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1日 星期三

路德及他的傳統

 


  若欲明暸路德馬丁及其傳統,就必慎防研究此問題時所易犯的兩種錯誤。一種錯誤是以路德的運動不過是返古,使歷史回復到一千年以前基督教原始時代的純潔地步。另一種錯誤是以路德本人英雄的特性——他偉大的品格與功業——是十六世紀路德宗宗教改革成功的原因,我們若首先弄清這兩點,對我們的研究就大有裨益。

  [直的連續]

  路德的運動並不是一種消極或反動的運動,而是一種積極和前進的運動。它不僅是對晚近的過去所作一種突然的反抗,將教會當局贖罪機構堆積如山的錯誤一鼓氣推倒,而且是數百年以來必然的歸結,是過去基督教的敬虔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成分之連續。

  中世紀基督徒的思想與行動擺動於兩極之間。一極是教會當局誇耀和外表的律法主義,在其中上帝的恩典就在教會以儀文的善功來救人的浩大機構之下湮沒無聞了。另一極為福音派敬虔的一條深沉而恬靜的細流,此細流雖往往以迷信為其背景,當隱藏為一般人所不見,但在卑微而聖潔的人們中——就是在那些感到自己的工作微不足道,為著自己的慰藉與滿足而回到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恩典的人們中——則代代相繼地流傳下來。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就是此真正基督教敬虔隱蔽的細流,在普通歷史的平源上出現,使它被帝國承認為一合法的教會,而得與舊教會並立。它是以十六世紀的精神來表現那從使徒時代以來所綿延的活力,它使上帝的真理,即那在希臘教會與羅馬教會的制度主義與聖禮主義下冒煙已久的真理的火花,重新燃燒起來。宗教改革是盎格羅撒克遜人對那曾經大大服務猶太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基督教福音永久真理的表現。

  因為羅馬教會當局的教訓久已湮沒了基督教的福音成分,所以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的教訓對人們顯示了一種啟示的力量,對腐化的老教會掀起了一種革命的情勢。但事實上這宗教改革運動並不是一種革命,因為它的原則與歷代的真教會也並無間斷。

  這樣看來,路德的運動和傳統所得的名稱,是不幸的,甚至是引起誤會的。路德自己當時也極力反對採用他自己的名字來稱呼他和他同事所擁護的運動或教訓。他曾寫道︰“路德是什麼?教訓並不是我個人的,我也不曾為誰釘過十字架……我和上帝的子民共同相信基督的教訓,惟有是我們的主。”可見“路德宗”這個名字,是極不足以稱呼那並不限於一個人或一個時代而和基督教本身一樣普世的運動。“抗羅宗”和“宗教改革”一類消極的名稱,也是不適當的,因為這運動在本質上並不是抗議,而是肯定,並不是改革,而是保守,並不是反動,而是推進。它最好的名稱是“福音派。”它是歷代基督教最優良的使徒傳統直系的連續。

  [橫的一致]

  我以為在討論路德本人及其傳統之前,也應該先明白他在歷史上的地位,並不是靠他的天才而有的,當然我不會把歷史家所描述路德英雄的氣魄減去絲毫;因為我認為自聖保羅以來,在基督徒當中或者除聖奧古斯丁一人以外,路德是最偉大的人物,不過若要有正確的看法,我們就必須也認識當時的影響。

  若說沒有路德其人,十六世紀就斷不會有任何宗教改革,這是錯誤的。若說路德及其所具高超的領袖特質不論何時何地都可踏上歷史的舞台,造成一種宗教改革運動,這也是錯誤的。須知這種以大人物來解釋歷史的理論是不健全的。研究歷史和傳記的人都知道,與其說大人物是時代的創造者,毋寧說是時代的產物。他們的成功是由於他們所具有的代表性。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路德是一個有翅膀的天使,從天空中飛來,宣布一個新天新地;也不要以為他是一個偉大的巨人,大跨步在他的世代行走,決心要推翻教皇,改善當日教會諸般昭彰的弊病。我們心目中的路德反應該是他在無意中成了一個全無計劃的運動之領袖,又是在偶然間成了一個怏怏不樂,正在探索基督教精意的世代的代言人。路德能以在世間發響,因為他的時代為他預備了一塊響板。

  十六世紀的西歐醞釀著各種主要的社會變動,而那以路德命名的一個運動,不過是轉移到近世紀多方面變遷中之一面而已。史密士曾經指出,十六世紀的西歐人民經過了七大變動,而宗教改革是這些變動的理想表現。此七大變動,在文化方面是與路德在宗教方面的運動相平行的。“地卻幫助婦人。”當時民族主義的高潮正澎湃著,條頓族在拉丁族的統治下蠢蠢思動。平民的勢力也漸漸膨脹起來——即一種廢止教士與貴族特權的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產生了另一普通的變動——即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生活的趨向,倫理上禁欲主義的傾覆。另一大變動即是個人從中世紀的組合與群眾生活中恢復了獨立地位,而為個人的宗教與信仰自由的運動開了一條路。

  和這些變動並駕齊驅的,則為知識的進步,先由文藝復興開其端,如今通俗化起來,使許多中世紀的迷信無立足之地。還有一變動就是從封建社會一變而為專制王國;因為十六世紀的上帝與皇帝都不再需要甚麼中間人來站在他與百姓之間,而被遺棄的聖徒便和被廢除的封建男爵一樣沒落。

  只要把這些革命加在一起,我們便不難知道路德時代所經過的大規模變動了。我們知道宗教改革不過是換到新時代的一大普通變動中屬宗教之一面而已,而路德雖曾助成這變動,但同時也為這變動所左右。由於上帝的恩典,路德具有扮演那時代所需要的一個英雄的性格;但我們不要忘記,歷史舞台當時已經布置妥善,準備路德這樣的一個人登台。因為照著上帝的安排,他的生活和動作做了他那時代的代表,做了基督教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先驅者,做了給基督教福音更博大解釋的舌人。

  我們既已指出了路德與十五個世紀基督徒先輩間直系的連續,以及他與十六世紀同時代人在一般文化上每一方面橫的一致,我們現在要更接近我們的題目,問一問路德馬丁究竟是誰,他的傳統在整個復原教中有何地位。

  [委身給上帝是與上帝和好的道路]

  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有深刻的宗教經驗。這使他感覺到受了上帝的驅策,真正作上帝的先知。十六世紀之始世界所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一位先知。人們的良心為罪惡之感所束縛。他們所認識的上帝,只是一位皺眉蹙額和遙遠的上帝。一般人的生活充滿懼怕——懼怕黑死病,懼怕土耳其人,懼怕死和審判,懼怕一位發怒的上帝。

  在路德馬丁那一代,人們都渴求有罪蒙上帝赦免的感覺。他們無日不在履行補贖和其他聖禮的儀式。他們從這個神龕跑到那個神龕去。他們口念禱文,購買贖罪票,供養愚笨的神甫,擠滿修道院。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罪得赦免的感覺,而上帝依舊是距離甚遠的上帝。人文主義者徒然鼓吹公私道德的革新,和教會與世俗機關的改革。人們徒然批評教階制度,嘲笑通俗宗教的愚拙。學者哲人徒然尋求學術的復興與理智之統治。當時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先知——一位自身感到罪惡確已蒙赦的人,一位由經驗而知那敬拜上帝的,要用心靈和生命拜,一位能用同時人所了解的言語把自己的經驗傳達給他們的人。

  林稷在其所著宗教改革在德意志一書中說︰“歷史上道德生活的復興,從未有能與新的宗教動力分離者。此中所需要的動力總來自那些與靈界有了交往的領袖。人文主義供給了許多不必要的教師;當時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先知。人們得到了一位先知︰他是一個屬於民眾的人;他是民眾骨肉中的骨肉;他用一種堅強和誠懇天性的徹底精神親自經歷了通俗的宗教生活,探測了它的深度和能量,結果卻不能使他沉重的良心得安;他終於尋著到上帝面前的路,並從自己的經驗得知,活的上帝是每個基督徒都能親近的。”

  在路德一生中那使他終於成為改革家的屬靈危機,是由一種實際的宗教需要而產生的。這危機並非起於理智對中世紀教理的批評,而其主要結果亦並不能見於神學系統的任何修訂。路德的主要問題全然是個人和實際的,就是我怎樣才能得著一個慈悲的上帝呢?他為救他的靈魂焦慮。他採用當日最流行的辦法,進了修道院。兩年之久,他處於悲痛中與自己和自己的罪惡作戰。他以全副堅強的精神來實踐教會復雜的補贖制度。他細心拘守每一命令,遵守每一規律,履行每一儀式。但他徒然等候經驗上帝的恩愛。他對罪惡的感覺始終不能得到慰藉,上帝仍然相距甚遠。路德對自己看得太清楚了,對自己也太老實了,所以他不掩飾他的失望,不假裝有他所沒有的平安。

  最後,他從偶然閱讀若干聖經章節中,開始發現他要替自己作的事,已經由基督替他做了,只要罪人不依靠自己的善行,全心信靠基督的功勞,就可享受上帝白白的義。“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7)。由那天起,路德便毫不留余地一心依靠基督贖罪之工,心靈尋著了他在修道院規律的迷宮中所尋不著的慰藉與平安。

  如是,路德在他自己深奧靈魂的安靜處深深地閱歷了所謂因信稱義的經驗。他的靈魂與上帝相調和,因為他信賴上帝。他的心因他委身給基督而與上帝的命令相聯。路德說,信心即是“全心信靠基督”。有這種信靠的人,便有了基督的義,而“義人必因信得生”。這種惟獨因信基督得救的經驗,是路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這就足以說明他為改教家的其他重要事實。

  近來有一位天主教作家,在論衛斯理約翰一書中,曾再三說路德的教理是一種“不行善事而得救”的教理。在此他表現不明白路德所說的稱義與信仰是甚麼意思。這位天主教作家所說的稱義,並不是保羅和路德所說法庭上的稱義,而是奧古斯丁所說在事實上的成義,而把重生和成聖混淆了。他所說的信仰,並不是聖經和復原教所指那種把自己的整個生命交托上帝的信仰,而是經院性派和天特會議所指對知識的一種信仰,對教理的同意,對一種制度的服從。

  這些區別很幫助我們了解路德的傳統。信是一種不斷的動作,藉此心靈投靠上帝,接受上帝的笑容,而這位寬恕的天父的笑容要使整個生命得與一種新順服和協。那照路德所體驗,授諸他人,由於上帝的恩典因信而有的和協,並不是消極的,像“無功得救”一樣,而是對上帝的愛的一種非常積極而不斷的經驗,使人們有罪得赦免的把握,使人們的行為有根本的改變,使整個生命有一種新的性質。

  [新的忠心]

  路德了悟因信稱義,早在一五一三年,或者甚至早在一五零八年,可是過了八年或十年,他才現身為改教家。他漸漸地才看見他經驗的含義,和它對實際事情的重大影響。他初以教士的身份, 後以 教授的資格,逐漸多擔負起教會的責任來。在他維護他對稱義及信仰的立場時,他步步遭遇更大的反對。他步步被迫走上與羅馬分離,而在宗教上另立一新權威的道路。

  一五一七年路德提出九十五條以資辯論,其目的不過在利用他作教授的權利,在學術的討論上發表一己的意見。但當時的風氣使他的條文引起了非常的注意。因為他所攻擊的,乃是贖罪票的販賣。販賣贖罪票是當時司空見慣的一件事。在理論上,贖罪票只能代替懺悔和宣赦後所定的補罪行為,作為現世的處罰;但在實際上,那些購買贖罪票的人則把它們作為罪得赦免的憑證。路德反對這種惡習,因為這對人們的心靈有一種可怕的影響。他以為悔罪是脫離罪惡,歸向上帝,而當人真是脫離罪惡,信賴上帝時,他的罪便立刻完全得到了赦免,不必得到神甫的宣赦或教皇的贖罪票。

  但當路德攻擊販賣贖罪票時,他竟不知他實在是攻擊了中世紀教會整個的補贖制度。他更是攻擊了那頒發贖罪票的教皇的權力。所以他那一五一七年的九十五條便燃起了燎原的大火,使他開始與羅馬分道揚鑣。兩年之後,在他和天主教神學家厄克約翰著名的辯論中,對手的高明迫使路德看出他在一五一七年所走的道路產生了甚麼結果,並且迫使他明晰地肯定說︰教皇並非是不能錯誤的,就是教會會議也並非是靈魂的極終權威。

  這使路德看清楚問題的中心。他這時才領悟到他原來是打中了教會制度的核心,希望教皇或掌教政者的改變乃是不可能的。同時他殷勤研究聖經,教授聖經,更深信人只能因信基督而得拯救,而這種拯救是圓滿的,無代價的,和當前的。

  一五二零年路德便將他的立場廣播給民眾。當時的廣播工具就是新發明的印刷機。他在那一年中寫了三本書。影響最大的,是那本題為基督徒的自由一書。書中把他整個立場的基本原則簡潔而明晰地陳述出來。該書以一種通俗的筆調說明人只能因信稱義;因此每一個基督徒都作自己的神甫,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凡信賴上帝的人就不必懼怕神甫或教會。

  於是教皇及其顧問乃著手採取嚴厲手段對付路德。一五二零年後期教皇頒發教諭,將路德的思想及著作定罪,並威脅他說,若六十日之內不收回前言,便要把他逐出教會。路德將這張威脅教諭當眾焚毀,儀式極為隆重。他並不需要什麼退路。他毅然接受異端者之名。他這種大膽的作為使德意志為之激動,使一般民眾洞悉論點所在。

  路德所在地的王侯保護他,而當時帝國的政局恰好使皇帝在執行對路德的“神聖咒詛”令之前,不能不在帝國議會前審問路德。如是便有一五二一年在沃木斯所舉行的戲劇般的審問。

  在教會與政府一班顯赫的人物之前,這個威登堡粗野的修道士,昂然挺立,心裡的靈火如焚,蔑視的目光閃閃,充分表現了他先知的身分。人家原是叫他取消他所說所著的,他卻明朗懇切地喊道︰“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是為上帝的話所約束。除非有人能夠根據聖經而用理智的明晰論據來說服我,我不願,亦不能取消前言。願上帝幫助我!阿們!”這個不屈不撓的修道士所說出的壯語,至今還在每一個新教徒的心裡迥響著。

  良心,理智,聖經——這是在世界眾目所注視的標柱上所張貼的一張公告,宣布一個新勢力已經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假如時代是可以劃分的話,近代史是始於一五二一年四月。直到那時止,世界上有一種權威,人人都以為是不可動搖的。這種權威就是教皇,會議,與帝王。但從那時候起,人人都知道世界上另有一種力量,是不能抗拒的。這種力量就是聖經,理智,與良心。

  路德詰責屬人的三種舊權威,而代以屬靈的三種新權威。他此一成功,乃是他一生中道德上最大的勝利。這是他以前稱義的屬靈經驗所必有的結果。這樣他就宣布了復原教另一基本原則,即建立了宗教的新權威——聖經的唯一權威。

  十五年之前,在可怕的屬靈試煉中,路德已經從聖經找到了光明與解放。自從那時起,他以聖經為研究的對象。當教會的代表人物反對他的恩典與信仰的教理時,他只以聖經為武器來應戰。在教會當局也引用聖經來辯論,並說只有教皇及其前人才有解釋聖經和運用聖經的權時,路德便再進一步,堅持聖經對信仰及靈魂得救的事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足以自證,無論教皇和教會會議的遺傳都不能束縛個人的良心,或奪去個人判斷之權。他在一五二零年的偉大著述中便採取這種聖經的立場,來反對不合聖經的理論,聖經以外的聖禮,和在教會中為聖經所不許的諸般惡習。

  一五二一年,路德在沃木斯國會之前,達到他對上帝的話的最後發展。教會使他很清楚看見了她本身的腐敗,並把他割除出教了。帝國亦正要把他宣布為罪犯。因此路德較前更全心全力投靠於上帝的話。他從前所反對的,不過是那些為他所看見與聖經內容相沖突的事而已。他現在卻主張,除了積極明顯包含在聖經中的以外,其他一切概與救人的真理無關。上帝的話,由基督徒個人開明的良心,常識,與個人的判斷所解釋,就是整理唯一最高的源本,就是信仰與行為唯一不能錯誤的準則。這樣,復原教的第二大原則就清楚地宣布出來了——即上帝的話帶著權威。從論理上與年代上說,這都是因信稱義重大原則所產生的結果。

  [一種保守的傳統]

  路德既在這些積極的原則上奠定了鞏固的基礎,便進而沿著保守的路線建設他的改教工作。沃木斯國會以後十年間所有發人深省的事情,逐漸顯明路德的傳統與其他改教家的傳統,尤其與那些急進改教家的傳統,是有別的。

  在時間上最早而在影響上最重大的,就是聖經的新譯本。這是合乎邏輯的次一步驟,是路德對上帝的話的信念和他在沃木斯所採取的大膽立場所結出的實際果實。因為路德原是一個忠心的神甫。他要人們體驗基督,像他自己體驗了基督一樣。他要他們擺脫神甫控制的枷鎖。他要人人以聖經為宗教的惟一指導。因此,他就把聖經譯成德文,使他們能閱讀。

  路德對這種翻譯聖經的重要工作十分勝任。他知道聖經的內容,並且親切地知道。他深刻經驗了聖經的中心信息。他深切洞悉人心以及人們表達心意的方式。他也精於德文。他的聖經譯本富有一種宗教的熱誠與文學的風味,他以後的作家沒有能出其右者,亦鮮有與之匹敵者。

  翻譯聖經是路德對復原教運動的最重要的貢獻。其重要性不但在於其本身的價值,亦在於其先驅的性質,因它開近代用一千以上方言翻譯聖經的先河。這譯本比其他任何一舉更能保存復原教的兩大原則——因信稱義,和以上帝的話為最高的權威。它注定了路德宗傳統的積極而保守的性質,並確定了路德宗的顯著特性。關於這聖經譯本的重要性,我曾在別處述說過︰“路德的聖經譯本,使古代以色列的崇高先知從東方想像的威嚴高峰上走下來,旅行至西方的世界,走進樸實農人與卑微工人的家裡,用最柔和熟悉的話語,把他們深奧的思想道出,卻一點沒有犧牲他們先知的尊嚴。這一本民眾的新書,使第一世紀受靈感的福音書作者和熱心的使徒,跨過中間的世代,來和十六世紀單純的男女生動真切地談話,使他們心神向往,精神激發,並帶領他們進入於五旬節熱烈的靈感中。這一朵先知和使徒所傳信息的香花被移植於完全新的地土來,移植方法之高明與巧妙,使它差不多絲毫不失其本來的芬芳,顏色,與豐盛。路德的聖經既樸素而不失其風雅韻致,淺顯而不失其清辭俊語,鋒利而不近乎古怪離奇,所以在文學上與宗教上劃了一個新時代,其譯文的生動力與感動力,即在四百年後還是昂然獨立。”

  在那十年之間所發生的其他事情不斷顯明路德的運動是有著保守的性質。若干狂熱家乘路德在瓦特堡時,便到了威登堡來,開始將宗教改革運動導向急進之一途去。路德於是忽然離開隱居的地方,在威登堡出現,用幾次強有力的講道來闡明路德宗的宗教改革並不是一種革命運動,而是一種保守和福音派的運動。

  數年之後,一般被壓迫的農人假借新運動的名義武裝起來,反抗那些壓迫他們的主人。路德一面冒生命危險竭力勸阻農民的暴動,一面為農民的權利進行談判。談判失敗後,路德堅決反對為福音的真理使用暴力。他竭力反對人為著上帝的國而使用暴力。這麼一來,大部分的農民便與路德和他的運動疏遠起來,而那運動便與諸侯攜起手來;但這表明了改教的大工是並非依靠刀劍,而是依靠聖靈的寶劍進行的。

  不久以後,路德及其同事和一班瑞士神學家爭辯聖餐的問題。一五二九年雙方在馬爾堡開會。雙方不能達到同意。一部分是由於路德堅持迦克墩會議的基督論,但大部分是由於路德懷疑瑞士神學家有政治的動機與急進的趨勢。這顯明了路德宗的傳統不因外表的聯合而在教理上讓步。在和其他復原教派的關係上是以信仰的一致為重要,以組織的合一為次要。

  同時路德已結了婚。從其他各方面看,他在倫理上反對禁欲主義,在宗教上反對修道理想。一五二九年路德的大小本基督徒要學問世,使家庭生活充滿著福音的教訓。一五三零年奧斯堡信條刊行,而在二十五年以後竟成為法律上所公認的路德宗的憲章。

  路德宗傳統的藍本至此乃得完成。其論題為因信稱義。其規範為聖經。其精神為保守。其目的為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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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斯簡介

      奧斯瓦德·章伯斯 1874 年出生於蘇格蘭,在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和愛丁堡大學接受教育。在他 22 歲那年,他感到上帝在呼召他成為一位傳道人,雖然他很有文藝天賦。在都倫的一所很小的神學院學習和教書之後,他搬到了一個宣教機構,這個機構的宣教範圍覆蓋英國、美國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