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改教運動的先鋒─慈運理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時，上帝在瑞士興起另一位僕人發動教會改革，他便是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慈運理與路德同年出生，早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深受當時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影響，因而對古典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也同時極向往按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幣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礎。

    主後一五Ｏ六年慈運理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作，他的講道深受教會的信徒歡迎，於是不久便成為很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於改革工作，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他猛烈抨擊當時瑞士的雇傭兵制度﹔當時瑞士的聯邦與一些出得起高價的大國（如法國）簽約，任由那些大國雇傭瑞士人當兵為他們打仗，總之價高者得。慈運理對于自己同胞以血換金錢的作法，深痛惡絕，便在瑞士聯邦要與法國簽約時，極力反對。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會施壓力，而慈運理便在主後一五一六年被迫離開他事奉了十年的教會，去艾斯登，那裏是瑞士人文主義的大本營。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對於新約尤其有更深的領悟。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之處。首先，他對於一群一群的信徒湧到當地的聖母院朝聖，以求贖罪，感到非常不安，聖經所宣告的救恩與朝聖根本完全是兩回事。於是，他開始按照聖經的教導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借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瓷赦免。他更進一步抨擊教會售賣贖罪券，並且宣稱教皇沒有權柄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卻于主後一五一八年調派他到蘇黎士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裏，他的改革運動才真正開始。在蘇黎士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支援，到了主後一五二二年，他竟敢與十位聖職人員公然上書主教，要求他准許他們結婚，因為聖經沒有禁止傳道人結婚的。這要求只是試金石而已﹔不久，他們又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認為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訓。主教企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准備，他發動市議會通過一道法令，就是教會任何的習俗，都要基於聖經的教導。省議會同時在主後一五二三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佈一切的辯論必須以聖經為依據。在辯論中，慈運理宣讀他所寫的《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將一些基本的聖經真理清楚簡潔地列出來。在這《六十七條》中他肯定聖經的權威是遠超過教會傳統的權威，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否定人可以用善行來積聚功德，以求贖罪，亦否定彌撒是獻祭，否定煉獄的存在，同時，他宣告傳道人結婚是聖經所許可的。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是便在省議會的支援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出重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援他的人，將教堂中的圖象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倖免。主後一五二五年，彌撒正式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慈運理稱聖餐為愛筵，只表明信徒在愛的團契中記念主的死，而完全沒有獻祭的意義。隨後，所有修道院的產業被沒收，託管於省議會之下，學校也重新改組。

    慈運理在蘇黎士的改革如此順利，其實是有賴瑞士當時的政治體制。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個州郡（cantons）組成的聯邦，每一個州郡都是相當獨立，而不受制於聯邦議會的，因此，只要蘇黎士的省議會支援，其他州郡都是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個瑞士只有蘇聯上改教，他便勢必孤立無援，至終只會失敗。因此，下一步最重要的，還是贏取其他州郡的支援。於是慈運理便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運動。他派艾科蘭巴迪（Johann Oecolampadius, 1482-1531 A.D.）到巴色（Basel）、布沙（Martin Bucer, 1491-1551 A.D.）到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而他則親自前往伯恩（Berne）。不久，這三州就投入改教運動，而聖格倫、沙弗哈遜、莫爾哈遜、格拉勞斯也隨即加入這行列。至此，聯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運動，要不是慈運理在主後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相信他發動的改教運動會蔓延到更多的州郡。

    慈運理若能夠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必會戰死沙場。主後一五二九年，位與瑞士山谷中的州郡幾乎全部落在慈運理的手中，而山區的州郡則依然保持天主教的信仰。在過往兩三年間，雙方的關系非常緊張，大有開戰的可能，然而雙方都知道，倘若戰爭爆發，雙方的損失都會很慘重，於是在主後一五二九年協議，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解。但山區的天主教州郡卻在談判的同時，積極備戰。慈運理知道，雙方的戰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同時德國方面情勢亦非常危急，查理五世亦准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基督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於聖餐的幣解出現分歧。路德認為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論"（Consubstautiation）的觀念作解釋。而慈運理卻認為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一種喻表，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憤然在會議桌上寫上"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然後拂袖而去，他們的合作談判便告破裂，而慈運理便得單獨面對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挑戰。戰事終於在主後一五三一年爆發，結果天主教州郡聯盟取得勝利，而慈運理在卡甫爾一 役中陣亡。基督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會議上卻爭取到宗教自由的權利，即是說，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宗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式，但卻不能煽動其他天主教的州郡發起改教運動。這樣一來，改教的成果雖然可以保存，但卻失去了擴展的可能。瑞士的改教運動便由此停滯下來，要等到加爾文的出現才有新的發展。

    在這裏，我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假若弟兄姊妹為了些微神學理解的分歧，而忘記了在很多重要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基礎，以致不能同心興旺主的工作，甚至互不相容，上帝的國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氣受到損害的。路德與慈運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之間無論對聖經的權威，對基督、救恩的幣解都非常相同，其實大可在共同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聯盟，可惜因著小小的神學分歧，使他們分道揚鑣，結果造成極不愉快的後果。

    主後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對基督教的威脅越來越大，有鑒於此，歐洲各處的基督教邦國聯合起來，組成施馬加登聯盟（Smalcaldic League），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軍事威脅。這樣查理五世才放棄用軍事解決改教運動的意圖。當這種緊張的氣氛稍為和緩，天主教和基督教雙方亦開始彼此接觸，希望探討和解的可能。其實，一種合一的嘗試早在那時已經出現。結果雙方在主後一五四一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開會，尋求合一。基督教方面有墨蘭頓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則以康達裏尼（Contarini）紅衣大主教為代表。墨蘭頓是路德的親信，亦是以後繼承路德領導路德會的人﹔而康達裏尼是教皇保羅三世的親信，亦是當時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領導﹔可見雙方都極重視這次會議。倘若後來不是極力反對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當了教皇，而是康達裏尼，相信當時的和解一定大有進展。然而歷史卻走了不同的路，相信是上帝自己的旨意。

蘇黎世的宗教改革

1. 慈運理的改革運動

    慈運理於1484年（馬丁路德出生後的六星期）生於瑞士的托根堡（Toggenburg）。少年時在巴塞爾和伯恩（Bern）接受教育，開始修習古典語文。爾後慈運理進入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就讀。在導師威頓巴赫的影響下，慈運理認識了贖罪券制度的錯誤，也藉此知道信心的重要。1516年（馬丁路德將宣言釘於威登堡教堂門口的同年），慈運理出任愛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職，並在那裡深深體會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1519年，慈運理到了蘇黎世，遭遇到嚴重的瘟疫，他向上帝承諾，如果上帝拯救他，就必奉獻一生為祂工作。

    1520年，慈運理為了宣揚理念的自由，放棄了教廷的津貼。他高舉聖經的權威，並促請政府給予神父直接依據聖經講道的自由。他開始逐字研讀聖經中的每一卷書，並於1525年，將整本新約講解完畢。因著慈運理在講道中，強烈指摘天主教節期的禁食規條，引起了康士坦茲（Constanz）主教的不滿。但是蘇黎世議會卻支持慈運理，以一切宗教習俗都必須根據上帝純正的話語為由，取回康士坦茲主教的權利。此舉成了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導火線，也引發了多次的公開辯論。1523年，第一次的公開辯論在蘇黎世的市政廳內舉行。慈運理發表了《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傳統的權威，並且攻擊教皇制度、聖徒崇拜、彌撒、朝聖、教士獨身制、贖罪卷、苦行、以及煉獄等種種實行。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並在邦議會的支持下，開始了全面性的改革。同年10月的第二次公開辯論中，慈運理攻擊天主教彌撒儀式，並率眾清除教堂中一切的陳設與裝飾。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之順利，實有賴於瑞士的邦郡制度。因著各邦政治上的獨立，議會有十足的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改革。不久，慈運理親自前往伯恩邦（Berne），並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色（Basel）和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語邦，推展他的改教運動。1529年，幾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運理的改教陣營，與當時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邦郡間衝突頻繁，大有開戰之勢。儘管雙方曾試圖談判和解，然而戰事還是於1531年爆發。天主教的邦郡聯盟迅速取得了勝利，而慈運理本人，也在隨軍出征的途中身亡。瑞士的改教運動，至此暫時告一段落。隨著加爾文運動的興起，慈運理運動也就漸漸被併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改革運動。

2. 慈運理與馬丁路德

    慈運理對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許多早期論述，隨處可見路德的影子。不過他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路德教義的產物。儘管兩人在聖經權威與因信稱義方面，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但是卻在「主餐」的教義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至終導致了兩人無可補救的分歧。為此，德國的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特地為兩人在馬爾堡舉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兩人對於路德所起草的「馬爾堡條文」（Marburg Article）中的主餐教義，意見始終分歧。慈運理認為，主餐僅乃紀念主的儀式，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然而馬丁路德發表「合質論」（Consubstautiation），認為餅乃是主實質的身體，酒乃是基督的血。雙方各持己見，最後路德不願再議，僅在會議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便憤而拂袖離去，雙方談判正式破裂。

3. 慈運理與重浸派

    當慈運理在瑞士改革初期，兩位曾與他十分要好的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斯（Felix Manz），認為慈運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頻頻催促他加速回復新約教會的模式，尤其是廢除嬰兒洗禮一事。然而，慈運理受限於政治考量，不肯激進，使得這班早期的支持者，開始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這一班人在歷史上被稱為重浸派（他們自己並不接受這個名字），他們反對嬰兒洗禮，並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洗禮。慈運理起初對他們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因著重浸派強烈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使得向來依靠政治勢力的慈運理極為不滿，至終加入了打擊重浸派信徒的行列。1520至1530年間，數千位重浸派信徒被殺，天主教與改革派，在此件事竟意外成了同一陣營。

日內瓦簡述

1.    日內瓦歷史

     日內瓦位於日內瓦湖西側，主後58年，該撒猶流在高盧戰役時曾經來此。1532年10月，宗教改革家法勒爾來到此城。1536年5月21日，日內瓦市議會公開接受復原派信仰，隨後並通過「日內瓦信條」（Geneva Confession）。1536年8月5日，加爾文來此，主導嚴謹的道德改革。他以鐵腕的手段排除異己，迫使議會處死反對者賽維特斯，塞維特斯在市政廣場前處以火刑。1538年4月，日內瓦市議會決議將加爾文與法勒爾兩人驅逐出境。三年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政府的邀請下，重返此地，此處遂成為改革運動的重鎮，復原派在此得到完全的勝利。1560年，威廉廷德爾在此發行了第一版的《日內瓦聖經》。

2.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牆 （Reformation Monument, Geneva）

    日內瓦改教運動紀念碑是日內瓦政府於1909年，為紀念約翰加爾文誕生四百週年而建立，由浮雕牆與石雕像所組成。紀念碑坐落於日內瓦大學對面的稜堡公園 （Bastions Park）。浮雕牆中央刻劃四位在瑞士改教運動中的核心人物: 法勒爾，加爾文，Theodore de Beze，和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其中三人手中握有聖經，突顯其重要性。在石雕牆的兩邊還豎立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人路德馬丁與慈運理 （Ulrich Zwingli） 的雕像。除了日內瓦的改革領袖外，法國的科利尼，英國的克倫威爾，即美國的羅傑威廉等人的浮雕，也陳列在此。

3.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Reformation Historical Museum）

    改教運動歷史博物館位於公立圖書館的阿米路林（Ami Lullin）廳，與改教運動紀念牆所在的稜堡公園隔街相對，以紀念瑞士法語區的改教為主題。博物館中展有一本1558年印製的首版《日內瓦聖經》，該聖經原欲獻呈給法王亨利四世，但是後來亨利四世離棄了抗議宗信仰，此舉未能如願。除了這本聖經之外，博物館還有一本1488年在布拉格發行的《胡司版聖經》，以及墨蘭頓所起草的《奧斯堡信條》等。

4. 日內瓦聖彼得教堂 （St. Peter's Cathedral）

    始建於西元1160 年，歷時150 年完成，正面新古典形式的建築是1750 年加上去的。聖彼得教堂位處日內瓦上城 （Haute-ville） 的中心，四周圍充滿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原先屬於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彼得教堂在宗教改革期間改為新教教堂，並逐漸演變為日內瓦改教運動的大本營。加爾文及其跟隨者在此講道，從歐洲各處避難於日內瓦的改教人士群集於此, 而這裡也是著名的日內瓦聖經孕育之處。在10～13世紀時，這裡原本只是當地人的小教堂，隨後不斷擴大改建，在16世紀喀爾文宗教改革後，這裡反而成為新教的中心，規模為當時之最。北廊上還有一張加爾文的座椅。教堂後方有3座瓷磚壁畫與一尊大砲，敘說著發生在日內瓦的3次重要歷史事件：即西元前58年的凱撒大帝入侵、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以及1536年日內瓦接受新教等。

5. 日內瓦市政廳

    日內瓦市政廳鄰近聖彼得大教堂。1535年，市政廳正式決議日內瓦全面接受改革宗，解決此地長期以來天主教與新教徒的信仰紛爭。1553年，塞爾維特在這個市政廳被公開定罪，隨後便被處以火刑。

6. 加爾文之墓

    加爾文之墓位於Rue des Rois墓園，靠近南面圍牆處。墓地十分樸素，應加爾文的要求，沒有顯眼的墓碑，只有「707」的墓地編號，以及一個小小的石板，上面刻著約翰加爾文的姓名縮寫「J. C.」。

7. 盧梭博物館 （Jean-Jacques Rousseau Museum, Geneva）

     位於宗教改革運動紀念碑的對面，乃為紀念啟蒙時代思想家盧梭。啟蒙時代 （The Enlightenment） 是近代歐洲繼地理發現、宗教改革、政治版圖劇烈變動之後另一重要的時期，其思想直接導致近代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的形成。發生在英格蘭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皆導因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啟蒙時代的思想對人性抱持樂觀的看法，強調個人經驗與利益乃是社會制度的基礎，相信人類的創造力與組織力能夠戰勝環境的限制，並且個人能經由對理性與知性的培養與提昇而獲致社會的進步。博物館陳列盧梭諸多重要手稿及文獻。

8. 亞尼瑪斯修睦紀念碑 （Reconciliation Monument, Annemasse）

    位於離日內瓦不遠的法國亞尼瑪斯境內，乃是加爾文和日內瓦改教人士將西班牙神學家塞爾維特 （Michael Servetus） 處以火刑之地。加爾文的追隨者後來在1908年於此地豎立了修睦紀念碑，其上銘文："我們這些虔敬並感恩的加爾文信徒，因著改教運動的真實精神和那高舉信仰自由的福音，在此豎立修睦紀念碑以拒絕加爾文所犯的—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的所造成的—錯誤。"

9. 石庸古堡(Chillon Castle)

    石墉古堡位於日內瓦湖東端，Chillon的原意是「石頭」，建於湖岸的石頭上，依山傍湖，前面的通道是古代往來義大利與法國的古道，越阿爾卑斯山脈的隘口就是聖伯納，拿破崙攻打義大利就是經過這裡。古堡最初興建於九世紀，規模較小，十三世紀時重建，原屬於Savoy家族擁有，後來曾經被伯恩佔領，十六世紀時，作為監獄使用，關過知名的Bonivard主教；1816年，年輕的拜倫，到瑞士旅行，在洛桑遇到雪萊，結伴同遊石墉古堡，聽到Bonivard主教，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力勸大家維持舊教，被關四年，憂國憂民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熱血洶湧，境遇相似，回到旅館，提筆寫下膾炙人口的「奇隆囚徒」詩篇，更加宣揚古堡的名聲。

    入內參觀，首先前往地下室，作為地窖、倉庫、監獄或是逃生使用，Bonivard主教被關的地方，立柱紀念，石柱上還有拜倫的簽名。一樓大廳展示中古世紀的用品，但都不是原來的，因為戰爭使得原來古堡的物品被掠奪一空；二樓裡有早期使用的廁所，古意盎然；隨後可進入小教堂，壁畫剝落嚴重，瑞士人以特殊的燈光照射，呈現原貌，而不以繪畫方式修補；行有餘力之人，可以登上台階，抵達古堡最高處，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

瑞士日內瓦宗教改革

1. 瑞士與日內瓦歷史背景簡述

    瑞士最早的歷史，可追溯至1290年，由三個德語邦（Canton）所組成的永恆聯盟。由於瑞士的地理具有重要的戰略及經濟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紛紛加盟，以共抵外來侵略。十六世紀初，瑞士從原先位在阿爾卑斯山區的德語邦，向西擴展至法語區，共計有13個邦郡。這些邦郡各自獨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運動與鄰近法、德各國的方式截然不同。

    日內瓦位於瑞士的西南角，緊鄰南法與北義大利。主後1533年，日內瓦脫離薩弗依王朝的統治，獨立成為一個城邦國家。因著慈運理（Zwingli）在瑞士的改教運動，造成了信奉傳統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間的緊張情勢。日內瓦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1536年宣佈加入改教行列，是年，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也在法爾勒（William Farel）的邀請下，來到日內瓦，致力於福音派的改革。

2. 瑞士的宗教改革

    當馬丁路德在德國進行改革時，另一個改教的運動同一時期在瑞士發生。其中最著名的兩位領袖為慈運理與加爾文。慈運理生於瑞士，深受奧古斯丁作品的影響，並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贊同路德對於聖經權威以及信心的肯定，卻在「合質論」上與路德意見分歧。其主要的影響力在瑞士的德語區，以蘇黎世為其中心。

    加爾文生於法國的諾揚，曾於巴黎大學攻讀神學。1536年，加爾文到了日內瓦，開始他一系列有計劃的改革，並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義著作─《基督教要義》。從1541年至他離世的23年內，加爾文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全面指導日內瓦的社會和宗教事務。不僅使日內瓦成了法國改革派的避難所，加爾文主義也全面影響了法國、荷蘭和蘇格蘭等地的宗教改革。

3. 約翰加爾文的改教運動

    加爾文原本並無意脫離羅馬天主教。然而，在他歸信後不久，因著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 Cop）的改革運動而在諾揚被捕。此後，加爾文自覺需與羅馬天主教脫離關係，與改革人士同一陣線。1536年，26歲的加爾文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仰。該書出版後不久，加爾文便法爾勒（William Farel）之邀移居日內瓦。1537年，加爾文向日內瓦議會進呈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然而因著在主餐實行上的爭執，加爾文和法勒爾遭議會驅逐出境。1540年的選舉中，反對加爾文的黨派倒台，加爾文重回日內瓦，根據之前所提出的條文基礎，制定了教會法規（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強制人民接受宗教教育。其次，他設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 pastors and elders），以十二位品行優良的長老組成，以創造一個合乎聖經教訓的模範社會。

    然而，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也不是毫無阻礙。一位西班牙的激進改教者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就時常反對加爾文的教義。他發表了一份名為「論三位一體教義的錯誤」，否認三位一體的教訓。1533年，塞爾維特完成一部鉅著《再思基督教要義》，全面駁斥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在加爾文的催迫下，塞爾維特在法國被捕。日內瓦議會將他裁定為異端，下令將他燒死。雖然加爾文代為求情，希望以較仁慈的方式處決，但塞爾維特至終還是於1553年，被縛在住上燒死。處死塞爾維特的舉動，給反對者一個大肆抨擊的理由，也為加爾文的一生蒙上污點。1550到1564年這段期間，加爾文偏重於聖經釋義的寫作上，他對聖經熟識，以及對經文屬靈意義的貫通，使其解經作品具有相當的價值。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教牧事奉

    加爾文「被上帝的話所浸透的牧職」（Word-saturated ministry），迫切地要上帝的百姓能夠聽到上帝藉著「祂的話」說話，學習到祂的教導。因此，加爾文用上帝的話澆灌日內瓦：從每天的講道和主日的三次講道，到唱《詩篇》和教導要理問答，並且基督徒都會背誦十誡和主禱文。日內瓦甚至是16世紀《聖經》的出版地。為什麼《聖經》如此重要？加爾文和其牧師同工們確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要藉著上帝的話來改革祂的教會，培育祂的兒女，擴張祂的教會。

    用「以上帝的話為中心的牧職」作為建造的基礎，加爾文發展出一些委任組織，長期供養教會。這些組織的確為這些在日內瓦長期持守崗位的牧者們提出貢獻。曼尼奇談到加爾文所設立的四個這樣的組織。

   「加爾文的牧師同工會」（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要求日內瓦的牧師們每週五一起聚會，互相鼓勵、問責。這個同工組織為牧師之間帶來平等權和同工聯合性的培育。牧者們不再是獨行俠，而是同工的夥伴。

    「和會」（The Congregation）是加爾文依照慈運禮（Ulrich Zwingli）的模式發展出來的組織，為城市的牧師們提供了一個激烈的《聖經》研讀會。他們一同研讀《聖經》中的某一卷書，每一位牧師都被分派到一段經文，並且要用該經文講一篇信息，然後，為了牧師們的益處，幫助增進他們解經的技術,「和會」的同工牧師會一起對信息的釋經作討論和批評。加爾文甚至是在「和會」討論過某卷書之後，才開始撰寫他的《聖經》註釋。他相信，當牧師們在團體中解釋《聖經》時，是他們表現最佳的時候。這個組織也有助於減輕教牧上的冷僻孤獨——加爾文認為這會危害到自己和教會——並且提供了牧師們一個在《聖經》和神學上學習和成長的地方。
 
    「季度審查會」（The Quarterly Censure）提供了另外一個牧者權責和同工聯合的途徑。每年四次，牧師們會關著門互相指正。會議主持者（當他在世時是加爾文）在開始時首先承認自己失敗之處，其他牧師們也接著告白。在互相吐露他們的憂痛之後，牧師們接著告白尋求饒恕，最後總是以用餐做為結束。

    最後，「教會法庭」（The Consistory）是一個執行教會紀律的組織。此引人入勝的要素，使得日內瓦人民最真實的生活被呈現出來。當一些人把加爾文的日內瓦看作是「地上的天堂」之時，實際上此地的居民也陷入各種問題中，從通姦、淫亂、虐待配偶，到激烈語言和醉酒。「教會法庭」為處理此類的問題，而訴諸於《聖經》的指引，他們不僅懲戒平信徒，某些時候，也會懲戒其他的牧師們。

建基於此歷史，曼尼奇認為可以從加爾文和其同工牧者們身上，學習到適用於當代背景的牧養職事。一方面，曼尼奇警告我們，日內瓦的牧師們在處理行為不端居民時，有時可能過於嚴苛。他們的一些社會改革，也因此遭到抵制。

    但是另些方面，他們為改革牧師職分所作的努力，在當下我們的環境，為越來越多的牧師們的孤立和精疲力竭的情形，提供了一線希望。曼尼奇特別建議下列五個可供學習之處：

1.    宣講上帝的話必須成為教會職事的中心，正如加爾文和他的同工們一樣，因為唯有上帝的話才能改變生命，而非那些發自妙語生花之口的甜言蜜語信息。

2.    上帝常使用組織—— 如同「牧師同工」和「和會」保存持守了真理，提升了牧職的健康（wellbeing）。

3.    為要維持牧職的健康，他必須與其他基督教領導們之間有健康的關係。

4.     牧職的健康也需要牧師們向其他基督教領導們負權責（accountability），正如加爾文在日內瓦所設立的四個組織。在福音派的世界裡，總覺得要建造一個帝國的當下，我們必須更新對權責的委身。

5.    正如加爾文利用「和會」培育了牧師們在其中的成長，為今日牧師的健康，他們也需要在屬靈和專業上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