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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天主教的自省與改革


     改教運動對羅馬天主教領導階層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震蕩,他們痛定思痛,深感教會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教皇保祿三世(Paul ⅲ)即位不久(主後一五三四年)便委任幹達利尼(Gasper Contarini)、加拉法(Giovanni Caraffa)、薩多雷托(Sadoleto)及波爾(Pole)等數位紅衣大主教深入幣解教會內部的問題並推動更新運動。他們經過深入調查、反省,在主後一五三八年完成一份報告,對教會種種流弊作出詳盡的分析及檢討,更提出更新教會的建議,於是便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其實是過往改革嘗試的延續。在改教運動未爆發之前,天主教中已經有一班人竭力推動教會更新。在路德釘上九十五條之前數月,便有大約五十位神職人員及平信徒在羅馬組成"神愛社"Oratory of Divine Love),勵志改革教會。他們首先由自己開始,以禱告、讀經、敬拜來操練敬虔,然後透過他們生命的影響,引發起教會中的屬靈更新。他們這班人中日後很多成為天主教的領導人物。除此以外,不少修道院及修會也分別漸進地清理門戶,提高屬靈的素質。

    大致上,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循三方面進行:

    第一,他們使中古時代的敬虔模式復蘇過來。中古時代向往與上帝契合的情操漸漸擴散,一種新的神秘主義開始出現,很多聖職人員及平信徒都追求與上帝契合的經歷。同時,中古時代的修士常以貧窮、服事貧病無助的人為屬靈操練的必經歷程。這一種生命的理想及情操沈寂多時候,現在又再一次成為一股屬靈的動力。例如在主後一五二O年,聖方濟會出現了一群以恢復聖方濟會精神為己人任的人,他們頭不戴尖帽,穿著粗衣,學效聖方濟會當年過著極其貧窮的生活,將生命、時間完全擺上去服事貧病無依的人。後來這班人成立了一個新的修會,稱為嘉布遣修會(Capuchins)。另一方面,中古時代的另一特色便是對教會的傳統有極度的尊敬。恢復中古的敬虔亦即恢復對傳統的尊敬。於是一股完全與改教派反對傳統的不同潮流在天主教中興起。他們比中古信徒更尊崇教會的傳統。亦因為這緣故,天主教中的更新運動常常被稱為"復古運動"

    第二方面,天主教的領袖們受了改教派的刺激,不得不對傳統的神學體系來一次重大的檢討。他們當中有不少對於路德所提倡的因信稱義的道理抱一種同情甚至欣賞的態度,但卻有另一些人固執於中古時代的神學架構。這兩派人相互影響,使天主教在神學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雖然大致上他們的神學依然是固守中古的架構,但中古神學的斤斤計較邏輯思辯及鑽牛角尖的傾向被修正過來。他們開始注重聖經的教導、傳統的闡釋及生活的實踐。固然,經院學派的氣味依然很濃重,阿奎那的神學依然是天主教神學的主導,但新興的經院學派對於時代的需要更適切,不再像過往的經院神學遠離人群。同時,對於阿奎那的神學也作出了新的詮釋,例如曾審查路德神學的迦耶旦大主教(Cajetan)須重新注釋阿奎那的系統神學,使它更切合時代的需要,而迦耶旦的新注釋成為當時的標准課本。可見當時的天主教領袖多加費心地將中古神學本土化在當時的時代中。

    第三方面,天主教與基督教人文主義攜手,合力發展文化,企圖產生一種新的文化融和,就像中古時代一樣,基督教信仰成為文化建立的基礎。現在中古文化崩潰了,他們便嘗試,透過扶助計算機人文主義的發展,在文化的各層面取得領導的地位,以產生一種文化更新的動力。在文化重建這一方面,天主教比改教派更有成就,是因為他們不單沒有像路德一樣摒棄基督教人文主義,反而與他們結合,於是很多重要的科學家,思想家成為天主教很大的助力。

    第四方面,一股宣教的熱忱在天主教內興起,成為日後教會大大擴展的基礎。宣教的熱忱最初是針對那些改教派的,一些天主教的修士以向這些異端傳正統信仰為己任。後來,這些企圖引導改教派信徒重回天主教懷抱的修士們仍漸漸擴大他們的工作目標及範圍,以至在十七世紀時,天主教的向外宣教活動便展開了,並且發展得相當快。而這時候改教派卻為了內部的紛爭,停滯不前,向外宣教幾乎連想也未想過,因此宣教運動的開展比天主教遲了幾乎兩個世紀。天主教雖然在歐洲失利,但在其他地方卻因宣教活動而得到非常大的成果。

    在天主教的更新運動中,有兩股重要的力量在其中推動,第一便是"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A.D.),第二便是新成立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

     "天特會議"是保祿三世為在急變時代中重新確定教會的身份及方向而召開的。天特會議斷斷續續的在主後一五四五至四七年,一五五一至五二年及一五六二至六三年進行。會議的初期,他們討論教會中的流弊及改革的步驟,並尋求與改教派復合的可能。當時代表主張復和的有幹達利尼及波爾等,在他們的催促下,保祿三世也有復和的傾向。然而加拉法及其他的領導卻力主用嚴厲的手法對付那些判教的人,不能對他們讓步。他們亦向教皇極力進諫,結果教皇傾向他們這些強硬派的一方,在他們的協助下,組織異端裁判所對付改教派,並加強他們宣教的活動,叫更多的人重回天主教的懷抱。

    在另一方面,他們致力於確立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否定改教派對因信稱義的看法:堅持教會傳統的七項聖禮,認為它們是成就救恩所必須的﹔同時肯定煉獄的存在,肯定為煉獄中被困的靈魂禱告是有效的﹔也肯定贖罪券的功效,但對於贖罪券所引致的種種弊端亦加以指責。或許更重要的是,天特會議重新確立了教皇的權威,認為只有他才可以解釋教會傳統的信條及諭令。

    我們可以說,天特會議一方面把教會中一些敗壞、流弊清理過來,但另一方面卻在信仰上使天主教教會變得更保守,更封閉,這是非常可惜的。

    對天主教內部的更新運動有莫大貢獻的另一個因素是"耶穌會"的成立及擴展。耶穌會的創始人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A.D.)。他年輕時向往行軍的紀律操練,並且滿懷軍事野心,可是在一場戰役中他的腿部受到嚴重損傷,使他變成殘廢,不能再從軍。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瘋狂似的閱讀屬靈書籍,特別是一些聖人的傳記。最後他受感動,將殘缺的一生獻與聖母,成為聖母軍隊中的士兵,為聖母打屬靈的戰爭。他痊愈後本來想到耶路撒冷傳福音,但那裏的瘟疫使他不能前往。在等候上帝差遣的這段時期,他內心充滿掙紮——罪的引誘,疑惑的侵擾。但是在掙紮中他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定論,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獻與上帝,首先要學習的便是絕對的服從,而服從上帝最具體的表達便是服從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亦即教皇。

    後來他終於可以去耶路撒冷傳道了,卻發現自己才疏學淺,無法勝任許多工作。於是他便決定,要為主作見証便得好好的裝備自己,於是由小學讀起,直讀到大學。在大學中他認識了六位同伴。他們一起禱告,一同有極大的負擔傳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團契、等候,他們終於一同誓死效忠教皇,讓任教皇差遣,並以貧窮、貞潔為生活的標記。耶穌會便是這樣成立了。耶穌會在教導平信徒,辦學及宣教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也是近幾百年來天主教會中發展最快的修會。他們有如教皇手下一支龐大的軍隊,為他效命,一方面帶領改教派回轉,一方面展開海外宣教,在十六世紀,他們的宣教士已經踏上了遠東的土地了。

德意志農民戰爭


    16世紀20年代中,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武裝鬥爭席捲了神聖羅馬帝國的南部地區。成千上萬的農民、市民、雇工、礦工、手工工匠、下層僧侶、小貴族和政府的秘書、公務員聯合起來了,他們舉起了反抗的義旗和大刀,直沖向貴族領主。這是西歐中世紀一次規模最大的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革命導師恩格斯稱它為德國人民最偉大的革命嘗試

    德國南部地區的農民戰爭是16世紀初德國一系列政治、社會、經濟矛盾鬥爭的必然產物。德國15世紀末,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與土地資源短缺的矛盾首先表現出來。貴族領 主憑藉其政治權力肆意侵佔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財產,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

    為表達這種不滿情緒,農民向他們的直接領主、貴族提交了大量的請願書和抗議書。據 德國歷史學家布瑞克統計,在上士瓦本地區,巴爾特林根起義軍曾向貴族領主、修道院 領主等提交怨情書、陳述書達77份。這些怨情書都是在1524年起義的初期提交的。
16世紀初,羅馬教會貪污受賄,敲詐勒索,出售神職習以為常。據統計,單是在 1520年,就大約有2000個官職是賣出去的。教會各級上層人士都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

    瑞士一個主教不但對教士的放蕩行為放任自流,而且向他們按私生子的數目收款,名為 實行懲罰,實為中飽私囊。教會的醜聞和聚斂行為不勝枚舉,引起社會上的極大憤慨。

    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教會十分猖獗,它一方面阻撓統一,一方面把德意志作為重要的 搜刮物件。流入羅馬教廷的財富每年達30萬金幣,人們稱德意志為教皇的奶牛

世俗諸侯(封建主),一方面不滿德意志教會的橫行無忌,他們不但反對財富流向羅馬,還覬覦教會的巨大財富。各封建主仗著自己的權勢,橫行霸道。他們強佔了全國絕大部分的土地,不斷增加地租;任意設立關卡,徵收高額的賦稅;隨便鑄造劣質貨幣,騙取金銀;有時公開行劫,擄掠民財。城市中的平民群眾,如破舊的手工業者、幫工、 日工、廣大農民生活十分困苦。境況尤其悲慘的是農民。農民遭受著教、俗封建主、商人、高利貸者的層層盤剝,肩負著什一稅、地租、人頭稅、戰爭稅、死亡費、結婚費、 財富轉移費和勞役的繁重負擔,面臨著挖眼、割鼻、截指、斷手等刑罰的威脅。他們燃燒著對教、俗封建主的怒火。

    15世紀末,秘密組織的鞋會在南部一帶的農民當中發展起來。農民在旗幟上畫著一隻鞋子,表示決心和穿長靴的貴族對抗。一些地方性的起義已經在不斷地爆發。教士集團內部鬥爭也十分激烈,上層人物行為墮落,下層教士收入低微,生活接近普通群眾。因此,德意志的一切社會矛盾都圍繞著教會劇烈地發展著。從1518-1523年,德意志每年都發生農民起義,1524年,起義更是接踵而起,最後形成了全德意志的農民戰爭,三分之二的農民投入了戰鬥。

    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農民拒絕為貴族服勞役,發動起義,揭開了大規模農民戰爭的第一頁。起義領袖托馬斯·閔采爾(神甫,反教皇主義者,倡導消滅一切壓迫者和剝削者)和他的信徒步遍許多城鎮,積極推動鬥爭。起義者提出自己的綱領——《書簡》,號召推翻封建制度。士瓦本貴族懾於起義的威力,一面集結兵力,一面同農民談判。第二年初,農民發現受了貴族欺騙,於是拒絕談判。起義席捲了士瓦本全區。在戰鬥中形成6支起義隊伍,人數多達3-4萬人。起義軍奪取城市,佔領和搗毀寺院與城堡, 強迫封建主將糧食和武器交給農民。

    15253月,6支起義軍的領袖在梅明根集會,制定了《十二條款》,作為鬥爭綱領。《十二條款》包括從農奴制壓迫下恢復人身自由,限制地租和勞役,收回被貴族霸佔的農村公社土地,把什一稅用於支付教士的薪俸和公共事業,農民自己選舉本地宗教事務的管理人。這個綱領雖帶有溫和性質,但它部分地反映了農民的利益要求。

    反動將領特魯赫澤斯利用起義隊伍分散作戰的弱點,採用假談判,真武裝襲擊的手法來對付農民。結果,有些起義隊伍輕信敵人,同意休戰,隨即被敵人各個擊破。

    15253月末,弗蘭科尼亞農民起義爆發,4月迅速擴大。起義者燒毀了幾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懲治了罪大惡極的封建貴族。許多騎士加入起義隊伍,還有許多城市也倒向起義軍一邊。城市平民積極配合農民鬥爭,但是市民只想利用起義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其態度搖擺不定,不少人雖然參加了起義,但不久就被運動所嚇倒,投向敵人方面,造成起義隊伍渙散,力量削弱。狡猾的特魯赫澤斯仍舊採用各個擊破和欺騙性談判的手法, 打敗了幾支起義軍,進逼海爾布隆。在這關鍵時刻,市民相繼叛變,開門迎敵。7月初,弗蘭科尼亞的起義也失敗了。

    15252月,閔采爾來到圖林根,3月在繆爾豪森城領導人民起義,推翻了城市貴族 的統治,建立起一個永久議會,閔采爾被選為主席。從此繆爾豪森成為德意志中部的起義中心。在它周圍,起義的烽火到處在燃燒。人民攻佔城市、莊園、城堡和修道院,分掉貴族的土地和財物。農民信賴閔采爾的領導,紛紛向他請求對鬥爭的指示。閔采爾向人民宣傳鬥爭的遠大目標:消滅領主,財富公有,人人平等。號召人民向前,向前,到了像打狗一樣地窮追猛打惡棍的時候了……不要讓你們的刀劍冷卻、變鈍

    1525 5月中,農民起義軍與封建主軍隊在弗蘭肯豪森進行決戰。諸侯的兵力居於絕對優勢, 閔采爾毫不畏懼,率領農民軍8000人奮勇迎敵。

    但是由於眾寡懸殊,武器缺乏,訓練不夠,閔采爾本人也缺少指揮經驗,起義失敗了。閔采爾被俘後備受嚴刑,壯烈就義。德意志的農民戰爭隨後失敗,起義農民遭到殘酷的鎮壓,被殺害的起義者總數超過10萬人。

    轟轟烈烈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卻是巨大的。他從根本上動搖了天主教會在德國的統治,削弱了1000多年來教會在歐洲的特權地位,促進了整個歐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的深入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許多寺院和教堂被搗毀,許多教會領地和其他財富被沒收,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大為削弱。封建主的城堡被摧毀,許多貴族被消滅,騎士或死於戰火,或淪為諸侯的臣屬,使他們本已沒落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很多體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諸侯維持生活。

          因此,恩格斯把德國農民戰爭視為歐洲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決戰。從這時起,近代無產階級的先驅者,手裏拿著紅旗,口裏喊著財產公有的要求登上了政治舞臺。德國農民戰爭也給革命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鬥爭實踐證明,廣大農民是反封建的主力軍。在同封建反動勢力——諸侯、教會、貴族的決戰中,他們最英勇。但農民要取得徹底解放,還需要無產階級的堅強領導,而無產階級同樣也只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