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華抱著中世紀的騎士心態，把基督教視為一切文化的價值準則，又把所有文化現象歸咎於現代人不遵守聖經的話。我們並不反對高舉聖經權威，但把聖經當為審斷黑白是非的工具，會導致嚴峻的律法主義。
宗教改革時期，為了聖餐是否耶穌的真身體，路德與慈運理便爭論不休，至死未能寬恕對方。加爾文時代瑞士全國約有一萬六千人，經加爾文批准處死的有57人，放逐的有76人，其中不少是與宗教有關。此外，西班牙醫生瑟維都（Servetus）因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在1553年被活活燒死。如果把聖經單從黑白兩道審斷，則這個世界只有對抗。
我們同意薛華所說，信仰不能與世俗通融，但是否除了對抗一途就別無他法？與不順服聖經的人劃清界線，把一切道德和社會問題簡化為持守聖經與否的問題，這樣做是否太天真？用這種觀點處理今日社會問題，恐怕只會令聖經的教訓抽離社會，反而不能影響社會。
例如薛華未經研究便斷然說：「女權主義的抬頭是造成今天離婚率遽增的罪魁禍首。」
對於有關婚姻道德、青年男女的操守等的處理方法，他把整個問題約化成一句簡單語句：「如果不是因為直接否定了聖經上有關性道德的權威，就不會有這些枝節。」
薛華指出整個福音派面對世俗洪流的信仰捍衛戰，內容在於五點。我們可以接納這五點，但它們主要是與救贖的教義有關，對社會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如果把聖經用於黑白審斷的口號，對問題的成因不加考究，這樣，我們又如何處理聖經中他瑪為猶大生子立後，大衛與拔士巴生所羅門而竟為耶和華所喜悅等等事例？
把聖經用於口號是輕而易舉的事，無須論證便可置人於死地，把一大堆帽子 ──不信派、自由派等扣在對方頭上。我們相信聖經是豐富的，處理人生問題也是多向的。今日人類社會的問題有它的根源性，對於倫理道德，不能從微觀的外表來審斷。
倫理道德的標準並不相對，這是持守聖經信仰的人所肯定的，但道德的指涉（reference）是可以改變而道德的意義（meaning）卻不變。我們不能只關注社會改變的現象和指涉而不問社會改變的意義。
當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擺在眼前，我們要察問：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現象出現？以女權運動為例，縱然我們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可以壓抑這運動，並不意味我們藉此就可解決問題。運動背後的目的，會不會是提升婦女的地位，憑愛心使受壓迫者得解放？如果是的話，那正是耶穌在世時一直做著的。所以，看待女權運動，不應只從事件表面來審斷，卻要從它背後的意義來討論。
持守聖經真道的人必須忠實地承認：我們對社會上的許多事件、運動等還未能作最充分的知識判斷，仍必須謙卑學習並客觀理解。一個人熟讀聖經，並不保證他必定能對社會現象有正確的立場和判斷。我們要做的，是在聖經這基石上維護已有的立場。面對紛紜的社會事件，我們
能做的是不斷自求進步，從而作出最好的審斷。
薛華似乎很少檢討西方社會現象的意義，沒有探究不同的指涉是否有同一意義。世俗洪流無可避免又難以逆轉，終日大吵大嚷無助於回到問題的核心：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在世俗文化中生存並發展。在回教國家、中國社會，或在日本、東南亞等，絕大部分人皆為非基督徒，不會遵從聖經教導，他們的社會道德是否就乏善可陳？當福音傳到他們當中，基督徒是否就要消滅當地文化，以聖經取代一切？
對於薛華的關注及熱情，我們表示欣賞，但他的理論實在欠缺穩固的基礎，在邏輯上也有問題：
a. 聖經是無誤的，且是一切真理的源頭。（非認知性）
b. 人的一切行為，離開了聖經，都是壞的。（演繹自第一條）
c. 所以人必須返回聖經的教導。（結論）
整個論證過程既封閉又約化。對基督徒來說，第一點之所以成立是基於信心，對非基督徒來說，第一點卻是毫無意義。用這樣的邏輯來處理社會問題，只是自說自話。
然而，另一方面，不少福音派學者如巴刻非常肯定他的貢獻。
巴刻說，薛華雖然不是哲學及護教學的理論先鋒，卻是關懷現代人的大師，可以稱為「先知式的牧者、以聖經為基礎的異像者以他領受的異像去牧養主的羊」。
對於薛華從上世紀50年代狹隘的福音派圈子突破出來，與現代學者對話，正視世俗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包括在世俗文化中強調人類的尊嚴和罪性，都是值得讚賞。
巴刻對L’Abri事工非常肯定，為薛華的著作仍受到廣大的基督徒歡迎而高興。薜華的基督教「社會－文化」思想在美國仍影響著眾多的福音派信徒，相信薛華的一生沒有白過。最後，巴刻稱他為「大人物」（no little person），作為對他生平的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