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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

現代主義(Modernism)不信超自然

 

  復原教各派雖然有過份強調理性的趨勢,但仍把聖經放在理性之上。現代主義則將頭腦放在聖經之上。也就是說,把理性放在信心之上。這種態度乃導因於現代科學與哲學精神。

      現代主義者都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他們不信神跡,所以不接受童貞女懷孕及基督的神性。他們不信聖經,也不信聖經無誤;他們認為聖經不是上帝的啟示,乃是人的記錄,而且不是全人類的記錄,乃是古代猶太人的宗教觀念與經歷的記錄。

      現代主義遠遠地脫離起初的復原教主義,與歷史的基督教一刀兩斷。現代主義思想已經或多或少滲透進復原教大部份教派中。

瑪麗.瓊斯和聖經公會

 

        瑪麗.瓊斯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不過因她而開始的聖經公會,卻是每一個基督徒所熟悉的。把這個小姑娘的名字放在這裡,或許不是很適合,但就她帶來的影響來看,應不會過分。

        瑪麗.瓊斯於1784年生在英國的威爾士鄉村裡。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整天為生活奔波。瑪麗的父母沒有辦法給她很多,卻讓她有了正確的信仰。

        當瑪麗只有八歲時,她就渴望學習,渴望擁有自己的一本聖經。為此目標,她從養雞、養蜜蜂、為別人拾柴火、縫補衣服開始,付出了六年的努力。她終於得到了一本自己的《聖經》。在那個《聖經》非常稀缺的年代,擁有《聖經》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瑪利的事震動了英國和世界,導致了聖經公會的成立。

        1804 年3月7日,正式成立了“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當時,《聖經》或者《聖經》的一部分,已經被翻譯成72種語言,包括大部分的歐洲語言,和16種其他語言:埃塞俄比亞語,阿拉伯語,冰島語,伊朗語,亞美尼亞語,馬來語,土耳其語,台灣語,拉布拉多語,印度語,錫蘭語,西非語,大不列顛圭亞那語和北美語 (摩和克印地安語)。

        當然,聖經公會做的第一件事是確保威爾士人有威爾士語《聖經》。它還發行了剛剛譯完的摩和克語的《約翰福音》。之後該組織發行的六種版本是:

  1806年,馬拉思語(孟買語)。

  1808年,三思克瑞特語(一種在印度大部分地區使用的語言)。

  1809年,圭亞拉遜語(另一種印度語)。

  1809年,奧立沙語。

  1810年,漢語。

  1810年,愛斯基摩語(拉布拉多島語)。

    自那以後,協會的工作平穩地向前發展。它是一項多人合作的工作。宣教士去外國,學習當地的語言,把《聖經》翻譯成該種語言。有時聖經公會支付一兩個人的費用,使他們可以全職翻譯。翻譯完成以後,必須經倫敦的聖經公會委員會核查通過,然後才將它付諸印刷,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聖經協會。其他組織也紛紛成立,協助這項工作,如蘇格蘭的“全國聖經公會”(1826年)﹔“美國聖經公會”(1816年),“尼德蘭聖經公會”(1814年),等等。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是:讓講每一種語言的人都有《聖經》可用。

        1946年,他們組成了一個世界性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旨在協調全球各地聖經公會的工作。到1993年終,聖經(包括單行本)已被翻譯成2062種語言。

        威爾士人以瑪利.瓊斯為代表,種植了一棵如今枝繁葉茂,遍及世界的大樹。

洛桑會議

 

       之所以將標題定為“洛桑會議”,是由於這次會議是福音派對抗現代神學的一個高峰。并且由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現代神學思潮的影響,加之普世基督教協會對福音使命的放任,而且其教義根基非常寬廣自由,對直接傳福音的委身薄弱,支持第三世界左派運動武力革命。所以,福音派 教會不願加入“普世教協”此以基督之名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團體。而是重新起來,組織了一個對抗現代神學的聯合陣營。

    福音派人士於1966年在柏林召開“世界福音會議 (World  Congress  of  Evangelicalism” ),1974年七月在瑞士洛桑召開 “普世福音化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會上成立了“世界福音委員會”。在會議結束的當天發表“洛桑信約”,強調在基要真理上尋求合一,在普世宣教上同心協力。并且強調了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1976 年,也就是大會之後兩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在墨西哥聚集。決議之一是成立神學工作小組和策略工作小組,後者由華格納(Peter  Wagner)主持,前者由斯托得(John  Stott)主領。神學工作小組,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先後支持策劃四次規模較小的諮商會議,同時發表洛桑不定期報告。

    1980年,世界福音諮商會議在泰國芭提雅 (Pattaya)召開,這是一次大型的諮商會議。策劃委員會畫分十七個小組,各自負責一個未得福音群體,也都各自發表一份報告。另外,每天晚上有一場全體出席的激發靈感會議。芭提雅宣言重申對傳福音與社會行動的承諾,但是一如洛桑信約,都以傳福音為“首要的”,這樣聲明的理由是因為“在人類所有悲劇當中,沒有比與造物主疏遠,以及因拒絕‘悔改和相信’而進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

    自第一次洛桑會議以來,教會在聯合的浪潮底下出現兩大陳營:一個是以人本思想作為指導的,另外一個是以福音為方向、以聖經為權威的。“洛桑”已經成立福音派立足的精神所在。

    不過,福音派的聯合并不是“洛桑會議”時才開始的,早在1848年8月,在倫敦成立了福音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這是一個分別屬於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個人的聯合組織。當時有來自八個國家,八、九個大宗派的900多個教牧人員和平信徒,包括傑出的神學家、教會領袖和慈善家。這個組織要聯合、集中一切屬靈基督徒的力量,抵制羅馬教皇勢力和禮文主義(Romanism and  Ritualism),以促進純正基督教的發展,并喚醒群眾的宗教覺悟。

    1989年在馬尼拉所舉辦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比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多)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包括來自蘇聯和東歐的龐大代表。可嘆的是中國大陸沒有派出一位代表來參加。

    第二屆洛桑會議的價值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整個大會還是過分偏重從西方與北半球來的代表。好幾位傑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靈恩與非靈恩福音派的緊張對立,在馬尼拉第二屆洛桑大會上浮現出來。

    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獲得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簽署支持。宣言的開頭就肯定洛桑信約,馬尼拉宣言是信約的延續而非取代,而且在許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約。

    正文的第一段《人類的困境》,就是洛桑信約所無,一方面肯定人類的尊嚴,因為我們具有上帝的形像:但同時肯定人類的完全墮落,落在“自我為中心,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

    第二段《今日的福音》,特別解釋福音對物質上的窮人,與心靈貧乏這兩類人都是好消息。

    第三段《基督的獨特性》,承認世界上的宗教“有時會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但是這些并非福音的“另外選擇”﹔我們抗拒多神主義、相對主義和混合主義﹔我們否定“猶太人有他們自己的聖約,故無需相信耶穌這樣的理論。”

    第四段《福音與社會責任》,重申“傳福音是首要的任務,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關注。”但接著就強調“言語和行為的結合。”而且,“我們既傳揚神的國,就必須像先知一般,指責所有與上帝的國不相合的事情。”“這不是把上帝的國與基督化的社會混為一談”(解放神學、社會福音犯了這個錯誤),“而是承認,聖經所表達的福音含有社會意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第五段《上帝是佈道者》,拒絕極端的佈道心態,就是“拒絕任何膽怯畏縮的態度,使聖靈的能力無法完全彰顯﹔我們也不採納勝利主義的態度。因勝利主義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第六段《人的見証》,強調平信徒、兒童、青少年和女性在佈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肯定女性的恩賜,慶賀她們在宣道歷史上的成就,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仍未有一致的意見,關於“女人應扮演何種方式的領導角色,但我們都同意,上帝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并肩努力”。

    第七段《見証者的操守》,是這樣起頭的:“沒有比一個更新的生命,更具有說服力,也沒有比信徒表裡不一致,帶給福音更大的傷害了。”它詳細列出當代基督徒與教會的種種失敗,這一切都是屬世的表現,我們容許“現行的文化腐蝕教會,而非教會挑戰和改變文化”。

    宣言中其餘五段簡述如下:

    第八段《地方教會》,表達“我們相信,地方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

    第九段《佈道事工的合作》,指明“在新約裡,傳福音與合一有很密切的關係”,并且強調“宣道事工的國際性。”

    第十段《現代世界》,描述現代化乃是“一種逐漸抬頭的世界文化”,是福音所必須關注的。

    第十一段《超越主後二千年的挑戰》,提供當前福音事工的分析。

    第十二段《困難的景況》,聲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公義的政府對基督徒應是無所懼怕的﹔然而基督徒必須為所信仰的道,預備好迎接苦難。

    一九九四年,洛桑委員會在德國史圖格特(Stuttgart)開會,宣布新的異象和新的開始,在新的結構和新的領導者下(特別是國家性、區域性,和特殊興趣族群),繼續為同樣的宣道使命繼往開來。委員會認為洛桑運動“比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時期,都更活躍”,單是 1993年,就有十一次洛桑諮商會議和禱告會議,分別在十個國家召開。雖然洛桑早就是一項國際性活動,然而它的領導者“深深覺得,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聯結”。

    在此,讓我們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在福音事工上,能發展出更深的合一,更廣的能見度,更明確的福音內容,更大的一致性,和更多的謙卑。

 

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與後來的“基督教女青年會 ”的設立,是一項針對 青年的需要而開展的事工。1844年,威廉斯(George Williams, 1821-1905)在倫敦創辦青年會,原初旨在改善工人的屬靈境況,及後擴大為對人的身、心、靈各方面的全面照顧,各國亦爭相仿效推展這事工。

        1855年,九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聚集,舉行首次全球會議,會上成立 “基督教青年會世界聯盟” (The  World  Alliance  of  the  YMCAs)。大會的宗旨是團結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為上帝和救主、願意遵照聖經教訓作它的門徒、并積極擴張上帝國度的青年。這是所謂“巴黎基礎”,就是擬定一個簡單明確的信仰大綱,作為成員間交接與合作的公尺,日後為許多普世性的福音運動所效法。

         青年事工是十九世紀跨國且跨宗派的聯合事工的其中一個主要形式,培育出好些跨宗派的信徒領袖,他們成為下一個世紀英國及美國普世合一運動的主干人物。

        1895年 8月17日,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同工推動和影響下,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WSCF)在瑞典瓦士敦納城堡(Vadstena  Castle)舉行成立典禮。青年會又組織人員專為大專團契編寫一套查經材料,以供應大學生靈命的需要。

         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原為一個致力推動宣教工作和普世合一運動的學生組織,它鼓勵和推動各地學生參與門徒訓練,從而投身宣教工作,亦為來自不同宗派和地域的學生提供一個國際性的交流和表達意見的渠道。它也可說是1921年成立的“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和1948年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前身。

新紀元運動

 

        新紀元運動有兩個主要思想:

      (1)整個宇宙觀是走回了泛神論的路線,就是泛神論的哲學思想。它的基本架構是“宇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對整個世界的解釋,是把上帝和世界統一化,以“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來建立他們的思想。

      (2)在人觀方面,新紀元運動採取了濃厚的神秘主義思想,特別是反抗邏輯和理發思想的那種超自然的範疇。它把20世紀初期“凡不合理的,我都不相信”, “凡科學不能証明的,都不存在”。那些邏輯實証論,理性主義所有的提完全丟掉。這個運動對人性隱蔽的潛能產生了無限的興趣!

        新紀元運動與後現代主義不盡相同。後現代主義是文化頂層的一個運動,而新紀元運動是普世許多階層共同接受的一種神秘運動。它乃是變形的佛教、印度教。新紀元運動中提倡“我就是上帝”的精神,主張人本、自助、內在和潛意識的發揮,非常類似於佛教理“人人都有佛性”的說法。

        新紀元運動之所以產生,并盛行與西方國家,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國家的危機有關。當西方國家發現自己的社會出現四個大問題:

  ①環境的污染﹔

  ②道德的敗壞﹔

  ③原子能的威脅﹔

  ④愛滋病的蔓延等。

      西方開始轉向東方,而且向遠東的印度開門而非向近東的耶穌基督開門。而目前對中國也開始有一定影響,那因為一則中國正在向西方世界學習,西方的思想很能影響中國﹔二則中國本身的潛在文化裡受佛教影響很大,近年來隨著很多人“復古”的口號,佛教的思想也開始抬頭,神秘主義開始再度流行。很可能接下來,新紀元運動對中國的影響還會加劇。

        新紀元運動目前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占卜、通靈以及各種邪靈偽裝。

         占卜在古今中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它是趨吉避凶的天性的表達,而它在新紀元圈子裡大行其道。目前流行的占卜方法有:占星術 、掌相學 、風水 、碟仙、易經 等。聖經中對占卜有著明文的禁止,“你們中間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申18:10)。

        通靈是指人和物質世界以外的現實層面或空間傳達通訊的活動﹔是一個有肉體實質的人,獲得據稱是來自另外一個空間(而非通靈人士的心靈)的資料通訊。簡單的說,就是聖經所言的“交鬼”。(申18:10-11)

        聖經說,“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11:14),所以魔鬼在新紀元運動中以好些出人意外的方式出現,此為明顯的邪靈偽裝。如“導靈”,新紀元人物交鬼的時候,鬼魂提供指導或資料,所以他們習慣稱這些靈體為“導靈” ﹔“亡魂”,在通靈場合中,邪靈通常以死人靈魂的方式出現﹔“大自然靈體”,英國的分韓(Findhorm)是一個新紀元團體,以團藝成功而著名,認為自然界的一花一草都是不同的靈體所管理,如果在冥想中和這些大自然靈體來往,他們可以告訴你怎樣幫助園中各物生長﹔等等。

後現代主義

 

  1、後現代主義之名稱

        後現代主義是一群法國人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而推動的思潮。時間上來說,後現代主義是指現代主義死亡這後的歷史。現代主義盛行約兩百年(1789-1989),從巴黎巴士監獄被毀(法國大革命)到柏林牆倒塌。

        說起“後現代”就讓人想起“前現代”與“現代”。這幾個時代各有所重,對當代的影響也是全面的。“前現代”是以教義、信仰與種種形而上的假設為主﹔“現代 主義”則抬高人的理性,尋求客觀事實,且以科學知識衡量一切。到了後現代,則擺低人理性的份量,舍棄唯一客觀事實存在的可能。全然的客觀事實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群體詮釋的事實,以信息科技為主。網絡上的眾聲喧嘩,就是後現代的最典型現象。

  2、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面相當廣泛,簡單來說,可分為六方面:

  1)傳統價值觀的解構

        解構一詞是建構的顛覆。後現代主義出現,一切價值觀被解構,使得倫理很難講對錯,一切成了相對。而且多元化,很多立場可以同時并存,所謂價值觀,全憑個人品味來取捨,憑個人參與來詮釋。

         過去基督徒必須理性的面對無神論的挑戰,辯証“上帝存在不存在?”。後現代的問題則不再只是“有沒有神”,而是“哪一位神”。傳福音在後現代的困難也是我們的“絕對”立場:絕對只有一位神、要順服、不能墮胎、不可奸淫……什麼都絕對!這與後現代的價值多元化很不融洽。這也使得基督教在後現代這講究開放與多元化,不強求別人與己認同的大環境下顯得“封閉、狹窄、格局小”。這成為教會今天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2)邊緣與中心的顛覆

        後現代主義認為,過去世界是被西方思潮主導,過緣與弱勢族群或被同化,或被壓抑,或被暴力殲滅,所以現在要顛覆所謂的中心和邊緣。

        很多原本是主流思想的現變成邊緣,原來邊緣的又漸成主流。所以文化中再也沒有所謂的邊緣與中心只有不同的中心。傳統中的制度:政治、宗教、家庭與都被視為沒有基礎,漸被推向邊緣,要被解放──即自由主義。過去的弱勢群體與邊緣文化,如:同志主義(同性戀)、女性主義等開始發聲,爭取地位。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一些傳統的宗教、家庭制度不再被看重,宗教、家庭原有的束縛力被瓦解,原本社會輿論、千夫所指的“大逆不道”現已不再存在,全成為小逆,而且談不上“不道”。

        不過也有正面的一些影響,在西方基督教目前被擠至邊緣,但在中國,基督教則原本處於邊緣,現今在眾聲喧嘩下反而變得能有發言的空間。

  3)身份認同的問題

        後現代主義因有許多的解構,使“自我”也變得不確定了。沒有不變的具體不變的自我,這一分鐘與下一分鐘的我,是否是同一個?歷史記載的孫中山是真正的孫中山嗎?……所以出現了對身份的探討。

         也有許多文學在探討尋找自我,但尋找的方式是用情慾,好像人要透過對自己情慾的啟蒙、徹悟,才可以了解自己、找到自己。像現在的“同志文學”、“女性文學”都是走這一路線,都脫離不了自己的肚臍眼講話。

  4)人性的縮減與神化

        關於人性的問題,基督教強調人是上帝所創造的,是上帝所看重的,但人墮落之後需要救贖。後來社會學開始有人提出“制約論”、“自然發展論”。後現代主義則流行 “縮減主義”,把人縮減成有許多共同性、求生存的機器與商品,盲目、機械化、沒有獨特性,也沒有內在生活與做決定的力量。人被縮減成細到好似一條黑線畫出的身體,上頂一個圓圈的頭。最明顯的是時裝店櫥窗里的模特,開始變成面目模糊、甚至沒有頭的鋼絲圈。人被視為在沒有意義之下的意外產物。

        但在另一方面,人卻又被視為上帝,認為自己是道德宇宙的作者,是對與錯的創造者。而且隨著人被神聖化,自戀與自我中心也愈來愈明顯。

  5)歷史大敘述的解構

        後現代認為,原來的歷敘述是跋扈的,含排斥原則,不能代表真相,不能為邊緣人民發聲,所以原來的大敘述:基督教、馬列主義等都被視為具極權危險性,是可怕的幻象。所以後現代講究不要對極權、社會制度妥協。同時英雄的定義也變成是那些教導我們超越傳統、進入史無前例、脫離一切制度、進入自由的判逆式英雄。在表達方面,後現代否定大敘述,重個人故事的特色。各式傳記、回憶錄,成為人們學習真理的資源。

  6)藝術形式的解構

        後現代時期真理的客觀現實都變弱了,唯有藝術地位卻被提升,講求真、善、美的主觀現實,而且強調思維受形象、氛圍的影響。故象徵、意象、圖畫與語言,在形成價值觀與態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後現代藝術挑戰一般人所認識的世界,容許非理性、神秘主義、屬靈的成分進入,藝術有了指向神聖真理的機會,而另一個世界開始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後現代哲學容許以不同形式的幻想來呈現思想,而且是結合現實與奇幻的形式。如哈利波特與魔戒、尋秦記等,都是同時候跨越兩個世界,自然與超自然并存。

        再者原有的藝術是寫實與敘述性的,描寫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現被解構,後現代藝術認為,文學不再是現實的偽造,而是語言的遊戲。為了呈現作者看到的世界是荒謬的,文字、句法與故事都用荒謬形式來表達,語不成句、或敘述跳來跳去、故事沒有情節。有時候作者在故事中現身,有時候在故事中敘述作者怎樣寫書。

  3、挑戰與機會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因復古的思想影響,人們提出“人是萬物的中心”﹔到了十七世紀,人們受啟蒙運動的影響,人類認為“人不再需要上帝”﹔在十八、十九世紀,受現代主義影響,人們高呼“人定勝天”的口號﹔在二十世紀後期和今天的二十一世紀,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潮下,新紀元運動開始提出 “人就是上帝”。這種思潮將帶給教會福音工作直接的衝擊。

         此時,教會不能退避,而應積極面對。為了應對後現代主義的價值相對論,我們可用不同的形式來傳揚福音,避免用權威或硬梆梆、定罪的方式,而盡量設身處地、分析歷害關系和行為後果,使讀者自己能吸收消化。

         在表達方式上教會應多採用生命故事來傳遞信息,以應對後現代對大敘述的否定。以個人見証故事來詮釋信仰,將會成為極為有利的傳遞方式。同時,因著後現代提倡多元化的影響,教會可在福音形式上採取多元化的方式。

         再者因著邊緣文化的發聲,第三世界的國家,基督教將會變得更有發言機會,教會應抓住這個時機,做好宣教與福音的工作。

         簡言之,面對後現代主義,基督教在價值以上不可妥協,但在信息傳遞上,可善用一些後現代的文化特色,來爭取發言空間。

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的背景

 

  1760年的美國獨立革命與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兩件震撼歐洲、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法國大革命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推翻君主制度,邁向共和政制,民主政體的雛型逐步形成。雖然民主政治的發展未因某個單獨的政治事件便一蹴而就,譬如法國在革命後不久便遇上拿破崙的復辟;但民權取代君權,卻已 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法國大革命具有強烈的反教權主義的傾向,事緣當時基督教會與統治階層有密切的關係,套用現代的說法,教會成了社會建制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教會不獨因與羅馬教廷的海外關係而為民族主義者所敵視,也因與統治者的關係而被革命者視為既得利益者,成了要打倒的物件。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特別是所謂恐怖統治時期,教會產業被沒收,教士被羞辱,教會前景極其暗淡。革命以後,倡議教會國家化、主張政府約制教會的加利坎主義,在法國全面伸張。加利坎主義早在十七世紀盛行,此時期更成了社會共識。

  反教權主義的影響不限於天主教國家,也直接威脅基督教國家中教會的地位,例如基督教在英國便具有國教地位,君主為教會的當然元首,故反教權主義的革命思想在英國亦引起政府與教會很大的恐懼。

      事實上,英國的憲制宗教改革亦與民族主義及君權的抬頭有密切的關係。保守的聖公會高教派牧職人員,為了抗拒革命與 自由主義的潮流,鞏固聖公會的體制和傳統,乃在十九世紀推動牛津運動,批判神學及政治的自由主義思想,而這兩種自由主義的關係頗為密切。

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二十世紀的挑戰與前瞻

 

[二十世紀的種種衝擊]

在十八、十九世紀,教會在各種困難與挑戰中復興、擴展。但復興與擴展并沒有把外在的困難與壓力除去,反過來,整個歐洲的文化正在更急劇的轉變:科技高度的 發展、物質主義及世俗主義潮流的高漲,共產主義的蔓延,這一切對教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我們若回頭一望,便發覺,假若沒有十八、十九世紀的復興與擴展,為教 會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相信教會在面對二十世紀的急劇轉變時,可能會經不起那些沖擊與考驗。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科技的發展真是驚人。起初只是一些簡單的機械,隨著便是原子能的發現與使用,以及太空科學的發展。更使人驚異的,便是對生物世界的幣解與掌握,如今生物科學家在遺傳工程方面已有相當的成就,對于掌握生命的奧秘又推進了一步。

由于科技的發展,人類似乎征服了大自然,宇宙再沒有任何的問題是科學不可以解答的。對于現代人來說,他們再不需要神來解釋宇宙的存在,也不需要神來維持宇 宙的狀態。人不單是萬物之靈,也是宇宙的主宰。然而,很矛盾地,人的價值及生命的意義卻因科技的發展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與考驗。

隨著生物化學的發展,科學家便將一切的生物分析,歸納成一組一組的生物化學反應。人也不例外,人一切的活動、一切的感受、一切的決定,也只不過是生物化學 反應的結果罷了。于是,人一切的道德感情,對真理的執著,對美善的向往,都不過是一些生化現象。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多 余的了。同時,既然對真理的堅持也不過是幻象,那么人的行為再不受任何絕對的規律約束,于是西方傳統的道德架構便開始崩潰了。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隨科技 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為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裕。整個西方文化漸漸變成消費文化。為了使經濟及生產更高的發展,高度效率的機械几乎完全支配 了生產,而人便得配合、遷就機械的運作。同時整個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人的生活便變得越來越機械化。現代人似乎只有生產活動與消費活動, 其他人的特質都給壓抑了,而現代人的精神生活便因此受到嚴重的虧損,屬靈的感應能力變得非常微弱。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世俗化的現象,即是說,人除了感官所及 的事與物之外,對于超越的事實–如神的存在、永恆的價值、永生等–完全失去了感應的能力。面對這世俗主義的狂潮,教會真有些束手無策的感覺。因此,在 歐洲不少地方,信徒的人數不斷銳減,信徒生命的活力也漸漸失落。當上一世紀宣教工作播下的種子在亞洲、非洲等地茁長、開花時,歐洲的教會卻受到世俗主義嚴 重的沖擊。

除了科技的發展,另一個挑戰便是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蔓延。自從主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短短的几十年,共產政權統攝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共產主義是一 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觀和歷史觀,對很多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共產主義之中不少人文理想根本是來自基督教,當然也有一些是與基督教對人的幣解及理想有所沖突的。 這些理想成為很多革命者的生命動力,推動革命。然而,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宗教的價值,因此,當共產主義蔓延時,基督教便受到很大 的壓力。

二十世紀也是回教國家變得極度富強的時候。因著石油的發現,很多回教國家富裕起來﹔同時,當西方文化漸漸侵入回教國家時,回教國家便作出強烈的反應,更激 烈、狂熱地死守回教文化傳統。這種回教的狂熱加上石油帶來的財富,便產生了回教的宣教運動。這運動在非洲、亞洲等地,也對基督教會造成相當大的挑戰。

同時,曾經受西方文化沖擊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紛紛從殖民地的情況下獨立建國,他們正不斷地尋求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對于自己傳統的文化更加重視,面對 于外來的一切影響都非常敏感,甚至排拒。在這種情況下,宣教工作的發展便受到不少阻力。反過來,西方在過去五十年中,因著兩次的大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反 失去了信心,因面對亞洲、非洲的文化采取極度開放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反受東方的各種宗教及哲學所吸引。現時在美國及歐洲,東方宗教及各種異端邪說正不 斷蔓延,這對于教會也形成一種壓力。

在外患重重之際,教會內部也有不少困難,而其中最嚴重的,便是傳統信仰所受的挑戰。十九世紀興起的聖經批判在二十世紀更加蓬勃,并且對于現代人幣解聖經有 極深的影響。不少聖經學者相信四福音只不過是將一些留存在初期教會的傳說、憶述及宣講的片段編集而成的,因此其中有多少史實是可靠的便很難說﹔所以,真實 的歷史耶穌是很難從福音中掌握得到的。舊約的書卷也是如此,往往一卷舊約書卷會被學者切割成一組組不同年代背景的產物。舊約的歷史記述往往被懷疑。在聖經 的權威受到嚴重的考驗的時刻,純正信仰的教會對于這些聖經批判卻無力招架,并且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因此更給人一個落后、保守的印象,而很多大學及神 學院的教席都落在新派神學家的手中。這對于教會非常不利,因為這些神學家訓練出來的神學生將來便是教會的牧者及領袖。

同時,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語言分析哲學等不斷沖擊基督教的思想,神學家面對這些思想的沖擊不得不重新幣解傳統的信仰。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這是很好的, 但偶一不慎,很容易讓這些思想取代了教會信仰的實質。例如馬克思主義在南美對神學思想影響極深,因而產生解放神學。解放神學固然不一定是錯誤,但問題是, 當神學家完全用馬克思主義去分析歷史及社會狀態,他們很容易失去了聖經的透視。不單如此,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歷史、社會的轉變,革命是主要的動力。如 此,神學家往往將聖經的信息解釋成革命的信息,這是非常危險的。語言分析哲學對神學也有相當的影響,語言分析哲學家認為神學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神學所 講的東西有很多都是在人的經驗以外,是不能摸、不能見的事物,例如三位一體的理論等。因著這種挑戰,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紀中很多神學家便致力研究神學語 言到底在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它的地位。一些神學家研究的結論是,傳統的神學語言在二十世紀是完全無用的,就算是"神"這個字也沒有什么意義﹔于是他們開始談 到將"神"這個名詞從字典中抽出來。而"神死了"的神學思潮便是這樣開始的。

二十世紀是神學思潮洶涌,也是相當紛亂的時代。一個思潮興起,流行一時,不到十年便又衰落。這種情況,使信徒感到很迷惘,甚至懷疑神學家在玩一些思想游戲,因此神學教導在很多信徒的心中也失去了過往崇高的地位。

面對這些挑戰,教會如何回應?教會整體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又如何?

[二十世紀教會的情況]

十九世紀是歐洲文明的發展高峰。西方人對自己滿有自信,科技的發展急速得驚人,似乎宇宙間再沒有什么問題是不可以用科技解決的。不單是科技的成就,更令西 方人自豪的便是民主、自由及高度道德生活的建立。有不少人甚至認為西方文化便是天國在地上的實現。抱著這樣的自信,人對自己的罪性便忘得一干二淨,而聖經 對罪人的宣告他們更聽不進去了。

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結合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丰富。整個西方文化都朝著一個消費文化的方向發展。為了有更高的經濟發展,社會整體每一環節 的運作都要講求效率。因此,不單人的生活變成機械化,以致可以與機械配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很客觀、冷靜。總括來說,現代人越來越世俗化,對屬靈的 感應能力越來越弱。

在二十世紀,科技發展急速,經濟的發展更驚人,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更明顯地成為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以外,共產主義的擴展更是前所未有的,也構成了二十世紀 很重要的特色。在人看來,這一切都使人焦慮。然而,當我們看向深一層來看,教會在考驗中處處表現了她的活力。二十世紀雖然在各方面都急速發展,但很奇怪 的,歐洲人的自我形象卻不斷下降。原因很簡單,兩次的大戰將他們過往極高的自信都打碎了。他們突然驚覺自己黑暗的一面﹔也很深的體會到罪的真實。同時,科 技與物質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污染便是很好的例子。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西方現代人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地 探索新的方向。

教會面對這些壓力,如何回應?在十九世紀,教會可謂處處失利。在神學思想方面,新派神學攻占了很多神學院的陣地,尤其是在大學里面的神學系。在科學與信仰 的爭論中,科學似乎永遠占上風,例如生物學家赫胥黎與牛津的主教在一次公開的學朮辯論中,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辯論,結果牛津的主教慘敗。進化論便毫無疑問的 為人所接納,并以此否定創造論。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形勢卻有所轉變,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A.D.)首先舉起反新派神學的旗幟,再次肯定聖經的啟示及神的主動性,他強調,要幣解神,我們必須放下我們為自己建立的宇宙人生觀,放下我們的假設,安 靜地去聆聽神的話。巴特在歐洲的影響至為深遠。在他的領導下,一群忠于傳統信仰的神學家開始在各神學院發揮他們的作用,收回部分已失的陣地。同時,在主后 一九三O年開始,特別在美國,福音派漸漸興起。過往,忠于傳統信徒的神學家或信仰在外面的各種壓力下,退縮在自己小小的圈子內,稱自己為基要派,將神學 院、大學的陣地放棄掉,任由新派神學人士占據。但從三O年代開始,一些有見識有才學的基要信仰的人覺得要在知識界內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并且要重新 收復在大學及神學院失去的陣地。于是,福音派的神學院便一間接一間的開辦,并且在學朮水平上,直追大學內的神學系,而新一代的福音信仰的神學家便在四O年 代出現,為福音信仰神學建立穩固的基礎。

同時科學與信仰的爭論在二十世紀早已平息。很多科學家開始幣解到宇宙的奧秘,而機械宇宙觀實在是將復雜的宇宙過于簡化,只有那些對科學一知半解的人,才敢用科學去否定信仰。
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人漸漸看到現代文明的各種問題,也在兩次的大戰中體會自己罪孽深重。一種精神的空虛彌漫在西方文化之內,心靈的干渴已到了極點。這時候,正是福音向人說話的時候。因此,在二十世紀,歐洲及美國的福音運動也有不少成果。

然而,二十世紀也是宣教運動退潮的時候。歐洲以外的地方,民族主義興起,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各民族都尋求確立自己的身份,因而對于宣教士有很大的抗拒。同 時,各地區的教會也尋求自立。一時間,宣教士失去了過往扮演的角色,以至有很大的失落感。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到了二十世紀便漸漸失去了過去的活力。然而, 這卻刺激了地區教會的自立性及自主性,地區信徒的恩賜與活力便更深得發揮,這一種祝福是很多人所料不到的。各地區的教會,不單著意訓練自己的領袖,更著意 建立自己的神學,將神的啟示更具體地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內表達出來。所謂本色神學或本土神學便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現象。

二十世紀的另一現象,就是合一運動的出現。合一運動其實源于十九世紀宣教合作的經歷。為了使宣教工作更有效,不同宗派的教會便聚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宣教工作 上彼此配搭、扶助。這種合作便漸漸演變成一種信仰合一的探討。最初,這種信仰合一的探討只限于基督教以內的各宗派,但漸漸,天主教、東正教也加入這種探討 中。于是在四O年代,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便漸漸成形﹔到了六十年代更成為一龐大的機構。然而,普世教會協會成立后,注意力便開始轉移,以往信仰合一的探討漸漸給對政治、經濟、文化的 關懷所取代,而宣教的定義也變得很含糊。最令人失望的,便是不少普世教會協會的神學家對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及唯一性,感到懷疑。各宗教殊途同歸的觀念一度 非常盛行,于是,本來是教會內部合一的探討變成宗教大同的探討。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普世教會協會在各方面都有所轉向,對福音使命也重新肯定,這是可 喜的現象。

在表面上,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教會節節失利。但實際上,教會卻穩步向前。我們不妨看一看數字,在十九世紀末,基督教在全球的人數占全人類總人口百分之四十 一。到了二十世界七十年代,經過共產主義興起,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也經過了各種的沖擊,信徒卻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在對比下,比十九世紀 末只少了百分之二﹔而我們要記得,在這數十年間,世界的人口增長得非常的迅速。所以比例減少,而人數卻是增加的。

在過往的教會歷史中,教會經歷了四方八面的攻擊,也經歷內部的失敗,但神在各種歷史的變動中,依然是教會的主,看顧著教會的發展。往前看,教會面對的挑戰 是宣教的挑戰。而亞洲便是最大的宣教工場。在亞洲,超過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是未認識基督的。教會必須重新建立傳福音的熱忱,宣教運動必須再度興起,要不 然,教會的增長便永遠趕不上亞洲人口的膨脹。為此,我們必須努力,也求神加增我們的能力,好叫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末期,敢于向神求大事,為神作大事,以一 種積極進取的心態迎接二十一世紀。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復興運動

 

      正如前面提到,教會在十八世紀面對內外的壓力;在教會內部,新派神學嚴重地損害信徒的屬靈生命;而在外面的世界,政治的紛亂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人有一種迷惘無助的感覺。就在這時候上帝藉著一些忠心的僕人將教會的局勢扭轉過來。

      上帝興起了約翰·衛斯理及懷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A.D.)為教會展開新的一頁。約翰·衛斯理生於主後一七O三年,而懷特菲德則生於一七一四年。他們先後在牛津進修,也就是在牛津,上帝將兩個完全不同性格、傾向的人結合起來,一同服事祂。

      約翰·衛斯理在主後一七二O年進入牛津,六年後被選為牛津林肯學院的院士。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A.D.)此時也進入牛津。不久他們兄弟二人與一些主內的弟兄聚在一起,組成"聖潔會"(The Holy Club)按時查考聖經及禱告。不久他們更從內省的屬靈追求推進到福音工作上去。他們開始監獄的佈道工作。由於他們嚴謹的屬靈操練,牛津的同學們便譏諷地為他們起了"循道派"(Methodists)的綽號。

      懷特菲德於主後一七三三年進入牛津求學,不久便加入了以衛斯理為首的"聖潔會"。

      主後一七三五年,衛斯理兄弟二人感到上帝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安逸穩定的生活,遠赴美洲作宣教士。他們在喬治亞州努力工作,不見什麼果效。查理在灰心之余,於 主後一七三六年返回英國,留下約翰繼續工作。到了主後一七三八年,連約翰也心灰意冷,不能不懷著挫敗的心情回到英國。但上帝卻借著這些挫折叫他認識到自己的 軟弱和無能,這便成為他自己復興的起點。回到英國後,他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的人。在一次弟兄會的聚會中,約翰·衛斯理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上帝的靈在他心中工作,叫他真實地體會基督救贖的恩典。

      這次經歷之後不久,他便前往德國,與弟兄會的人生活一段時候,體驗操練敬虔的生活。從這時起,他整個人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

       與此同時,上帝也呼召懷特菲德到美國喬治亞州宣教。懷特菲德的遭遇卻很不同。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復興。在新英格蘭,他的講道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A.D.)的講道產生的影響匯成一起,成為一股巨大的復興力量。美國的人復蘇(the Great Awakening)便在此時開始。自主後一七三八年開始,懷特菲德多次在美國巡迴講道。我們可以說,他主要的工廠在美國而不在英國,因此由他帶動的復興主要在美國。英國的復興卻主要由約翰·衛斯理帶動。

      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了復興之後,便奮不顧身地為主工作。他們四處宣講上帝的的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於是他們只 好到一些教會以外的小組那裡講道。主後一七三九年,懷特菲德從美國回英國工作,這便是衛斯理兄弟二人事奉方向的轉捩點。原來懷特菲德將他在美國慣用的露天 佈道在英國如法炮製,結果非常成功。他更邀請衛斯理兄弟二人與他同工。於是,約翰·衛斯理的巡迴露天佈道生涯便告開始。而他所到之處,信徒便大得復興,很多人深切認罪,並且重新向上帝委身。

      約翰·衛斯理不但有佈道的恩賜,更有組織的恩賜。他不像懷特菲德,講道復興信徒後便往別處去,不太注重跟進工作。約翰·衛斯理卻很著重跟進工作。他的講道復 興了信徒,但復興之後又如何?假若不給他們適當的栽培,恐怕復興的熱潮過後,便什麼也沒有留下。約翰·衛斯理把復興的信徒組織起來,將每一區的信徒分成若干班,每班十二人,其中一人作班長。每一班的人互相扶持激勵,班長更有責任督促班員操練敬虔。對於那些因一時感情激動而加入團契,而並不渴求真正屬靈操練 的人,約翰·衛斯理非常嚴厲地對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因此,團契中的人都非常認真,所以能保持團契的屬靈素質。

      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本來冷漠的知識份子及那些迷惘失意、對上帝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間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對象,他們乾涸的生命便又活 潑起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中一些因工業革命受傷害的人,一些在社會的變動中失落的人。傳福音的托負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另一個運動的基礎。這一個運動便是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展開的宣教運動。假若沒有大復興,宣教運動也不可能會展開。

      在普遍關注傳福音的氣氛下,不少人自然關心到歐洲以外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的命運。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 A.D.) 宣教的心志便在這種氣候中孕育出來的。克理威廉十八歲開始在浸信會作傳道人,因為事奉的教會弱小,不能供養傳道人,克理威廉得作鞋匠糊口。但他在事奉與謀 生中卻不斷為宣教工作禱告,為失喪的靈魂禱告。在不斷的等候中,主後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將心中的負擔,透過講解以賽亞書五十四章二至三節宣告出 來。他的講道有力地震撼一些傳道人。不久,他們組成了英國浸禮會差會,而克理威廉便是他們第一個宣教士,遠赴印度將福音傳給那些信奉異教的印度人。

      由於克理威廉的熱切負擔,感染了其他的人。主後一七九五年,著名的倫敦會成立。不久,其他的差會,如聖公會的教會宣教會,也相繼成立。

      這種對宣教的熱忱從英國蔓延到美國。首先在康州威廉市的威廉大學,在米爾斯(Samuel John Mills, 1783-1818 A.D.)的領導下,一小群大學生聚一起為宣教異象禱告。不久,著名的"草堆禱告運動"(haystack meeting)便告展開,而美國的宣教運動也便這樣開始了。

      這些宣教的運動將福音帶到亞洲。馬禮遜(Rokert Morrison, 1782-1834 A.D.)便是這運動中的一份子。因此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其實與這時期的宣教運動很有關係。

      然而,除了福音擴展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之外,這宣教運動對西方教會本身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著宣教的熱忱,人對上帝的委身便越真實。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特別在美國,另一次的大復興再出現在不同的地方。這大復興加強了教會內部的生命力,也間接地加強了宣教的實力。

      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末開始到十九世紀末,這一百年是教會有史以來擴展最快的時期。從社會學家的分析來看,這真是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根本對教會極其不利。然而,當上帝要興起祂的工作時,任何環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礙。

2023年1月2日 星期一

復興運動的展開

 

    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改教運動,許多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國家都在政治、經濟上發達起來。這時,那些起初為改教而爭戰、受逼迫、立志敬虔度日的信徒的後代,已漸漸在富裕、安逸的生活中荒廢下來。以致無論是歐洲的荷蘭,還是美洲的新英格蘭,各地教牧都為信徒的道德下降、對屬靈的冷漠一事大聲疾呼。於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復興運動就在這些教牧人員的講台事奉下爆發出來,即所謂的「大覺醒運動」。其中為首的有在美洲新大陸國的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在英國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大覺醒運動的主要目的,乃是要重新喚醒人的靈命、使人重拾聖約、過敬虔聖潔的生命。

     其實,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悔改顯現,不僅見於平信徒當中,也涉及到教牧。這個運動起先是始於美洲新大陸,後來也傳到英國以及歐洲大陸。這種以對上帝的道的傳講來復興信徒的講台事奉,一向是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的事奉原則。這種傳統,到了十九世紀又再由有「證道王子」(Price of Preachers)之稱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英國重拾,而到了二十世紀,則由倫敦的鐘馬田(Martin Lloyd-Jones)繼承。

     而在美洲新大陸,當時大覺醒運動所帶來的其中一項後果,也是繼承加爾文主義的另一項特色,就是大學學府的興建。正如加爾文在研經時不忘語言學、歷史學等人文科學的知識一樣,那些復興後的教會,也意識到他們需要為上帝的教會栽培敬虔且有學識的教牧人員,使他們熱衷對一切屬於上帝的真理。哈佛、耶魯這些早期的大學,均是為栽培教牧人員而興建的。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學的校園中央,總是有一座小教堂。

     然而,復興運動起初按照愛德華茲和華特腓的教導,本是以注重上帝的聖約、上帝的主權、強調人的全然墮落、需要基督無條件的拯救為主的。但發展到後來的第二波、第三波時,就漸漸變質了。由於許多教牧看到復興所帶來的果效,於是就都盼望有復興的出現,以至企圖用人為的方法製造復興。這樣,起初的復興到此時就變成了復興主義。以芬尼(Charles Finney)為首,那些曾經接受過加爾文主義思想的奮興家,因相信使用什麼樣方法就能在人身上帶出怎樣的果效,於是就難免要對「人」做一些正面的肯定。結果,他們就走向了當年阿民念的道路。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與上一個世紀的大復興,乃是大相逕庭了。以清教徒的信仰和教會特色為主導的新英格蘭地區,此時也一去不復返了。

     此外,大覺醒運動在美洲乃帶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聖職的普及化或平信徒化。在此之前,教牧工作主要是由聖職人員負責。若有人感到蒙召作傳道,需要有教會會友的認同和教會牧者的帶領。但大覺醒後,許多平信徒毅然擔負起教牧的責任,尤其是當他們看到自己的牧者有的還沒有悔改時。許多新的宗派也在此時產生,如有浸信會、衛理循道會等。他們發展的速度驚人,主要在於他們的牧者均為從平信徒中自發而起的,無需經過漫長的正規神學訓練就可講道、牧會。

     所以,大覺醒後有兩條路線的發展,一是加爾文之主義者對高等學府的建造,另一是非信奉加爾文主義者的新興宗派所發起的平信徒運動。自美國建國到南北戰爭期間(1861~65),復興的浪潮乃是一波接一波,從未間斷過。移居美國的人也日益增加,美國開始往大西部發展。新開發的地區一般很少有正規教堂,而那些新興的宗派,因其聖職功能可由平信徒擔任,於是在新開發地區發展得非常迅速。

     這種激發平信徒參與聖工的運動乃帶來了兩大現象。一是民間自願團體的建立。基督徒看到,復興後的地區,不但有靈性的需要,也有其他需要。於是許多由平信徒組織起來的社會公益福利機構就相應地產生了。至今,這種以建立自願團體的方式來回應社會上的特殊需,仍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色。

     另一個現象則是宣教運動的展開。大覺醒運動產生之時,也正值英國國勢壯大、向外擴張之際。這時,世界乃是越來越廣了。當英國把軍艦派往別國、英國的商人藉機發展國際貿易時,許多經歷過復興後的基督徒,就定意要藉此把福音傳到遠方。許多都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戴德生就是大復興後所產生的果子,他父親也是直 接受到復興運動影響的。

  宣教運動起初是以英國為首的。但到了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後,主力則轉移到了美國。那些大復興後的、以平信徒為主導的宗派,為了大量地、快速地培訓教牧人員,復興家慕迪(Dwight L. Moody)等人士就創建了聖經院校(Bible Colleges),為的是要略過正規神學訓練的途徑,以簡短、快速的方法,把福音要點教授給學生,儘快地把他們送到宣教工場上。到了1926年,光是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就達8000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北美洲的。而今天中國教會的許多特色、組織形式和主導的神學思想等,許多是受到那批來自美洲的、在大復興運動下所產生的宣教士的影響。就連著名的中國近代奮興家宋尚節,也是在北美的復興運動中得救悔改,繼而回國奉獻事主的。

     這裡值得一提的乃是在宣教策略上加爾文主義者與非加爾文主義者的不同。加爾文主義者因向來不把屬靈的事和屬世的事兩極分化,在接觸到新的文化時,則往往注重先認識對方的文化,對文化做剖析之工的護教工作。早期來到中國的宣教士,總是會花上大量的時間學習漢語、認識中國文化、編寫字典、與知識份子對話等。而非加爾文主義者則只注重拯救人的靈魂、改善人的道德。前者看重宣教士屬世的教育和神學訓練,後者看重他們奉獻、委身的心志。

      前者在中國建立大學、醫院、改善醫療制度等;後者建立的主要是幾所為宣教士家庭設立的幼兒園、中、小學和 一兩 所聖經院校,而在醫療服務方面,他們所建立的,也多屬非正規性的,注重的是幫助吸鴉片者戒毒等工作。前者創辦雜誌、期刊,編寫中西文化方面的書籍;後者所寫的書籍,多半是宣教士的生平見證等。前者多半在五大通商港口蓋建禮拜堂,並且以西教士主堂,神職人員階品分明;後者則進到中國內地,接觸廣大平民,栽培本地的平信徒牧會,牧會者與傳道者,男女一視同仁;而在聖經翻譯方面,雖然從第一位來華的更正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開始,大家都有在做,但最費時最長、動用的人力最大、最優秀的版本,則要屬後者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和合本了。

      前者所採取的宣教進路是由上至下的,先接觸、影響政治、文化界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希望藉此影響全中國的老百姓;後者則走以下至上的路線,先接觸一般的平民,並且定意遠離政治,更是拒絕接受自己國家所賦予他們的外交優惠,甚至在面臨中國的義和團屠殺時,也不追索賠償或尋求外交保護。與此形成巨大對照的,乃是前者的作法,他們企圖透過對中外條約的簽訂,把一些對傳教自由的條款寫進去,以助傳教事工。然而,這兩種的宣教進路,到了十九世紀,因宣教工場上政治環境的改變和十九世紀基督教會所面臨的種種,都有其獨特的發展。

2022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運動的發生及擴展

 

  在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出現前,美國頗受法國大革命反教會的氣氛所影響,特別因為獨立運動所針對的其中一個物件,是與英國政府緊密掛鉤的聖公會。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對不少新大陸的知識份子也產生相當的影響,自然神論與獨神論〔亦稱一位一體論(Unitarianism),持理性主義的神觀,反對三一論。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存在,拒絕基督及聖靈的神性,強調上帝乃是一個普遍的仁愛法則,高舉人的理性與自由〕廣泛蔓延,成了當時的主流信仰;不少美國獨立運動的領袖如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均是自然神論者,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如同歐洲一樣,美國教會面對普遍屬靈低迷的境況;但就在這時,美國東部默默地醞釀著屬靈的復興。

  

美國的奮興運動始於1792年,在1798年已廣泛蔓延至全國。

  奮興運動首先在新英格蘭的大學校園裏發生。促成第一次大覺醒運動的主將是愛德華慈(Jonathan Edwards,1703-1758,改革宗重要神學家)。他的外孫德威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自1795年起擔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在他的領導下,耶魯大學發生一次屬靈復興。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的西漸運動(Westward Movement,往西部拓荒的移民潮),逐漸普及全國。西漸運動是繼獨立運動後美國建國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開拓者自東到西,直至貫通全洲;教會隨開拓者的腳蹤往外擴張,藉奮興運動所帶來的宣教動力,向散落在廣袤土地上的不同群體進行佈道。

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一個基督教經歷內憂外患的時代

 

    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時代瀰漫一種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氣氛。十九世紀可謂基督教四面受敵的一個世紀,而這種情形先是出現在歐美地區,漸漸也在宣教國家看到。

  自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對基督教是極度地敵視。達爾文的進化論不但把人的起源問題重新定義了,更否定了人墮落的事實。人乃是步向更進步、更完美的境界,而非從完美中墮落下來的。而啟蒙運動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把人的理性和經驗高舉到上帝的地位,成為判斷一切真理的準繩。人從此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上帝 的啟示也能夠有知識了。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Imperialism)都告訴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為他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證明的。後來,雖然康德(Emmanuel Kant)有意為上帝或宗教挽回一絲地位,但他的作法乃是把宗教與科學分家,視前者為屬於本體界(ontological world)的事,後者為屬於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的事。意思就是說,理性和感官所處理的是物質界的事,而像上帝、倫理、自由、不朽等事情則在一種不可摸、不可見的世界中,不能由科學來證實或否定的。這樣一來,從一方面而言,現象界的一切知識則無須靠上帝的啟示來認識了,因此,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切創造界的主、上帝的道也不再是無所不及的,而只是侷限於所謂的本體界而已了;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對上帝的信仰乃成為非理性和感官所能及的,因此就並非一件客觀性的事情了。康德的影響力甚為巨大,往後的哲學、神學和護教學都受到他的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在知識界和社會上享有主導地位,而是反主為客了,她站在被動的地位上,掙紮著為這古老信仰做出辯護。而人們對這位超自然的、自我存在、自我引證之上帝的信仰,也從此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了。

  德國敬虔運動的後裔在受到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就發展出一套新派神學。新派神學的特點就是否定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否定人類墮 落的事實。既然人沒有犯罪墮落,也就不會有人滅亡。上帝乃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會得救的。有「新派神學之父」之稱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給宗教重新定義。他認為宗教的本質不再是上帝的客觀啟示,而是人內心的一種主觀的宗教感。十就世紀的哲學也同樣地走向了把主觀經驗客觀化、把相對的事物絕對化的道路。各種各樣的聖經評鑑學相應而生。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許多社會上不公義的問題,使美國一些曾經受加爾文神學影響、有文化使命感、但後來接受新派路線的教會人士,也開始對罪重新定義。他們不再視罪為個人性的,而是社會組織性的了。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他們主張人本身是善的,惡乃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正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書中所表達的。於是就有「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產生。如果說律法與恩典的關係是十八世紀的神學議題,那麼罪為個人性還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則是十九、二十世紀的神學議題了。

     與此同時,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的氣氛變得非常地悲觀。曾有日不落之國的大英帝國這時開始漸漸衰落,而那些曾經以為基督的國能因大英帝國的擴張而廣傳普世的基督徒,現在所看到的乃是一幅消極的圖畫。因此,這時就有愛爾蘭的達秘(John Nelson Darby)發展出一套消極的世界觀。他重新解釋聖經,把聖經分為七個時代,即所謂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他主張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教會時代」乃是要面臨世界的攻擊的。在基督再來之前,這世界是會一直衰敗下去的,而我們的責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靈魂、建立教會。

     這裡我們看到,基督教會在回應這種時代的挑戰時,就發展出兩條路線,一是悲觀的時代論路線,一是樂觀的新派神學路線。前者這種聖俗分明、避世消極的末世觀,在傳到美國後,起初並沒有受到廣泛重視,只是在美國南部的一些浸信會教派中以及那些聖經院校中流傳。因為嚴格來講,美國並沒有經歷過歐洲的那種悲觀狀態。反之,美國此時正於國際舞台上漸露鋒芒。而世俗人文主義在歐洲是明槍明炮地針對教會的,但傳到美國後,情形卻不一樣了。它並沒有明顯地敵視教會或神職人員,反之,從美國建國到後來的接踵而來的復興運動,世俗人文主義一向是肯定宗教對社會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國人對前景是樂觀的,所以後者這種受世俗人文注意影響的新派神學,漸漸為美國的主流教會所接受。

     就在這個時候,在瑞士出了一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寫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學家們的遊樂場上的一枚炸彈》。其實,巴特的神學,即所謂「新正統神學」不過是新派神學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已。 嚴格來講,應該稱為「新自由派神學」。他繼承了後康德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紀聖經批判學的立場,認為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是有錯謬的。他把上帝的啟示視為是一種超乎理性、超乎歷史的、上帝與人大能的會晤,而這種會晤則是不能用文字記錄的。聖經本身並不是上帝的話語,但人在與上帝會晤後,聖經就變成了上帝的話語。巴特的影響甚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線的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們向來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這種的聖經觀加到他們修訂的信仰告白中。

普世基督教協會

 

      復原教在合一的努力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成立。這個協會的成立,要溯源於西元1910年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的國際宣教會議;雖然這次會議,只是一個宣教會議而非基督教協會,但在聚會中,許多教會看到教會間合作的可行性。

      這次宣教會議所產生的沖激,又帶出了三個重要的運動:幾年後,成立了「國際宣教會議」(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繼續討論宣教問題,並服事各宣教機構,為它們提供寶貴的意見。西元1925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西元1937年在牛津(Oxford),分別舉行了「生命與事奉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會中討論教會對社會應有的關懷及行動。西元1927及1937年,又分別在洛桑(Lausanne)和愛丁堡(Edinburgh)舉行了「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討論不同宗派的教義及教會行政問題。

      每次會議都發現各宗派之間的差異,但一般的感覺都認為,聚在一起開會有雙重目的:一方面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謀求合作的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出基督教間合一之路相當樂觀。

      因此,當西元1937年在舉行「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世界會議時,便提出為合一成立一個新的組織。結果是西元1948年所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協會」。這個協會的宗旨是將「生命與事奉」及「信仰與教制」兩夥世界會議所決定的事,付諸實行,且在有關全世界的事工上促進普世教會的合一。

      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一次於西元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開會,共有三百五十一位代表,來自一百四十七個教會及四十四個國家。第二次大會於西元1954年在伊利諾州愛文斯頓(Evanston)舉行。第三次於西元1961年在新德里(New Delhi)舉行。第四次於西元1968年在瑞典烏撒拉(Upsaja)舉行;除了二百三十五個教會代表外,並有十一個人數少於一萬人的教會派代表參加。第五次大會於西元1975年在乃洛比(Nairobi)舉行。

      這個協會的確為普世基督教會的合一而努力,但仍有不少教會脫離該組織。有些正統派教會不再申請加入該協會為會員,因為擔心它會越來越趨向自由派,或變成一個不強調聖經真理的超教會組織;然而也有一些教會認為,加入該協會為會員,是正統派教會的責任;因為這樣做至少可以在普世協會開會時,代表保守派發言,使他們聽見福音派的聲音。

      在這協會中,一些在宣教工場新成立的教會,地位越來越重要。開會時,每次都有不同意見,但大家仍決定聯合在一起;隨著時代的演進,繼續謀求更進一步的合一。

宣教活動

 

      西元1898年的美西戰爭,為復原派教會打開了菲律賓及波多黎各的工場。在這兩處地方作宣教工作的各派教會,以合作的精神一同工作。

      自從西元1886年「學生立志佈道運動」(Student Vo1unt-eer Movement)興起後,宣教工作得到強烈的熱誠和支持。穆特(Mott)成為該運動的偉大領袖。西元1906年又組織了平信徒宣教運動(Laymen’s Missionary  Movement),使國外佈道工作向全世界各民族進軍,同時本地的宣教工作,也在各大宗派推動下,在西部各州及阿拉斯加進行。

      然而,正當教會努力發展西部及國外宣教活動之時,現代主義滲透進來,並普遍傳布,成為福音工作最大的攔阻;因為現代主義所傳的是另外一個福音,他們刪除了純正福音的重點,就是把人類需要救恩及耶穌基督寶血的功效刪除,把整個基督教宣教的目的破壞無遺。

      現代主義傳福音的唯一目的,是將西方文化帶給非洲及東方人。然而,印度、中國和日本早有了他們自己優越的文化,對他們而言,西方文化已經淪落,並有許多嚴重的錯誤。

      由於現代主義的影響,教會經濟的來源及宣教的人力,驚人地下降。曾經一度在各大學轟轟烈烈的學生立志佈道運動,消聲匿跡。穆特的口號:「在這一代把福音遍傳全球」也失去了意義。到了西元1930年,宣教工作顯然面臨嚴重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宣教活動有了急遽的轉變,因為有許多國家獨立(尤其是在非洲),民族主義精神在這些新文化中興盛,使宣教士面臨困難的情況。宣教士被看 為西方派來的特務,基督教被看為當地宗教信仰的敵人。眼看著外國宣教士的工作即將告終,各宣教團體開始強調當地領袖的訓練,培植當地基督徒領袖,使他們自 己組織教會。

      不但新興的國家嚴禁宣教士的活動,連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也重新確定他們的宗教。錫蘭的教會學校被敵對的政府沒收;印度不歡迎宣教士;也有許多其他國家表示不歡 迎宣教士;中國大陸之門關閉;共產國家的宣教工作也大大減縮。當然,日本以及中、南美洲的開放,又給宣教工作帶來新的機會。

美國教會之近代社區福音工作

     新移民絕大部份非常貧窮,因而大城市中均興建了龐大的貧民社區。這些「外國人」(Foreigners)和教會毫無接觸。

      許多教會看到這廣大的需要,將神的話帶到他們中間。西元1867年,浸禮派家庭宣教協會共有四十九位被按立的「外國人」,分別在德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威爾斯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麥人中間工作。同時在浸禮派的三間神學院中,設立外文系,訓練傳道人專門向這批外國人傳福音。到如今,仍有許多宗派在美國大城中推動全國性福音工作。

      白人不斷進來,紅人不斷被擠出去,以致造成好幾次印第安人之戰,最後政府實行印第安人保留區制度後,才安定下來。

      一些教會也將許多精力放在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工作上。

廢除奴隸運動與美國內戰

 

      十九世紀以前,歐美各地盛行買賣奴隸制度,基督教中有識之士,特別是熱心宣教的福音派基督徒,竭力反對奴隸制度,因此深受那些販賣和擁有奴隸之士的痛恨,他們迫害了很多的宣教士。但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歐陸各國逐一解放奴隸,剩下美國尚未對奴隸問題採取行動。

        1820年代,美國的廢除奴隸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以漸進的策略,說服的方式來推行,但成效不彰。因此,在1830~1860年期間,反對奴隸制度的人們,用強硬並激烈的手段,甚至以暴力來解放奴隸。最後,終於引發了南北戰爭。

        1860年時,美國約有四百萬奴隸,其中四分之三是在南部,以種植棉花為業。是年,反對奴隸制度最力的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美國總統。1861年初,南方十一州陸續退出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南方聯盟,由傑佛遜(Jefferson Davis)出任臨時政府總統,遂爆發了南北內戰。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戰敗投降,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殘酷內戰。

        這場美國的內戰,是基督徒打基督徒的一場悲劇,投入戰爭的雙方,都堅信是為公義而戰,也都運用聖經作支持,又向同一位上帝祈求勝利。南方的教會領袖,認為奴隸制度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們是為上帝及宗教而戰;在他們看來,廢除奴隸運動,乃是來自無神論者。而北方的教會領袖,則認為南方的聯盟,乃是地獄的盟友,他們的領袖理應永永遠遠遭受報應。

        戰爭結束後,南北兩方的教會,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也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南方各宗派公會,宣稱他們仍然忠於原有的立場,保持他們慣常的基督徒型態與活動。

宣教工作的開展

  各公會宗派受了衛斯理運動的影響,開始認識到差派宣教士出去到異地宣教,乃是教會相當重要的使命,因乃有各種宣教團體成立,展開大規模的國外佈道工作。本時期最主要的宣教人物和團體,可列舉如下:

  (一)威廉‧克里和浸信會差會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被 人稱為「現代宣教工作之父」。他是英國人,原是個鞋匠,但熱切求學,利用工餘閒暇,自學而通曉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後來做了浸信會的傳道人,因收入有限,故靠教書補貼。有日在教地理課時,他發現世界大部分地區尚未聽過福音,因此心很憂悶,就在浸信會的教牧聚會中提問:「主耶穌命門徒往普天下去傳道,是單向當日的門徒說的呢,或是也向萬代的門徒說的呢?」

  當時會長答道:「倘若上帝要外邦人悔改,不是靠著你我的力量。」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上帝用不著人為祂出去國外佈道。克氏聽了,久久不能釋懷。一七九二年的浸信會教牧聚會,由克氏主講,他引用以賽亞五十四章二至三節,以宣教責任為題,講了一篇有力、感人的信息;說了一句著名的口號:「期望上帝為我們成就大事;嘗試我們為上帝成就大事。」

  赴會的人都受了感動。過了五個月,浸信會的差會宣告成立,第一個宣教 士就是威廉克里本人。

    一七九三年,克氏舉家到印度去宣教。起初,英國商人和英國政府多方留難;並且手中缺錢,家眷生病,工作又不見成效,真是苦不堪言。但他一點都不氣餒,再接再勵。四十年之久,一面傳道,一面教書,又把聖經繙譯成數十種不同的印度文字和方言。他實際上把他一生和所有都奉獻給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妻兒都在印度患病死去。有關威廉克里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報告,激勵了英、美的各宗派公會,成立各種國外差會,投入教會對海外的宣教工作。

    (二)聖經公會

  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與差會同時興起,成為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左右手。於主後一八零二年,一位出名的北威爾斯加爾文派牧師多馬士‧查理斯(Thomas Charles),因為沒有任何團體肯為他出版一本威爾斯語聖經,於是著手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聖經公會。到了一八零四年,經過一位浸信會信徒名叫約瑟夫‧休斯(Joseph Hughes)的呼籲,終於成立了「英國聖經公會」,為英國本地及國外供應聖經。英國聖經公會的規模很大,到一九零六年時,單在英國國內,就有五千八百個分會;在英國國外,也有二千二百個分會。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一千多種文字,每年印刷百萬本以上,並且大多是免費贈閱的。

    隨著英國聖經公會的出現,各國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組織。起初,多係屬於英國聖經公會的分會。但在美國,經過一位名叫撒母耳‧米爾斯(Samuel Mills)的策劃與推動,終於在一八一六年聯合了美國各地的聖經組織,正式成立「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這個聖經公會,也和英國聖經公會一樣,繙譯、印刷並分發成各種語文的聖經,對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三)馬禮遜到中國傳道

  更正教最初到中國的傳道士,就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是英國人,十二歲即得救,立志獻身服事上帝,因此努力讀經,時常禱告,又學會了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還有別種的科學。馬氏最大的希望,就是順服上帝的旨意遠赴國外傳福音。一八零四年,他向「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請為外國傳教師,該會命他就非洲或中國擇其一時,他選擇了中國,便開始學習中國語文,請了一位僑居倫敦的華人楊善達做他的教習。

    一八零七年,馬氏動身來華。因英商不許他乘他們的船,他就先乘船到美國。在彼有美國人問他說:「中國人崇拜偶像,你想感化他們信上帝麼?」

  馬氏說:「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上帝纔能。」

  後來他到了廣州,得不到居留權,且當時滿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傳教給華人。

    直到一八零九年,馬氏與莫瑪麗(Mary Morton)在澳門結婚,並受聘為英商東印度公司的繙譯員。他藉此取得居留中國的身份,得以往來於澳門、廣州之 間,並且利用所得的薪金作為傳道費用。馬氏一生努力傳教,但甚少有效果,僅得著幾位中國人歸主。第一位信奉主的中國人名叫蔡高,他於一八一四年受浸。第二 位信徒名叫梁發,他後來做了首位中國傳道人,但因清朝政府要捉拿他,就跑到南洋麻六甲(Malacca)。

    馬氏一生的傳道事業雖被時代環境所限制,而不見有甚麼果效,但他精通中文,除編著了一本《華英字典》外,又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中文,給中國基督教歷史留下了一頁不可磨滅的功蹟。

    (四)李文斯頓與非洲傳教

  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 他是蘇格蘭人,家境清貧,十歲時即在一間綿紗廠作工,每日長達十四小時,但他好學不倦,買書自習。後來環境許可,得入夜校攻讀。他悔改重生後,即感到有強 烈的傳道呼召,因此改攻讀神學和醫學,並獲得神學及醫學學位。一八四零年,他得到倫敦傳道會的差派,在南非開始宣教,在那裏遇見著名的莫法德醫生(Dr. Robert Moffat),兩人同工配搭,李氏並娶了莫氏的女兒為妻。

    李氏熱 愛非洲土人,盡力保護他們,因此受到買賣奴隸的白種人的忌恨,甚至燒燬他所建立的教堂,但他不改初衷,深入非洲內陸探險、傳教,而成了有名的探險佈道家。 他因不顧艱險、苦楚,到處向非洲土人傳福音,因此很受土人的愛戴。由於非洲內陸生活環境很差,實在令他筋疲力盡,人們勸他稍事休息,他反而勸別人當竭力為 主作工,他說:「我所作的算不得甚麼犧牲,該算是從中獲取一生的好處。」

  一日早晨,他的僕人到他房間來向他請安,發現他跪在床旁於禱告中去世。死時,年纔 六十歲。他的同工們將他的「心臟」葬於非洲,因他們說他的心屬於非洲;另把他的遺體運回英國,葬於倫敦西敏寺教堂之內。

    (五)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是英國人,他在1853年加入「中國傳道會」到中國當宣教士。後來因他不滿意該組織,且自己又傾向於弟兄會的思想,故變成一個獨立的宣教士。直到1860年,因健康問題不得不返回英國療病。回英期間,他完成了醫科的訓練,並於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是第一個真正超宗派的佈道團,也是十九世紀世界「信心宣教」的模範。

    當時,各宗派的差會都只在中國的沿海各省作工;中國內地會乃設定如下的宗旨:

  (一)只在別的團體不去的內陸地區傳福音;

  (二)歡迎各宗派、人種的傳教士加入行列,共同促成「引導非基督徒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帝」;

  (三)接納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宣教士;

  (四)所有的宣教士必須認同中國人,採用中國衣著、飲食和生活習慣;

  (五)經費完全以信心依靠上帝──不求人饋贈,不向人借款,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

  (六)宣教士沒有固定的薪水,量入為出;

  (七)總會設於中國,僅偶而派人回英國或寄送書信,使關心的信徒得悉他們的工作情況。

    (六)救世軍

  十九世紀的末葉(1878年),有一個名叫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英國人發起了一個特殊性質的宗教團體,並稱它為「救世軍」(Salvation Army)。起初的目的,在乎宣傳福音,後來推廣範圍,包括社會事業。他稱這個會為「軍」,因他認為他們所作的工 作,是與罪惡交戰;他自己是本軍的「大將」,他以下有「軍官」和「兵曹」,他們都要穿軍衣。他們聚會和辦公的場所,名叫「砲台」。他們的軍旗上,有「血和火」的字樣,「血」是指耶穌基督為人捨身,「火」是指聖靈用祂的靈火,燒掉人心的罪惡,並激發人有火熱的心去救人的靈魂。

    救世軍的工作,不獨注重靈性和道德方面的培養,還以基督教的原則推動社會和慈善的事業,他們對於救濟窮苦、酗酒、失業、無告、罪犯、墮落等各種遭遇之人的工作,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了。現在救世軍的服務已普及世界各國和地區,所用的語言達一百多種。

普世基督教協會之成立

 

        受愛丁堡會議定的影響,教會產生了“生活與工作委員會”和“信仰與教制委員會”。1937年,決議將上述兩委員會聯合成“普世基督教協會”,且於1938年成立“普世基督教協會”的臨時委員會。

        1948年,普世基督協會在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當時共有44個國家,147年教會派出代表參加。致力推動全球教會的合一運動,強調“凡認耶穌基督為上帝及救主”的教會,便可加入成為會員。

        1961年,普世基督教協會第三次會議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舉行,在此次會議中,“國際宣教協會”也正式與它合并,從此各種普世教會運動匯為一條主流,聲勢大增。

    毫無疑問,普世合一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基督教運動,一些擁有時代敏銳觸覺的基督徒,努力使基督教走向一個全球化的新紀元。他們關懷信仰在現世的有效性,實踐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與此同時,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們不得不將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簡化,還原至與不信幾乎毫無差異的地步。這種回避傳統、回避教義的態度,無可避免地將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詞,或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類夢想。

    我們承認求同存異是尋求合一所必備的態度,過分強調雙方的分歧,只會使對話或合一成為不可能。不過,合與分之間如何劃線,如何在寬容中有所堅持,如何在與人結盟時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簡單地定奪的。普世基督教協會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它們的容納性過強。

        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教會信仰方面興起了一股“現代神學”的思潮,這種自由主義和人本的神學思想對當時的教會影響甚大。普世基督教協會裡面也慢慢讓這種思想成為主導。她所發揮、傳達出來的信息與影響,就依附著這種自由主義的神學思想。結果正統教會裡就出現一個對抗運動,另外形成了一個基督教組織。

愛丁堡國際宣教會議

         十九世紀,在普世宣教的熱潮之下,很多的宣教機構開始思想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力量的整合。於是,1854年在紐約舉行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宣教會議。此後間歇的舉行其它會議。

        1910 年,世界宣教會議在愛丁堡(Edinburgh)舉行。按合作性的宣教會議來計算,這次應是第八次了,不過這次會議與以前的有本質區別,參加者不僅是對普世宣教深感興趣的人,也是各宣教協會的正式代表。大會事先經過縝密的籌備,來自各宣教協會及後進教會的代表均出席,并提供各自的良好報告。許多在二十世紀普世教會運動中占極重要地位的人,都是由愛丁堡會議得到靈感及指示的。

        這一次會議的推動者及大會主席是當時任“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和“世界基督徒青年會”主席的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他在此之前,已在學生和青年事工中開始推行合一運動。這一次會議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一大轉折點。

    會後設立了“續行委員會”,以保持在愛丁堡所獲的成就,促成了1921年成立的“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其第一任主席即為美國衛理公會的信徒穆德。此協會的會員主要是各國各地區的超宗派的宣教組織,如德國的“福音宣教委員會”,北美的“國外宣教會議”等。協會鼓勵各後進教會,特別如印度、中國、日本、近東等地,發展全國性的“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國際宣教協會使得普世差傳事工在二十世紀裡,得以有效的、繼續的開展。

        在宣教事工聯合發展的合作氣氛裡,另外兩個組織出現了。其一為“生活與工作委員會”﹔1925年,在瑞典信義會的牧師瑟得布倫 (Nathan  Soderblom, 1866-1931)倡議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大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其續行委員會於1930年成立了“普世基督徒生活與事工協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以共同討論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以及所面對普世性的救濟工作。

        其二為“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愛丁堡會議時節,當時美國聖公會的主教布蘭特(Charles  H.  Brent, 1862-1929)提出的聯合,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備,第一次普世信仰與教制會議於1927年在洛桑(Lausanne)舉行。當時有來自百餘教會的四百多位代表參加,他們對各教會間最艱深的問題曾加以充份的討論,彼此彌漫著友好的態度﹔又設立續行委員會以推進此運動。這個委員會主要商討的就是怎樣消除大家在信仰上的一些分歧,使得教會的制度能夠在一個彼此接納的情況下走向合一。

         到此時,基督教會的合一問題已為眾多的同工所注目,愛丁堡會議在當時教會的合一運動事工上確實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此,“愛丁堡會議”被視為教聯運動的開始,這也是本講義以1910年作為“多元化時期”開始之年的原因所在。穆德也因此被譽為近代普世合一運動之父。

擴展與分裂的時期序論

       基督教隨著歷史的演進,由發源地巴勒斯坦而擴展到小亞細亞、希臘和義大利,也伸延到北非洲埃及、衣索比亞等地,大體上先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落腳,然後向北擴及歐陸各國,向西達於西班牙、英國。迨十八世紀,隨著移民潮而進入新大陸北美洲。

       但在本時期以前,非洲大部分地區、亞洲、澳洲和南美洲(註:羅馬天主教於十六世紀初葉即已在南美洲開工,故今日中南美洲絕大部分居民屬天主教徒),尚屬基督教處女地,未有大規模的宣教運動出現。所以,本時期可謂是基督教擴展到世界各地的時期。

          再者,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改教之後,雖也分裂成如下的數大宗派:路德會(信義宗)、加爾文宗、長老會、英國聖公會、公理會、浸信會、貴格會、衛斯理循道會、摩爾維亞弟兄會,以及清教徒等少數自由團體,但大體上仍寥寥可數。迨至本時期以後,各公會宗派一分再分,又加上各種新興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故本時期又可謂是基督教的分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