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士來馬赫的“直覺”

 

        在士來馬赫的時代,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很瞧不起當時的教會:天主教流於儀式,且注重組織等級;復原教自命傳福音及從事社會服務,但已機械化了。士氏要喚醒社會,說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宗教;宗教的本質是人的敬虔的直覺。德文的“直覺”或“感覺”(Gefühl) 沒有“知覺”的含義,而是在知覺之先的尚未思索的層面,是先於明確的思想、感觀的、更深刻的感受或覺醒。在早年的著作裡,士來馬赫稱這種感覺為“對宇宙的本能”、“對無限者的感力”,在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中則使用了“絕對依靠感”(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這個專有名詞。士氏如何解釋這種“絕對依靠感”的來源呢?華爾克說: 

 

         士來馬赫得自斯賓挪莎、萊布尼茲、和康德的甚多。在他看來,在吾人經驗中,可以領悟到一個多變無常的世界,與一種統一的永恆的原理,兩者適成對照。在此對照中,一方面我們知道有一位絕對的和永遠的上帝,因為沒有他,萬有均成混沌;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有世界,因為沒有世界,萬有均屬虛空。萬有之中隨在皆為絕對者所充塞,所以上帝是貫乎萬有之中的。他也與萊布尼茲一樣,主張人各為一小宇宙,乃宇宙之反映。人將自己與那普遍的、絕對的、永恆的相比較,便自覺是有限的、暫時的,換言之,感覺自己不能獨立。這種依賴的感覺乃是一切宗教的基礎。將無限與有限合成一氣,引人與上帝調和,此即一切宗教所有的目的。

  

        士來馬赫認為,宗教既不是“知”,也不是“行”,而是“情”;凡從敬虔的自我意識中流露出來的一切,都是真宗教。在他的書中,“宗教”和“敬虔”是同義詞;同時,“上帝”(Gott) 、“神性”(Gottheit) 、“永恆本體”(ewiges Wesen) 、“世界精神”(Weltgeist) 、“全體”(Das Ganze) 等詞是相互通用的。似乎在他心目中的“一神”、“多神”、和“泛神”只是敬虔意識的程度不同,而非本質有差異。因此,士氏指出,各種宗教,從最低級的偶像崇拜到最高級的一神教,只有敬虔程度的差異,而無本質的區別,都是真宗教;宗教並無真偽之分,凡是宗教,都是好的。但是,他也指出,宗教雖不是“知”或“行”,宗教卻會帶來“知”和“行”。同時,士來馬赫認為,在人類的宗教中,唯基督教至善,因為它最能成就一切宗教所期盼的目標。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根本問題是相同的,即罪與赦罪、失和與復和。在基督教中,基督的位格又是中心要素。基督自己將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久、上帝與人合為一體,是引領人與上帝復和的中保。所以,士來馬赫的思想是極度的以基督為中心的。

 

        士來馬赫認為,教義是必要的,但教義不是超然啟示的系統化,而是基督徒的宗教經驗的系統表達。因此,一切教義都連結於特定的時代,沒有一項教義能聲稱永遠有效,必須隨所處的時代而進行修正。他認為,敬虔是宗教 (形式)的本質,但總是以某種特定的宗教傳統 (物質) 出現。所以,他斷然反對啟蒙運動所尋求的那種脫離一切宗教團體、神學或敬拜形式的自然宗教。

 

        這樣,士來馬赫的宗教觀是有別於唯理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一條新的出路。既然人的宗教直覺在人類的經驗中是普遍而根本的,就像理性或良知那樣被視為人性本質的一部分,應享有不可輕視的地位。理性和良知造就了科學和道德,敬虔就產生了宗教。既然上帝的存在與人的內在的絕對依靠感密不可分,上帝就是“內在”和“超在”的,卻決不能是“外在”(gegebensein) 的。也就是說,上帝的存在是理性不可企及的。這樣,宗教既可以避開唯理主義的攻擊,又可以從科學或道德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與科學、道德平起平坐,成為科學和道德以外不可缺少的第三成分,得享與科學、道德同樣尊崇的地位。與此同時,士氏又強調耶穌基督是人對上帝的感覺的最高表現,“我們只有在與救主的活的交契中,才與上帝有交契。”以基督為中心的宗教觀,又能避免陷入浪漫主義的主觀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這樣,士來馬赫的宗教觀就斷然地與啟蒙運動劃清了界限。 

 

 

士來馬赫其人

 

    士來馬赫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 - 1834 AD) 為德國復原教的神學家、牧師兼哲學家。他於17681121日出生在普魯士的布列斯勞 (Breslau, 現波蘭境內)。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師;父親是改革宗教會的傳道人,在普魯士的軍隊中任軍牧,全家始終是改革宗教會的會友,過著火熱的福音派宗教生活。按父親的心願,他入巴比 (Barby) 一所莫拉維亞派 (Moravian 或稱赫仁護特派 Herrnhuttern) 的神學院學習,頗受斯賓挪莎 (Baruch Spinoza, 1632 - 1677 AD, 泛神論鉅子) 、萊布尼茲、康德思想的影響,後又醉心於柏拉圖哲學,對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也深感興趣。就在這段早期教育過程中,士氏開始對正統復原教的某些關鍵性教義,如有關代贖的教義,產生了懷疑,引起父親的激烈反應,父子關系幾乎破裂。後來,父子重修舊好,但士來馬赫卻再也不曾像早年那樣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了。不過,他從未喪失敬虔派所強調的基督徒應該具有的熱情和虔誠,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敬虔主義者,只不過進入了“更高的境界”。

 

   後來,士來馬赫進海爾 (Halle) 大學學習,1790年被按立為改革宗教會的牧師,隨後又在教會和皇室任職。1796年至1802年,他擔任柏林慈善醫院的院牧。他富有魅力、開朗、健談、擅長交際,常與文藝思想界人士交往,感應了橫掃柏林上流社會的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風潮。浪漫主義是對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的反彈,強調人的感情、想像和直覺,與士來馬赫同時期的詩人歌德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傑出領袖。與士氏相交甚深的朋友大都不是虔誠的基督徒。為了讓他的朋友們瞭解宗教的真正意義,他採用公開演講的體裁,以輕快、嚴肅、不乏諷刺的筆觸,於1799年發表了《論宗教:致那些有教養又蔑視宗教的人》(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一書,將啟蒙的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揉合一起,說明真正的宗教是一種人類普遍的“感覺”,是一種與神的親密關系,而不是教義或信條。士氏的處女作博得當時思想界的極大贊揚,一夜間就為作者贏得了青年才子的美譽。

 

    1804年,士來馬赫改任他的母校海爾大學的神學教授。1806年,普魯士被拿波侖攻佔,海爾大學停課,士氏遂返回柏林,擔任極負眾望的三一堂的牧師。他在柏林度過了後半生。士氏在柏林的生活豐富多彩,還參與了不少政治活動。他幾乎每個禮拜天都在三一堂向爆滿的會眾講道,為許多顯貴的子女施行堅信禮,其中一個是日後將德國統一為大帝國的鐵血首相、當時尚年幼的俾斯麥 (von Bismarck, 1815 - 1898 AD)1810年,士來馬赫協助籌建柏林大學,後出任該校神學院院長。他晚年的著作甚豐,其中包括柏拉圖著作的譯本,和有關神學、倫理、哲學、釋經學及耶穌生平的書。他的巨著《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被學者們認為是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問世三百年來復原教中最廣泛而系統的作品。《士來馬赫全集》共三十卷,包括神學、證道講章、哲學及其他三部分。

 

    1809年,士來馬赫娶了一位摯友的遺孀,終於得享久盼的天倫之樂。1834212日,士來馬赫在與家人共領聖餐時溘逝 (死於肺炎) ,享年六十五歲。柏林的民眾對他的逝世深為悲痛。事前沒有任何安排,但全城的人都圍聚在他的墓前致哀,其壯觀、合一在柏林是空前的。

 

 

 

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

循道派

    1.衛斯理家庭

 

    撒母耳衛斯理(Samuel  Wes1ey)是英國國教在愛普窩(Epworth)村的教區牧師。他的妻子蘇撒拿(Susanna)是個極其堅毅的女人。他們生了十九個孩子,其中八個夭折,第十五個是約翰(John),第十八個是查理(Char1es)。這兩個孩子成了教會歷史的重要人物。

 

    西元1709年,愛普窩教區牧師住宅被焚,約翰和查理幾乎燒死;那時約翰剛六歲,一生無法忘懷自己從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稱是「從火中搶救出來的一根柴」。

 

    2.「聖潔會」(The  Ho1y  C1ub

 

    兩個男孩都很會讀書,後來相繼進入牛津的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約翰於西元1720年入學,查理過六年也進該校。約翰成績極佳,被選為林肯學院的研究生。獲得此項榮譽必須先接受聖職,故此,約翰於西元1725年在英國聖公會被立為執事;三年後,被立為牧師。

 

    這時,他的父親撒母耳衛斯理已經年邁,因此,有一段時期約翰回到愛普窩教區,做父親的助手。

 

    約翰不在牛津時,他的弟弟查理和另外兩位元同學組織了一個社團,目的在互相切磋。不久,他們花許多時間讀有益基督徒靈命的書。當西元1729年,約翰回到牛津時,他立刻成為這個團體的領袖,也吸引不少同學加入。漸漸地,這個團體的宗旨變成「實際經歷奉獻的基督徒人生」。

 

    社團裡的團員開始前往牛津監獄做探訪工作,也開始實行有紀律的禁食。其他牛津的同學們譏笑約翰和他的團友,而戲稱他們為「聖潔會」。因為當時大部份學生部過著放肆的生活,而這個社團裡的人卻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於是有些同學為他們取綽號,稱他們為「循道派」(Methodists)。

 

    3.衛斯理弟兄遇到莫拉維宣教士  

 

    西元1735年,撒母耳衛斯理去世,本來約翰願意繼續先父之愛普窩教區的工作,但這時俄格托普(Og1ethorpe)將軍呼籲人前往美洲新殖民地喬治亞(Georgia)宣教,約翰和查理的寡母積極鼓勵他們應召出去,她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兒子,我樂意把他們都送出去宣教,雖然我會再也見不到他們。」於是,這兩兄弟便於西元1735年十月,離開英國,遠航美洲。

 

    這是一次風浪洶湧的航程,好幾次船都瀕臨翻覆的險境。船上有二十六位莫拉維弟兄會的宣教士,他們在洶濤駭浪中,非常平靜安詳。他們不但祈禱上帝的護佑;還在大浪沖刷甲板時,喜樂地唱詩讚美上帝。約翰衛斯理深深感到,這批莫拉維信徒對上帝的信心是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他又從他們的生活和交談中,學到許多功課。

 

    抵達喬治亞後不久,約翰衛斯理遇到親岑多夫的同工施旁恩伯(Spangenberg),當時他負責莫拉維教會在該殖民地的宣教工作。

 

   施旁恩伯間約翰衛斯理說:「你認識那穌基督嗎?」

 

   約翰衛斯理回答說:「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

 

   施旁恩伯說:「對的,但你自己是否確知他已經拯救了你呢?」

 

   這個問題使約翰衛斯理整整苦惱了三年,因為他沒有肯定的答案。

 

    衛斯理兩兄弟在喬冶亞勤奮工作,約翰又有極強的語言恩賜,能夠用德、法、義、英數國語言講道。為了栽培基督徒靈命生活,他仿照大學時代的方式,組織小組團契;但由於缺乏策略,及勉強信徒遵行嚴格規條,使這兩兄弟的工作一敗塗地。查理病倒,於抵達殖民地當年就回英國。約翰也於西元1738年二月一日回國。

 

    從宣教工作的角度來看,美洲之行對衛斯理兄弟而言是一場敗績;但從靈性造就的角度來看,這段「喬治亞插曲」對約翰衛斯理而言,是靈命成長極重要的一部份。

 

    有十年之久,約翰衛斯理不斷與罪搏鬥,努力遵行律法,但一直無法從罪中釋放,也得不到聖靈的印證。他自己寫著說:「因為是靠行律法而非憑信心。」

 

    4.衛斯理兄弟的歸正

 

    約翰於回到英國後第一個禮拜,便認識一位元莫拉維教會的弟兄貝勒爾(Boh1er),他正等候前往喬治亞宣教。貝勒爾傳講完全順服、立時悔改、靠主喜樂的道理;他於動身前,在倫敦組織了「桎梏巷會」(Fetter-Lane Society),約翰衛斯理加入該會為會員,但他們兄弟二人都尚未獲得心靈的平安。

 

    西元1738年五月廿一日,查理衛斯理在一場大病中悔改歸正。三天後,同樣的經歷臨到約翰。那一天,約翰很不情願地前往安立甘教會在阿得斯格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聚會,會中有人宣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文;約翰衛斯理記述他當天的經歷說:「九點差一刻,我聽到路德描寫上帝如何藉著人歸信基督而在人心中作改變之工,我感到心中有一股異常的溫暖;我知道我已經真正歸信基督,單靠基督,得蒙救恩,而且得到憑據,知道他確已除去我的罪孽,救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這次經歷帶來深遠的影響,從此定規了約翰衛斯理對悔改歸正的看法,他認為悔改歸正是一種「立時的經驗」(instantaneous  experience),而且在這經驗之前會先有一段長期而痛苦的掙扎;他認為一個人必須能確實說出他個人悔改歸主的時間和地點。但,這次經驗後,他自己仍摸索了相當長的時間,才進入毫無恐懼、完全自由、充滿喜樂的境界。

 

    既然莫拉維教會信徒給衛斯理這麽大的幫助,他便決定多多瞭解他們,而於歸正後三個禮拜,前往德國會見親岑多夫,並在赫仁護特住了兩個禮拜。然而,約翰衛斯理不能完全贊同他們,因為他個人在宗教信仰上較多主動、較少神秘性,而莫拉維信徒則著重默想、沉思,並強調依靠上帝。

 

    5.英國教會的光景

 

    約翰衛斯理漫長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十八世紀。這期間,英國和法國為了爭奪領導地位而陷入長期、痛苦的競爭之中;也在這世紀中,大英帝國的勢力伸張到印度、北美、澳洲和南非。在工業革命之下,新機器發明、生產加強、大都市興起、英國的農業社會起了改變;工業時代導致英國人民生活全面的變化。

 

    這段時期,英國的教會光景是可悲的。無論是安立甘教會,或不同意者所設立的長老派、公理派、浸禮派教會都受到蘇西尼主義及亞米紐斯主義的影響。大部份講道缺乏熱誠,都是一些枯躁乏味的道德論調。除了少數例外,大部份牧師都不做超過本份的工作,所做的也是例行公事而已。教會的高薪職員有低薪助手可以為他們做事;許多傳道人不但忽略自己的本份,反而忙於親睦地主,陪鄉紳們打獵、喝酒、打牌。

 

    十八世紀前葉,英國的道德光景尤其低落,對上帝普遍的不信,加上粗俗和強暴,使公共娛樂變成非常低級,酗酒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

 

    然而,十八世紀也不盡全然黑暗:安立甘教會的柏克萊主教(Bishop  Berkeley)是一位充滿宣教熱誠的人,他前往羅德島(Rhode  lsland)宣教。羅威廉(William  Law)寫了一本影響約翰衛斯理極深的書,書名是:「忠誠與聖潔生活的呼召」。直到這時,講英文的信徒仍然反對在崇拜中唱聖詩,除非是唱詩篇經文。西元1707年,華滋(1saac  Watts)的聖詩集出版後,大家的態度才改變。西元1719年,華滋又出版一本大衛之詩聖詩集。他的詩歌充滿對上帝深度敬虔的表達,無愧是「英國近代聖詩的鼻祖」。

 

    在英國有許多禱告、讀經及靈命追求的會社(societies  )。布銳(Bray)牧師鑒於人們對聖經與基督教文字的需要,而於西元1699年成立了「基督教知識促進會」,該會又導致西元1701年「海外福音廣宣會」的成立,後者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宣道團體。這兩個團體均屬於聖公宗安立甘教會,他們不斷擴展工作,一直繼續到今天。

 

    英國當時是經濟和軍事成長,宗教與道德衰退,就在這種光景中,約翰衛斯理和他弟弟查理及朋友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開始了偉大的事工。

 

    6.約翰衛斯埋是傑出講員

 

    雖然許多教會不給衛斯理兄弟講道的機會,但他們常在前面所提的「會社」中講道。

 

    西元1739年,懷特腓德開始在布裡斯多(Bristol)附近向礦工們露天佈道。不久,他邀請衛斯理兄弟加入。「露天講道」在當時是一件嶄新的嘗試,約翰衛斯理起先對這種講道相當猶豫,因為他認為只有在教堂中講道才合乎宗教的莊嚴性。然而過不久,他就發現礦工們非常貧窮、從不踏進教堂,他們對福音一無所知,而且靈性饑渴;他也想起那穌在世經常露天講道的事實;因此,約翰衛斯理便於西元1739年四月二日舉行第一次露天講道。

 

    這就是約翰衛斯理傑出的講道事業之始,這事業一直延續了五十年之久。他騎在馬背上,足跡踏遍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衛斯理雖然沒有懷特腓德戲劇性的講道能力,但他的講道是誠懇的、實際的、大膽的,很少有講員像他那樣有果效,然而,他也激起不少人的敵對,在他講道時,時常引起暴民的反動。

 

    7.循道派會社

 

約翰衛斯理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講員,也是一位元偉大的組織家。西元1739年,他在布裡斯多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派會社;西元1739年五月十二日,在該城建立第一座小禮拜堂。在倫敦,本來參加莫拉維派「桎梏巷會」的循道派信徒,與衛斯理一同退出該會,改在一間破舊的鑄造廠聚會,並於西元1740年七月成立純循道派的「聯合會社」(United  Society),雖然衛斯理與莫拉維派保持友善,但莫拉維派與循道派,自此分道揚鑣。

 

    衛斯理一直無意脫離英國國家教會,因此他一直到晚年都沒有成立一個新宗派或教會。但同時,他又不忍心看到自己工作的果效流失。所以他定意保守並栽培信徒的靈命。在衛斯理開始偉大的講道生涯前,英國已經有許多「宗教會社」,於是衛斯理便以這個方式應用在他的事工上,他把那些因為聽他的講道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組成「會社」。

 

    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其他會社為會員,只有聽他講道而信主的人才可以加入他組織的會社。這些信徒必須繼續領人歸主。不但如此,衛斯理證明一種「會票」(society  tickets),頒給有資格的會員;每三個月更換一次,利用這種會票制度,衛斯理可以淘汰那些暫時相信或假冒相信的人。

 

    為了布裡斯多禮拜堂的債務,他又帶出一套重要的循道派編制法。他把所有會社中的會員分班編制;每班十二人,有一位班長;班長的責任是每週向每個會員收取一辨士;這樣做,不但可以收集相當數目的捐款,更重要的是,還能照顧會員的靈命。

 

    過不久,衛斯理就需要助理同工,他本盼望由受過聖職的人擔任講道工作,卻找不到這種人;因此,西元1742年,麥克斯腓(Maxfield)成為第一位平信徒講員。後來,衛斯理聘請了不少平信徒講員;工作越開展,平信徒工作人員越增加,他們分擔財務管理、主日學及病人採訪等工作。

 

    起初,循道派會社只分佈在倫敦、布裡斯多及鄰近地區,衛斯理總是親臨各地探望。但工作不斷擴展,這種探望的工作逐漸不可能做到;衛斯理便於西元1744年第一次把各地講員聚集在倫敦開會,而創始了後來循道派組織系統中的最高單位——「年會」(Annual  Conference)。

 

    兩年後,又把工廠分成幾個「聯區」(circuits),每區指派幾位旅行講員。再過不久,又為各區安排助理人員,負責各區一般事務,這些助理人員後來被稱為監督。

 

    由於平信徒講員在知識上缺乏裝備,衛斯理認為他們最好在一個地方工作不超過六至八個禮拜;於是開始了後來很流行的「巡迴講員」(itinerant  preacher)制度。

 

    查理衛斯理也擔任了幾年巡迴工作,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子為妻,經常陪他騎馬到各處旅行,她也在查理的聚會中領會眾唱詩。查理是循道派聖詩作家,一共寫了數千首聖詩,其中有許多非常流行,不但循道派教會中,至今所有說英語的教會仍然採用。查理沒有約翰那樣強壯的身體,西元1756年以後,查理便很少出外旅行,他先在布裡斯多工作,從西元17711788年,他一直在倫敦工作,直到去世之時。

 

    8.循道派成立教會

 

    衛斯理鼓勵平信徒講員多多進修,他雖未設立神學院,卻寫了很多材料,供應這些講員在家自修;他的著作對平信徒講員有很大影響。

 

    約翰衛斯理邀請安立甘教會主教為這些平信徒講員按立聖職,但未蒙應允。而他自己仍堅持未經按立聖職的人不可主持聖禮。這樣一來,對已按立之傳道人的需要越來越大,衛斯理無法承當這份壓力。按規則只有主教有權按立牧師,但衛斯理深信在初期教會時代,長老和主教(監督)是相同的職份;既然他自己曾經是英國國家教會的長老,衛斯理便於西元1784年九月一日在布裡斯多按立了兩位牧師。當時他不覺得其重要性,但事實上,這次行動代表了與英國教會的決裂,也使循道派教會自此成立。

 

    衛斯理於西元1791年三月二日在倫敦去世時,雖已年屆八十七高齡,但他的眼睛沒有昏花,體力也沒有衰退,,正如摩西一樣。

 

    9.衛斯理的方法

 

    衛斯理採用的方法,不但新而且具革命性;它們在三方面和當時一般教會所行的截然不同:

    第一,衛斯理在露天講道,這是極不尋常的事。當然,那穌在世時不但在會堂講道,也在山上、海邊、路上講道;但當教會成立後,大部份講道部在教堂中進行。露天講道本來不合衛斯理的原則,只因教堂的門都向他關閉,使他轉向不進教堂的人講道,於是露天佈道變成唯一可行之途。

 

    第二,衛斯理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講道,這一點也不尋常。因為在英國及其他國家,牧師只能在他自己的教會或教區中講道及做牧養工作。衛斯理在英國、蘇格蘭、愛爾蘭各地都侵犯其他牧師的教區;當別人批評他時,他說:「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區(The world is  my parish)。」衛斯理這樣做是為得著那些不進教堂的人;這麽重大的工作卻被教會牧師所忽略,甚至還有牧師忽略牧養自己教區的信徒。衛斯理由於關懷失喪的靈魂,不得不侵入別人的教區,使他經常遭到強烈的批評。

 

    第三,衛斯理讓未受按立的人講道,這點和當時一般教會制度恰好相反。在一般教會中,只有正式受過聖職的人才能講道,但為著饑渴心靈的需要,又在缺乏全職傳道人的情況下,衛斯理只得採用這個方法。

 

    當平信徒麥克腓德開始在倫敦講道時,衛斯理想立刻自布裡斯多趕回去制止這事;但他的母親對他說:「約翰,千萬不要以為我贊成這事,但你必須小心處理這事,尊重這位年輕人,因為他和你一樣蒙召出來講道;你要觀察他講道的果效,同時,你自己也當聽聽他講道。」

 

    衛斯理遵照母親的話去行後,歡呼說:「這事是出於主,願主成就他所喜悅的事!」就這樣,約翰衛斯理開了平信徒講道之例,直到今天,仍有許多教會採用這種方式。其實,改革宗教會法規第八條早已為有恩賜的平信徒打開受封之路,但這條路一直未經採用,直到衛斯理才將它付諸實行。

 

    10.衛斯理的信仰

 

    衛斯理的神學和正統復原教主義大致一樣:他相信基督的神性、神跡和宗教的超然性。他與浸禮派不同的地方是,他相信也實行嬰兒洗禮。

 

    有一點他與傳統的復原教主義完全不同:衛斯理屬於亞米紐斯派,他公開反對加爾文主義。懷特腓德則為強烈的加爾文派,他於西元1770年去世後,衛斯理便在年會中,清楚地表明自己采亞米紐斯主義的立場。

 

    因著愛靈魂心切,他脫離了英國國教教會而採用新方法;也是出於這份愛靈魂的心,他嚴厲地反對加爾文主義。他深信罪的權勢,以及基督寶血的功能,在講道時,他大膽指責當時鄙下的罪行,尤其是酗酒和賭博;他渴切帶領他們歸向基督,可是他認為加爾文的預定論和揀選論會攔阻人悔改歸正;為此,他拒絕加爾文主義,抓住亞米紐斯的自由意志論,因他深信,人的歸正是出於個人的意志和揀選。

 

    11.衛斯理的影響 

 

  今天在英國、蘇格蘭、愛爾蘭及美國都有循道派信徒,而且又分成不同宗派。這些宗派人數加起來,數目雖然龐大,還不足以表達衛斯理工作的全部,因為他所帶出來的影響,確實是驚人的。 

 

    首先,他把整個英國改造過來。英國在衛斯理興起之前與之後截然不同。他在英國創立了一個全新的宗派,雖有許多會友自安立甘派、公理派及浸禮派教會轉來,但大多數會友過去從未屬於任何教會。

 

    不但如此,他為當時許多垂死的教會帶來生氣。有些教會深受衛斯理傳福音熱誠的影響,不但興旺成長,也成了衛斯理循道派教會改善全民生活的助力。

 

    許多無知、粗俗、殘暴、酗酒的現象自英國消失;許多傑出人物得到他工作的影響,其中包括有名的聖詩作家約翰牛頓(John  Newton)、十八世紀後期的偉大英國詩人寇佩爾(Cowper)、從事反奴運動的威伯福土(Wilberforce)、改善監獄的浩瓦得(Howard)、主日學會創辦人雷克斯(Raikes)。

 

    總之,衛斯理及循道派在英語世界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