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9日 星期一

德國敬虔運動

1. 十七世紀敬虔運動
三十年戰爭後,德國正式成為一個新教的國家。然而,教會始終沒有脫離與政權的關係。教會中的神職人員,在政府的安排下,形同公職,造成靈性上的低落。此外,路德重視個人與上帝主觀經歷的概念,逐漸被墨蘭頓條理式的信仰所取代,發展成了經院哲學般的信義主義─—名義上根據聖經,實際上卻是一種刻版、僵化的教理解釋。短短一百年,信義會(路德的跟從者)就從原先注重與上帝相交的主觀信心中,再度落入了死沉的道理與儀式。只要謹守洗禮、領受聖禮、遵守規章、定時禮拜、講道,就稱得上是一位好信徒。在此一前提之下,有一些復原派人士開始追求的更深、更有意義的基督徒生活。這一波注重生命經歷的敬虔運動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普遍展開。他們注重信心與重生的經歷,重視讀經,並追求一種活潑的敬虔生活,因此人們稱其為敬虔派。

敬虔派的信徒並沒有推翻或脫離信義會,他們乃是將路德所主張的「理想」,一件件地實行出來。他們在家中聚集,幾個家會來在一起讀聖經和禱告。聚會並非一人講、眾人聽,乃是在「人人都是祭司」的原則下,共同分享。他們十分重視聖經,認為讀經不重在知識,乃重在生命與餵養。聖經必須應用於實際的生活中,以活出聖潔、道德的生活。在個人經歷方面,他們注重信徒悔改與重生的主觀經歷,並且以基督為中心,被祂的恩典所充滿。此外,他們也實行社會救濟,賙濟窮人和寡婦,並且極力推行海外佈道,為當時僵化的路德教會,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

2. 德國的敬虔運動的起始─施本爾(Philip Jacob Spener)

德國敬虔運動的主要人物為施本爾。施本爾於1635年生於亞爾塞斯(Alsace),35歲就成為法蘭克福路德會的牧師。他曾經走訪瑞士,並在那裡受到拉巴第信徒(Labadists)的影響。拉巴第(Lababie)原為天主教修士,因著看見當時天主教與更正教的敗壞,決心回復聖經中初期教會的樣式。他認為敬虔生活的能力,源自與上帝的交通;人只能透過聖靈的光照,才能明白聖經。拉巴第先是在日內瓦執牧,後轉往荷蘭米第堡(Middelburg)進行改革,並曾試圖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家庭教會」。然而,至終拉巴第的改革並沒有成功。施本爾除了受到拉巴第信徒的影響外,也受到亞仁特(Johann Arndt)《真基督教》(Ture Christianity)的影響。由於三十年戰爭所帶來的動亂與靈性低落,施本爾深感教會極需改革。他強調重生的重要,鼓勵信徒對基督都有個人的經歷,並建立個人禱告、讀經等習慣。他於167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敬虔願望》(Pia Desidera),提出復興路德派的六項建議:

一,個人精讀聖經;
二,恢復信徒皆為祭司的真理與實行;
三,不僅有聖經的知識,也要有愛心的行為與生活;
四,讀經不重在教義的辯論,乃重在尋求真理;
五,需以崇高的道德標準重組大學;
六,復興福音講台,廣傳福音。

施本爾在家中召聚信徒讀經、禱告、分享,盼望恢復使徒時代人人盡功用、彼此互相的聚會方式。

儘管施本爾自始至終都是一位虔敬的路德會員,但是他的改革卻受到路德會神學家猛烈的抨擊,認為他過分重視靈修,輕忽教義。儘管如此,施本爾的改革還是吸引了許多尋求敬虔的信徒,為十七世紀的德國基督教注入了一股清流。

3. 德國敬虔運動的發展與興盛─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cke)
深受施本爾影響的人中,有一位名為富朗開的青年講師。富朗開在1687年經歷了主觀的悔改與重生,後在德勒斯堡與施本爾共居兩個月之久,完全接受了敬虔主義。他返回萊比錫後,大學裏演講,深受歡迎。此舉引起路德派選侯的不安,下令禁止居民舉行「小聚會」,富朗開便轉往爾弗特執牧。

1691年,布蘭登堡選侯腓德烈三世(後作了普魯士王腓德烈一世)於哈勒(Halle)自建了一所大學,在施本爾的引薦下,富朗開前往哈勒附近的格勞查(Glauchau)小鎮牧會,並出任哈勒大學的教授。在他長達三十年的影響之下,哈勒大學成了敬虔運動的中心。他創辦兒童教養院、聖經學院、拉丁學校、孤兒院、救濟中心、醫療所、以及其他印刷聖經的出版機構,救濟窮人,並且興辦教育。到他去世之時,受教育的學生已達二千二百位之多,另有一百三十四名的孤兒受到妥善的照顧。新生鐸夫(Zinzendorf)亦曾在此寄讀。這些浩大的開銷來自於富朗開的信心、禱告、以及歐洲各地的捐款。

哈勒敬虔運動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是其海外宣教的熱忱。1705年丹麥國王徵召到印度開展的傳教士中,就有兩位哈勒的學生。十八世紀期間,哈勒及其教育機關更是差出了不下六十名的海外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士瓦次(Schwwartz),畢生於印度傳道,直到逝世。

而在教會歷史方面,敬虔主義也有其貢獻。一位激烈敬虔派信徒亞爾諾德(Gottfried Arnold)於1699年發表了《中立的教會與異端史觀》,認為我們不能因當代潮流而判定異端,必須深入其思想。他甚至認為基督教歷史中,許多「異端」所闡明的真理,比所謂的「正統」所闡明的還要多。相較於當時普遍駁斥與主流教會不符的教會歷史而論,此觀點無疑是一大進步。
 

馬丁路德論善功之第三十四段

講道應當只是 為宣揚這約,而別無其他目的。但是若沒有人講道,誰能聽呢?然而那應當講這道的,自己卻不明白。因此講道離了題,牽涉到其他無益的故事中去了,把基督忘記了,我們像列王記下七章中的人一樣,親眼看見豐裕,卻不得享受。傳道者論這也說︰人蒙上帝賜他貲財,只是上帝使他不能享受,這也是禍患(傳62)。 我們觀無數的彌撒,卻不知道彌撒是不是約,或是什麼,好像它是其他任何一種普通善功一樣。上帝阿,我們是多麼瞎眼呀!但在何處將這正確地傳講了,人就必須 殷勤聽著,把握著,保存著,常加思索,好使信仰堅固,可以抵抗過去,現在,或將來的一切試煉。

  看阿!這就是基督所設立的惟一禮儀或實施,基督徒要聚集在其中,同心合意予以遵守;耶穌並不只把它當作一種行為像其他禮儀一樣,而是將一極大的豐富寶貝放在它裡面,提供並賜給所有相信的人。

   這種講道應當引起罪人為罪的憂傷,使他們心裡渴慕這寶貝。所以人若不聽福音,藐視這寶貝和這樣豐盛的筵席,就必定是犯了難堪的罪;但若不傳福音,讓許多願意聽的人滅亡,罪就更重了,因為基督已經嚴嚴吩咐,要傳福音和這約,除非傳福音,耶穌甚至不願有彌撒舉行,正如耶穌說︰你們每逢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參林前1126);那就是,如聖保羅所說︰你們要傳揚耶穌的死。因此當今做一個主教、牧師、和傳道人,乃是可怕的事,因為不再有人知道這約,且 不說不再有人傳這約,其實傳這約就是他們最高和惟一的責任。許多人因缺乏這種傳道而滅亡,作教牧的應當負多麼大的責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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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馬丁路德在此強調傳講福音真理,可以使人聽道而信道,免於沉淪。


布根哈斯

     歐洲教會領袖紀念改教家布根哈斯逝世45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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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教會領袖紀念改教家布根哈斯逝世450周年






2017年,是宗教改革運動500周年,為此,全球各地教會展開了多種活動紀念慶祝,諸如世界路德會9月啟動紀念馬丁路德的十年慶典,另一紀念加爾文的活動「國際加爾文年」也將在11月份開始。日前,另一位改教家的名字也再次被提起——歐洲教會領袖、德國學者與政治領袖們一同紀念450年前去世的布根哈斯(Johannes Bugenhagen)。

雖然是馬丁路德的好友兼同工,但是他的名字相比於馬丁路德、加爾文來說,還是令人頗感陌生,特別是對華人教會而言,他的事蹟更是顯得鮮為人知,但是他對於基督新教的貢獻不可磨滅。

位於北歐波羅的海的波美拉尼亞地區福音教會的主教Hans-Juergen Abromeit在一場講道中說,波美拉尼亞福音教會的誕生應該歸於布根哈斯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為。「毫不誇張的說,如果沒有布根哈斯,今天德國北部和北歐的政治、教會局面會是另外一副摸樣。」

布根哈斯1485年出生於波美拉尼亞,宗教改革前曾是博學的修道士神學家,本來對馬丁路德攻擊贖罪券大為不滿,抱著予以駁斥的心阅讀《教會被擄於巴比倫》一文,但是讀完後卻堅信:「全世界可能錯誤,但路德是對的。」他後來成為馬丁路德好友兼顧問。之後他接任威登堡教區的職位,一直到信義宗等新教宗派有正式的主教之前,他給數千位新教神職人員授予牧師職位,僅僅只是威登堡的數字就達到1470位,馬丁路德稱呼他是「宗教改革的主教」。

他的另一大貢獻是在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教會體制方面。來自慕尼黑的路德會世界聯盟(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德國委員會的主席Johannes Friedrich主教說,和願景主義者馬丁路德等改教家相比,布根哈斯更像一個現實主義者。他雖然不像馬丁路德寫了很多革命性的、綱領性的重要文件,他影響最深遠的貢獻是非常辛苦而詳細的起草了新教教會的體制,這是把改教家們的遠見和目標轉化成具體執行的形式,可以說,他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給我們回答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作為一個基督新教徒,我具體要做的是什麼?」





2020年3月8日 星期日

馬丁路德論善功之第五十二段

我們從此就能明白,有些孕婦 所行的是聰明還是愚拙,並且明白應當怎樣對待病人。愚拙的婦人堅持禁食,以致使她們所懷的胎和她們自己冒著大險。別人禁食時,她們不應當禁食。在無關良心的地方,他們卻注重良心,在有關良心的地方,他們反倒不注重良心。這全是由於講道者的錯失,因為他們喋喋談禁食,從來就不指出它的真用法、限度、果實、原因、和目的。所以我們也應當讓病人照所喜好的每天吃喝。總而言之,那裡肉體的情慾止息了,那裡對禁食、儆醒、勤勞、吃這或那的理由也就都消失了,而毫不再有任何必須遵守的命令。

  但是我們必須小心,免得這種自由使人懈怠,便對滅絕肉體的情慾一事,馬馬虎虎起來;因為欺詐的亞當特別狡猾,要尋找機會,以有損身心為藉口;如是便有人跳進來,說禁食或克慾既不需要,也未經吩咐,任性吃這吃那,毫無畏懼,好象他們久有許多禁食的經驗一般,其實他們從來就沒有嘗試過禁食。

  有些人認識不夠,看見我們禁食或吃喝不與他們一樣,他們便認為我們是犯了大罪,對這種人我們也要小心,不冒犯他們,我們必須和藹地教訓他們,不要高傲地藐視他們,也不要不管他們去吃這吃那,倒要告訴他們為何這樣行是對的,好逐漸使他們有正確的了解。但若他們頑固不聽,我們就要任憑他們,照我們所知道是對的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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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敬虔之操練是治死身體的情慾,不是為要滅絕身體的生命或功用,所以不要為虛假之敬虔傷害身體。當然另一方面,也不要為肉體之軟弱尋找犯罪之藉口或放縱情慾之機會。
 
 

馬丁路德論善功之第四十三段

這種共同的禱告現在從古時所餘留的痕跡,乃是在講道終了,在講道台上認罪,並為全基督教禱告。但像現在所行的,以此為止,乃是不當的,講道者應當 勸勉我們在全彌撒中為那從聽道所感到的需要禱告;他為求使我們配禱告起見,要首先勸告我們認罪,使我們謙卑。這要盡量簡短地行,然後全會眾要認自己的罪, 用誠實和信仰的心為人人禱告。

  假如上帝使一群會眾這樣聽彌撒,禱告,叫全體共同懇切的呼求達到上帝那裡,這就要產生多麼無限量的效力和益處阿!對一切邪靈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麼?在地上還能行什麼比這更大的事,可以使許多虔誠人得蒙保守,使許多罪人歸正麼?

   誠然,地上的基督教會沒有什麼比這種共同的祈禱更有力量,足以抵抗那反對它的一切。邪靈深知這一點,所以他盡力阻止這種祈禱。他高興讓我們繼續建造教堂,為修道院建立基金、作樂、念誦、歌唱,舉行許多彌撒,增添禮儀無窮。這並不使他難受,他甚至幫助我們做,使我們看這類事為最優美的,使我們認為如此行,便是盡了全部責任。同時這種共同和有果效的祈禱,卻歸於消滅,並且它的消滅因這種炫耀而不為人所察覺,如是魔鬼便達到了目的。因為祈禱不一振,便沒有 人能從魔鬼取去什麼,也沒有人能抵御他。但他若注意到我們要作這種禱告,雖然是在草舍或豬圈中,他就不能容忍,他怕這樣一個豬圈過於怕沒有這種禱告的一切高大華麗的教堂,鐘樓,和鐘鈴。所以問題不是在我們聚集的地方和場所如何,而只是在有沒有這不能勝過的祈禱,就是有沒有我們大家在上帝面前共同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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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公共導告是非常重要,不可輕忽,這是勝過魔鬼之利器!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福音傳進埃塞俄比亞 (或譯埃提阿伯)

    埃塞俄比亞在西元第四個紀成為在亞美尼亞之後世界第二個基督教國家。在非洲傳說有位太監即為我們所知的Qinaqis也在埃塞俄比亞講道幾次。

    在接下來幾個世紀基督徒教師和商人慢慢地沿尼羅河谷、紅海和北非的商業路線進入非洲。有二位早期最偉大的拉丁語系教會之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或譯特圖裡安、德爾圖良)和奧古斯丁(Augustin),他們的家鄉就是在北非。

    阿克蘇姆(Aksum )王國領土橫跨現今厄立特里亞(Eritrea,是一個位於非洲東北部的國家,瀕臨红海,面積12.5萬平方千米)、北埃塞俄比亞、也門、南沙烏地阿拉伯北索馬里、吉布地 和蘇丹北部。阿克蘇姆王國的首都位於現今北埃塞俄比亞,曾經是一繁忙的大都會和經濟重鎮,現在為一個小村莊。兩個小山丘和二條小河座落此城的東部和西部; 或許因這樣的地理位置讓他們選擇此地定居下來。沿著城外的小山和平原,阿克蘇姆人有公墓裡有精緻雕琢的墓碑稱Steale或方尖碑。其它重要城市包括耶哈 (Yeha) 、Hawulti 、Matara 、Adulis, 和Qohaito,最後三個城市為現在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 。

    西元第四世紀基督教信仰進入埃塞俄比亞。有一位從推羅來的基督徒哲學家名叫米羅庇烏斯(Meropius),携兩弟子弗鲁門修斯(Frumentius)和 埃德修斯(Aedesius),在航向印度的途中遭遇海難。米羅庇烏斯死了,他兩位未成年人的弟子弗鲁門修斯(Frumentius)和埃德修斯 (Aedesius)幸免被沖上岸上並被帶回阿克蘇姆皇宮。Ella Amida皇帝賞識二人的才智,於是分別任命他們為私人秘書和皇家酒政(持杯人)。他們將國王服侍地非常好,並且當Ella Amida 死後,王子埃扎那(Ezana)年紀尚幼弗鲁門修斯被認命為攝政大臣。弗鲁門修斯(Frumentius)和埃德修斯(Aedesius) 並且被允許改變阿克蘇姆(Aksum )(當現代埃塞俄比亞然後為人所知)轉信基督教。在某時之候,Frumentius 和Aedesius 回到地中海,以尼羅河縱貫埃及。當他們到達了埃及,Frumentius 與亞歷山大主教Athanasius 聯繫乞求他差派傳教士回到阿克蘇姆(參見Aksum 王國地圖), 因為那裡的人民已準備好接受福音書。

    Athanasius 同意這個迫切的需要,並且立刻任命弗鲁門修斯,因為那裡需要一位可以說流利的當地語言和瞭解阿克蘇姆的風俗習慣。弗鲁門修斯被任命為埃賽俄比亞正統教會第 一位abuna或主教。弗鲁門修斯後來成為人所皆知的Abuna Salama 或和平主教。他宣教的卓越成就並且有埃扎那(Ezana) 國王的支持,埃塞俄比亞成為了基督教國家。阿克蘇姆發展成為勢力橫跨紅海兩岸,貿易發達,與羅馬、阿拉伯南半島甚而與高盧(Gaul現今法國)有頻繁的貿易有400多 年之久。當回教在第七世紀興起,基督教國家開始衰弱。

    從第1 世紀起阿克蘇姆在國際貿易進口國一名重要的成員(《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直到大約1 千年末,陷入長期的衰退,與來自於伊斯蘭教同盟各樣的壓力相對抗。

宣教事工擴展到印度

    從使徒聖多馬在西元52年抵達到印度Cragnanore岸口來追溯喀拉拉(印度)的基督徒的起源和隨後屬靈穩定成長。根據傳說,多馬首先向科欽(Cochin)及附近的猶太移民講道,之後他的事工也包括印度教、佛教和教耆那教(Jainism )宗教團體。有許多關於他所行的神蹟奇事及事工,他帶領顯要的高世襲的社會等級Vedic 婆羅門,轉變他們的信仰成為基督徒。他組織了七個基督徒社區及從四個主導的家庭任命長老。這七個教會為:
1 。Cranganore (Malankara)
2 。Chavakad (Palur)
 3 。Parur 靠近Alwaye
 4 。Gokamangalam,
 5 。Niranam
 6 。Nilakkal (Chayal)
 7 。Quilon (Kollam)
    使徒開始他在印度的福音事工,從一個小鎮“Malayankara” 開始(位於在喀拉拉’ Paravur ’ Taluk 沿海,非常靠近Cranganore岸口)。這些地方除了Nilakkal 以外,都在沿海附近。Nilakkal位於Sabarimala 附近,是印度教朝聖之地。

從多馬至西元503年印度宣教事工概略的時間表

期間    歷史事件
40s年代 使徒多馬服事於Takshasila Gondaphares的君王
52年11月21日 使徒多馬在Cranganore(Kodungalloor, 在現今的特裡蘇爾(Thrissur) 區)登陸

52年-72年 使徒建立7 個教會: Palayoor, Kodungaloor, Parur, Kokamangalam, Niranam, Nilackal, Kollam 。

72年7月3日 聖多馬在Mylapore附近的馬都拉斯殉教。

98年-117年 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成為羅馬省。

190年 潘代努Pantaenus ,可能是著名Alexandrian學派的領導人及神學院創建者,曾前去印度和Nazranies。

232年 薩珊王朝 (Sassanians) 成為主要力量。

325年 於尼西亞大公會(the first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ea ) 大主教約翰被任命為波斯和大印度的主教。

345年 加納(Cana) 的多馬與72 個移民家庭從波斯出發登陸在Cranganore。

340年-360年 Thazhekad Sasanam區「拿撒勒人」授予了特別權利和特權。

400年 Pudukkad北部教會建立了。

480年 Angamaly建立Hormis 教會。

500年 建立Enammavu 教會。

503年 Edappally 建立聖喬治教會。

    大約400 位基督徒於西元345年 在多馬加納的領導下從敘利亞移居到印度, 他們開始融入周遭的事物被稱為"Malankara" (發音相似於’ Malayankara ’) 。在此段期間,當這些遷入移居者分散到各地, 所有講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的地區整合成為’ Malankara ‘語 (與地方語言押韻,馬拉雅拉姆語也是)。根據安提阿主教區的使者Mor Youseph所記載,主教派遣人們至此地來協助敘利亞基督徒移居者調整新的環境及挑戰。

    西元345年這些敘利亞基督徒傳教士到此,整個 Malankara 基督徒引用安提阿敘利亞教會的禮拜儀式,也成為宗主教區(Patriarchal See)的一部份; 因而早期基督徒改變信仰者(聖多馬基督徒) 與新基督徒移居者(Knanaya 基督徒)即為大家所知的敘利亞基督徒。

西方拉丁語系及塞爾特語系教會成就的介紹

康斯坦丁大帝在西元313年接受基督,因此一個新時代開始了。一些人持守米蘭諭旨(Edict of Milan;一個政治的裁決), 大約於西元313年基督教成為了國教。實際上,似乎從那時開始基督徒被容忍接納。

    早期的基督教會擴展,教會沿著羅馬帝國所建的道路到各地去講道傳福音。當這樣擴展的細節與主要羅馬道路的地圖比較,基督教的擴展的特徵最顯明。在羅馬帝國逼迫時期之後, 於主後313 年康士坦丁大帝統御之下,基督教成為了國馬帝國最主要的宗教。 (康士坦丁並將羅馬首都東遷到一個新城-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基督徒信仰在地中海一帶擴展的範圍。 從一些證據也發現,基督徒出現在印度(從第一世紀)、斯里蘭卡(從第一世紀) 及中國(在多馬時代和在第6 世紀)。
三個主要禮儀開始塑造基督教: 西方拉丁、拜占庭(Byzant )希臘和東方敘利亞-安提阿(Syriac-Antioch) (亞述人[ Nestorian聶斯托留派] & Jacobite詹姆斯二世黨脫離者) 禮儀。他們發展到印度南部Malankara、亞美尼亞人- 埃及人(科普特人) –及埃比西尼亞(非洲Ge'ez) 教會禮儀,科普特教會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禮儀權利,也顯出與其它教會互助合作的精神。
在非洲宣教事工這些年當中Salomonian王朝時期阿克蘇米特(Aksumite)王國的地方禮儀要素,在傳教士努力之下和獨特的埃提阿伯的教會的許多猶太教(judaistic) 禮儀要素,融合成為一種新信仰。同時亞述人(“Nestorian”) 教會開始在努白(Nuba)傳入他們的傳統禮儀。

2020年3月2日 星期一

遇到瘟疫馬丁路德認為基督徒有該盡的義務


1527年,路德所在的維騰堡及周邊城市遭受了黑死病的侵襲。距離上壹次黑死病肆虐歐洲,造成歐洲人口總數壹半以上死亡還不到兩百年。談及普通人在傳染病中所承擔的責任,改教家路德在他的信件《人是否應逃離致死的瘟疫》中提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今疫情爆發的狀況下,他的建議尤其有針對性。

首先,路德提出任何對其他人有服侍責任的個體都不應該逃離。對於全職侍奉的人,“必須至死謹守崗位。”被感染和走向生命盡頭的人需要有壹個好牧人來堅固他們,安慰他們,給他們施行聖禮—免得他們在離世前得不到這樣的機會。 市長,法官等官員,也需要盡忠職守保障社會秩序。其他公職人員,比如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警務人員,也需要延續他們的專業職責。父母,監護人對於他們照看中的孩童也有這樣的職責。

路德認為,照顧生病者並不僅僅是醫護人員的職責。如今武漢面臨著醫院床位和看護人員的緊缺,他的建議更顯得中肯。武漢是中國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著約1100萬人口。城市也在迅速建造兩個醫院來收治日益增長的感染人群。其他社會人士,即使沒有任何的醫護培訓,也依然可以為患病人群提供照料。路德挑戰基督徒學習耶穌的榜樣(太25:41-46)尋求機會來照顧傷病者。對上帝的愛,引發我們對鄰舍的愛。

但路德並不鼓勵人們不顧死活,撲向危險。在他的信件中,他一再提及一枚銀幣的兩面:既要重視自己的生命,也要重視有需要之人的生命。路德提到,上帝給我們本能,讓我們知道保護自己,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弗5:29 林前12:21-26)。他也認為隔離等醫療措施是合理的,並鼓勵人們尋找藥物救助。事實上,他提出,不採取適當的醫療措施是無知莽撞之舉。正如上帝恩賜我們身體,上帝也恩賜我們各樣的藥物。

若是基督徒仍舊選擇逃離怎麽辦?路德認為,若是沒有造成緊急事件,他們也安排好“會在他們的職位照顧傷病者”的替代者,這或許也是那些基督徒順從上帝帶領的選擇。值得一提的是,路德提醒讀者,救恩並不是靠好行為得到的。 他最終留給基督徒一個挑戰,讓他們通過禱告和默想聖經,決定自己瘟疫中是逃離還是留守,路德堅信,專心尋求的,上帝會帶領他作出信心的選擇。對傷患者的照顧應該是出於恩典,而不是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