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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 星期二

凱柏傳(上)

牧師也有靈魂

新任的鄉村教會牧師,去探訪他的會友。
教會領袖中,有人先告訴他們的新牧師:"牧師,在這教會裏,有幾名‘不滿分子’,他們給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煩。他們有點兒怪,喜歡批評;有的好久都不來禮拜了。他們對教會經濟上的貢獻微不足道,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師一樣,不要去理他們就算了。”
這 幾名不參加教會聚會的人中,有個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兒,三十三歲了,仍然獨身未嫁,稟性倔強。她跟幾個同心的農民一起聚集,讀讀聖經,和幾本宗教改革者所寫的老舊書;有時, 她寧願單獨敬拜,也不肯去參加教堂裏的聚會。他們堅守起初的信仰,絕不妥協;認為那些心持兩意,假冒為善的教牧,說些逢迎人的好話,卻不能使靈魂飽足。靈 魂無法在缺乏真理餵養下活著。
鄰近的人告訴她,牧師在附近探訪,也許不久就會來到她家。佩蒂決絕的回答:"我與那人毫無相干!”
她的朋友說:"不過,佩蒂,不要忘記,我們的牧師也有一顆不滅的靈魂,他也往永恒裏去!”
牧師來了。他覺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責任,不管他們的問題在哪裏。在見面的時候,佩蒂拒絕同牧師握手,因為她相信他們沒有相交;是牧師堅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為他是牧師,是因為同為人類。
但是,經過朋友的勸解,佩蒂的敵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當長的時間,同牧師談論今世與永生的問題。她說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並且勸勉牧師,必須確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則將要永遠失喪。
牧師聽的時間多,說的話少。分手的時候,他還要再來。

從不滿分子得滿足

那新牧師是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
凱柏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裏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熏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裏。亞伯拉罕凱柏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還不到二十五歲, 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 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 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八月九日上午,凱柏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柏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 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裏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 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裏,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柏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 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恒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 由”。
凱柏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柏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祂的榮耀。祂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柏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
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
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
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
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
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凱 柏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柏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柏受教育的 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柏,把知識轉化 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裏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柏的事工;凱柏也一直感激記念 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柏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 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柏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 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 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柏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
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
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
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
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凱柏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柏已經準備好了。

徵文的神蹟

禮敦大學的達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興奮的告訴凱柏,一項有獎徵文比賽的消息;他並且堅定的對他的學生說,那是天造地設為了凱柏預備的,極力鼓勵他參加。凱柏本就長於文學,既然教授對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決定盡力以赴的一試。
教授不能製造天才,但可以引導他們的方向。達扶立就是這樣一位關心學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蘭語文學者;他銳敏的覺察出凱柏是一名卓越的學生,這樣,很快他們就成為親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誼。
發起徵文的,是歌樂寧根大學(Groningen University),題目是:對宗教改革者加爾文和拉司基處理當時教會問題方法的比較與評價。
凱柏積極的蒐集資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爾文的著作,放在房內的書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個問題。其人是誰?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 先,凱柏到禮敦大學圖書館。那裏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國內另外二所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關拉司基的資料,簡略提到那位波蘭的 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種;以後找到的資料,列有二十四種;但拉司基的作品,卻連一冊也沒有!凱柏遍查法國,德國,英國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所列 只有三四本。看來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歷史灰塵中消失了。
凱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參加徵文比賽的人,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恐怕連出這題目 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夠好到哪裏去。但只根據有限零星的資料,摭拾別人的評引,而沒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無法在學術上作合理的評價。 衡情度理,最合邏輯的決定,該是放棄參賽的打算。
凱柏去見達扶立,把放棄努力的想法告訴他。那位熱心的好朋友勸凱柏,不要急於作放棄的決定,還得試作最後努力:"凱柏,事情還沒有那麼絕望。我們這個好國家,有許多私人圖書收藏。 我父親是哈倫(Haarlem)教會的牧師,有不少教會歷史書籍,我建議你去找他;即使他沒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裏去找。”凱柏見達扶立的誠意,就動身北上,到了約二十哩外的哈倫牧師住宅。
白髮的老牧師,很親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凱柏的來意後,老牧師說:"凱柏,這是很好的一項工作。我很願意幫你忙。我想,我沒有拉司基的著作。 我有一本門諾(Menno Simons)的小冊子,講到拉司基。至於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無所有。不過,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費些時間,這樣吧,你一個禮拜後再來一趟。”凱柏早就料到會有如此結果。他並不感到失望;因為本來就沒抱著希望。
不過,凱柏還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車,如約去了哈倫,只當是到林野作一個下午的消遣,調劑調劑枯燥的研讀生活。
老牧師慈祥的歡迎他,進到屋裏。然後,指著桌面上的一大堆書,以平淡的語調說:"看,凱柏!這是我所找到的。”說來好像是世界上最尋常的事。在那裏的大書小冊,幾乎是拉思基全集。
這牧師書房出現的神蹟,對於凱柏,好像是飢餓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點心盤裏,發現嗎哪。在所知的罕有圖書目錄裏找不到的書,在各大圖書館找不到的書,似乎是絕版了,竟在這老牧師書房裏出現!誰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峰迴路轉

把全歐洲收藏最豐富的拉司基著作帶回家裏,凱柏望著那神賜的奇蹟,心中充滿了感恩。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導著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禮敦大學,凱柏以最優等Summa Cum Laude畢業;在靈性上卻陷入最低潮。進了神學院的這兩年來,凱柏久已不禱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學術;自由派的教授們,把誘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裏,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統信仰,丟在遺忘的角落裏,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過時舊衣。
在神學院裏失去了神;在老牧師的書裏,又找到了神。
凱柏歡欣,有了信心,幾乎覺得有使命完成這項目標。在以後的八個月裏,奉獻為了論文比賽而研讀,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結果,他用拉丁文寫的論文,贏得了金質獎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給予這位神學生和他的論文,無限的讚美。
1862年,凱柏徵得歌樂寧根大學同意,把這篇論文修訂增益,作為他的博士論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會,凱柏編訂出版了拉司基全集,並且寫了一百二十一頁的"緒言”。
這獵書的經驗,給凱柏極深的印象,成為他靈命轉機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後,他寫道:

尋得拉司基寶藏,是我參加論文比賽的關鍵。是一位忠
實的朋友介紹我去那裏,但他自己對那藏書一無所知。
在一週之前,連那寶貝的物主,也只依稀記得拉司基的
名字,卻不能確定有沒有那波蘭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
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蹟的意義,必須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
艱苦掙扎,才會驚奇的發現。現在我這樣說,仍有無限
深的感恩敬拜感覺。那時,我的心受到強烈的感動,恢
復了疏忽已久的祈禱感恩。我不能否認,那絕非老婦的
故事,妄言"神的指頭”。
這難以置信的經驗,在我靈魂的深處,留下了持久的印
痕。我每逢回憶這可記念的事蹟,想到神尋找拯救我的
大愛,我的思緒常是回到神如何賜給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爾文和拉司基,兩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都是過世已久了,為甚麼歌樂寧根那樣的學府,會忽然對他們垂以青睞?
原 來歌樂寧根大學,雖然早已趨向自由派,卻以福音信仰自命。當時的荷蘭,像在美國一樣,流行反加爾文情緒,以為他太過嚴峻和狹窄。而出身波蘭世家的拉司基, 曾在流落英國的歐洲大陸宗教難民教會中工作,雖被反對的人稱為"波蘭之熊”,比較起來算是中庸能寬容。凱柏當然不會存心趨附,迎合時好,口筆與心相違背, 在學術上是不誠實的;但以那二十三歲的青年當時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響而有誠實的成見,也自然會持有類同的看法。
就這篇論文而論,在信仰和學術的 觀點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這研究的過程,對他有極大的益處。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對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業,有深入徹底的認識。其次,這得書的神 蹟,使他轉向謙卑感恩的屬靈心態;以後,隨著靈命的進深,對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時,引起他透視並關注教會的問題。所以,這不僅是歷史的興 趣,也使他想到此時此地的荷蘭教會。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會的各層面,都有完全的主權,彰顯祂的榮耀。誰想得到,這神蹟不但奇妙的影響了凱柏的 一生,也影響荷蘭全國,以至世界的神學界。
小挫的大益

獲 獎的歡欣過後,精神鬆弛下來,反映出凱柏精力損耗的嚴重程度。他完全崩潰了。他可能手拿著一本書,整個小時的坐在那裏,連書名都讀不進腦子裏。他試著回復 童年對船的憧憬,買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體而微的小船,連細節都甚完備,卻不能載他駛回童年的寧靜。未婚妻很體貼他,為了逗他的趣,把 她自己的名字"約安娜”繡了一面小旗,懸在船桅上。
醫生建議他易地休養,以恢復健康。凱柏去到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幾個朋友住在那裏。在那新環境六個星期,他的健康恢復了很多。
這場病,前後約有十個月的時間。在恢復期間,凱柏讀到一本宗教小說The Heir of Redclyffe,是當時的英國小說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寫的,一時曾膾炙人口,助長了牛津運動精神的發展。
這 部長篇小說中,有兩個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聰穎,剛健,自信,善於談吐周旋,在任何環境,都可說是適者生存;另一個是顧依,溫和,仁 愛,似乎是柔弱的人,關懷別人,而有信仰。當二人在一起的時候,腓利願意處處佔先,控制;顧依卻是謙退,忍讓。凱柏作為一個讀者,完全與腓利認同。但到結 束的時候,情形改變了。顧依在瀕死時,現出溫柔才是有約制的勇敢,死亡是得勝和永生。書中也表示,教會有母性的愛,照顧她所有兒女的腳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柏獲神學博士(Th.D.)學位。他準備進入教會事奉。

曠野的呼聲:教會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都市,原來名字的舊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稱為"平安之母”(Mater Salem)。 遠自宗教改革時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為受羅馬教迫害,從歐洲各地來這裏避難。因此,這城市傳統上是更正教信仰,教會是國際化的,而且有影響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還記念這個城市,而且愛這個城市;有些教會機構的大規模國際性會議,常在那裏舉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 教區的選任委員會受命遴選;他們選任了凱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 月七日就任後,凱柏於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講道,題目是"生根建造:教會是機體,也是建構”。經文為以弗所書第三章17節:"基督因 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有根”,說明教會是有機體,自然的合一與和諧,要向下扎根,才會生長;"有基”,說明教會是建構,要 在信仰上立基礎,並且按照神的規制建造,照著山上指示的樣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歸正的基督徒,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凱柏個人與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堅定的信念,堅信聖經啟示的真理,對聖經應用有整全的認識;因此,他傳講的信息,能夠深入聽眾的心思,觸動他們的情感,而影響他們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會的改革;他的話語帶著生命力,注重實踐在生活上;他言詞中肯,而有深湛的靈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動教會的潔凈,由沉睡麻木而恢復生機,並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標和範圍,不僅限於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區,而是全國教會的改革。

信仰之爭

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總人口為二十六萬五千,其中荷蘭教會會友約十四萬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屬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區議員成員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為教牧,其餘是長老和執事。
在1867 年時,教區議會大多數是由自由派 (新派) 人士控制;但選任委員會情形不同,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統信仰。當然,遇有因辭職,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離職造成空缺時,委員會只選任正統信 仰的歸正分子充任。教區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屬自由派;他們雖然不是永任,但教區選任委員會無權革除他們,只能調任。其他長執則是常任成員。此後,自由派 的長執離去了,正統信仰的成為多數。所以,在1870年的時候,他們能夠聘任凱柏博士任牧職。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長老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自此以後,他們將不參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會或禮儀;特別拒絕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聖餐及聖禮。他們說,這不是造反,而是基於深深的宗教信念:我們是為了信仰。
這 次信仰之戰的導因,是在於對基督身體復活的意見。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區會正式宣布:在一切講道中,不准否認或批評聖經中的神蹟。但在1871年 時,有個胡根禍玆牧師(Rev. P.H. Hugenholtz),在復活節講道,否認基督身體的復活。一位長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區會,請求依法革除那牧師;區會依情轉呈上級大會。大會卻認為關於主 耶穌基督復活的教義,教會法規並無明確的表明。這樣,等於任憑他們講論,並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因此,引起那十七長老宣言。並不是他們心地狹隘,不能容忍 異見,而是要衛護教會的純正,保守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罷休。他們鼓動了一千餘名男會友,並二百四十五名女會友,簽名表示抗議,顯然聲勢壯大;於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區會,文中稱那十七位長老是"譁變”。
區議會隨即於四月十八日召開特別會議,檢閱雙方文件,推定一個委員會草擬答覆,提交區會討論;委員會則委任凱柏為主稿人。凱柏義不容辭,接受了。
九 月二十七日,區會特別會議接納了委員會的文稿,並通過印發給全體會友。這樣作的目的,是讓信徒了解整個的事實經過,並讓區會內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會的 信仰立場。結果是出了一本長達一百四十一頁的小冊子,錄有雙方全部來往文件及全部簽名,並對他們的抗議,逐一分析答覆。凱柏筆下的文字,是客觀的,心平氣 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詞,完全溫和有禮,無懈可擊,卻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議駁得蕩然無遺。對於這樣的文件,連自由派的人也佩服無已;雖然他們對於文 件的內容忿恨不滿,但只能悻悻於心,而啞口無言。
戰爭的序幕,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只是表面的平息。荷蘭教會內信仰的兩股潮流,仍然存在,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一家自相分爭”的情形,仍然持續下去。
荷蘭教會的信仰之爭,到現在已顯然可見:不是一地一事之爭,而是仇敵撒但魔鬼有系統的詭計。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學院的講席,佔領了學府,然後,他們的黨徒,佔踞了國家教會的高位。
從 新約教會開始以來,在施行洗禮儀式時,施洗者宣告:"我為你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但在1870年,國教總會受到了新神學派的壓力,准許施洗者說: "歸於信,望,愛”,或說他們認為適當的語句。這標識著重大的改變。因為奉"父,子,聖靈的名”,是表明承認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權;但他們竟改為 一項抽象的觀念。換句話說,失去了信仰的主體。
這項措施,刺激了正統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為激忿,認為是敵基督的手段;但一陣狂烈的反應過去了,依然沒有甚麼顯著的效果。反應止此而已!而且總是等事情發生了才有所反應,終究不是辦法。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 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 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 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 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 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 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 ("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 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 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 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 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 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 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 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 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 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 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 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 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 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 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 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 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 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 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 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 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 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 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 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 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 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 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 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 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 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 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 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 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 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 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 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 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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