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來華教士－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主後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他的父親曾是高官，希望兒子步他後塵。利瑪竇年青時是念法律的，想在將來當律師。但利瑪竇在羅馬接觸了耶穌會，有心志當修道士，終生不娶，拋棄一切名利與地位，一生只服事基督。當利瑪竇在耶穌會受訓時，範禮安是他的導師。此外，利瑪竇在羅馬念書時，曾研究過數學、地理、天文學等科學知識，這對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是有很大的幫助。在利瑪竇30歲時，即主後1582年，他應邀到澳門學習中文。三個月就學會了看中文，他看了許多中國的古書，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一年後便正式進入中國宣教。

 

利瑪竇與羅明堅合作傳教時期

 

    主後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廣東省的省城，肇慶，謁見總督，要求在肇慶買地，建築教堂和寓所。在當時看來是極不可能的事，但這兩位有禮貌，會講流利中文，甚至會寫中文的外國人，卻得到肇慶總督的批准，於是他們留在肇慶學習中文，研究四書五經並傳播基督教的信仰。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時，由飲食起居，以致禮儀服裝，都完全中國化，這使中國人對他們另眼相看，也尊敬他們。此外，利瑪竇的學識，也使中國學者敬佩。利瑪竇畫了一些地圖，把中國放在中間，其他國家點綴式的圍繞著中國，這地圖迎合中國人的“自我中心”心態，也滿足了中國學者的好奇心。利瑪竇亦將從西方帶來的渾天儀，時晷和報時鐘等儀器，一並贈送給中國學者，因而交了很多好朋友，當中也有不少人受洗歸信基督。

 

幾年後羅明堅和利瑪竇計劃北上傳福音，可是嘗試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們決定派羅明堅回歐洲，申請支援，可惜羅明堅卻在途中病死了。

 

利瑪竇承擔重任時期

 

    肇慶新上任的總督，霸佔了耶穌會傳教士的住宅。傳教士在懇切請求下，結果遷到韶州(今天廣東省韶關)，把福音工作向北推進一步。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利瑪竇的領導下，仍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識，來吸引中國學者，並向他們傳福音。利瑪竇念念不忘北上的事，終於在1601年，抵達北京城。這次北上，對傳教工作來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利瑪竇和另一位耶穌會的同工，憑著他們的科技知識和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在北京贏得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愛戴。利瑪竇熟讀四書五經，與中國學者對答如流，引經據典，使中國學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學者們，都有受洗信主的。

 

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間，托大臣將各種名貴禮物，獻給王帝--明神宗。其中計有大小自鳴鐘各一，油畫三幅、鏡子、手琴等。明神宗非常喜愛，因此雖然沒有明文聲明准許利瑪竇留在北京，但也沒有幹預。當利瑪竇在北京有了一定的地位後，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利瑪竇在北京工作共十年，中國信徒人數達到2500人。主後1610年，利瑪竇息勞歸主。總括而言，他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這使利瑪竇成為第一位真正在中國傳福音的西方宣教士。

 

利瑪竇的成功因素

 

    在此讓我們為利瑪竇的傳教工作稍作一些評論。

 

一.     傳福音的熱誠。為了使中國人得聞福音，他不但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謙虛地學習講和書寫中文，並且研究四書五經。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但利瑪竇卻不畏艱難，堅忍的研究。此外，他更在衣著、社會禮節和生活習慣上，都學習中國人的樣式。為了贏得中國人歸主，利瑪竇實際上已經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中國人。

 

二.     對中國人的愛心。利瑪竇在中國逗留了27年，接觸過許多中國人，在當中也受過一部分人的歧視和欺負，但他始終深愛中國人，對每個來拜訪他的中國人，都熱誠接待；對每一封來自中國人的信，都認真去回復。事實上，他贏得不少朋友，其中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他們後來更成為中國教會的三大柱石。

 

三.     利瑪竇的著作。利瑪竇所著的書有廿多種、大半由中文寫成的，其中有“天主實義”、“交友論”、“幾何原本六卷”等等，這些著作均受中國人歡迎，也使中國人開始認識西方的宗教和科學。

 

耶穌會教士來華的嘗試

 

    在歐洲這時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各處已影響了許多的國家。天主教在這種聲勢之下，內部興起了一種反動運動，稱為反改教運動。要求當時的天主教會作以下的事為改革目的：第一，在生活紀律上實行某種改革；第二，整理天主教的教訓，使它成為堅實又具權威的系統，以抵抗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第三，重組教會政治的與建設的機關，以應付此種新局面。

 

    當時，伊格那丟(Ignatuis Loyola)創辦耶穌會(Jesuit)，提倡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運動。這種由伊格那丟提倡的天主教內部改革運動在1540年被教宗認可。耶穌會的修士都有嚴厲的靈性操練功課，生活條規嚴格，更關心社會及喜歡傳講福音。後來，許多耶穌會的修士遠航到世界遍避的角落當宣教士。有遠至美洲的南部、中部及北部，菲律賓、日本、中國、巴拉圭、印度。著名的人物有，方濟各(Francis Xavier 1506-1552)被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羅馬天主教最出色的傳教士，中國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方濟各

 

方濟各在主後1542年來到亞洲，他首先抵達印度，後去日本。他在日本傳教時，聽到日本人的責問︰“如果你所傳的宗教是真的，為什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竟然不知你所傳的宗教呢?”因此方濟各下定決心，冒死也要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主後1551年方濟各來到廣東沿岸的小島，名叫上川，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可惜當時遇到中國的排外政策，而方濟各也病倒了，並於十二月三日死於上川島，直到死時也尚未完成他進入中國的計劃。

 

    但方濟各那份到中國傳教的心志，卻激發了很多傳教士要到中國來傳教。在他去世後的三十多年，步他後塵的，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士外，還有奧古斯丁修道會、法蘭西斯修道會和多米尼古修道會的修士。因此方濟各的影響，確實不少。方濟各計劃來中國前，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被人稱為“印度人的使徒”。結了不少果子，這是他事奉生命中，最主要的成果。

 

其他傳教士

 

當時不少差會的傳教士，千方百計想到中國來傳教，但用盡了各種方法，沒有結果。最後有傳教士主張用武力迫使中國允許傳教士進入傳教。這是很危險又錯誤的提議，慶幸這建議被一班有遠見的傳教士反對。他們主張堅持用“長期的忍耐”來等待中國打開福音之門。結果那些熱切的傳教士，集中在澳門等候。一位叫“沙內羅”的修道士，兩次去了廣州，為教士們請命，但中國政府卻不許可。這些都是葡萄牙人在中國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嘗試和努力。

 

西班牙人麥哲倫

 

    麥哲倫在主後1521年發現了菲律賓，使西班牙人對東方發生了興趣。他一方面在菲律賓傳福音、辦學校；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中國傳教。有一次，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有機會隨一位中國官員進入中國，但途中卻被出賣，被拋棄在沙灘上。這次經歷，對傳教士打擊很大，但西班牙的傳教士並未因此沮喪，還是繼續努力，想盡辦法進入中國。這些西班牙傳教士，遭到葡萄牙人嫉妒，彼此猜忌，互相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兩國的宣教士，經過二十多年的嘗試也未能成功的進入中國傳教。也許傳教士彼此不同心，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義大利人範禮安

 

    主後十六世紀，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成功的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範禮安是在1566年加入耶穌會的，七年後，他被委派任遠東的視察員。他帶了四十多名的修道士，來到遠東一帶，做視察和傳教工作。範禮安帶隊來中國，是一次劃時代的旅程。他的貢獻如下︰

 

一.      消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紛爭，不再彼此爭競嫉妒。原因是範禮安帶領的四十多名傳教士中，除有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外，還有義大利人，經過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寶貴，從而願意齊心合力的為福音的緣故、盡心竭力。傳教士的同心，為中國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      範禮安找到了傳福音入中國的秘訣。就是必須先學會中國人的語言--中文。耶穌會的負責人派了羅明堅(Ruggieri)到澳門學習中文，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階段，但兩、三年後羅明堅不負所望，他學會了基本的中文書寫，並且能講流利的華語。當時葡萄牙人，每年都有兩次機會進入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羅明堅趁機隨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傳道，帶人歸主，後來並取得了定居的許可證。因為中國官吏見這位外國人沒有惡意，又會講中文，他們感到很喜歡，便容許他在廣東省肇慶定居，並建立天主教的修院。

 

三.      範禮安在去世前安排了利瑪竇來澳門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和羅明堅一起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情況。

 

 

 

明朝的成立和政治

 

    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後所建立的，基督教在明朝算是第三次進入中國。當蒙古人統治中國時，一直以鎮壓的手段對付漢人。而元朝王室在末期時十分腐敗，彼此爭權奪利，政變頻頻發生。因此各地英雄紛紛謀反，最後由朱元璋將元朝的元順帝趕出中國。在主後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為明太祖。中國再次自治，並得到統一。直到主後1644年，滿清侵入中國，明朝滅亡，中國便再次落入異族人手中。

 

    明代的內政可說是腐敗和黑暗的。明太祖的治國方針，是實行君主獨裁的政策。明太祖之前，中國的舊制度是以宰相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管理大局，而明太祖繼位以後，廢了宰相這個職位，由王帝自己兼任宰相，直接統管大局。這大大加重了王帝的責任。明太祖的性格堅毅、辛勤、日理萬機，兼任宰相，並不困難。可是明太祖以後的王帝，嬌生慣養，不能勝任宰相的職任，結果禍害無窮，終於走上滅亡之路。

 

    明太祖死後，明成祖繼位。明成祖是很能幹的王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就在此時發生，但是明成祖過份寵信臣官，使臣官掌握刑罰和生殺之權，犯了錯誤。在明成祖死後，國家大權便逐漸落在臣官之手中。王帝的才智和品格亦每況愈下，明朝的政治因而一直敗下去，最後終被滿清所滅。

 

    明朝初期實行開放政策，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就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為這樣較為安全。所以耶穌會宣教士方濟各即使想進中國傳教，也不得其門而入。到了十六世紀後葉，由於神宗王帝不問朝政，又間接的促使利瑪竇得以自由在中國傳教。由此可見，一國的政治情況和宣教工作，是有很大的關係。

 

明朝的宗教

 

    明朝提倡的是佛教，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有關。朱元璋幼年時曾在寺院當僧侶，後與起義的英雄反抗蒙古人的統治，最終推翻元朝，自立明朝。當他即位後就提倡佛教，而喇嘛教是佛教其中一宗派，故明太祖也供奉，還封喇嘛為國師，明太祖以後的王室，皆信奉喇嘛教。另外明成祖在一次戰爭中，曾經得到一位禪宗僧人的輔助，禪宗是佛教的一派，以致明成祖對禪宗也有好感。

 

    除佛教外，明朝還流行道教，但不如佛教般受重視。明朝亦有一、兩個王帝是篤信道教的，如明世宗，他甚至沈迷在設壇祭神的迷信中，以致多年不理朝政。

 

    當時回教的信徒已分佈在中國各地。如在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福建、廣東和雲南。不過回教在明朝並不興旺，只是元朝留下的一些影響而已。

 

    基督教的信仰，就在這樣的宗教氣氛底下傳入中國。這對基督教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明朝的學說

 

主要的是王守仁提倡的理學(理性主義)。這學說傳播得很快，當時王守仁的弟子更遍及全中國。可以說明朝的思想界，是王守仁理學的世界。理學所提倡的，主要是要人發揮人的良知，也就是發揮人類先天辨別是非善惡的心。王守仁認為應該發揮良知，以求達到知行合一的地步，成為聖人(今天所謂「內聖外王」的哲學觀念)。所謂聖人，是指心性方面的修養。理學的理論，聽起來很清高，實行起來很不容易。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實行良知。明朝時代有些人一生都追求發揮良知，培養心性，什麼事都不理，他們的思想，因而流於空淡貧乏。發展到明朝後期，理學學派就變得更虛無飄渺，不切實際。

 

正在這時，天主教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不少朝臣和學者，均向他學習西方的科學。利瑪竇利用中國人這種好學科技的心理，一邊教科技；一邊傳福音，講解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唐朝景教傳教史

 

　　基督教真正傳入中國，當以唐朝景教為準。自從明朝天啟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被發掘、及續後在敦煌石室發現若干部景教所遺經典以後，景教入傳中國的史實，才重新被世人所注目。(「大秦」就是“羅馬”的意思)其歷史的真實性才可確立，景教入傳中國的始末，才得考據。如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存放於西安市碑林博物館內，高十多呎，寬五呎，厚一呎多，可隨時參觀。

 

景教源流

景教在唐朝時曾被稱為彌屍訶(Nestorius)教，而他們的教士則曾被稱為波斯僧、或大秦僧；其所建立的教堂，先後被稱為「波斯寺」、及「大秦寺」等。因為他們的教士來自波斯，其教門發源於大秦(羅馬)屬地猶太，而有此稱。

景教本屬基督教的涅斯多流一派；其創辦者涅斯多流(Nestorius)，為敘利亞西部安提阿(Antioch)人，曾受教於摩普綏提亞(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re)，於西元428年，被升為康士坦丁堡的主教。提阿多本是主教，與金口約翰齊名，為安提阿學派的主要學者。在基督教神學史上，安提阿學派常與亞力山大學派相抗衡，傾向於理性主義，尤其是對聖經的解釋。涅斯多流及他的跟從者是在耶穌基督的兩性神學這問題被判為異端。涅斯多流是不接納耶穌基督被馬利亞真正懷孕(當時他被判異端是因為不能接受馬利亞是“懷了上帝”(theotokos)，只說上帝的兒子基督是藉著馬利亞的肚腹“流出來”)而生出來而被當時的正統教會判為異端。

涅斯多流被判為異端以後便帶領其門徒十七人，逃出羅馬來到波斯，受波斯國王之禮遇和保護，得以在其國境內繼續建立教會，信徒自稱為「亞述」的基督徒。這派基督教後來又傳到印度及亞拉伯各地。西元489年，東羅馬王帝則諾(Zeno)封鎖涅斯多流派的修道院，並沒收其教會財產。後來涅斯多流在敘利亞一帶興旺，自稱迦勒底(Chaldea)教會、或亞述(Assyria)教會。

波斯國滅亡後，因涅派主教受哈利發王（Khalifa）之信任，把其總部移到八吉打(Baghdad)，又受王帝保護，而興旺一時。

至第六世紀末葉，涅斯多流派的基督教，由中亞細亞進入中國，稱為「景教」。至於被稱為景教的由來，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宜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這一句話的意思，讓我們知道「景教」二字是：「正大光明之宗教」的意思。

 

景教在唐朝的傳佈

景教進入中國，始於西元635年（唐朝貞觀九年），當時涅斯多流教會的波斯傳教士阿羅本(Olopen)，到達唐朝的國都長安(今日西安)，太宗命房玄齡賓迎於西郊。

    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宗教情況，與景教的傳入是有關係的。當時是中國的唐朝，由唐高祖的兒子，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唐太宗雖年輕但英明能幹，智勇過人，在執政的廿三年中，平定外敵，安定秩序，人民生活美滿，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黃金時期。

    唐太宗在個性上有很多優點。其一是知人善任，另外是謙虛好學，容納批評和勸告。這開明的個性，有助於景教來中國以後的發展。當時中國與小亞細亞印度等國家，有貿易往來，於是景教就把握機會傳入中國了。

    但是唐太宗亦有其過失，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搶奪皇位的手段，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唐太宗的皇位，是憑著兄弟間自相殘殺的政變取得的，這次政變的事實也給後世留下了不良的影響。唐朝皇室為了爭權奪利，骨肉相殘，每代都有。例如惡名昭彰的“武則天”女皇奪權的過程。所以景教傳入以後，在表面上看來是一帆風順，實際上是危機重重。只要有一次政變，景教的地位亦隨之而變。例如武則天出身於佛教家庭，崇拜佛教，高舉佛教，不免會排斥景教。總括來說，景教在唐朝十幾個皇帝的變換下，或安定或動蕩的局勢交錯中，在中國存留了約二百多年。

    當時唐朝的佛教和道教十分盛行，有時發生劇烈的爭論。景教在這樣的宗教局勢下，也不容易擴張。

景教傳入中國有清楚的的記錄。以下這段文字可証明以上的談論：「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日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效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貞觀十二年（西元638年），帝下詔文准在京師義寧坊建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改大秦寺），度僧(傳教士)二十一人。

在唐朝時傳入中國之三個外來宗教有：祅教(波斯人所信)、摩尼教(波斯人所信)、景教等均來自波斯，也各先後在京師建立寺院（即唐時佛教徒所稱之「三夷寺」。）為別於祅、摩二教，景教寺乃由波斯寺而改為大秦寺，以分別所傳宗教，表明來自秦國（羅馬）屬地之猶太也。

阿羅本(Olopen)這個人，中外學者至今無法真正考據知道其真實姓名，相信這名字是中文譯音。關於阿羅本的本名，有不同的說法。

按景教碑的記錄，有「翻經書殿」，及「經留廿七部」等語，但阿羅本所翻譯經目，無法真正考據。按已發現之景教書目：「尊經」（現存巴黎國家博物館，為另一景教僧景淨所進呈之漢譯景教經典）所列者，有三十餘種。

近年來，在敦煌石室所發現之景教經典有：一神論、序聽迷詩所經、大聖通真歸法讚等，均未見於「尊經」書目，可能是屬於阿羅本時代所翻譯的。

唐朝時代全國的景教分為十道。景教碑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語，可見當時的景教曾遍傳於全國各地，故有此稱。開元二年（西元714年）至開元十六年（西元728年）間，景教在中國立大主教，景僧等十七人。當時景教曾經借助宮內的興慶宮人宣傳景教。碑文列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都優待景教的傳播；如太宗命宰相房玄齡率儀仗賓迎阿羅本於西郊，然後召其入宮講道譯經，因此有「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太宗世子高仍崇封景僧(傳教士)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玄宗時曾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可見當時唐朝王帝是讓景教在中國建立教堂，也受保護。則天武後(武則天)的聖曆年間（西元698至699年）景教曾受佛教的壓迫；自睿宗的先天元年（西元712年）至玄宗的開元元年（西元713年），景教又遭道教的排斥，因此景教碑所記：「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可見景教是公開受到別人的嘈笑。但由波斯來的僧人有羅含、及大德及烈，按當時到訪別的國家的規矩進呈名貴物品於唐朝，而得「共振玄綱，俱維絕紐」，挽回了衰微的教勢。肅宗繼位後，「於靈武等五部，重建景寺」，可見景教又開始在中國建立教堂。代宗皇帝每逢耶穌聖誕節時，頒賜天香、及禦饌來慶祝這隆重的節日，景教碑記錄：「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禦饌以光景眾」。德宗即位後也優待景教，景教碑就是建立於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記錄有：「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之語。

至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皇帝師事中有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遂聽其獻策排斥佛教，而祅教、景教等外來宗教亦同遭禁絕。中國正稗史，對會昌禁止其他宗教活動的事情，均有記述。新舊兩唐書記錄當時大秦、穆護、祅教之還俗者一日有二千、一日有三千。另外，根據一位亞拉伯商人的遊記，提到西元879年（即僖宗的乾符六年），黃巢破廣州，伊斯蘭教（回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猶太人、波斯人等之被殺戮者，凡達十二萬人，便可以推知當時信奉外教的中國人有多少了。

景教自西元635年傳入中國至845年被禁為止，在唐朝一共流行了二百一十年。由晚唐朝至宋朝，其教士、教徒進入蒙古、新疆一帶，由該地所發現的景教徒墓石，可以證實。後來景教在元朝時再由蒙古進入中國，景教捲土重來，這時的景教則稱為「也裏可溫」。古代著名義大利商人馬可孛羅(Marco Polo)、及奧多利克(Odoric de Pardenone)的遊記均有記述各地的景教寺堂及景教徒的情形。

 

景教碑的內容、及其爭論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於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在陜西西安郊外被發掘出土之後，立即引起學者及基督教人士的注意。該碑為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長安大秦寺景教僧景淨等人所建立者。碑的正面，除篆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等字樣外，包括一千八百七十餘字的漢文碑頌及序文，並附有四十餘字的敘利亞語之本名，互相對照。這碑埋入地下甚久，一般推想是會昌禁教時，教士為保存其全貌，不被毀損，才被埋入地下。如這項推測得以確立，則其埋在地下之時間，當有七百八十年之久。因此景教碑的建立，當在建中二至會昌五年之間（即西元781年至845年間），不過只有六十五年而已。

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初名謝務祿），在1625年景教碑出土後，為首位目睹和研究此碑之外國人。

    另外，在西元1900[1] 年在敦煌可室發現<<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序聽迷詩所經>>等景教文獻作品。這些文獻讓我們知道更多唐朝景教的活動。

 

景教失敗的原因

近代學者認為景教失敗或不能長遠流傳中國的原因有：

一.       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點。景教的教士在中國傳福音時，忽略了傳講完備的福音，沒有將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訓人。因此這些信徒生命沒有改變，信仰也沒有根基。因此當患難、逼迫一來，就站不住腳了。所以景教在中國的消聲匿跡，與景教教士培育出來的信徒素質極為有關。

二.       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極深。在初期“阿羅本”來華時，他所翻譯的聖經和所寫的書，都包括了詳細的福音內容，但是後來的景教教士卻起了很多變化。一方面相信是因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與生命根基不穩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響。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純正的信仰。當時的景教教士，自稱為“僧”，禮拜堂稱為“寺”，在翻譯聖經時亦大量採用佛、道教的術語。印度的和尚來到中國翻譯佛經，有景教的牧師(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個人)從旁幫助他。結果矯枉過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資訊。

三.       景教缺乏完整的傳教策略。景教的教士來到中國後，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支援，更沒有統一組織，猶如一盤散沙。完全沒有一個完整向中國人傳福音和栽培中國信徒的計劃。所以在景教流傳中國二百一十年內，一直沒有系統的訓練出一些中國信徒來當教會的領袖。當景教教士被迫離境時，中國的景教信徒變得群羊無首，信徒也無人牧養了。

四.       景教過份倚賴政權的蔭庇。景教教士來華後，過份倚賴朝廷政權的蔭庇，時常取悅當時的政權，沒有建立起自養、自治的教會。唐代景教，由於依賴皇室的保護，於是皇室便決定了景教的發展。換言之，景教的命運是操縱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幾位景教教士來到中國，都不惜用各種方法，包括了參與政治和翻譯佛經，來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經濟上的支援。可見景教是缺乏了獨立性，一旦庇護教會的政權改變了，教會就無法繼續發展下去了。當時武宗宣言要毀滅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護三千餘人反俗」。穆護就是景教徒。這事表明皇帝的蔭庇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