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0日 星期六

貴格會

 

      第十七世紀中葉,有一種神秘主義在英國的教會中產生;他們所主要關心的,是上帝與信徒個人靈魂的關係。極端的神秘主義,棄絕教會的組織,抬高上帝的直接啟示,視異象和異夢較聖經和聖禮更緊要。其中最有名的,當推由佛克斯(George Fox)所倡導的「貴格會」(Quakerism)。

      佛克斯是一位極其嚴肅而敬虔的人,他堅信聖經,但是他認為:「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聖經對一個人而言,永遠是一本封閉的書。」

      弗克斯稱聖靈的光照為「內心之光」(Inner Light)。弗克斯不利用任何教會,也不採用任何信條或神學,他根本不相信神學院、神學訓練或全職事奉。

      「貴格」這個名字的由來並不確定。可能是導源於有一次弗克斯叫一位英國長官要「因主的話而戰慄」。有些人則說是因為早期弗克斯的門徒非常熱誠,在聚會中,尤其是禱告時,因情緒激動而戰慄,反對他們的人就給他們取外號叫「戰慄者」(Quakers)。然而,他們很不同意這個名字。他們最喜歡約翰福音中主耶穌所說的:「我稱你們為朋友」;因此,他們喜歡被稱為「朋友」。他們的組織,不稱為教會,而叫「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

      他們聚會的地方非常簡單,裏面沒有講台,沒有樂器,也不唱詩。他們坐在一起,安靜地等候聖靈的感動。如果經過一段時間沒有聖靈的感動,他們就靜靜地離開;但有時 聖靈會感動一位或數位「朋友」,不論是男或女,這些被感動的人就站起來分享他們的信息。在信息之間,有時也會渡過一些完全沉默、相當難捱的時光。

      「朋友們」不贊成「誓言」和「戰爭」,他們相信並履行「以善生善」的原則。他們也相信,聖靈的引導不僅是在聚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們也常安靜地等候聖靈對他們日常生活問題及決定的引導。貴格會信徒尊重所有人類的尊嚴及價值。

      貴格會在英國的人數激增,但也遭受極大的逼迫。主後1661年,被囚於英國監牢中的貴格會信徒,達四千二百餘人。於是有很多的貴格會信徒移居美國新大陸,雖然他們在新英格蘭地區也遭到反對和放逐,但仍繼續不斷的湧入,最後逼使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禁止貴格會的法令。

      主後1681年,貴格會會史上有名的彭威廉(William Penn),獲英王頒贈賓夕法尼亞州給他,第二年又給他德拉瓦州。彭威廉在歐洲各地刊登殖民廣告,並且宣告宗教自由;結果有大批殖民者湧進賓州,其中大部份是貴格會信徒。到主後1760年時,據估計貴格會的「朋友」們約有三萬人。

摩爾維亞運動

 

      由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所領導組織的「摩爾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可說是敬虔主義所產生的驚人結果,姑不論敬虔派人士是多麼不贊成這種組織。

      摩爾維亞弟兄會原是在波希米亞跟隨胡司約翰的信徒,在胡司死後大遭逼迫,遂隱藏在森林深處,以「弟兄」彼此相稱。在反改教運動及三十年戰爭(主後1618~1648年)期間,這批弟兄們幾乎被掃蕩殆盡,只剩下一小部分「餘民」。有一批從摩爾維亞到撒克遜避難的弟兄們,幸得親岑多夫收容在他的地產上,不久,親岑多夫對他們發生興趣,他自己便加入他們的會中,並成了他們的領袖。

      親岑多夫是一個富有的貴族,他把一部分地產捐給摩爾維亞弟兄會,使他們在那塊地產上建立「赫仁護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居所」 (Lord's Lodge)。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在社區內有他們自行訂定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

      摩爾維亞弟兄會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他們與世界斷絕關係,不與政治發生牽連;他們輕看階級,專一注重彼此作弟兄的交通配搭;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那些相同的點。

      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教,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球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團體,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遵行「大使命」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影響力和他們的總人數(以美國為例,大約不超過七萬人)不成比例。

馬丁路德的早年

 

  改教之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於主後1483年生在德國撒克遜(Sachsen)的埃斯勒本(Eisleben)。在他襁褓時,全家搬到曼斯菲(Mansfeld)定居。雙親都是敬虔的信徒,父親是個辛勞的礦工,刻苦度日,積蓄錢財,為了使他聰明的兒子可以受較高的教育。

      馬丁路德在1501年入了耳弗特大學(Erfurt)研究法律。他乃是「一個優才生,健談者,雄辯家,為人善於交際,並富於音樂天才。」

  在一個特別短促的時間,他就獲得了學位。在1505年,他突然決志要進入一間修道院。他實在是一個模範的修道士,非常的熱忱,他幾乎實行了所有禁食、鞭打、苦待己身的方式,並且更發明了許多新的苦修法。他這樣的忍受約有兩年之久,他說:「我所受的疼痛是筆墨不能形容的。」

     後來他改攻神學。主後1507年被按立為神父;第二年(1508)他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由於他的才智過人,而且品性突出,周圍有許多學生圍繞著他。他守住這一個教授的職位,直到他臨終的那一年(1546年)。

      主後1511年,他曾到過羅馬。這次旅行,據傳他曾跪著攀登有名的聖梯(Scala Santa),當他在聖梯上爬到一半時,他聽到裏面有聲音說:「義人必因信得生」,於是,他站了起來,走下台階。 因此有人說,這是馬丁路德蒙恩得救的一刻,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在當時仍然接受教會的習俗,即如彌撒、崇拜遺物、出售贖罪券、朝聖及教皇的階級。他在羅馬,雖然因看見教廷的腐化罪惡而大大的震驚,但他仍然是順服羅馬教會的權柄的。然後他又回到威登堡去。他對於聖經的講論,從那時起就開始吸引了全德國各處的學生。

      約於主後1512年底,他在威登堡的斗室中研讀羅馬書,當他看到第一章十七節「義人必因信得生」時,他一邊讀,一邊揣摩、深思。突然間,一股無法言喻的喜樂,充滿他的心中,靈魂的重擔剎那間完全脫落。他終於看見得救是在乎藉基督而信靠上帝,並不在乎實行教會的懺悔和禮儀。這一來就將他整個的人生並全世界的歷史都改變過來了。

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抬頭

 

        正統主義不單刺激了敬虔運動的產生,也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因著正統主義對於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相殘,教外的知識分子便對基督教的道理能抱一種輕蔑的態度,并且也使他們覺得應該彼此容納,你持你的看法,我抱我的見解,彼此尊重,而不應該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漸漸的他們更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於是相對主義便開始形成。

        另一方面,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很容易陷溺在理性主義中而不自覺。同時他們護教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一種錯覺,就是假若聖經的真理可以用理性推翻,那麼這些真理便一定不可信了。這樣便引起了教外的知識分子力求用理性去批判聖經真理,以求推翻它的可信性。慢慢地,理性批判成了最高權威,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便是理性批判是萬能的。於是,人開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構去規限上帝的啟示。

        當然正統主義只是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但啟蒙運動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歐洲整個文化的蛻變。

        18世紀啟蒙思想在法國波及廣泛而持久,因而有“啟蒙時代”之稱。主要代表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般而言,啟蒙思想有兩大特點:

        1、反對宗教,宣揚理性與科學的權威。所謂啟蒙思想家將社會和人民的不幸,歸因於宗教。於是,他們堅持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斷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東西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如神學、基督教道德等等應該統統打倒。他們認為以經驗為檢驗真理的標准的科學能夠使我們正確認識自然,增長知識,破除迷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

        2、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專制制度扼殺自由思想,造成社會上不平等和文化經濟上的落後。因此,他們大力宣揚“天賦人權”,主張人民參與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規範人的行為來結束專制統治。

        啟蒙運動傳播產生的重大後果之一就是理性主義在宗教領域的發展,英國的自然神論是這一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突飛猛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執著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至少不反對這個預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了自然規律一後,便歇了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藉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置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上帝。

        一切超越理性的信條實際上是未經証實便被相信了,擺脫迷信就是自由,只有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自由的思想家,用迷信來束縛人的思想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一切在啟示中晦澀不明或超越理性的都是迷信的、無價值的。於是,神蹟自然是被否定的。

        大衛.休謨(1711─1776)是18世紀英國思想界最敏銳的哲學家,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哲學告訴人們,我們既不能知道自己,也不能知道這個 世界。他沒有拿出一套信仰,但卻幾乎批判了當時所有的信仰,他批判關於世界的知識,關於我們自身的知識,批判關於上帝的知識。如休謨把推翻理性作為一條原則,他聲稱理性不過是某種習慣或風俗而已。他的批判摧毀了人們賴以指導日常生活的許多基礎知識,懷疑論大行其道。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發現,無論我們抱多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事物,有一件事無論怎樣也無可置疑的,便是人類的思想。我可以懷疑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存在,但我卻不能懷疑一件事,就是那正是懷疑的我是真實的。是誰在懷疑?是我!而達到這穩固的結論,完全是倚賴人的理性思維。正因如此,人的理性思維是一切信念的基礎。因此,任何事與物不能通得過我的理性批判,我便不會相信。於是,理性成為一切真理的依據。而 就這樣,歐洲人便開始用理性作為尺度去批判上帝的啟示。他們要求上帝用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啟示人,任何啟示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他們便不能接納。由此,聖經的權威便受到嚴重的質疑。啟蒙運動可以說對教會傳統的信仰發出很大的挑戰。而當時很多的信徒也陷入信心的危機中。同時,教會的神學思想也開始轉變。自由主義神學便在這時候產生的。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維廉克理:近代宣教先鋒

 

沒有學位,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錢財和當權的朋友。出身貧苦的鞋匠學徒,竟把聖經翻譯成二十多種語文,可以同威克里夫馬丁路德廷岱勒並列;如果不是因為他屬於非國教信徒,他可能躋身威斯敏斯德大教堂中。他也成為近代宣道的先鋒。他的名言:“望上帝行大事,為上帝作大事”,擴大了基督徒的遠象。這是維廉克理 William Carey, 1761-1834)。

 

他於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國保羅司浦 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父親艾得門 Edmund Carey),出身織布匠;但頗通文字,改業國教會教區書記兼小學校長,學校就設在教堂旁邊。

 

維廉從小好學,跟父親學習之外,他自學拉丁文,並對數學深有興趣。十四歲時,父親送他去附近皮丁屯(Piddington),在尼高拉(Clarke Nichols 鞋店中,作鞋匠學徒。十八歲那年,有一天,他在鎮上的商店買東西,在找會的零錢中,不慎接受了一枚假幣;因為尼高拉也託他順便買點甚麼,他就把那假幣放在店主找回的零錢中。尼高拉質問他;不善說謊的維廉,承認那原是自己的。錯事被人發現後,心中甚為不安。有個先進的學徒青年華爾(John Warr),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紹給他。他參加非國教者的聚會,漸漸明白聖經的真理,在上帝面前禱告認罪,悔改重生了。

 

在工作餘暇,維廉從尼高拉收藏的書架上,讀聖經和屬靈書籍。他也向一名織布匠鍾斯(Tom Jones 學習希臘文,並讀原文新約。他的信心建立在聖經的根基上,一切以“經上記著說”為依歸。維廉發現自己有語言的恩賜,一種語言在一兩年內即可精通。他又學了希伯來文,和幾種現代歐洲語文,包括德文法文荷蘭文和意大利文。

 

鞋店的情形改變了。尼高拉忽然染病去世;寡婦的表弟歐勒德(Thomas Old),是維廉一同聚會的,接管了鞋店。新店主的妻妹多莉(Dolly Plackett),也在聚會中相識。1781年六月十日,維廉同多莉結婚,新娘比他大幾歲。婚後他們租一個很小的村舍居住,生活簡樸,卻甚快樂。維廉成為受歡迎的講員,在鄰近社區的非國教教會講道。他自己也受浸成為浸會信徒。

 

1783年,歐勒德去世了,遺下孀妻和四個孩子,需要維廉克理照顧。他承受了一個鞋店,需要在雨中雪裏奔走找生意;更加上受到貧病交迫的試煉。重病好了,頭髮卻脫落甚多,剛過二十歲的人,就童山濯濯。

 

為了經濟的壓迫,晚上在店裏教導學生以增加收入;架上陳列著書籍,壁上挂著地圖。朋友們戲稱為“克理學院”。那是名副其實的“學店”,但他不是賣文憑的那種人。他越研究世界地理,越感到把福音真光照進黑暗的負擔。

 

在教會的討論中,他覺得主耶穌的“大使命”,不應該隨使徒們的逝世而結束。他在寢室的壁上,挂滿世界地圖,並且標識著城市,人口,和宗教。他天天為了失喪的靈魂禱告。這個小人物的心,擴展到廣大的世界。同時,照著上帝所給他的異象,積極準備自己。打從1783年開始,他就是浸禮會的會友;1787年,被按立為家鄉附近一教會的牧師,仍然兼作製鞋業。但他早已預備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理受聘任萊斯特 Leicester 浸信會牧師。三年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受到他對於福音的負擔,出資幫助他印發一本小冊子,名為基督徒應盡力傳福音使外邦人歸正。書中說到世界上有76% 的人,還沒有聽到過福音:“我們要為主積極出去,到所有的地方,直到每個關閉的門敞開。”

 

那年,北翰浦屯 North Hamptonshire 浸聯會開年會,他在會中分發那小冊子,並向大會提議討論“大使命”。當時的大會主席賴蘭長老 John C Ryland 當眾教訓他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時候,祂知道怎樣去作,用不著你我操心。”

 

不過,克理並沒有長久安坐不動。漸漸有些教牧同意他的主張。他進一步聯合十二位教牧,組成英國浸禮會宣道協會,會員繳納會費,支持國外宣教工作。

 

1792年五月三十日,北翰浦屯區浸聯會中,克理宣講了一篇劃時代的信息,經文取自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23節: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

    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信息結束時的名言:“望上帝作大事,為上帝作大事”,為許多人輾轉傳誦。

 

少年的約翰賴蘭震動的說:“克理兄,我想,你確切證實我們忽略了上帝的事工。”

 

近代宣教運動的火焰燃起了!

 

1793年,新差會派遣多馬 John Thomas 醫生和克理,到印度加爾各答。克理的妻子多莉,起初對印度聞而生畏,拒絕與丈夫同行;後來經多馬醫生勸說,才答應同去,但要求帶她的妹妹凱蒂 Kitty 去照管四個孩子。

 

經過許多周折,1973年六月十三日,維廉克理一家和多馬醫生乘丹麥輪船馬利亞公主號 Kron Princessa Maria),離英駛向加爾各答。

 

初抵印度,生活甚難適應。所請一個印度語文教師,提議申請政府的屯墾土地,在那裏建立信徒聚居的社區。克理認為是好主意,就去到叢林邊緣,開始搭造竹屋。但他妻子知道叢林中有虎和毒蛇,懼怕不肯住在那裏,只得放棄。正在進退維谷之間,多馬醫生忽然寫信告訴他,英國東印度公司設立在莫奈巴提 Mudnabati 藍靛製作廠,需要一名監督。那裏是比較開發的城鎮,居住環境也好,多莉感覺滿意。只是凱蒂認識了一個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職員,二人相戀而預備結婚,不能同克理家遷往莫奈巴提;好在他們不難找到佣人幫助家事。

 

次年,克理因在經濟上已經能夠自給,寫信給差會請求停止經濟支援。他的工作不甚繁重,又有季節性,能夠有時間講道,教導,並開始翻譯聖經成孟加拉文;他們的家有個相當大的園子,可以種植克理所喜愛收集的植物。

 

不過,多莉感覺孤單,又不喜歡印度人,時常抱怨不滿。加以悲劇臨到:他們五歲的兒子彼得,忽然染上霍亂,不久就去世了。多莉甚為悲傷,漸漸精神失常:她懷疑丈夫與許多婦人有染,向孩子們說維廉的壞話,都是出於幻想;她又嫉妒,有時更威脅傷害維廉。多馬醫生長久觀察的結果,認為應該禁止她自由,關閉在房間內,晝夜需要人看守。但她時常喊叫,擾亂。在那樣的環境下,維廉仍然能夠進行譯經工作不輟。孟加拉文的新約完成了。他學習了印地文,又學習梵文,作為了解多種印度語文的基礎。

 

維廉藍靛工場的總監厄德尼 George Udny),是關心維廉的朋友。他給予維廉工作上的方便,更欣賞維廉奉獻譯經的心志,讚揚其成就。維廉頹喪的說:“但怎樣出版呢?”

 

有一天,厄德尼歡喜的告訴維廉:“在加爾各答有一個印刷廠!”但要多少錢?錢從哪裏來?

 

厄德尼說:“不必擔心,算是我給你們差會的禮物。”

 

維廉去加爾各答買備了印刷用品,油墨,紙張;不過,有了機器,誰來操作?

 

1799年,實際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來了威勒斯利三兄弟:查理(Richard Wellesley 為新任總督;弟弟亨利 Henry 是他的私人秘書,另外一個弟弟亞瑟(Arthur)主持軍事(後來的威靈頓公爵)。他們對宣教工作不表同情。

 

同年五月,厄德尼來訪,告訴維廉,因為藍靛市場不振,莫奈巴提工場將關閉,公司到八月以後,將不能再支持維廉。

 

約在同一時間,維廉收到一封信,是去年十月自英國寄出的:有個華德 William Ward, 1769-1823),擅於印刷,曾聽過維廉講印度宣教事工;差會於十月十六日接納他的申請,派他來幫助維廉克理。因為英國當局不歡迎宣教士,近加爾各答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ur 總督璧伊上校(Colonel Bie),發給他丹麥護照,並歡迎他們同去永久居留。

 

持丹麥護照的華德,順利的來到英國殖民地區,正好幫助克理搬家。厄德尼來通知克理,他奉調到加爾各答,任東印度公司的理事。看到上帝及時的預備,和奇妙引導,大家一同希奇感謝主。

 

1800年一月一日,維廉克理全家和所有印刷設備,裝載上船,移往塞蘭坡。在那裏,有前莫拉維亞差會失敗遺留下的會所,並有學校,總督璧伊撥給他們應用;給他們地設立印刷廠房,並把政府的文件交他們印刷;每到主日則讓他們使用總督府邸,作為教會聚集的所在。總督自己,也在座聽克理講道。

 

接著,差會派來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其他三個家庭,與克理同工。馬士曼出身織布工人,繼為教師多年,也是語文學者。因英浸宣會支持的經費有限,馬士曼夫婦創立了三所學校,二所教導歐洲人子弟,璧伊送丹麥學童去讀書。所得學費全幫助宣道;一所免費學校為印度兒童。

 

三月中,七十二歲的璧伊上校,為宣教士和他們的家庭舉行正式宴會;教士夫人們用椅轎迎迓抬進總督府第,宴會長達二小時。他們感到所受的待遇,與本國的政客有何等不同!

 

那年五月,印刷了孟加拉文聖經第一頁,那也是宣教事工的新頁。

 

克理的孩子們,因為母親多莉詆毀父親維廉,維廉則忙碌無暇照顧,變成對福音全無興趣。馬士曼夫人要他們入學,對他們嚴加管教,漸漸正常;華德則給他們溫和耐心屬靈輔導,先後清楚悔改重生皈主。維廉非常歡喜,以華德為他們屬靈的父親。同年十月,維廉的長子非力斯 Felix),以孟加拉語作第一次的講道。

 

180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培勒(Krishna Pal)悔改歸正,成為第一名印度基督徒,由多馬醫生和非力斯,進到河中,為他施行浸禮;胡扶立 Hooghly 河岸邊,有許多印度人希奇旁觀,璧伊總督歡欣的流著淚。由於培勒的見證,他的親人中有三人相繼皈主。

 

1801年三月,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出版,塞蘭坡差會舉行特別感恩聚會。維廉克理講道:“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西三:16)。馬士曼特地作了一首詩歌。在場有四名受浸的孟加拉信徒。他們寄一百本初版的新約,給英國浸禮會差會主席富勒(Andrew Fuller);富勒歡然呈獻一本給英王。璧伊上校買了第一本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呈獻給丹麥國王。

 

威勒斯利總督,雖然對非國教教會的宣教事工,不肯予以贊助,但對於英國公務員文化程度的低落,深以為是統治者的恥辱:自己沒有文化,怎能夠管理教化別人?因此,他授權由在加爾各答英國國教會的布朗牧師 David Brown),協同步凱南牧師 Claudius Buchanan),籌畫設立“東方的牛津大學”,定名威廉堡學院 Fort William College)。四月八日,克理收到布朗的來信,延聘他為威廉堡學院的孟加拉文教授,月薪為一千盧布。四天後,布朗由璧伊上校陪同,親來訪問克理。

 

克理談起他的抱負和計畫:目前孟加拉文舊約聖經,也已經大部譯成;如果上帝假以年,將繼續把全部聖經翻譯為孟加拉文之外,還有北印地文(Hindi),阿薩姆文(Assamese),及歐利亞文(Oriya),瑪拉得文(Marthi),旁雅部文(Punjabi),谷雅拉(GujRti)文,泰魯固(Telugu),加納來文(Kanarese),更要把全部聖經譯為最重要的經典文字梵文 Sanskrit),因為梵文是印度文化之母。布朗聽了這聞所未聞的偉大計畫,大為驚異,以為克理是最合格的教授人選。只是克理堅定持守他的浸禮會信仰;威勒斯利總督以為,牛津大學從來不接受非國教會的教授;布朗和步凱南則說,如果你要最好的人才,克理確是全印度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一語文的學者。折衷的辦法是:給克理以講師職位,月薪當然也減低為五百盧布。克理為了福音,不計名位,以為能夠讀些孟加拉文的新約給學生,是一大樂事,並且希望影響未來公務員的信仰,就欣然接受了。

 

於是,他禮拜二,去加爾各答的學院,工作到禮拜五,回塞蘭坡;在授課之外,還有個別指導。後來,因為考布魯克(Colebrooke 法官從梵文教師退休,克理接過他的工作,又加教瑪拉得文;在1806年,成為東方語文的正教授;並且政府所有的重要文告,要先給克理審閱才可以發表。他事繁而不匆忙,前後繼續了三十年之久;以所得薪資,加上馬士曼學校每月達二千盧布的學費收入,都集中用於支持宣教事工,並增加印刷設備,後來發展了二十六個教會,一百二十六所學校,學生達一萬餘名。

 

他們的印刷廠,頗具規模,印發聖經及書籍,工作人員達到五十餘人。並設有在當地自造紙張的工廠,只有高級紙張需要從英國進口。華德學過印刷及新聞,後奉獻勤修神學,參與宣道事工;是傑出的印刷者,善於管理經營。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當,是最理想的團隊,建立美好的見證,被稱為“塞蘭坡三子”(Serampore Trio)。英國傑出政治家,國會議員兼人權運動者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稱之為“英國的殊榮”。後來英國浸禮會差會老一代的主持人逝去,新起一代的人,以先人的血汗辛勞,建立自己的光榮,對工場情況全無了解,也不求了解,反而發號施令,爭權攘利;克理等人時覺掣肘。

 

克理並將部分聖經譯成其他二十九種語文及方言,又編訂六種不同語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與馬士曼合譯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種聖經譯本。他們也把印度文學中的名著史詩,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

 

1802年,克理為第一名婆羅門階級的印度人施浸,也為一名回教徒施浸。是福音進入各階層結果子的新里程碑。他不僅自己傳福音,更鼓勵印度信徒作宣教士;這在當時是嶄新的宣教戰略觀念。為了促進文化和社會福利,他首創印度的醫藥宣教事工,儲蓄銀行,並神學院,女童學校,和孟加拉文報紙。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現代印刷所,造紙廠,和蒸氣火車。他也翻譯西方的農業及園藝書籍介紹到印度,並推廣農業改良試驗;於1820年,成立了印度農藝學會。由於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聖經和文字宣道,總體的宣道戰略,基督徒小群發展到數千人了,很多屬於高階級。多種譯文聖經出版以後,傳播速度和深度,更急劇增加。

 

1805年,訂立了“塞蘭坡公約”(Serampore Compact),表述宣教會的異象和規律,成為後來差會效法的榜樣。其中特別申明:

 

    宣教士必須時時以人不朽的靈魂為念,堅持異教徒歸主的目標。

    要了解異教徒的信仰,才可進而折服他們。

    必須不忘記宣講“基督釘十字架”救贖罪人的信息。

    栽培新信徒,教導他們當盡的責任。

    培養本地人的恩賜,任用本地教牧,鼓勵本地宣教士。

    必須把聖經譯成所有的語文。

    宣教士們自己必須熱切恆久的禱告。

    必須為了事工的目標,無保留的奉獻,絕不想到自己,物質,或家庭。

 

1806年,有一位語文學者拉撒(Joannes Lassar),從澳門來到,有福音遠象的塞蘭坡福音站,立即延聘他教導中文。有些人為了好奇來學習;馬士曼卻認真的和孩子們一同研究,因為他有語文恩賜,極快有成就。結果,他翻譯了第一本歸正教的中文新舊約聖經,於1822年出版。後來,他也翻譯了一些中國文學作品。

 

威勒斯利總督聽聞印度有獻女嬰祭河的事,囑克理調查。克理列舉事實,作成報告。總督看了,以為那是犯殺人罪,立即下令禁止。

 

1807年,克理獲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授予名譽神學博士(D.D. 學位。同年,他的妻子多莉去世。克理按立他的兒子非力斯為牧師,往緬甸宣教。另一兒子雅比斯(Jabez)往摩鹿加群島宣教;幼子維理(Willy),在塞蘭坡北的區域作宣教工作。

 

1813年,塞蘭坡宣教站的人員達到二百名,有十部印刷機忙於工作。

克理關心社會問題。印度有個傳統的惡俗,就是把寡婦用火燒死,給亡夫殉葬,稱為“蘇替”(Suttee, 梵文作Sati);他親見之後,深痛惡絕,以為是極不人道。他收集事實,統計單在加爾各答及近郊三十哩範圍內,一年之內就有四百三十八名寡婦被活活燒死!他得到了政府和印度“大聖人”泰戈爾(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諾貝爾文學獎詩人泰戈爾的父親)的支持,於1829年,政府正式禁除這惡俗。

 

1823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差會的當事者,誣蔑馬士曼財務不清,克理力證其無辜,而不被接受。六十六歲的克理,憤然拒絕接受他幫助設立的差會繼續支助。不久,他們經過律師合法轉移一切物業,歸於英國浸聯差會,個人一無所有。

 

1834年六月九日,維廉克理服事了遠方的人四十二年後,在印度塞蘭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動,激勵後來宣教差會相繼建立。因為他編寫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書,被尊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後來印度的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於1913年,成為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他的得獎作品是詩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寫成,並由他自己譯為英文。

 

這位印度的使徒維廉克理,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鋒,把一生奉獻給遙遠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環境是那麼困難,成就是那麼大,更喚醒了教會,注意從事宣教運動,所結累代的果子,無法數計。在他長臥之處的墓碑上,卻寫著:

 

    貧窮,可憐,無助的小蟲,

    我落在主慈愛的臂抱中。

改教運動之醞釀

 

      中世紀末期,興起不少勇士,敢於公開批評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及組織。其中最重要的兩位是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0~1384)和胡司(John Huss,1369~1415)。

      (一)威克里夫:

      威克里夫生在英國,受教於牛津大學(Oxford),後來成為該校教授。主後1376年,他開始批評聖職人員;他說:「政治與財富已經腐化了教會,這個教會需要澈底革新。教會必須回到使徒時代的貧窮與單純。」

      他稱教皇為「敵基督」。他宣稱: 「只有聖經是信仰的根據,教會不是信仰的準則。」

      但是天主教所用的聖經,是拉丁文寫的,一般百姓無法閱讀。因為當時教會所採用的譯本是武加大(Vulgate),這是耶柔米自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譯成的拉丁文譯本。

      威克里夫對英國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將聖經繙譯成英文,給一般人民打開了通往真正信仰的路;他所繙譯的英文聖經,掀起了英國人在思想上的革新,而聖經的英文譯本,也就成為有史以來伸張公義最有力的工具。威克里夫忙於著作,寫了好些書。

      威克里夫的追隨者將他的教導及新譯的聖經帶到英國各地,當然教皇和聖職人員對這件事非常不滿,他們用盡方法要摧毀威克里夫;但英國大部份人民及許多貴族都全力支持威克里夫,貴族們並保護他,使他不至落入逼迫者手中;主後1384年的最後一天,威克里夫平安地離世。

      威克里夫死後,他的教導繼續在英國散播,藉著他的著作,也透過追隨者的努力,這批人後來被稱為「羅拉德派」(Lollards)。他們反對教皇和聖職人員,過貧窮的生活,以聖經為信仰的唯一標準。

      當羅拉德派的影響越來越大時,從聖職人員而來的反對勢力也越來越大。最後,主教們通過一項法律,規定燒死傳異端者。於是,英國全地從南到北,都有羅拉德派的人在火焰中殉道。然而,要將他們連根剷除,並非易事,這股火焰一直延燒到十五世紀,纔總算能逐漸抑止羅拉德派的發展。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少,連最後一批也被逐而消失。但,「羅拉德主義」卻默默存留,直到改教運動時期。

      (二)胡司:

      胡司生在波希米亞(Bohemia),曾經接受祭司訓練,後來成為波希米亞首都布拉格大學神學部主任,最後成為該大學校長。

      胡司讀完威克里夫的書後,開始大膽地指責聖職人員的腐敗,特別關於下列三件事:

  (1)贖罪券;

  (2)聖餐的酒和餅直接變為耶穌的血和肉;

  (3)教皇的權柄。

      事實上,在胡司出生以前,波希米亞早就已經發展出一股強烈反羅馬教會的意識;瓦勒度派在波希米亞特別昌盛,因此,胡司一講道,立刻獲得一般民眾及貴族們熱烈的反應,他幾乎贏得全波希米亞人的心。

      主後1414年底,由皇帝西基斯門(Sigismund)召集,在康士坦丁開了一次大公會議,目的在終止教會的分裂局面,並改革腐敗的教會。皇帝邀請胡司出席,並應允安全保證;胡司在得到皇帝安全保證之後,慨然應邀動身前往。但是,幾星期後,就被教皇約翰廿三世捕捉,以異端罪名關進監牢。

      波希米亞人及皇帝本人都激怒起來,抗議胡司的被捕。然而,教皇卻聲明他的行為完全合法,因為根據羅馬天主教條例:「傳異端者已失去所有權利,凡出賣他們、欺 騙他們的行為,都是敬虔的表現;所有向異端者給的應許,都可不必遵守。」教皇又說,胡司若不承認背道的罪,就要將他處死。但胡司說:「真理不可違背,只管處以死刑吧!」

      主後1415年七月六日, 他們給胡司戴上一頂紙製的尖帽,上面寫著:「這是異端之魁」。然後,綁在火刑柱上,刑前,他們勸他,如果能起誓定罪從前所傳的道和所說的話,便可保全他的 性命。胡司望天大聲喊說:「上帝是我的見證,我所講的道、所行所為的事和所著的書,都無非是引人離棄罪惡。」

      掌刑的人乃點起柴火,他在熊熊烈焰中殉道。

      「十字軍」再度被組織起來,征討胡司的從眾,以至波希米亞歷經戰火蹂躪,達數年之久。然而,改革精神並不因此熄滅,當改教運動在德國掀起時,這塊屬於胡司的土地,仍然強烈地反對羅馬教會。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生平

 

  1509.7.10

初生在法國畢伽的(Picardy)的諾陽(Noyon)

1523

進入巴黎大學就讀

1524

出版日內瓦詩篇(Genevan Psalter)

1528

赴奧爾良(Orleans)大學攻讀法律

1529

轉到部日(Bourges)大學 馬堡宗教會議召開,慈運理與馬丁路德分裂

1531

父親去世 回到巴黎法西斯學院攻讀希臘文與希伯來文

1532

完成『辛尼加論仁篇註解』

1533

被通緝

1534年初

經過一次「忽然的轉變」

1535

流亡到瑞士的巴賽爾

1536.3

出版『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536.7

旅行路過日內瓦,遇到法惹勒,被強留下來 開始從事宗教改革 完成『教會組織條例』

1538

被政府當局驅逐出境 來到法國邊境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1539

開始寫作『羅馬書註釋』 寫『答沙杜里多書』

1540

何意樂雷‧畢兒(Idlette de Bure)結為夫婦

1541

受到日內瓦民眾的邀請來到日內瓦

1542

生了一兒,同年去世

1549

妻子因病去世

1541-1546

新教改革之和平準備期

1546-1555

新教改革之奮鬥期

1546-1555

新教改革之收穫期

1555

教會開始有革除教籍和禁聖餐的權力

1557

完成『詩篇註釋』

1558

連續生病八個月

1559

完成『基督教教義』第五版 創辦日內瓦學院,為日內瓦大學之前身

1564

去世於日內瓦

  資料來源: 聖詩的認識與應用,pp 119-122,胡忠銘著,人光出版社 加爾文神學,pp 11-18,林鴻信著,禮記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