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慈運理的改革運動
慈運理於1484年（馬丁路德出生後的六星期）生於瑞士的托根堡（Toggenburg）。少年時在巴塞爾和伯恩（Bern）接受教育，開始修習古典語文。爾後慈運理進入維也納和巴塞爾大學就讀。在導師威頓巴赫的影響下，慈運理認識了贖罪券制度的錯誤，也藉此知道信心的重要。1516年（馬丁路德將宣言釘於威登堡教堂門口的同年），慈運理出任愛西德恩（Einsiedeln）的神父一職，並在那裡深深體會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1519年，慈運理到了蘇黎世，遭遇到嚴重的瘟疫，他向上帝承諾，如果上帝拯救他，就必奉獻一生為祂工作。
1520年，慈運理為了宣揚理念的自由，放棄了教廷的津貼。他高舉聖經的權威，並促請政府給予神父直接依據聖經講道的自由。他開始逐字研讀聖經中的每一卷書，並於1525年，將整本新約講解完畢。因著慈運理在講道中，強烈指摘天主教節期的禁食規條，引起了康士坦茲（Constanz）主教的不滿。但是蘇黎世議會卻支持慈運理，以一切宗教習俗都必須根據上帝純正的話語為由，取回康士坦茲主教的權利。此舉成了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的導火線，也引發了多次的公開辯論。1523年，第一次的公開辯論在蘇黎世的市政廳內舉行。慈運理發表了《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以聖經的權威取代教會傳統的權威，並且攻擊教皇制度、聖徒崇拜、彌撒、朝聖、教士獨身制、贖罪卷、苦行、以及煉獄等種種實行。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並在邦議會的支持下，開始了全面性的改革。同年10月的第二次公開辯論中，慈運理攻擊天主教彌撒儀式，並率眾清除教堂中一切的陳設與裝飾。
慈運理在蘇黎世改革之順利，實有賴於瑞士的邦郡制度。因著各邦政治上的獨立，議會有十足的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改革。不久，慈運理親自前往伯恩邦（Berne），並差遣他的同工前往巴色（Basel）和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等其他瑞士德語邦，推展他的改教運動。1529年，幾乎瑞士山谷的邦郡，都加入了慈運理的改教陣營，與當時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邦郡間衝突頻繁，大有開戰之勢。儘管雙方曾試圖談判和解，然而戰事還是於1531年爆發。天主教的邦郡聯盟迅速取得了勝利，而慈運理本人，也在隨軍出征的途中身亡。瑞士的改教運動，至此暫時告一段落。隨著加爾文運動的興起，慈運理運動也就漸漸被併入了此一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改革運動。
2. 慈運理與馬丁路德
慈運理對路德著作十分熟稔，他的許多早期論述，隨處可見路德的影子。不過他本人卻不承認自己是路德教義的產物。儘管兩人在聖經權威與因信稱義方面，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但是卻在「主餐」的教義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至終導致了兩人無可補救的分歧。為此，德國的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特地為兩人在馬爾堡舉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兩人對於路德所起草的「馬爾堡條文」（Marburg Article）中的主餐教義，意見始終分歧。慈運理認為，主餐僅乃紀念主的儀式，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體和主的血。然而馬丁路德發表「合質論」（Consubstautiation），認為餅乃是主實質的身體，酒乃是基督的血。雙方各持己見，最後路德不願再議，僅在會議桌上留下了「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便憤而拂袖離去，雙方談判正式破裂。
3. 慈運理與重浸派
當慈運理在瑞士改革初期，兩位曾與他十分要好的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曼斯（Felix Manz），認為慈運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頻頻催促他加速回復新約教會的模式，尤其是廢除嬰兒洗禮一事。然而，慈運理受限於政治考量，不肯激進，使得這班早期的支持者，開始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這一班人在歷史上被稱為重浸派（他們自己並不接受這個名字），他們反對嬰兒洗禮，並為真正悔改的成年人重新施行洗禮。慈運理起初對他們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因著重浸派強烈反對教會與政治聯合，使得向來依靠政治勢力的慈運理極為不滿，至終加入了打擊重浸派信徒的行列。1520至1530年間，數千位重浸派信徒被殺，天主教與改革派，在此件事竟意外成了同一陣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