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道爾翻譯聖經

 

    從教會歷史一開始，上帝的話和尚帝的靈就是最重要的兩個元素。耶穌和使徒們的教導，奠基於舊約﹔後來新舊約聖經就成為基督徒真理的源頭，也是生活行為的規範。

 

    教會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是將聖經譯成不同語言。直到今日，只要能作到，宣教士們就將聖經譯成宣教對象的語言。七十位學者在西元前三世紀左右，把舊約自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而成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耶柔米將聖經自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譯成拉丁文，而成有名的武加大譯本（Vu1gate）。聖經譯本是推動改教運動最具威力的力量：威克裡夫將聖經譯成當時的英文﹔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加爾文提供法文譯本﹔荷文譯本大大助長了荷蘭的改教運動﹔而丁道爾也開始將聖經譯成英文。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先後在牛津、劍橋受教育。他首先接觸伊拉斯姆的觀念，然後是路德的，最後是慈運理的。因此，他定意要把聖經放在每一個人手中。一般百姓當然無法讀拉丁文聖經，至於威克裡夫的英文譯本，一方面數量很少，一方面經過二百年後，英文本身有很多變遷，使威克裡夫譯本中的英文不易瞭解。

 

    丁道爾的譯本於1525年在德國出版，是直接由希臘文譯成英文的精彩譯本，（威克裡夫譯本是自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成的）。第一版共出六千冊，在往後十年中，又出了七版。接下來，他又翻譯了舊約的一部份。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丁道爾都在強烈反對和恐怖逼迫的威脅之下。最後，他的敵人將他捉到，丁道爾終於在1536年六月於布魯塞爾附近殉道。他的譯本為英國及蘇格蘭改教運動帶來極大的幫助，再一次証明上帝的話比刀劍更有能力。

 

加爾文與路德的異同

 

    路德與加爾文在“預定論”的看法上一致。他們都相信上帝已在萬世之前揀選了承繼永生的人﹔兩人都根據奧古斯丁及保羅書信發揮這項教義。

 

    在崇拜的儀式上，加爾文與路德不同：路德盡量保留羅馬天主教的崇拜儀式，只要是聖經沒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加爾文盡量遠離羅馬天主教的崇拜儀式，他只實行聖經所吩咐的事。然而他們二人均以講道為崇拜的主要項目﹔二人都為會眾預備詩本，只是路德著重聖歌，而加爾文偏重詩篇。

 

    在教會行政上，加爾文與路德不同：路德准許政府過問教會﹔加爾文不承認政府在教會中有任何權柄，他甚至使教會有權干涉政府﹔而且加爾文比路德更強調教會懲治。他們二人都顧念窮人，都在教會中安排執事，專做關懷貧民的工作。

 

    他們二人都深信“每個人都有權自己讀經”。為了達到這目的，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加爾文將聖經譯成法文﹔他們二人都是語言文字的專家，他們的譯文對本國的文字架構有不少貢獻。

 

    他們二人都重視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學的教授，同時也講道﹔加爾文本是日內瓦教會的傳道人，晚年時創辦了日內瓦學院，自己也成為該院教授。他們二人都強調信仰必須奠基在純正教義上，因此，二人都為信徒寫了信仰問答書。

 

    在對聖餐的看法上：加爾文與路德及慈運理都不同。加爾文與慈運理都否認路德“基督的身體真正臨在餅和杯中”的看法﹔但加爾文又不同意慈運理“聖餐僅為紀念儀式”的看法﹔加爾文認為：“基督的靈真正臨在餅和杯中，信徒憑信心領受聖餐時，真正領受了基督，不是屬體的，乃是屬靈的”。

 

    加爾文和路德都堅信“唯獨因信稱義”的道理。對路德而言，“因信稱義”是教會站穩或跌倒的根據﹔對加爾文而言，“預定論”是教會的基礎。

 

    路德強調“人的得救”﹔加爾文強調“上帝的榮耀”。

 

    加爾文的工作及領導，雖然和路德不同，但也極具意義。他是改教運動的第二代，已有前人為他奠下基礎（如路德、布塞爾等），因此，他可以繼續前往，進入基督教原理和聖經的闡釋。他是一位偉大的解經家，就算三百年後，在聖經研究方面，加爾文的著作仍被列入第一流作品中。

 

 

加爾文和日內瓦的改革

 

    1532年偉大的法國佈道家法惹勒來到日內瓦，他是一位熱誠而具影響力的改教鼓吹者。他比較成功的開始了日內瓦的歸正運動，到1536年，復原教信仰正式成為日內瓦的信仰。不過政治和宗教的動蕩一直在繼續，就在此時，加爾文經過此地，法惹勒認定這是上帝所差來的，因此熱情的邀請他住下來。

 

    1536年，加爾文開始在日內瓦工作。加爾文的人生，自抵達日內瓦到去世期間，可分為三個時期：1536年八月至1538年四月，為第一次去日內瓦時期﹔ 1538年五月至1541年九月，為斯特拉斯堡時期﹔1541年九月至1564年五月去世時，為第二次去日內瓦時期。

 

    加爾文在日內瓦開始工作之初，謙卑地擔任法惹勒的助手。第二年，被委任為講道師。

 

    加爾文和法惹勒給市議會三項建議，該建議是加爾文起草的：

 

（1）每個月舉行一次聖餐。生活不檢點的基督徒，加以懲治。嚴重者，革除教籍。

 

（2）採用加爾文所寫的“信仰問答書”。

 

（3）每個市民均需要接受法惹勒所寫的“信經”。

 

    以上所提三項建議，立刻遭到敵對。接著，反對黨又在選舉中獲勝，他們決定採用鄰城伯恩的崇拜儀式，而伯恩也早已想使日內瓦採用他們的儀式。加爾文和法惹勒對崇拜儀式的不同並不看重，他們拒絕伯恩的儀式，是因為此舉乃出於政府的強制執行，沒有事先征得教會領袖的同意，顯然政府剝奪了教會的自主權，既然他們二人不肯低頭，於是被政府驅逐出境。時當是1538年四月二十三日。

 

    此時路德在來比錫之辯中的同工布塞爾，邀請加爾文去斯特拉斯堡。加爾文欣然接受，因為這是他當初最渴望想前往的一座城。

 

    經過十八個月在日內瓦艱苦的奮鬥後，加爾文終能在斯特拉斯堡享受三年平靜的生活。在那兒，他和荷蘭來的范布蘭女士結婚﹔也在該城中，結識許多路德和慈運理的跟從者﹔同時牧養法國路德派信徒在該城成立的難民教會。因此，這三年，可以說使加爾文得償宿願：一方面過平靜的學者生活，一方面牧養教會，得到實際經驗。

 

    另一方面，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整個城陷入混亂局面。一位能幹的紅衣主教薩多雷托想利用這種混亂的情況，乃以高雅的拉丁文寫了一篇動人的講詞，勸日內瓦人回到“母會”（天主教）的羊群中。為了對抗這位紅衣主教，加爾文捐棄個人對日內瓦人的不滿，再以高級的拉丁文寫了一篇精彩的“駁薩多雷托書”，這份反駁書，把日內瓦的歸正運動穩定下來。

 

    事情演變得越來越糟，驅逐加爾文出境的反對黨，又於1539年與伯恩訂立條約，大大損害日內瓦的自主權。因此，該黨於第二年被民眾推翻，並把簽定條約的人判為賣國賊。於是，加爾文的友黨再獲政權，他們邀請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1541年九月十三日，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加爾文再度進入日內瓦。從上帝把加爾文帶到日內瓦的事上，可以看見上帝自己奇妙的預備。因為在當時，這個自由、獨立、民主的日內瓦城是全世界最適合加爾文推動改教事工的場所。加爾文的人生，到如今都在為這項重大任務而准備。這偉大事工正在日內瓦城等著他，而且將帶出全球性的影響力。

 

    加爾文回來後，便提出“教會憲章”，這是一套教會管理的規條﹔這憲章立刻得到采納。憲章內容是根據聖經教導，在教會內設立四個職份：牧師、教師、長老、執事。

 

    在加爾文的制度中，長老居重要地位﹔長老們是從教會的會員中選出，他們與牧師組成“教會法庭”﹔長老們的職責是監督信仰的純正及信徒的生活。加爾文給“教會法庭”有懲冶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權﹔若一宗案件需要更進一步刑罰，則交給行政當局處理。

 

    路德被情況所逼，給德國貴族權柄過問教會事務﹔而加爾文的理想是：教會完全獨立，不受政府管轄。以加爾文而言，教會的自由在於教會有權革除教籍，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擾。

 

    曾有一次，一些被教會法庭革除教籍的日內瓦市民，拿著武器，衝進教堂，企圖以暴力領受聖餐﹔他們聲稱若加爾文不讓他們領聖餐，就要取他的性命。加爾文伸手護衛桌上的餅和杯，向他們宣告說：“你們只能從我的屍體下領到聖餐！”就這樣，藉著他的勇氣和毅力，加爾文使他們屈服，放棄以暴力領受聖餐之舉。

 

    許多人為復原派信仰遭受逼迫，因此難民潮從不同國家流入日內瓦﹔這些人成為加爾文最勇敢的支持者。當他們成為公民後，加爾文就有了一個忠於他的政府。1555年起，加爾文就做了“日內瓦的主人”。

 

    在加爾文帶領下，教會法庭訂立條規，可以完全管制日內瓦市民的生活，使日內瓦成為基督化城市 -- 一個“上帝之城”﹔地方政府則將教會法庭所訂的條規付諸實行。

 

    加爾文晚年最大的成就，是創辦日內瓦學院，這是第一間復原教大學。這間學校後被稱為“復原教總部”。加爾文深深體會教育的重要，從研經中，他清楚看見上帝的榮耀不只在拯救靈魂，全世界都屬乎上帝，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上帝所關心的﹔因此，無論是政府人員、醫生、律師或其他行業，都需有認識上帝、榮耀上帝的教育。藉著日內瓦學院訓練出來的人、教會的行政制度、著作（尤其是基督教原理及聖經注釋），以及與歐洲各地領袖人物的書信來往﹔加爾文在到處都有跟從者，他的影響遠及義大利、匈牙利、波蘭及西德各地。

 

    加爾文，本來不過是個傳道人和神學教授，卻發揮了超國際的影響力﹔他使福音之光，從日內瓦小城照射到歐洲各角落，加爾文成為一個的國際信仰復原運動者。

 

    更令人吃驚的是：加爾文的身體羸弱，經常在病痛纏磨之中。他能完成這麼艱巨的事工，主要是因為上帝與他同工﹔而強烈的意志力，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難與殘缺。1564年五月廿七日，加爾文鞠躬盡瘁而死，享年不到五十五歲。

 

    他的標志是“一隻手捧著一顆火熱的心”﹔他的座右銘是：“主啊，我心為你而獻，快速地！至誠地！”﹔加爾文的一生，就是遵照這座右銘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