。

10、艾希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館,館藏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法國現代繪畫作品,及荷蘭靜物畫,此外還有16-17世紀珍貴的繡帷、銅器和銀器,希臘、羅馬與埃及的雕像等。

英國弟兄會

1. 英國弟兄會概述

十 九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歐洲,拿破崙戰爭帶來了歐洲的版圖重組,使得人們開始對聖經中的預言產生興 趣,特別是關於主再臨的真理。英國境內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於聖公會的死沉光景,紛紛組成了一些自由團體。他們強調研讀聖經的重要,熱衷海外傳教,並且 在各地成立聖經公會。
1827年,克羅寧(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開始了擘餅與禱告,這便是英國弟兄會的起始。克羅寧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 著健康問題,搬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他對當時紛亂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專心研讀神的話,想要明白此事。他從聖經中看見,教會只有一個,所有信徒都是基督 身體上的肢體,並且主賜下有恩賜的人,執行祂的職事。儘管他們的聚集遭到了當時基督教界的批評與攻擊,但是人數卻不斷的擴增。關於這段創始時期,克羅寧曾 言:「主一直將虛心的弟兄加給我們。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費茲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經不敷使用。我們必須將主日的聚集改在奧吉爾街 (Aungier)的會議廳舉行。每當我和帕內爾(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週六晚上佈置會場,將餅杯置於簡樸的桌子上時,我的心是多麼的快樂,這種喜悅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個的聚集的開始,不僅有 主的同在,更是有主的笑臉。」

漸 漸地,這個聚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羅夫(Anthony Norris Groves)與達秘(John Nelson Darby)。格羅夫原是一名牙醫,對主非常有心,願意撇下職業事奉主。他常常只留下一小部份的生活費,將其餘的錢全數捐給需要的人。他曾寫過一篇名為 「基督徒的奉獻」(Christian Devotedness)的文章,對喬治穆勒(George Mueller)影響甚大。他於1825年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在那裡遇見了弟兄們,並加入他們的聚集。達秘生於1800年,十五歲進入都柏林的三一 學院就讀,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就讀法律的他,很快就進入愛爾蘭法院工作。然而達秘卻選擇成為聖公會的教士。達秘自述:「我尋找教會…然而在某種印象的 誤導下,我想到了羅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繼的聖禮、傳統和普世觀。…我繼承了完全的使徒職分,成為神施恩的唯一管道。」達秘當時認為,只有天主教才得神的 恩惠,因為他們承繼了使徒的職分。所以他將馬丁路德、加爾文和其跟從者,都摒除在「教會」之外。1827年冬天,達秘開始加入弟兄們的聚集,但是卻仍在國 家教會任職。儘管當時他還在腳踏兩條船,但是卻漸漸看見關於教會的真理。1828年,他寫下一篇文章,名為「思索基督教會的本質與合一」 (Considerations of 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該文成了弟兄會第一份出版的文件。1830年,他正式離開了聖公會。在達秘的帶領下,弟兄們的聚集擴展到英格蘭等地,成了一股「弟兄會運 動」,甚至影響到歐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Bristol),弟兄會運動得著了喬治穆勒和亨利凱克(Henry Craik)。在英格蘭的普利茅斯,達秘得著了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頓的父母為貴格會信徒,他在牛津求學期間遇見了達秘。牛頓加入達秘的弟兄會運動後,他在普利茅斯(Plymouth)家,便成了弟兄會 在英格蘭第一個據點,後人也因此將他們稱為「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聚 集,不久便擴展到千人之多。牛頓形容這段初期的弟兄會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見證當時的光景,說:「這裡充滿了愛,如同在家裏般自在。他們的 教訓啟迪我,他們的喜樂鼓勵我,他們的交通安慰我,他們的扶持加強我,他們的單純使我感到甜美。這裡處處流露出聖靈的果子(加五22)。」儘管普利茅斯的 聚會是由達秘與牛頓共同主持,但是因著達秘常要到倫敦主持聚會、釋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領導之責,還是在牛頓身上。達秘在倫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鄰近的城市 都紛紛來此聽他講解聖經中的預言。其中一位就是後來加入弟兄會,並協助發行「聖經希臘文彙編」與「聖經希伯來文彙編」的魏格倫(G. V. Wigram)。

因著達秘所帶領的 聚集強調無階級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稱,因此又被稱作弟兄會。弟兄會有幾個主要的觀點和特色:一,主的桌子的設立,並不需要神職人員的批准;弟兄姊 妹在無神職人員在場的情況下,仍可聚集。二,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裏聚集,主就在他們中間。三,所有信徒皆有祭司職分,聖品階級完全不合聖經。 四,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信徒有彼此交通的必要。五,他們考察聖經中的預言,特別是尚未應驗的部分。六,他們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與他們一同擘餅、聚 集。七,他們並不排斥到其他團體講道。

然而,因著關於真理上 的歧見,弟兄之間出現了分裂。這個分裂主要是來自於對聖經預言的不同解釋。達秘認為,信徒會在大災難之前全體被提;牛頓卻認為,信徒必須經過大災難,並在 大災難結束前全體被提。而格羅夫則相信,唯有得勝的信徒才能有份千年國,作為其獎賞。此外,他們對於教會的本質、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達秘認 為一地教會的責罰,應由全體教會決定。格羅夫則認為教會應直接受神的管理,不應彼此干涉。牛頓則主張各地教會應自行指派長老,各自處理行政事務。1846 年,達秘發表了一本「真相的來龍去脈」(A Narration of Facts),內含許多對牛頓的指責。隔年二月,英格蘭各地的弟兄們在倫敦聚集,同聲譴責「從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惡教訓」,並且絕對與之分離。

此 時,由穆勒和凱克帶領的伯賽大(Bethesda)弟兄會卻認為,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普利茅斯的教訓有異端之嫌,否則仍應一視同仁的接待他們,不可因任 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將他們隔絕。然而達秘卻認為,在伯賽大的弟兄們應立即斷絕與牛頓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將被隔絕。在達秘的堅持下,弟兄會分裂成以達秘為首 的「排外弟兄會」(Closed Brethren),以及以穆勒和格羅夫為首的「兼容弟兄會」(Open Brethren)。分裂後的弟兄會,仍然繼續的發展,兼容弟兄會致力於福音行動,範圍遍及中國、印度、非洲、紐西蘭等地,建立許多分送單張的文字機構。 排外弟兄會雖然也有少數有能力的傳道人,如「救、知、樂」的作者喬治克丁(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點還是在解經工作。他們中間出了幾位著名的解經教師,如開雷(William Kelley)、馬金多(Mackintosh)等。

2. 國度真理的恢復

因 著弟兄們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引起了此時期人們對於國度預言的普遍重視,出現了許多有名的解經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維德(Robert Govett)。郭維德生於1813年,1830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被按立為英格蘭諾里奇的教牧。1844年,他因著無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嬰兒 洗禮,離開了聖公會,建立了索立郡教會(Surrey Chapel)。然而因著會眾人數眾多,不得不以維多利亞大會堂(Victoria Hall)作為聚集之所。1854年,索立郡教會重新啟用,郭維德便在此處執牧直到離世。郭維德有極佳的思維能力,對於真理總是追根究底。他查考末日審判 與千年國的關係,看見千年國是神給忠信信徒的獎賞。人雖然因信得救,但必須藉著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 題。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 的信徒才有分。郭維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湯(David M. Panton),潘湯生於牙買加一個聖公會的家庭中,來到英國求學,在劍橋修得了律師學位。潘湯也是一位極出色的聖經教師,他所領導的禱告、研經和主日 學,均吸引大批的群眾參加。他也是「黎明」(Dawn)雜誌的編者之一,在雜誌上發表許多關於解經的文章。


弟兄會的著名教師彭伯(G. H. Pember)與郭維德同時期,寫下了許多關於聖經預言的著作,是百年來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他與郭維德、潘湯等人的被提觀點一致,認為只有小部份得勝的信徒,可以在大災難前被提到空中與主相會。另一位解經家喬治蘭(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排外弟兄會,後來轉入了兼容弟兄會,受彭伯、司布真、喬治穆勒等人影響甚多。喬治蘭遊行英格蘭、蘇格蘭、挪威、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印度等地傳講神的話語。

 

弟兄會

     英國弟兄會  ,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

十九世紀弟兄會的復興

現在來看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乃是一個完全的復興。首先我們來看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

一 八二七年在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地方有一班人,其中有Cronin、Grove等,看見教會中有許多事是死的,沒有生命,只有 儀文,就開始求主指示他們,聖經所啟示神所要的教會應是如何?經過了禱告與交通,他們感覺到應起來照著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的原則聚會,於是就開始在一位弟兄 的家中擘餅。不久後,一位前聖公會的牧師達祕(J. N. Darby)就開始參加他們的聚會,在他們中間解經。以後從他們中間,又漸漸出了許多解經的人來,如開雷(William Kelly)、馬金多(Mackintosh)、牛頓(Newton)、柏勒(Bellett)等等。我因為讀了他們的書,就看見亮光,認識宗派組織的錯 誤,認識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教會不應由人意組織而成,只應直接由聖靈帶領。我們看今日之教會組織,多有人的遺傳與意見,而少有聖靈直接的引導,這不是神 的心意。在神的旨意裡,教會不應受人的控制,只應由聖靈來支配。凡是屬主的人,都該學習讓聖靈引導,而不跟隨人的支配。這些都是以上弟兄們所發現的亮光。

除 此之外,弟兄們對千年國度、被提的問題,以及但以理書、啟示錄等的預言解釋,都有許多的發現。他們是解釋舊約各種預表最有力的一班人,馬金多所著的《摩西 五經註解》,為同類之權威,佈道家慕迪對之極為推崇。他們又把聖經中對猶太人的預言與對教會的預言分別清楚。因為一百年前,許多人將對教會與對猶太人的預 言混在一起,以為對猶太人的預言都已應驗在教會身上。除此之外,這班弟兄們還寫了許許多多的著作。

這個時期,在英國有許多屬靈的弟兄們被興起來,除了以上所提的數位外,又有Charles Stanley、George Cutting等弟兄們。後者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救知樂》,告訴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這本書現在中文已有譯本。福音的真理從這些弟兄們身上得著了全面的恢復。

此 外,又有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 活的問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 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這個時期的解經家層出不窮,另一個極有名的屬靈弟兄是彭伯(G. H. Pember),他有許多解經著作。此外,還有潘湯(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等,後者曾著《聯合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一書。對基督有極深之經歷。以上這些是極好的發現,將神不同的真現恢復回來,只是它們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理。

此後,在英國還有慕勒(George Muller)弟兄被神興起,他在禱告的事上和對神話語的信心之事上,都有很好的學習。他主張人可以藉著禱告取用神的應許,又見證他如何在經濟上憑信心生活。



 

達秘與弟兄會

他不是弟兄會的創始人,卻對弟兄會的發展有極大影響,並且影響了福音派教會;不僅在當時,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的神學思想,影響了著名聖經教師, 包括慕迪(D.L. Moody),麥欽韜(C.H. MaCkintosh), 和司可福(C.I. Scofield)等,形成十九世紀末對抗自由派神學的主力。

約翰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生於1800年十一月十八日, 父親亨利達秘(Sir Admiral Henry Darby)是海軍將領,為英國著名海軍英雄耐爾遜 (Viscount Horatio Nelson)的得力部將,所以他的幼子約翰受洗時,以耐爾遜為教父。

達秘幼年在倫敦西敏學校受教育。在十五歲時,隨家移住愛爾蘭,入都柏林的三一學院;1819年畢業,獲得古典文學金獎章。繼續攻讀法律,於1822年成為愛爾蘭的律師。

達秘著心研讀聖經,約在1821年, 悔改歸正重生,覺得應該放棄律師業務,全心事奉神。父親見他聰穎過人,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對他如此的決定甚為不滿,竟然剝奪其繼承權。1825年八月七日,接受英國國教會(聖公會)按立為執事;他並積極參與國內宣道及聖經公會的事工。 次年,成為Calary山地教會的牧師。他盡力服事教區會眾,特別關心貧窮家庭,刻苦自己,幫助需要的人,勤於探訪,常工作至半夜才就寢。

1827年十月的一天, 他在乘馬時,猛然被摔下撞在門柱上,受傷甚重,送都柏林就醫。 他姊丈Edward Pennefather是愛爾蘭的首席法官,夫婦和全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在那裏休養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達秘認識了新任家庭教師法蘭西斯紐曼(Francis W. Newman),紐曼大主教(John H. Newman)的弟弟。

長時間的療養,不僅達秘的身體健康恢復,也使他的心靈健進。他經歷基督所說:"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約一四:20),這寶貴的真理,在他成為真實的, 使他得從律法的杖下得以自由釋放,並領悟五項有關的重要真理:聖徒在基督裏面的新位分,神權能的話語,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主的再來,和建立地上的國度。

那時,達秘的腳蹤還沒踏出英國和愛爾蘭之外,可能是基於一時一地的觀察,他用以解釋歷史的規律,歸納出"邪惡的進展”,仿佛是教會退化史觀。 關鍵字是:"敗壞”(Ruin)和"分別”(Separation)。他以為在每一時期, 人敗壞了神的計畫,神就不再作恢復的工作,而是要開始新的時代;因此,忠心的信徒,應該照神的心意分別出來。這也稱為"非復原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restoration)。 因此,達秘被稱為時代主義之父。這看法顯然跟約翰衛斯理不同:衛斯理認為教會是可能恢復的。其餘多數人則是接受現狀,不想作任何事。

1934年,達秘的父親亨利去世了。 雖然父子關係已經恢復了,雖然他的哥哥是英國國教會的牧師,達秘卻拒絕參加喪禮;理由是喪禮由國教會主持,他必須持守分別的原則。

健 康復元以後,達秘有短時期回去任教區的牧師。不過,從聖經真理中,他了解教會的元首不應該是地上的王,而是復活在天的基督;教會是祂的身體,必須與天上榮 耀的頭相配,表現主的聖潔合一,各肢體由聖靈安排,而不是像今天地上教會的分爭,成為社團的形象。他更以為傳統的"按立”和"聖職”的分別,於聖經真理不 合,認為必須消除教階制度:全教會只包括有新生命的聖徒,"都是弟兄”(太二三:8)而凡是重生的信徒,都可以參與事奉,而沒有甚麼教階制度;"聖禮”也 不必聖品人員來主持。這就是"弟兄會”觀念的由來。這樣的觀念,使他不能繼續在英國國教(聖公會)中任職, 也不適於在獨立或非國教教會中事奉,只有回到使徒行傳第二和四章的初期教會。

在 那時,有幾個同樣心志的青年人:柏樂特 (J.G. Bellett)戈洛弗(A.N. Groves),克路寧(Edward Cronin), 還有賀欽生(Francis Huchinson)。他們在一起談論屬靈的事,有相似的感動。他們在各人家中,開始奉主的名聚會,讀經,禱告,並且擘餅記念主。但他們並沒有立即脫離國 教會,有時也會到獨立教會聚會。達秘則自由傳講,教導,有時也接受國教會講台的邀請,傳講信息。這樣,"弟兄會運動”,有了雛型。

約 在1828年二月間, 達秘離開了英國聖公會,與弟兄們一同奉主的名聚會,禱告,擘餅。起初,有二三年的時間,達秘受到邀請就去傳遞信息;後來,他覺得不能儘"吹無定的號聲”, 應該有一定的見證,就開始建立弟兄的聚會。由於人數的增加,沒有一個家庭可以容納這樣的聚集,都柏林的聚會就租了一個拍賣場,作主日聚會之用;到禮拜六, 弟兄們到那裏動手移開家具,主日則在那裏讀經,禱告,擘餅記念主。這是愛爾蘭聚會的開始。

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當達秘到英格蘭去的時候,法蘭西斯紐曼介紹他與牛敦(Bemjamin Wills Newton)會晤。時間是在1830年五月。 牛敦住在浦里茂茨(Plymouth),離牛津不甚遠;那時,牛敦二十三歲,是Exeter College的院士。他們一見投契。達秘也結識了魏格潤 (George Vicesimus Wigram),正在預備進入教會事奉。還有賀爾(Percy Francis Hall), 二十六歲,從海軍的艦長退役,在村鎮游行佈道。這幾個青年人同心合意,開始了浦里茂茨的聚會。不久,人數即急劇增加。在1831年十二月二日,家資富有的魏格潤以750英鎊, 買下了洛里街的聚會所,直到1840年需要另建更大的新堂。 同年,開始發行基督徒見證(The Christian Witness)期刊, 以文字傳播所信的,達秘是主要撰述人之一。

初起一代的弟兄會領袖,都是年輕人,多數二十幾歲,少數過三十歲;其中有國教會的教職人員,有不少律師。他們滿有理想,誠心愛主,尋求祂的旨意,完全投入的事奉。

浦 里茂茨的工作非常興旺,以至當地的住民,每家至少有一人參加聚會;據達秘估計,一時達七百人。信徒都渴求分別為聖的屬靈生活。當地的戲院沒有了生意,財務 虧損,關門了三年。戲院老板並沒有惱怒,反參加了聚會,熱心事奉主。他們的聚會,本來以沒有名字而著名;後來人問起,回答:"浦里茂茨的弟兄們”,因此而 得"弟兄會”之名。

在英國其他地區,弟兄會運動發展甚速。單在倫敦,就有五千信徒,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聚會。 布銳斯陶(Bristol)的弟兄會,人數也很多;柯瑞克(Henry Craik)和後來以信心辦孤兒院的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領袖。他們聚會的地方稱為畢士大(Bethesda)會堂。

1830年,達秘到法國去, 幫助莫諾德(E.P. Monod)的工作;那是他初次踏上歐洲大陸。 以後,從1836至1879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國,歐洲各地,並北美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腳蹤所到的地方,弟兄會運動就隨著展開。

當1845 年,他再到浦里茂茨,聽說那裏在牛敦領導下,有分裂的傾向,在預言的教訓和教會真理,與弟兄們共同的立場不同。經過數方面的疏導無效,達秘與他們分離,並 指斥牛敦為異端。牛敦承認了在基督的人性方面教訓錯誤,並發表聲明,改正了幾項觀點;但達秘認為其缺乏實際的悔改行動,終於開除了他們。

有 幾名從浦里茂茨來的信徒,到了布銳斯陶,參加畢士大的聚會。他們沒有隨從牛敦的錯誤教導,畢士大就接納他們到主的桌子。達秘認為必須公開聲明反對牛敦,才 可以接納。畢士大未採取任何行動;達秘指他們對真理沒有立場,以後他也不接納畢士大的弟兄。因此,弟兄會同情畢士大的,稱為"開明”(Open)派;反對 的,稱為"嚴格”(Exclusive)派。

達秘認為信徒都 該有屬靈的恩賜,因為聖靈裝備信徒,在教會事奉。現代教會最重要的恩賜是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他自認沒有特殊傳福音的恩賜,但切願傳福音。不過,他的恩 賜在牧師和教師。他不僅登台說教,也注重探訪:不是熱衷於往有財有勢的大門裏跑,而是去探訪貧窮需要的人家,常是在城市中極悲慘的貧民區,那些人都缺乏知 識,或酗酒,品德敗壞。一次,有個老婦人向人說起,先前有兩位年輕人來探訪,很有知識,但她不能明白他們說些甚麼;以後,來了個“單純的長者”,他所說的 她都能夠懂而領受:那是達秘。他能用簡單的話說明真理,而且衣著也簡單到破舊的地步。有一次,朋友看到他的衣服過分陳舊,乘他睡覺時,為他換了一件新的衣 服,他醒來穿上,也渾然不覺。他的不修邊幅以至於此。

有一次,他應邀去教堂講道。他們要他穿上日內瓦長袍,因為那是學位袍,他照作了;因他並未正式退出國教會,他們要他也束上教品的帶子,他就說:"不,不!”

達 秘性喜簡單,對於裝模作樣自然厭惡,特別不喜重看財富外表的勢利小人。在早年時,有一次,他去訪問一位教職人員,交談屬靈的事,那人以為他不過是鄉下牧 師,全不在意。到後來,看到了他父親派來的馬車,有車夫和穿著繡有勳銜的制服,才改容相向,恭敬有加。達秘對那人甚為鄙薄,認為其人升任了主教以後,仍沒 有進步。

他極為厭惡稱讚。有一位婦女,在他講道後,向他說了許多恭維的話。達秘大聲說:"這些話,魔鬼早就告訴我了!”

但他很能俯就卑微貧窮的人。有時在貧民區講道,去聽道的人,以為是搞錯了地址。下去,下,下到卑矮的地下室;但聽了激揚心靈的講道後,他以為"升到了天上!”

有一天,人發現他在理髮店裏幫忙。原來有位弟兄病了,達秘來義務相助。

在 美國講道的時候,有次住在貧窮的農家。那家孩子們,養有幾隻兔子。在餐桌上,他看見有個孩子很不快樂,就問他為何不歡。雖然家人吩咐過,小孩子還是講了實 話:他的寵物被宰了在桌上饗客。達秘那餐沒有吃盤中的肉。餐後,他帶那孩子到外面,溫言安慰他,從袋中摸出玩具來送他,二人在池塘邊盤桓了一個小時。

不過,有時達秘也會言語尖刻,甚至不必要的強烈。在美國的一次查經會中,有許多教牧在座,聚精會神的聽。中間潘特可(Rev. G.F. Pentecost) 提出一個問題,達秘簡要的回答。潘沒有抓住要點,請求再說一次,達秘照作了。潘仍不清楚,要他再稍詳細說明。達秘不曾趁機加以發揮,竟不耐煩的說:"我是來幫助釋經,不是‘補腦’!”

在芝加哥,慕迪邀請他主持一系列查經聚會,有很多愛慕神的話的人參加。達秘講人意志的敗壞:"不是從人意生的…是從神生的”;"不在乎那定意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約一:13 羅九:16)斷言人甚至不能決意得救。 慕迪以為那是極端加爾文主義,指出主耶穌說那些不信祂的人:"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40); 證明人必須為他意志的決定負責任。達秘遽然闔起聖經,不肯再講下去。不僅使聚會不歡而散,也失去很多工作機會。此後,達秘指慕迪的教導,會有使人世俗化的可能。

布 仁敦(Rev. Sir Charles Brenton)說, 兩個"亞當”在達秘的裏面都極強壯,似是不太過分。其實,有些別的領袖也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們恩賜遠不及達秘。達秘的時代,啟明運動並沒有帶來人民的福 樂;工業革命所給多數人的是痛苦;稍晚的馬克思,其所應許沒有神的"天國”,並不能滿足人的心靈。那時,人心嚮往衛斯理的神,再一次賜下教會的覺醒和復 興。達秘的國度真理,具新的亮光和盼望,自然對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早 期教會對國度真理的教導,認為在主耶穌降世後的一千年,就會再臨;結果失望了。又有人從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國教開始算起,天國仍未實現。到宗教改革時 期,歸正教會多對啟示錄和千年國度採寓意的解釋,以教皇為"敵基督者”,稱為"非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不是在地上建立 有形的國度統治,而是以教會為祂的國度,而末後必將再臨。達秘的建構,則是聖經應許的雙軌制:猶太人有屬地的應許,教會有屬天的應許。他對預言的處理,有 的作寓意解釋,有的按字面解釋,以避免某些困難。他以為主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信徒也同主一樣不是"從死裏復活”,而是"從死人中復活” (“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 啟二O:5,6),因此,信徒與榮耀的元首相同;還存留的信徒將要被提,然後同主再臨,一同作王統治一千年;最後是審判並進入永世。

弟兄會運動的成功,在於其注重聖經。當時的英國教會,多屬於禮儀,缺乏屬靈的實質。真正神的兒女,渴慕合一,追求神的話。弟兄會在這方面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達秘有多方面的學問和恩賜,在奔走講道外,著述甚多,其文集達四十餘卷;但一般認為甚晦澀難懂。但他的講道則淺白而有感力。其詩歌則涵義深遠。弟兄會出版基督徒詩歌(The Christian Hymn Book) 和小群詩選 (Hymns & Spiritual Songs for the Little Flock),中國的聚會所,初期名為"小群”,來源於此。達秘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拉丁文,現代語文中,精通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著作之外,還從原文翻譯了英文,法文,德文的聖經,影響深廣。

其實,弟兄會的觀念,由來遠久;即使不說是初期教會的原型,在歐洲大陸,也可遠溯到宗教改革時期。不過,達秘所領導的,是時代派的弟兄會,或英國弟兄會。其信仰特點,是從宗派出來,加上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 在教會體制上,則主張教會的獨立。由於其注重重生得救的真理,強調信徒皆為祭司,鼓勵普遍的事奉,對於發揚福音頗有貢獻;惟由於地方性教會的分散,不能集合發展較大規模的事工;復因不注重教育,自然不能有系統的延續。

雖 然其從宗派分別出來的立場,不曾被普遍採行,但關於預言和國度的教訓,為更多人所接受。在美國的福音派和基要派教會,不少贊成其大災難前教會被提和千禧年 觀點,特別是司可福注釋聖經出版後,傳播更廣;內地會大多贊成弟兄會的國度觀。 約在1920年前後,弟兄會的信仰由宣教士介紹到中國。 有兩位福州海軍退役軍官王載,王連俊(約翰),開始了類似弟兄會的聚會;倪柝聲稍後也參加了;後來二王轉移其他的事奉,由倪繼續領導,發展成全國性的聚會 所地方教會體制。神學家賈玉銘,放棄原來的長老會改革宗信仰,而接受達秘的國度教訓,惟未接受其教會體制,影響華人教會甚大;加以成寄歸的司可福聖經函授 課程推廣,蔚成為華人教會的主流神學思想。

在 政治上, 1948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復國,世人對預言熱達到最高峰。英美等國一向支持以色列,以為是遵行主的旨意,是聖經的應許。只是近年世界局勢的發展, 使預言的解釋發生某些困難,而巴勒斯坦人中的基督徒,遠比猶太人多,非千禧年信仰者,以為教會才是心靈受割禮的"真以色列人”;對於教會和猶太人之間的選 擇支持,人權的問題,使信仰在政治上的衡量,不容易平衡。保守信仰的猶太人,則不承認現政府,仍在等候彌賽亞國度。因此,不少人對弟兄會的預言觀點,也在 調整中。

約在1835年,達秘與迪道霞夫人 (Lady Theodosia Anne Powerscourt) 相愛而訂婚。她是一位勛爵的遺孀,與達秘年齡相同,敬虔愛主。但弟兄們認為並不適合,加以勸阻,二人為了主的事工,各自同意解除婚約;迪道霞夫人未曾再言婚嫁,於1836年逝世。 此後,達秘即終身未娶。他除了藏書甚豐之外,並未為自己積蓄財產。

從1858年起, 達秘住在倫敦的Lonsdale Square寓所,他不出外旅行的時候,有二十四年,那裏是他地上的家,直到1882年,在那裏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