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青年工作

從十八世紀末期，許多人預言教會將要消滅。但是基督教常常組織起來，維持教會的勢力。基督教青年會(Y.M.C.A.)就是這種新組織之一。

青年會的發起人佐治維廉(George Williams)於公元1821年生於英國。父親是農民。維廉家有八兄弟姐妹。這家人雖然信奉基督教，卻不算熱心。維廉受過教育以後， 暫時幫家裡耕田種地。但他的學識和性情與這些工作格格不入。後來到城市去工作。在城市一店中工作，受兩位信徒的熱心感動，所以十六歲的時候，就誠實悔改歸服上帝。以後一生的心志是以「上帝為首」(God first)。

維廉二十歲時，到倫敦一大公司作工。那裏辦事的人有八十多位。每日工作十二小時，非常辛苦；他看見許多工人以邪淫醉酒為可誇的事，就在他們中間先作一個誠實的基督徒，有好榜樣，也引領這些工人歸主。過了三、四年後，有人說，在那裏工作不作基督徒實在很難，因為都是受了維廉的感化。

維廉在該公司，與其他熱心的信徒在一起禱告，不只祈求上帝使更多工人信主，也求上帝使該公司的主人信主，這種禱告蒙上帝的應許，不多的時候主人也悔改歸主。後來還蒙主人贈送一特別房間為他們的聚會所。

公元1844年維廉和他的朋友發起一個運動，就是要成立基督教青年會，擴充上帝的國度於本公司以外的少年人。維廉在當中勤力作工，福音迅速傳開，使人驚奇上帝在他們中間的作為。公元1851年還遠到美國去設立兩個分會。公元1855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協會在巴黎成立。這時，青年會的會所已經有三百二十二間，會員有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人。公元1914年會所有八千九百七十七，會員有一百二十七萬。雖然維廉後來富有起來，但他對青年會的服務仍是以義工性質進行，並時常趁機作個人佈道，例如，一次乘船往美國去的時候，向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傳福音，講解得救的事實。

維廉得許多人的敬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封他男爵士的榮譽。倫敦市議會授他城市自由權者(The Freedom of the City)。公元1905年他最後一次赴世界大會。對會員說：「我以基督教青年會為我最有價值之禮物，貢獻與世界各國的青年人。為的是要你們繼續擴充這工作，盼望你們在這工作上，與我一樣的快樂，也盼望見到你們的成果，超過我的。」過幾個月，他就離了世，葬於倫敦聖保羅大禮拜堂(St. Paul’s Cathedral)。

公元1895年，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開始派工人到中華。先在上海建立一會所，後來在中國的進展非常快。會員日漸增加，漸漸許多中國人加入成為董事會員，管理全國會務和募籌經費的責任。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則於公元1901年創立。現有三十一個工作區，服務青年，並與世界各地青年會有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美國青年會不但人數最多，而且在那裏為各種青年人設立了特別的工作，對黑人、印第安土人、兒童、水手、兵士、鐵路工人等等都給與服務。青年會最主要的一個工作是學生工作。現今各國都有學生基督教青年會，並且組織一個全世界聯合會，每二年開會一次。

學生青年會也成立學生義務佈道團(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派團員到外國去作佈道工作，著名的領袖和演說家有穆德博士(Dr. John R. Mott)。

中華的義務佈道團與西方的稍有不同。中華所組織的佈道團，立志在中華領土內以佈道為終身的工作，引領中國的年青人歸主。

    青年會在巴黎成立總會時，定下一「巴黎宗旨」，說明青年會的志願，宗旨說：「基督教青年會的目標是在聯合同道青年，即凡願按照聖經的教導並奉耶穌基督為救主，願意作基督的門徒，更願協力推廣天國事工於青年之間者。」

教會的合一運動

在教會歷史上，改教運動是一件極重要和有意義的事，但不幸有些改教者在道理和教義上，持有不同見解，因此使復原教內部形成各種不同的宗派。近代的趨勢，是要使各種不同派別的教會再合一起來，成為一條聯合的陣線。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ism)就因此產生。

十九世紀末葉，英美兩國的基督徒學生，組織了一個基督徒學生運動，到現在有三十五國的基督徒學生組織加入，這運動能促進各宗派間的諒解與合作。公元1910年一個世界性的基督教會議在愛丁堡開會，除天主教和東正教外，所有復原教的母會都有派代表參加，結果產生了一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hristian Council)。公元1928年該協進會又在耶路撒冷舉行大會，參加的有五十一個國家的教會。公元1938年十二月，協進會又在印度麻打拉斯又召開大會，與會者共計有六百六十四人，來自七十多個國家。

公元1937年有兩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分別在牛津和愛丁堡舉行。牛津大會的宗旨，是要使各教會對於社會性的工作得以聯合起來。愛丁堡大會的宗旨是求教會的信仰和制度的合一。

當國際間教會的聯合運動在積極進行之時，各國內部不同宗派或同宗公會的聯合運動也在進行，例如在公元1932年英國的循道宗(Wesleyan Church)公會，幾乎各宗派都聯合起來了；公元1934年，蘇格蘭各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也合一起來了。美國的美以美會，監理會及美普會原來都是屬衛斯理宗，它們在公元1939年也合併起來，成為一個公會了。

中國教會的聯合運動也在進行。公元1912年各地安立甘教會(聖公會)聯合組成中華聖公會。公元1917年信義宗教會組成中華信義會。公元1930年浸禮會亦有全國性組織，稱為中華浸禮協會(China Baptist Convention)。組織較龐大及複雜的為中華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乃是由一些不同宗派的教會聯合，其中包括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等。該會的大會於公元1927年在上海召開，與會者有十七省的代表，並選出誠靜怡為總會會長。

各會之間又有聯合的組織，如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會(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是在公元1922年正式成立。初時中西與會代表各半，其後漸由中國教會領導，公元1929年修改章程，取消差會代表。

教會合一運動將會繼續進行，越來越多教會必組織起來推廣福音工作。

鍾馬田在國際上備受敬重

與此同時，查理森博士又是倫敦大學各院校基督徒聯合團契的負責人，該聯合團契曾於一九五○年及一九五三年聚會時邀請鍾馬田講道。一九五○年聯合團契是借用皇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大廳開會的，來聽鍾馬田講道的人，很多是查理森博士主持的學院的工程系的學生。身爲工程學博士的查理森，當他向會衆介紹鍾馬田的時候，不是介紹鍾馬田爲威斯敦斯特教堂的牧師，也不是介紹鍾馬田爲醫學博士，而是介紹鍾馬田爲卓越的靈魂工程師，因爲鍾馬田對人體構造的功能，對人的器官所起的機械作用，有精堪的研究和淵博的知識。鍾馬田說出上帝創造人的超然智慧後，又針對學生們的靈性生活，提出了機件操作的應注意事項。難怪查理森博士推薦鍾馬田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實不過譽。

鍾馬田和查理森一樣，對推動非洲的差傳工作，不遺餘力。有一個來自非洲加納（Ghana）的學生奧西·孟撒（Gottfried Osei－Mensah），五十年代到英國攻讀工程。奧西·孟撒在英國期間，一直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接受鍾馬田的屬靈供應。奧西·孟撒回到加納的首府阿克拉（Accra）之後，在整個非洲的英語地區，竭力宣揚基督的福音。一九七二年奧西·孟撒出任肯尼亞（Kenya）奈羅比浸信會教堂（Nairobi Baptist Church）的牧師，該教堂遂即會衆湧湧，人數急速上升。現在奧西·孟撒已是世界聞名的佈道家，足迹遍及五大洲，到世界各地傳揚福音，領人歸向基督。奧西·孟撒念念不忘鍾馬田給他的幫助，家裏經常播放鍾馬田的錄音帶，又邀請朋友們到他家裏，分享鍾馬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所釋放的資訊。

非洲加納還有一個留學英國的學生阿呼魯（Dr．Felix Konotey Ahalu），後來在英國考取醫學博士學位。阿呼魯博士在英國留學期間，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聽到醫學博士鍾馬田講道時，覺得太蒙福了。阿呼魯在回國之前，向鍾馬田討取儘量多的錄音帶。阿呼魯將這些錄音帶到非洲的家鄉播出。

阿呼魯的父親是該地的村長，也是一位虔誠的牧師，他父親專心致意地靜聽鍾馬田的錄音之後，驚呼：“這是聖靈所啓示的資訊！”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南非洲的拜特馬利伯（Pietermaritzburg）的浸信會牧師米勒（Gordon Miller），寫一封信給鍾馬田，信中說：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作爲倫敦聖經學院（London Bible College）的學生，我同時要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領受你的教誨。我發現我從威斯敏斯特教堂所得的屬靈供應，還多過倫敦聖經學院。當我從倫敦回到羅得西亞（Rhodesia）之後，我還不時閱讀你著述的書籍：《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權柄》（Authority）和《靈性的低潮——成因和療法》（Spiritual Depression—Its Causes and Cure）。我轉到南非之後，除了讀你寫的《傳道和傳道人》（Preaching and Preachers），還拜讀你寫的《羅馬書注釋》，和《與上帝和睦的方法》（God`s Way of Reconciliation）。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要謝謝你，多多地謝謝你。同時，更多地感謝上帝，釋放亮光給你，好使上帝借著你所釋放的亮光，照亮基督教世界中的荒涼昏暗情況。末了，希望上帝給你更多的年日，來栽培和帶領更多的後輩。”

鍾馬田對倫敦聖經學院的成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本來內定鍾馬田出任第一任校長。倫敦聖經學院與威斯敏斯特教堂有分不開的血緣關係，正如米勒牧師信中所說的，當年倫敦聖經學院的學生，循例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聽道，學生們視鍾馬田的資訊爲最高的權威。到了七十年代，查理森博士（John Eric Richardson）實際上主持了倫敦聖經學院的院務。

現在談一下鍾馬田在國際上備受敬重的一些原因。

二十世紀上半葉，很多亞非洲地區仍在殖民地統治之下，許多基督教的教堂和團體仍受西方傳教士所支配。鍾馬田是韋爾斯人，有著濃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不認同一個地區的基督徒，必須受另一優秀民族的基督徒所管轄。他認爲在教會裏，是不應該有民族歧視的現象的。

鍾馬田看到韋爾斯人被英國統治階級壓迫得太久，所以他對英國的處世方式極其不信任。鍾馬田親自親歷了韋爾斯人長期在英國人壓迫下的痛苦，所以也能體會非洲和亞洲基督徒的感受。

由於上述原因，國際學生基督徒團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在鍾馬田的領導下，領導層中的絕大部份，都是由亞非洲國家的基督徒出任。世界福音委員會（Commission for World Evangelisation）的秘書長，就是前文所提的，多年受到鍾馬田所栽培的奧西·孟撒。

編者在倫敦多年，其間有一位知交，即華人教堂的王又德牧師（Stephen Wong）。王又德牧師每主日下午，借用倫敦男青年會的房間作禮拜，許多中國信徒則在主日上午，移師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聽鍾馬田講道。

鍾馬田不贊同白種人以歧視的眼光，對待有色人種，鍾馬田的心中。沒有民族隔閡的觀念。鍾馬田的資訊宣示了基督那種不分階級、不分膚色、不分民族的博大的愛，這度量從而推動了世界性的福音事工，推動了全球性的差傳工作。

當鍾馬田完成了上帝給的託付，他知道上帝要召他到榮耀裏去。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以顫抖的筆迹，寫下幾個字給家人，“不要爲我得痊愈祈求，不要拉住我，我正在邁向榮耀裏。”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鍾馬田被葬在韋爾斯的紐加塞耳·埃林（New castle Emlyn），墓碑上刻著哥林多前書二章二節的經文：

“因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那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鍾馬田探索清教徒的歷史

鍾馬田既秉承清教徒的傳統，就賦有清教徒普遍共有的美德——喜愛上帝的話語，從聖經裏尋求真理和知識。除此之外，鍾馬田還勤讀上帝大用的器皿的傳記或日記。鍾馬田通常在早上讀聖經，晚上轉讀一些傳記。他作見證說：“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偶然撿起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的傳記。我已往沒有聽過愛德華滋的名字，一翻閱他的日記，就心裏覺得羞愧。我一直以爲自己知識淵博，於是目空一切，豈知我的知識是虛妄的和淺薄的，對於一個受到皮毛頭腦知識的毒害的人的補救良方，就是讀一些屬靈人物傳記。主日晚上我往往會讀屬靈人的傳記。對傳道人來說，主日是十分危險的一天，尤其如果在主日站講臺，講完後容易自鳴得意，會覺得自己的講章很不錯，證道有力。但是，當你翻讀一些屬靈人的傳記時，你會回到現實裏，看出自己的缺欠，甚至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真正在釋放上帝的資訊。”

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八年，鍾馬田開始每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講解清教徒的歷史，後來這些講章被編入《清教徒》（The Puritans）一書中，《清教徒》記載了歷代一些具代表性的清教徒的歷史事實，整本書可以說是清教徒傳記的文集。在《清教徒》一書中，鍾馬田個人給與愛德華滋最高的屬靈評價，鍾馬田指出，在愛德華滋身上，聖靈的作工比起在任何其他清教徒身上的更加明顯。

鍾馬田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教徒年會上說：“愛德華滋給我的影響太深了。我認爲，他作工的果效，比起但以理·羅蘭斯（Daniel Rowland）和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所作的都更大，也許我說的不夠高明，但我要這樣比喻一下：清教徒們就如亞爾卑斯山脈（Alps），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爾文（John Calvin），就好比那喜馬拉雅山脈；（Himalayas），而愛德華滋就如珠穆朗瑪峰（Mount Everest）！對我個人來說，愛德華滋最像使徒保羅。

鍾馬田作爲韋爾斯人，當然重視韋爾斯的教會歷史。他讀小學時就受到歷史教師寶威爾（S．M 1．M．Powell）的影響，而酷愛歷史科。當鍾馬田十四歲的時候—— 一九一三年，寶威爾就送一本夏利斯（Howell Harris）的小傳給鍾馬田閱讀。六十年後—— 一九七三年，那時鐘馬田已七十四歲，他在清教徒的年會上，所講的題目，就是夏利斯與復興。

鍾馬田很智慧地挑選這一年，講述夏利斯的生平。因爲一九七三年正是夏利斯逝世二百周年紀念。

鍾馬田以一七七三年夏利斯臨終前的話來抒發自己的心聲，因爲鍾馬田自知他在地上剩下的年日也已無多。

夏利斯如何面對快要走完世上路程的光景呢？夏利斯這麽說：

“我的靈就像待在門外，等候呼召入內。我不可能要求什麽，只願意回家，又只願他不再遲延，快快呼召我回家。哦，主阿你爲我流血，以至於死，現今又活著，求你快來，領我歸家。至於歸程如何，我只有交托在你手中，願你眷顧我。我現今是屬你的，也是永遠屬你的。”

上帝恩待鍾馬田，留給他一些年日去整理他一些講稿，把這些講章印成書籍出版。他的書籍供應了千千萬萬的人，遠遠超過了他在威斯敏斯特講臺上所能達到的果效。

鍾馬田五十年代曾成立了‘真理的旗幟出版社基金’（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到了七十年代，在鍾馬田的積極推動下，同工們開始整理鍾馬田的羅馬書注釋和以弗所書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