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悔改之過程

 

　　當時，巴黎是大公教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政府與教會對改革者大肆迫害，但加爾文卻是在那裏念書時，認同宗教改革運動，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沒有明言在甚麼時候作出這樣的轉變，學者至今仍無法達致一個公論，一般估計為1527至1534年。

　　據加爾文在其《詩篇注釋》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一次突然的悔改（sudden conversion），從而發現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質，並且否定大公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對傳統的過分高舉，和對彌撒及聖禮等看法。

      不過，我卻相信這樣宗教思想的轉變不可能是偶然的、出自某個特殊的宗教經驗，而應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轉化，逐漸形成的；因為加爾文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信仰態度保守而執著，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來的。

      在加爾文讀書的時候，路德思想已經在各地流播，他應曾片斷地接觸路德著作；也肯定聽聞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召開的馬堡（Marburg）會議中，企圖協調雙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終無法在聖餐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故事。

      因此，加爾文在此時期受路德思想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促成他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自行閱讀聖經，從而經歷上帝話語的大能（他多次提到聖經的這種改造生命的能力）。加爾文是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接受更正教思想的。他大概在1534年確定更正教思想，這個突然的轉變大概只是長期的量變跳躍到質變的某個階段吧！

加爾文良好的背景與學習

 

　　加爾文出身於一個頗富裕的家庭，有頗不錯的成長環境。他的父親在教會工作，於主教手下擔任法務要職。父親一心要培育他為教士，在他十二歲那年，便利用教會的資助學額把他送到巴黎讀書。他先後在馬其學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學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讀，修習哲學和辯證學等人文學科，作為讀神學的預備。

      在此期間，加爾文讀了不少奧古斯丁和伯納多（ Bernard　ot Claivaux，1090－1153 ）的著作，對他日後的思想有顯著的影響。不過，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對教會的負面影響，加上法律專業更易賺錢，父親改變心意，要求他不讀神學而轉攻法律；加爾文並非一個執著己見的人，對父親更是順服和敬畏有加，乃轉到奧爾良（Orlean）學院和部日（Bourges ）學院念法律。由始至終，加爾文未曾進入神學教育的殿堂，沒有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

　　1531年，加爾文的父親去世，他得以擺脫父親的期望，轉回巴黎，在霍地學院（College fortet）修讀人文學科，特別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是他最喜愛的科目。他在1532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辛尼加論仁篇注解》（Seneca’s De Clementia）。此時期他意欲在學術界——特別是人文學的研究上——占一席位置；所以，若非他偶然闖入了宗教改革的運動中，他可能便專心致意地成為一位學者。

加爾文生於宗教改革的時代

 

　　加爾文在1509年7月10日生於法國比卡地的諾安（Noyon，Ricardy），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的領袖。當他略為懂事時，改教運動已在歐洲風起雲湧。

　　宗教改革不是某個中央統籌、有計劃部署的運動，卻是在一個思想風潮的蔓延影響下，由各地的神職人員或信徒自發興起的。路德在德國揭開了宗教改革運動的 序幕後，他不少學生及追隨者，亦在各地相繼發動改教行動。因此，每個地方的宗教改革都是由一位或數位領袖帶領完成的。

      德國的宗教改革由馬丁路德和墨蘭頓推動，蘇黎世（Zurich）的領袖是慈運理（Huldrcich Zwingli，1484－1531），在施塔斯堡（Strasbourg）是布塞琅（MartinBuccr，1491－1551），在巴塞爾 （Basle）是厄科蘭巴丟（J．Oecolampadius，1482－1531），在日內瓦則是法惹勒 （GuillaumeFarel，1489－1565）和本課要說的加爾文。這些改教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他們個人的神學取向，塑造了當地更正教的發展面貌。不過在同一個時代思潮下，他們的思想仍有甚多相類似的地方。

      正如改教運動史家杭寧鹹（William Cunningham）所言，因著改教者思想上有許多雷同處，改教運動神學（Theologyof the Rclormation）才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去談論。

      在當時，推動宗教改革說來也不是太複雜的事，只要作出以下基本行動便算完成任務：首先，宣佈切斷與大公教會的關係，包括拒絕讓人民向羅馬教廷繳稅：其次，自選主教，或建立一個領導宗教事務的教會議會，不再接受由羅馬教廷委任的主教; 接著便是一連串典型的改教行動，如推倒修院、充公教產、強迫教土與修士還俗（其中一種表態方法是結婚）、改革崇拜程式及儀式、容許信徒領餅及杯等。只要完成以上的行動，宗教改革便算大致竟功了。

      要是能將聖經翻譯為當地的語言，訂定信約，又或者建立起培育更正教傳道人的訓練基地, 那改教的成果自然更為牢固；不過對大部分地區而言，這些都是第二個階段才漸次完成的任務。

      除了少數由下而上所發動的較激烈的改革外，大多數宗教改革都是由地方政府推動，或至少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惟有政府始有力量切斷當地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拒絕由羅馬教廷委任主教，並且與支持天主教的政治勢力 相抗衡。

路德之研讀與崇拜的材料

 

      西元1521年四月至西元1522年三月，路德隱居在瓦特堡其間，將聖經譯成他同胞的語言一－德文。羅馬天主教只許教會領袖及學者研讀聖經，路德則認為每個人都有權、也有義務自己讀聖經。在教會崇拜中，路德以德文取代拉丁文。

      路德也積極從事教育工作。為了幫助一般愚鈍無知的百姓，他不遺餘力，在各地設立學校。為了使孩子們從小接受純正道理，他寫了「小本信仰問答」（Shorter Catechism）。雖然是一本小書，卻是這位偉大改教家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成為後來信義宗各教會，世世代代的 兒童最基本教義。這個新教會也需要新詩本。路德，這位不尋常人物的另一項偉大成就是：在他四十歲左右，正與羅馬教會力搏之時，他卻綻放出寫詩的能力，為新 詩本寫了許多詩歌。路德的詩歌，大部份不夠典雅，但其中的一首「上主是我堅固保障」卻成為永垂不朽之作。

      路德堅信宇宙間只有一個有形的真教會。他不認為自己和跟從者是脫離教會，相反的，是羅馬教會離開了新約的教會。路德也不認為自己是在建立新教會，他所作的，只是把一個走了樣的教會加以改革。

      為了將路德派教會的信仰正式公諸於世，他撰寫了一份信仰告白，提交西元1530年召開的奧斯堡國會。這份信仰告白就成為後來有名的「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這也是初期教會制訂信經以來的第一份信條。

      奧斯堡信條並未取代初期教會的信經（包括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敦信經等），乃是根據這些信經增補而成，包括這些信經的內容，並加以擴充。

重洗派中的寂靜派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神學教授。後來接受了路得的主張，於1522 - 23年公開承認信仰的改變，也曾表態支持慈運理的改革宗。後來他接受了重洗派的立場。在一次摩利維亞的聚會中，在一盛滿了水的牛乳盆中給三百人施浸。

      他主張凡物公用，各人所擁有的財物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上帝使自己為這些財物的管家，用以幫助有缺欠的人。他也主張上帝的兒女應當順服地上掌權的。有人認為他受了波希米亞的「異端」(其實不是異端)所影響，是瓦勒度派信徒死灰重燃。1525年在奥地利軍隊逼迫下逃往蘇黎世，卻被慈運理的同黨發現，被捕入獄。在市議會辯論上因病而敗給慈運理，並且因恐被交給國王受刑而放棄他的觀點。

      他被釋放後痛悔，尋求上帝的赦免與恢復。後來逃到摩利維亞(Moravia)，再次開始宣揚重洗派的信仰。1527年當地政府被迫交出胡伯邁爾。這一次他妻子鼓勵他堅決站穩。他被帶到維也納，在市中心受酷刑和被處決。三天後他妻子也被人用石頭纏在頸上，投在多惱河而死。

      他們被稱為寂靜派，可能因為他們著重聖靈的感動和光照。也不對逼迫作武力反抗，反倒忍受。也有極端的跟從者，強調直接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啟示、異象和夢兆。因此，有人認為不少靈恩的宗派源自重洗派。

重洗派簡介

 

      重洗派(Anabaptists)，本身是一個混稱的名詞，泛指在歐洲好些不同見解的基督教團體的集合名稱。雖然他們在許多的教義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最少有三點是相同的：

                  第一：    反對嬰孩洗禮，孩童時受了洗的，在悔改信主後仍須再次受浸；

         第二：    反對教會與國家有任何關係，強調政教分離；

         第三：    反對儀式化的聚會，著重用心靈與上帝相交。

      重洗派在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時，其後在16世紀，產生了兩大重洗派的分支。第一類被稱為寂靜派(Quietists)，由與慈運理同期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作代表。另一派被稱為激烈的革命派(Revolutionaries)，最著名的有閔次爾(Thomas Munzer)，馬提斯(Jan Mathys)和李頓的約翰(John of Leyden)。最後能將重洗派的影響擴展到各國，特別是英國的，是荷蘭的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他創辦了門諾會。

      在瑞士慈運理的改教初期，他有兩位要好的同工，名叫格林寶 (Conrad Grebel，1498-1526)和曼斯(Felix Manz)。格林寶盼望教會能恢復新約的模式，但慈運理不願急進。他們晚上在曼斯家裡研經禱告，透過查經，他們看見嬰兒受洗並沒有聖經根據，便向慈運理提出廢除嬰兒受洗的想法。慈運理雖然贊成，但不願操之過急。直到1524年慈運理還沒有採取行動，他們就開始批評慈運理。在1525年慈運理將決定交由議會裁決。但出人意表，議會不單停止他們的研經聚會，也保留嬰兒洗禮，更下令嬰兒出生八日內要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

      當晚格林寶等人召開討論會，在禱告中，有人受到聖靈感動，要求格林寶為他施洗，重洗派於是產生。他們不單宣講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是一群重生的基督徒團契，不應與政權聯繫，主張政教分離，信徒應不參與政治。起初慈運理同情和諒解他們，但慢慢不能容忍他們中間一些激進的言論和行動。加上某些教會領袖及執政 者認為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秩序的人，於是開始對他們迫害。1525年，格林寶、曼斯連同二十位信徒被捕，格林寶從獄中逃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曼斯在1527年被推入河中淹死。其他信徒逃到瑞士的山區以及德國南部。後來，因蒙威廉潘恩允諾，將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送給重洗派。於是部份重洗派信徒在1720年經遠洋到美國追求宗教自由。

      套用現代用語言，16世紀歐洲的重洗派信徒往往被認為是現代宗教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重洗派信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們認為所有好人都被聖靈指引……以這個前提他們到達了共產主義……」。無怪乎他們到處受盡逼迫。

建立「上帝的國」

 

　　加爾文欲使日內瓦變成一可見的「上帝的國」，以聖經教訓來管治人民，社會紀律非常森嚴。

　　當時市議會通過繁瑣的法律，限制人們的衣著、飲食、言行，及生活的每個層面，如監管貨品的售賣價格、服務收費、銀行利率，以至貨品的供求等；甚至禁止用聖經以外的名字為孩子起名。

　　即使是在家裏舉行私人聚會，他們也得遵守政府和教會的法令，而在公共場所的規限，便更為嚴格了。曾有人主張全面禁止跳舞，而玩紙牌等娛樂亦在絕對禁制 之列。凡觸犯法令玩紙牌者，會以紙牌造成枷鎖枷號示眾：甚至新娘在出嫁時衣著過分豪奢，也可能會被逮捕入獄。此等規定大都不是由加爾文提出的，他也從未主持過市議會的會議；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以上的嚴厲規條是得到當時大多數民眾所支持的。

　　加爾文亦極其抗拒賣淫行為，曾企圖用火將妓女燒死，卻遭到市議會反對。及後在1558年，市議會通過凡第二次觸犯賣淫罪的，便須戴上帽子遊街示眾。加爾文又建議取締所有酒館，將之改為咖啡店，其經營方法亦受市議會嚴格控制，客人嚴禁在店內說下流的言語，粗鄙的音樂也要禁止。倘若客人不謝飯，便不准為其上菜。

　　必須公允地說，加爾文並非一個完全不肯妥協的人，他甚至接納別人對他個人的冒犯。譬如說，1554年，市議會竟然要求審查他所出版的一本新書，他雖然深覺被侮辱，卻也作出讓步。但是，他卻不肯在有關信仰的問題上作任何的妥協。其中一個常為人提及的事例是這樣的：生產玩具及紙牌的廠商安姆（Pierre Ameaux），由於日內瓦全城嚴禁紙牌，他的生意大減。在某個宴會中，他出言攻擊加爾文，認為他的教導有欠正確。加爾文得悉後憤怒非常，下令重重懲治他，結果安姆被捕，除公開認罪外，又被囚禁了五個星期。加爾文認為這懲罰仍未足夠，進一步要求安姆公開懺悔，市議會最後同意將安姆遊街示眾，在不同地點下 跪認罪。加爾文堅持此事並非僅關乎他個人的聲譽，更是牽連到他所作的教導，而這正是與真理相關的，所以必須嚴肅處理。

　　1553年，在加爾文強力影響下，一名為塞爾維塔斯（Michael Servetus）的異端者在日內瓦被判以火刑。塞氏是西班牙人，原本修習法律， 在天主教會當文書，後來眼膺宗教改革思想，輾轉在巴塞爾和施塔斯堡當教師。他自1531年起，便寫書公開反對三位一體論，指這教義來自魔鬼，結果招致天主教及更正教的領袖（如布塞爾）分別譴責，並要將他逮捕延訊，但他以假名匿藏了一段時間。

　　1540年起，塞氏在維也納（Vienna）定居，開始寫信給加爾文，表達他個人的神學見解，並且撰寫了一本《新基督教要義》（Restitutio）來批判加爾文的說法。他對加爾文的感情是複雜的，既崇拜這位更正教的神學巨人，又志切打倒他以自嗚身價。加爾文對塞爾維塔斯標奇立異的神學主張極表憎惡，乃揭穿他在書信往還時所暴露了的真正身分，後來塞氏在法國被天主教會逮捕，幸而逃脫。幾年後，塞爾維塔斯竟然來到日內瓦，加爾文得悉此事後，提出控告，結果他被拘捕。在加爾文的指證下，塞爾維塔斯被定為異端，被判處以火刑。這件事並未引起歐洲太大的震動，大概這種做法在當時也不算太罕見，但此事在日後卻成為反對加爾文派者指控加爾文的一個主要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