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歐文之時代背景 — 清教徒運動簡述

    西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47)和西敏斯特信仰告白與其大﹑小教義問答(1646-47)的三百五十週年紀念才過不久。此會議是整個清教徒運動的巔峰﹐其波濤壯闊洶湧﹐先後有一世紀之久(1558-1660)﹐橫跨英﹑美﹑歐三地。它上接歐洲的宗教改革﹐下開十八世紀以降的福音大復興；在政治上催生了英國的契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提供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溫床﹐在科技上助長了近代的科學及技術。我們可以這麼說﹐清教徒運動是一股浩大的文化力﹐它不僅改革了教會﹐也同時改革了整個社會﹑國家﹑文化。

    將近代化的功勞歸給啟蒙運動﹐是不諳歷史的說法。啟蒙運動上承中世紀後期人文主義的以人自主的精神﹐將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現代化新文化世俗化了。清教徒運動則秉持奧古斯丁—加爾文的傳統﹐堅認基督—不只是人，更是文化之主。因此﹐在今日雖然清教徒主義對教會的影響已經式微﹐但是它在英美文化上的烙印卻仍清晰可見。清教徒神學被教會冷落了近兩百年﹐到了1939年起﹐在北美卻有一研究清教徒的學術復興。

    之後﹐英美教會界也開始重新注意他們屬靈的根﹐重印清教徒的作品﹐神學院和研究所也成百上千地出論文和專書。可是清教徒主義基本上是屬靈的﹐而非文化的。它給教會最強烈的信息是﹐聖靈必要復興教會。

    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一生傳講清教徒的信息﹐只有一個盼望：願上帝復興祂的眾教會﹗

    派克(J. I. Packer)﹐當代頂有名的清教徒學者﹐終於在1990年出版了他一生研究清教徒神學的書籍—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Life。他也將此運動的本質定位在「復興運動」上﹐因為清教徒在本質上只是個傳講上帝話語的講員而已。

    或許我們可以很快地瀏覽一下清教徒史，它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清教徒長老制運動(1558-84)

    此時清教徒即已旗幟鮮明﹐以改革國教為職志﹐並訴諸主教制度下的長老制﹐終被女皇化解之。但在這段期間﹐劍橋大學變成了「清教徒之窩」﹐造就出大批的講員成為下一代的健將。

(2)守主日運動(1584-1603)

    表面上看來﹐長老制運動似已被壓抑了﹐實則不然﹐反而促使他們轉向屬靈的訴求—人心悔改﹐並遵守神的律法﹐以守主日為其表現。此時最出名的精神領袖是神學家William Perkins﹐他和女皇同一年內過世﹐也象徵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3)史都亞特時代(1604-1643)

    在詹姆士一世在位時(1603-25)﹐清教徒漸漸成為一股屬靈的弟兄團﹑新興的中產階級﹐優秀講員輩出﹐如Willaim Ames, William Gouge, John Preston, RichardSibbes等。其中的會眾派和分離派(浸信會之濫殤)﹐也在此時出現。清教徒的新文化逐漸成形﹐在下議院也成為一股政治勢力。

    查理一世(1625-49)上台後重用William Laud作大主教﹐清教徒運動大受逼迫﹐1630-40成為他們對英國失望﹐而移民美洲的年代。查理一世因想統一蘇格蘭的宗教﹐導致與之兵戎相見﹐而需向國會要求徵稅。這就給予下議院有機會召開久已關閉的國會﹐並要求Laud下台問刑﹐以及召開改革國教的西敏斯特會議。國王不許﹐於是國會與國王之間的內戰﹐在1643年爆發。清教徒盼望澈底改革教會的時機﹐終於到了﹗

(4)革命與改教時代(1643-60)

    西敏斯特會議於1643年六月召開﹐由國會授權要將英國國教的教義﹑崇拜儀式﹑教會紀律和教會体制等四方面﹐按上帝的話語和歐洲改革宗教會的榜樣﹐澈底改革。克倫威爾將軍因率領新軍作戰﹐屢建奇功﹐在其間迅速崛起於英國政壇。由於八月與蘇格蘭簽定「神聖契約聯盟」﹐會議改而制定韋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作為雙方教會合一的教義基礎。這是清教徒對後世最大的神學貢獻﹐也是其後福音派的里程碑。

    開會時﹐教會代表以長老派居大多數；但是獨立派崇尚會眾自主的新約精神﹐反對國教長老制度化。克倫威爾也主張宗教寬容﹐採取會眾制與長老制並行。查理二世在克倫威爾死(1658)後﹐利用了這個矛盾﹐結合長老派復辟﹔等他一上台﹐立刻恢復以往的主教制﹐並嚴嚴地壓制所有的清教徒﹐包括長老派。原本是清教徒的黃金時代﹐淪為曇花一現。1662年因堅守良心自由﹐而被排除的清教徒牧師有兩千人之多。

    然而這段時期確是這運動的巔峰﹐人才輩出﹐多如星辰﹐頂尖的有Thomas Goodwin, Richard Baxter 和 John Owen等人。

約翰•歐文在牛津的“特別信託”

因為擁有諸如聖徒之萬靈學院、基督教會學院、聖體學院、耶穌堂、和三一學院等等這類歷史悠久的學院，牛津大學很可能被人認為是偏向基督教的。然而，1654年的牛津卻並非如此。當時的牛津大學正處於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王國派（Fifth Monarchists）的襲擊。前者認為，理智上訓練豐富的神職人員既沒必要、也很危險。他們相信聖靈是唯一必要的老師。後者則根據但以理書2:44相信，1649年國王查理斯一世的處決標誌著末世的來臨——學習已經沒有必要了。兩個派別都不贊同注重古典和聖經語言的課程安排。一些更為熱心的推崇者甚至企圖讓學生們放棄學習；一些人還在街上示威遊行，宣稱那大而可畏的“耶和華的大日”。

約翰·歐文（John Owen）很忙。1651年，這位清教徒牧師和神學家成為隸屬于牛津大學的基督教會學院院長。一年以後，克倫威爾又指派他作整所大學的副校長。歐文給自己的定位是牧師而非學者，因此認為自己不適合那個職位。但無論怎麼說，他都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從他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深諳拉丁和希臘古典文學、教父文獻、中世紀經院派、以及16和17世紀的改革宗神學。同時他還是一位頗有能力的語言學家，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

歐文相信“宗教與文學的榮譽”是他的“特別信託。”他希望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在上帝的引領下，能夠再度成為基督徒學習和傳福音的中心；為學生提供的文科教育能成為下一代的福音使者所需要的通識和專門訓練。作為基督教會學院的院長，他任命的教師神學立場都與他一致，既敬虔又滿有能力。作為副校長，他確保學生們所有學科的學習都使用希臘文或拉丁文。

歐文十分看重講道和禱告。他要求所有學生就其主日聽道的內容向他們的輔導員彙報。他自己也在基督教會和聖瑪麗大學教會定期講道。無論是對教職員工而言，還是對學生們而言，他那些以聖經為本、精闢入裏的講道均顯示出，他很在乎敬虔在生活中的實際操練。

1657年，因著歐文在教學、行政、和講道上的辛勞，他能夠說，牛津的狀況比起他剛來時好了許多。著名的英國革命史學家克拉倫登伯爵（Lord Clarendon）觀察說，1650年牛津大學在“各個學科都出類拔萃，知識純正。”

大學常常遭受（或者挑唆）“城鎮與長袍”之間的張力，諸如學生們太過吵鬧、市政服務緊張、稅收負擔不平衡、搗亂分子的投票衝擊，以及其他一些價值觀上的衝突。而教會與長袍之間也同樣充滿著類似的張力。一方面，一些基督徒混淆了反智與敬虔，認為深入的學習是浪費時間。另一方面，許多學院和大學放棄了與上帝話語的聯盟，選擇了與福音對立的道路。這一切足以讓任何一個優秀的基督徒思考，思考在學術界與作為生源的會眾之間是否還有健康關係的希望。約翰·歐文恰恰證明了此點：調和是可能的，也是應當追求的；學術界和會眾可以一起興旺。

鍾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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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馬田簡介

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對世界各地的教會而言，是陷入一片黯淡無光的屬靈光景。

特別是英國，再看不到十八世紀時教會大復興中信徒所表現的靈性追求和敬虔的態度。二十世紀時，在英國各地的教會，深受新神學的麾登思潮的影響。這些新神學的學說，刻意降低了聖經的權威地位，抹煞了上帝的話語的可信性，並擡高人的地位，誇耀人類的科技成就，盲目陶醉於人類的物質文明。凡此種種，都一律地竊取了上帝的榮譽，並沒有把榮耀歸始至高的上帝。

在這樣屬靈光景普遍荒涼的時代，感謝上帝，他興起了一位忠心的僕人鍾馬田。

在新約聖經的那一時期，曾出現過一位轉捩時代的人物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出現，是爲基督作見證。約翰福音一章六節說：“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

鍾馬田也是一樣，他也是一個轉捩時代的人物，他在這世上也是爲基督耶穌作見證，特別在這叛逆的墮落的時代裏，他爲光——主耶穌基督——作誠實無僞的見證。

“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名叫鍾馬田。”鍾馬田在五十年的漫長年日中，釋放了上帝給他的亮光和啓示，幫助了成千成上萬的信徒，供應了許多有心追求主的弟兄姊妹。

鍾馬田是一位醫生，並獲頒醫學博士的學位。他竟然放棄了將要有的財富、前途和聲譽，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出來全時間事奉上帝，成爲醫治人類心靈的醫生。雖然在這期間，鍾馬田對醫學仍有濃厚的興趣，仍不斷地閱讀各種醫學的書刊，吸收新的醫學知識。但在屬靈方面，他始終是上帝的僕人。他奉召做人類靈魂的醫生，實有更多的屬天價值的意義。鍾馬田堪稱本世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和最有貢獻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