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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

西班牙的西曼乃斯

 

      路德在德國改教前,西曼乃斯已經完成在西班牙的改革。

      西班牙基督徒為驅逐回教徒而戰,達七百年之久。直到西元1492年,才將摩爾人(即回教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據點格拉那達(Granada)收復。長期與回教徒的爭戰,使西班牙基督徒孕育了一股狂熱的宗教與愛國情操;這份情操在斐迪南與伊沙伯拉在位期間,尤其強烈。

      王后伊沙伯拉發起改革西班牙教會。她將改革工作交給三位教會領袖,其中一位是西曼乃斯,他是方濟會修士,後來成為多列杜大主教,是真正策劃改革、推動改革、並改革成功的人物。

      這次改革主要是改善聖品人員與修道士。西曼乃斯為所有修道院訂立嚴格規條,神父人員強迫過道德生活。無知、無能的聖職人員都被革職;其他人則被送進他所設立的學校中學習神學。所有反對西曼乃斯的人都在王后之權柄下遭鏟除。王后伊沙伯拉保護西曼乃斯,使他免受教皇的干涉。改革的結果,西班牙教會得到愛上帝而能幹的聖職人員。

      教會的其他方面則保持原狀:教皇仍被尊為教會元首;聖品階級仍然繼續;天主教對祭司與聖禮的觀念仍舊持守;一切聖禮、信條、禮儀、聖事都不過問;教義也毫無改變;修道院未被解散,也沒受到壓制。

      西曼乃斯在西班牙所做的是「改革事工」而非「改教運動」。

2023年8月9日 星期三

教會改革是全民的期望

 

  教會巴比倫被擄(西元1309一1376年)的恥辱、大分裂(西元1378一1417年)的醜行,以及無數敗德行為,使真基督徒對羅馬教會感到無比傷痛,呼籲徹底改革的聲音,不斷地發自西歐各國。

      這些呼籲改革的聲音,終於使教會召開三次大會,分別在比薩、君士坦漸及巴塞爾(西元1409一1449年)舉行。但對正直的基督徒而言,這三次大會令他們非常失望,因為它們對改革教會毫無成就,相反的,情況卻越來越糟。

      所有敗壞教會的罪惡及弊端,都集中在「教廷官吏」(curia)身上。在教會被擄巴比倫及大分裂之後不久,教皇制便進入異教文藝複興的影響之下。教皇們變成世俗化的義大利貴族、一批藝術與文學的愛好者。

  教皇利奧十世是一個高雅的紳士型人物,對異教文化的文藝複興有濃厚的興趣,他雖然生活檢點,卻很世俗,對屬靈的事毫無興趣;在他被封為教皇後,他說:「現在讓我們來享受教皇制吧!」

  他最大的計劃是在羅馬建造一座雄偉輝煌的聖彼得教堂,這計劃需要龐大經費,為了得到這筆錢,他大量推銷贖罪券。就是在這時,路德發出了怒吼;由於全民都已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所以路德的行動立刻得到強烈的回應。

  二百多年來,期望改革的思想不斷提高,匯集成一股洪流。曾有相當長時期,羅馬成功地用水壩擋住這股洪流;但教皇越將水壩築高,水位卻越往上漲。最後,路德爆破堤防,使改教洪流傾瀉在西歐各國。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荷蘭的復原教徒(西元1568一1609年)

 

      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蘇格蘭各地的復原教徒都被加上異端罪名而遭火焚處死;然而卻沒有一個國家像荷蘭一樣,有這麼多人為了信仰而殉道。

      德皇查理五世身兼西班牙與荷蘭的國王,在他與他兒子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治下,荷蘭有一萬八千多信徒成為西班牙異教裁判所的犧牲者。為了逼這些人承認自己是異端,無論男女,均施以慘無人道的折磨,然後將男人燒死,把女人淹死或活埋。

      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暴政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當日的西班牙是全歐最強的國家,而荷蘭只是一個小國。西元1568年,荷蘭人在一位偉大的改教運動英雄領導下,起來背叛西班牙,這位領袖人物是橙縣王侯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荷蘭的加爾文派信徒成為全世界復原教主義的最佳鬥士,這些荷蘭人在漫長的黑暗的日子中奮戰不輟。可惜於西元1584年,沉默者威廉也成了刺殺者槍彈下的犧牲品。

      英國伊莉沙白女王對復原派友善,為這些荷蘭人提供大量軍援,以致天主教徒多次策劃要暗殺她,都沒有成功。

      這時,西班牙的腓力國王開始了一項堂皇的計劃:他建立一支龐大的艦隊,號稱「無敵艦隊」(Invincib1e Armada);計劃先以這支艦隊進攻英國,把英國征服後,便可輕易地平定荷蘭的叛亂。然而,英國在荷蘭的幫助下,卻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這支自以為傲的艦隊只有一小部份回到西班牙,剩下的殘骸在蘇格蘭及愛爾蘭岸邊可憐地遭風暴摧殘。

      西班牙的威力受到強大的打擊後,荷蘭人在威廉的兒子摩裏斯王侯(prince  Maurice)領導下,繼續與西班牙交戰。直到西元1609年,西班牙終於承認荷蘭北部獨立,建立荷蘭共和國。

格列伯(Conrad Grebel)

 

    重洗派源自瑞士,瞬即蔓延到許多國家,而成為改教運動潮流中的一條支流。這些自稱為「委身的一群」的基督徒,專心研讀聖經,對於已寫成的信經及教會組織並不關心。他們認為,改教運動者在潔淨教會的工作上做得不夠徹底,也沒有把聖經的教訓完全應用出來。

      格列伯是蘇黎世教會中一位傑出的會友,曾因慈運理的帶領接受了福音派信仰,並全力支援慈運理的改革工作。但是,沒有多久,他和一批人就開始對慈運理和路德深表不滿。有數年時間,他們照慈運理的建議,在各人家中查經。西元1525年一月,在一次查經會中,有一位名叫布老若克(Blaurock)的弟兄請格列伯為他重新施洗(因他曾受過嬰兒洗),格列伯應允了,並正式為他施洗。後來,布老若克也為其他人施行重洗。這件事發生在慈運理取消彌撒、改革瑞士教會的前幾個月。

      由於他們實行重洗禮,而被稱為「重洗派」。雖然他們明顯的特點是「重洗」,但他們最基本的特點卻是對教會的看法,這一點牽涉到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

查理五世致力鏟除改教運動

 

      為了瞭解復原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艱苦奮鬥,我們必須先複習一些歷史:皇帝查理五世是個寡言的人,每次開口必先經過深思;但是有一次,也許在他一生中僅此一次, 他直接說出了心中的話。那是發生在沃木斯國會中,當路德公然蔑視教皇與皇帝時,他起誓說:「我要以王位和生命作賭注,全力鏟除異端。」

      他果然一生守住他的誓言。

      皇帝頒布了沃木斯詔諭,下令逮捕及處死路德。若不是智者腓勒德力的保護,路德早已像許多被判為異端的人一樣,燒死在火刑柱上。

      沃木斯國會後的短期間,改教運動還只是個幼小的樹苗,若不是當時皇帝被其他事情纏擾,他可以將它連根拔起。但是,那時他必須與法國交戰;後來又要為自己的國家抵禦土耳其人。

      打敗所有敵國之後,他終於有時間可以關注德國的路德派信徒。西元1546年,路德死後,查理便將他的攻擊對準復原教徒。然而從沃木斯國會到這時,已經過了廿五年,改教運動已有足夠時間發展;這棵小樹苗已經長成大樹,需要強大的力量。揮動巨斧,纔能將它砍倒。最初,皇帝贏得數度勝利,使改教運動的前途黯淡無光,甚至連路德發動改教的威登堡城也被查理占領。

      正當查理皇帝開始要對路德派作進一步攻擊時,他自己又遭到一次不幸的突變:撒克遜的摩裏斯(Maurice)原是皇帝最強支持者之一,卻突然背叛他。摩里斯本可將皇帝捉拿下監,卻放他脫逃。有人問起原因時,摩裏斯回答說:「我沒有一個夠好的籠子,可以關這樣一隻精緻的小鳥。」

      西元1555年,皇帝發現自己處於困境,被迫與路德派簽訂「奧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根據這項和約,德國境內每個王侯,有權在復原教及天主教之間選擇自己的宗教,在他領土轄區內的人民,則全體接受王侯所選擇的宗教。

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

重洗派中的寂靜派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神學教授。後來接受了路得的主張,於1522 - 23年公開承認信仰的改變,也曾表態支持慈運理的改革宗。後來他接受了重洗派的立場。在一次摩利維亞的聚會中,在一盛滿了水的牛乳盆中給三百人施浸。

      他主張凡物公用,各人所擁有的財物不是自己的,反倒是上帝使自己為這些財物的管家,用以幫助有缺欠的人。他也主張上帝的兒女應當順服地上掌權的。有人認為他受了波希米亞的「異端」(其實不是異端)所影響,是瓦勒度派信徒死灰重燃。1525年在奥地利軍隊逼迫下逃往蘇黎世,卻被慈運理的同黨發現,被捕入獄。在市議會辯論上因病而敗給慈運理,並且因恐被交給國王受刑而放棄他的觀點。

      他被釋放後痛悔,尋求上帝的赦免與恢復。後來逃到摩利維亞(Moravia),再次開始宣揚重洗派的信仰。1527年當地政府被迫交出胡伯邁爾。這一次他妻子鼓勵他堅決站穩。他被帶到維也納,在市中心受酷刑和被處決。三天後他妻子也被人用石頭纏在頸上,投在多惱河而死。

      他們被稱為寂靜派,可能因為他們著重聖靈的感動和光照。也不對逼迫作武力反抗,反倒忍受。也有極端的跟從者,強調直接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啟示、異象和夢兆。因此,有人認為不少靈恩的宗派源自重洗派。

重洗派簡介

 

      重洗派(Anabaptists),本身是一個混稱的名詞,泛指在歐洲好些不同見解的基督教團體的集合名稱。雖然他們在許多的教義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最少有三點是相同的:

                  第一:    反對嬰孩洗禮,孩童時受了洗的,在悔改信主後仍須再次受浸;

         第二:    反對教會與國家有任何關係,強調政教分離;

         第三:    反對儀式化的聚會,著重用心靈與上帝相交。

      重洗派在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時,其後在16世紀,產生了兩大重洗派的分支。第一類被稱為寂靜派(Quietists),由與慈運理同期的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作代表。另一派被稱為激烈的革命派(Revolutionaries),最著名的有閔次爾(Thomas Munzer),馬提斯(Jan Mathys)和李頓的約翰(John of Leyden)。最後能將重洗派的影響擴展到各國,特別是英國的,是荷蘭的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他創辦了門諾會。

      在瑞士慈運理的改教初期,他有兩位要好的同工,名叫格林寶 (Conrad Grebel,1498-1526)和曼斯(Felix Manz)。格林寶盼望教會能恢復新約的模式,但慈運理不願急進。他們晚上在曼斯家裡研經禱告,透過查經,他們看見嬰兒受洗並沒有聖經根據,便向慈運理提出廢除嬰兒受洗的想法。慈運理雖然贊成,但不願操之過急。直到1524年慈運理還沒有採取行動,他們就開始批評慈運理。在1525年慈運理將決定交由議會裁決。但出人意表,議會不單停止他們的研經聚會,也保留嬰兒洗禮,更下令嬰兒出生八日內要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

      當晚格林寶等人召開討論會,在禱告中,有人受到聖靈感動,要求格林寶為他施洗,重洗派於是產生。他們不單宣講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是一群重生的基督徒團契,不應與政權聯繫,主張政教分離,信徒應不參與政治。起初慈運理同情和諒解他們,但慢慢不能容忍他們中間一些激進的言論和行動。加上某些教會領袖及執政 者認為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秩序的人,於是開始對他們迫害。1525年,格林寶、曼斯連同二十位信徒被捕,格林寶從獄中逃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曼斯在1527年被推入河中淹死。其他信徒逃到瑞士的山區以及德國南部。後來,因蒙威廉潘恩允諾,將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送給重洗派。於是部份重洗派信徒在1720年經遠洋到美國追求宗教自由

      套用現代用語言,16世紀歐洲的重洗派信徒往往被認為是現代宗教上無政府主義的先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重洗派信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們認為所有好人都被聖靈指引……以這個前提他們到達了共產主義……」。無怪乎他們到處受盡逼迫。

社會問題迭起教會無力回應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對基督教造成極大的衝擊。自然神論是此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躍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狂熱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存在(至少不反對這個假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自然規律以後,便已撤下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借助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署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毋須直接探索上帝。啟蒙運動對宗教各樣言說與行為,皆抱排斥、懷疑的態度。

  此時的英國教會,特別是聖公會高教派,所走的是相當形式主義的路線,往重禮儀,輕忽生命造就。政府由於遭受來自貧民階層及中產階級的衝擊,對民間力量相當懷疑,他們害怕宗教或會淪為民間顛覆政治的力量,故牢牢控制著教會組織,要使它繼續充當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所以教會甚少對建制作出批評,亦無視社會上存在著的種種問題。

  不過,隨著社會的轉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困擾,已如前述;而少數藉工業革命致富的既得利益者,謀取巨額財富,過窮奢極侈的生活,道德敗壞,宗教熱誠日減。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造成許多社會罪惡,諸如奴隸貿易、鴉片貿易、貧富懸殊、各樣的不公義,都是與聖經的教訓明顯地相抵觸的。教會若不敢直接按聖經真理來譴責世界的不義,便等於間接否認聖經的權威與適切性;基督教信仰若無法回應公眾生活的問題,便與世界愈來愈脫節,自行放逐出世界之外。

 

 

社會與文化的激變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1780-1830)是繼六千年前的農業革命以後,人類另一場重要的革命,對政治、社會及文化每個層面,皆造成深遠的影響。隨著生產形式的改變,生產力大增自然不在話下,生產關係亦有重要的變化,它促成兩種新社會階層——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出現。

  1.中產階級興起

  中產階級是指一群藉工業生產或貿易而致富的社會新貴,他們對原來的社會權力分配深感不滿,既要求在社會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發言空間,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從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權利。

  此時期,有組織的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無論是天主教抑或國教性質的更正教)由於與以君權為首的傳統政治權力緊密掛鉤,自然被視為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礙民主、人權發展的保守力量。中產階級對教會強烈不滿。這種情況首先在天主教國家裏發生,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個攻擊的目標便是教會,當時天主教被視為支持法國王室的反動力量,反教權主義非常盛行。

      而在更正教世界,教會亦被視為保守勢力,如英國聖公會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便是保皇勢力的中堅,中產階級對其不滿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擺脫外在的社會建 制與內在的組織體制,建立一個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產階級參與的教會,誠為更正教當務之急。

  2.工人階級的需求

  工業革命除了導致資產階級興起外,亦促成工人階級的產生。工人階級包括了產業勞工,以及靠工資維生的貧苦大眾。這大批城市貧民,多聚居在環境惡劣的貧民窟裏,過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會及政府任何保障,他們被資本家嚴重剝削,勞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收入僅供糊口。更悲慘的是那群童工,他們被迫承擔過於其體力、心智所能負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歲的小童,整日垂首彎腰,在暗無天日的煤礦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車匍匐前行。

  工業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當時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絕大多數亦同時是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倫敦為例,1700年的人口為六十五萬,到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萬,但在 1890年卻暴增至五百萬。城市急速膨脹,許多問題如住屋、衛生、醫藥保健等,遂變得非常迫切:而在這些問題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無自保能力的工人階級了。這些勞工原本住在農村中,因著農業生產迅速商品化,小農莊瓦解,生計無著,適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機會,他們遂離開農村,轉到城市幹活。他們從前在農村生活,各方面的條件也許不比城市為佳,但家族與左鄰右裏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統,在遇上困難時盡可互相照應;但如今當上無地無產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過活,萬一有任何危機變故,生活便頓無保障。教會如何面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轉變,適應勞工階層的需要——這是它的另一個挑戰。

  如此,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興起了資本階級及勞工階級,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資本階級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參與:勞工階級則希望有更大的社會保障、福利及關懷事工。

民族主義色彩

 

  更正教另一危機,源自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現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動、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獲得成功的。為了抵抗來自羅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國家的壓力,改教領袖不惜容讓政府領導層介入、控制及干預教會事務,他們更以「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來合理化這種政治對宗教的干預。宗教改革受到當時鼓吹絕對王權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會,即使不是國家;化的,亦至少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因著受到較狹隘的民族主義影響。英國教會不大熱衷於跨種族與跨地域的傳福音工作。

  及至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國力迅速抬頭。為了開拓獨佔市場與尋求生產原料,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勃興。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區由歐美國家所佔據,其中尤以英語國傢俱壓倒性的優勢;英國是十九世紀的世界霸主,美國則在二十世紀取代了其位置。

  帝國主義的擴張開闊了歐洲人的眼光,讓他們注意到那個遼闊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逐漸被擴張型 的超民族主義(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義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會自然亦受此時代觀念所影響,從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海外宣教運動。

 

 

宗教改革仍須改革

 

  「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是一個綿延了百多年的基督教運動。先說福音主義一詞,它在歷史上有好幾個不同的含義:

      第一,它是指基礎信仰而言;在德文的用法,福音主義教會便是更正教教會,因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要求教會重新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所以, Evangelical Lutherans不應譯作「福音派信義宗」,而是「更正教信義宗」。

      第二,它是指在十八世紀末,由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1703-1791)所開始,在英、美教會綿延個多世紀的福音主義運動。顧名思義,這運動是以傳講基要福音為主的。

      第三,它是指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脫胎自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福音派,就是堅守傳統基要教義、尊重聖經權威的信徒,這是今天最多人明白的意思。

  宗教改革是由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德國所推動的聖經神學運動,目的是要恢復原初的福音精神,重建早經失落的屬靈傳統,以及最基本的教義——因信稱義的真理。這運動不單為了糾正天主教的錯謬,回應天主教的攻擊,更是要重新建造合乎聖經直接真理的教義。但三百年後,另一運動——福音主義運動卻又興起來糾正更正教會的錯誤。

2023年6月15日 星期四

美國獨立運動中的教會

 

      連續發生的好些軍事和政治糾紛,轉移了一般人的宗教熱情。主後1765年英國國會所通過的「印花稅法」(Stamp Act),以及其他連串的糾紛,引起了殖民地與母國間的重大磨擦,結果爆發主後1775年的獨立革命。

  (一)教會對獨立運動的立場

      獨立戰爭爆發時,新英格蘭殖民區大部份的教牧人員及聖公會信徒仍然忠於英國;南部各殖民區都站在美國這一邊;中部殖民區則一邊一半。簽署獨立宣言的人中,有 三分之二是聖公會的信徒。當時聖公會教牧人員的處境甚是尷尬,因為他們被按立時都發過誓要效忠教會的元首──英國國王。

      出現在美國不太久的循道會信徒,立場也十分為難,因為約翰‧衛斯理站在英國這一邊,以致美國的愛國份子以懷疑的眼光看這些循道派信徒。但是循道派卻自主後1775至1780年,由四千人增長至一萬三千人。貴格會與摩爾維亞弟兄會雖然反戰,但在他們原則許可範圍內,還是儘量支持獨立。

      除了少數例外,其他教會牧師幾乎全體支持獨立戰爭。長老會的傑出領袖維特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被選為大陸國會代表,也是獨立宣言簽署人中唯一的牧師。有很多牧師以反抗英國及爭取獨立為神聖使命;也有很多牧師加入軍隊,作隨軍牧師。

  (二)廢除州立教會

      所謂「州立教會」,是指被州政府所認可的教會,所有百姓都屬於州立教會。早期在麻州,凡不加入州立公理派教會的人都被驅逐出境;浸禮派及貴格派信徒也常遭驅逐。在所有以聖公會為州立教會的殖民區中,由於州政府的干預,攔阻了其他各派的發展。

      然而,在獨立戰爭初期,紐約州、馬利蘭州及最南方各州,很快便取消了「州立教會」制度。但在維吉尼亞州,則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一直到主後1786年纔取消。這個運動傳遍全國,終於這項「取消州立教會」的條例被列入憲法第一修正案,成為美國基本法律的一部份。

  (三)切斷與歐洲母會的關係

      有些宗派原就與歐洲的教會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包括浸禮派、長老派及貴格派,因此他們很快便在美國成立了全國性的組織。唯有人數最多的公理派,拒絕組織全國性聯會。

      而聖公會、羅馬天主教、循道派及改革宗等,則在歐洲母會的控制之下,後來也都紛紛成立在美國獨立的教區或組織了。

  (四)教會靈性的衰弱

      縱然美國爆發獨立革命,應歸功於宗教的動機和力量,但獨立戰爭很快便反過來傷害了美國的基督教。所有宗派都受到嚴重的損害,教堂被毀,會眾分散,牧師及信徒被殺,極少有新的神職人員受訓。信徒忽略屬靈和道德的情操,結果罪案及不道德的行為開始增加了。國家負債累累,令教會、平民以至政府都十分擔憂。除了這些內憂之外,還有外來的不可知論,而戰爭的附帶的悲痛及犬儒主義,引來了英國的自然神論、法國的自然主義,及日漸流行的無神主義。伏爾泰及培恩那些反基督教作品,助長了懷疑主義及不信的風氣蔓延。革命結束後,美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是基督徒。無神論在學生及有學識的人中非常流行。唯理及無神的學社紛紛成立。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荷蘭的改革宗教會

 

      西元1618年至1619年舉行的多特會議,將亞米紐斯主義定罪,並訂立了改革宗信仰規程,稱為多特法規(Canons of Dort)。這個法規加上海得堡信仰問答及比利時信條,合成荷蘭改革宗教會的信仰准則。然而多特會議無法將亞米紐斯主義完全自荷蘭鏟除,也無法阻止脫離傳統復原教主義的行動。十九世紀一開始,改革宗教會便陷在極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義被譏為過時的論調。

      幾年以後,一些新的生機出現,將低潮的光景扭轉過來,有不少因素影響當時的教會:

      首先是馬蘭和微內的影響傳到了荷蘭,引起高階層社會人士靈性的大復興。

      然後是數千位中、下層熱心的信徒,在幾位牧師領導下,使國家教會再度根據信經與教會法規複興起來。但他們遇到政府和教會當局的反對,便於西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許多信徒不顧當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脫離國家教會,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又於西元1854年,在甘本(Kampen)設立神學院,訓練他們的傳道人。其中兩位最出名的領袖人物是舒德(Scholte)和範饒特(Van  Raalte),他們在西元1847到1848年間,帶領會眾前往美國愛阿華州及密西根州。這樣,便使西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響,由荷蘭帶到了美國。

      然而,荷蘭加爾文主義歷史中更大的復興,是藉著一位上帝重用的偉人該伯爾(Abraham Kuyper)所帶出來的。

      該伯爾生於西元1837年十月廿九日;在萊登大學讀書期間,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寫的書,贏得全國競賽的首獎;在大學時代,他也吸收了現代主義思想。

      畢業後,他成為比士得(Beesd) 鄉村教會的牧師,教會中許多信徒持守傳統的改革宗信仰;他們大膽地向這位年輕、學問淵博、受過訓練的牧師表示反對他的主日講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談話經常給該伯爾深刻的印象。於是他開始轉向加爾文,嚴肅地研讀他的拉丁文原著,這樣的學習研究,終於把該伯爾完全改變過來,使他從現代主義轉到加爾文主義。從那時起,一直到一生的結束,他都成為加爾文主義偉大的戰士。

      帶著強烈的宗教熱誠及一心要恢復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情懷,該伯爾開始了一項活動,這活動延續半世紀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敵人都極其訝異。奧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啟發了查理曼、教皇貴格利七世及加爾文,也啟發了該伯爾。他所進行的這項偉大事工,不但要恢復教會,而且要將基督教原則應用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工業、文化及教會聖職等。

      他從鄉下的比士得教會,進入大城烏特列赫(Utrecht)的教會,再繼續進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會;他組織了基督徒政黨,進入荷蘭國會 西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據改革宗原則,創立「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因為該大學不受政府和教會的控制而定名為「自由大學」;該伯爾成為大學中最出名的教授。

      西元1886年,他帶領許多信徒脫離國家教會,這是第二大規模的一次。而他又於西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會與新脫離團體的聯合,而組成「荷蘭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這個新宗派擁有七百間教會及三十萬信徒。

      西元1901到1905年間,該伯爾成為荷蘭總理;他在講道、演講、教學之外,還要在國會中參與辯論及寫作。他是一位偉大的演說家,更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寫的小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還擔任週刊及日報的編輯,同時,還寫了許多書。

      成千上萬的人聽過他的演講;他於西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國旅行演講;荷蘭、德國、法國、瑞士、英國、蘇格蘭及美國,都有千千萬萬人讀過他的書;他的許多書被譯成英文;也有許多美國人為了讀他的原著,特地去學荷蘭文。

      該伯爾有驚人的恩賜,他能將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簡單、有趣的方式表達出來。他不愧為一位博學的學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準的文學家。

      自從改教運動以來,許多團體脫離了原初的復原教教義;這些離開的團體在三方面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是,他們都對當時冷淡沒有生命的復原教會不滿。例如浸禮派、 貴格派、敬虔派、莫拉維弟兄會及循道派運動。

  第二方面是,他們都堅持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第三方面是,他們都想醫好復原教會裏的弊端。

      該伯爾的工作也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情形而興起的,但為了工作有效起見,他採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

      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復原教主義;他不但攻擊舊的異端,更向新異端挑戰,當時其他團體都未採取行動制止現代主義的發展,他卻勇敢地出面反對。

      第二,他堅毅地面對教會本身的敗壞情況,藉著進入教會裏面工作來改革教會本身。他不輕視教會,也不越過教會,乃是在教會裏面做工;當教會不能容忍時,他就被排擠出去。

      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複興教會的事工;他鼓勵信徒參與活動,遠超過循道派的熱誠。他不但激勵他們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傳工作,也鼓勵他們將十字架的旗幟帶進 教育界、政治界、勞工界,及社會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團體看輕教義,相反的,他極重視教義,因為他知道,教會的生命與成長端賴健全而有系統的聖經教導,而且應當是不折不扣地將真理的長度、寬度和深度都教導信徒。

      為了將十架旗幟帶進生活的各層面,他盡量避免其他人所犯的錯誤,而採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禮派把政府和教會分開的看法,但他不認為應當將政治和信仰分開。他組織了一個基督徒政黨,讓這個政黨在政治上帶出基督徒的原則,而不是讓教會干涉或控制政治。

      該伯爾有好些同工,如若革士(Rutgers)和貝文克(Bavinck)都是非常能幹的人。但該伯爾是唯一鶴立雞群的天才創業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處像荷蘭一樣,帶出了原初復原教主義的大復興。

      在這個穩健的、活躍的基督教大復興中,該伯爾的影響遠遠超越了他祖國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東印度、南美一部份、加拿大、美國等地,感受到他強大的影響力。

2023年5月20日 星期六

美國的大覺醒

 

      開拓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原都是一些靈性堅定的清教徒,但是到了他們的孫輩時,幾乎失落了所有的熱忱;特別是第十八世紀前期,由於自然神論及唯理主義之風的興起,不僅使英格蘭的教會進入沉睡狀態,它們也同樣使美國的教會沉陷在可歎的低潮光景中。

      然而,就在這時,殖民地的屬靈情況有了急劇的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屬靈「大覺醒」(Great Awakening)。一系列奮興聚會在殖民地各處展開。美國和英格蘭的屬靈大覺醒同時發生,都同樣因為受到德國敬虔主義和摩爾維亞運動的影響,而且都集中在喬治‧懷特菲一個人身上。

  (一)喬治‧懷特菲

      懷特菲(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在英格蘭的野外佈道工作相當成功,但他把那裏的工場讓給約翰‧衛斯理,而從主後1738到1770年間,他先後七次到美國旅行佈道。

      在那些年日中,他來往奔波於美國各殖民地區,從新英格蘭到喬治亞,不停地在各地講道;不管他到那裏,都有無數人前來聆聽,有時聽眾達三萬人之多。他極有口才,是十八世紀偉大的佈道家;懷特菲以他那無與倫比的雄辯才能及使人懾服的性格,帶領了許多人信主,也造就了無數信徒的靈命。甚至以注重實際出名的富蘭克林,也被懷特菲的講道感動了,並且寫下他在聽道時的感受。

  (二)約拿單‧愛德華滋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名字與新英格蘭「大覺醒」不能分開。從各方面看,他都是美國殖民地的傑出知識份子,是在美國當地出生的偉人之一。他原來是麻薩諸塞州中部諾坦普頓城(Northampton)一間公理派教會的牧師。

      主後1734年 十二月,愛德華滋講了一系列「因信稱義」的道理,直接針對當時正在新英格蘭滋長的「亞米紐斯主義」。講道時,這位瘦長、蒼白而年輕的牧師,活生生地描述上帝的震怒,並力勸罪人盡速逃避。很快地,教會有了起色,整個諾坦普頓城都有了改變,居民普遍都對個人悔改有濃厚的興趣;結果,在一年之內,差不多全城所有十 六歲以上的人都有悔改的經驗,似乎全城充滿了上帝的同在。

      主後1740年,復興之火燒遍了全新英格蘭,信主的人多如潮湧,在三十萬人口中,有二萬五千到五萬新決志的人加入教會,整個新英格蘭的道德標準也隨之提高。

      這個大奮興同時具有強烈的感情及身體的表現,強壯的男人仆倒在地,女人則歇斯底里。主後1741年,愛德華滋在康乃狄克安田鎮(Enfield)講道,那天的題目是:「罪人在忿怒的上帝手中」,講道中途,他必須停下來,請大家安靜,好讓大家可以聽見他的講道,因為全場都在大聲痛哭,哭聲蓋過了講道的聲 音。當愛德華滋看見情緒作用掩蓋過屬靈方面的醒悟時,他開始正面反對情緒主義。他憎惡膚淺的奮興,對加入教會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因為他不准許未悔改的 人領聖餐,而引起了爭論,最後被迫於主後1750年離開諾坦普斯教會。

  (三)富瑞林浩生:

      美國的大覺醒,雖然以前述的懷特菲和愛德華滋最為出名,但最初帶進這個大復興的,當推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 Frelinghuysen)。他是荷蘭改革宗的牧師,是德國敬虔主義者,反對單單重視外表宗教禮儀及表現;他熱情澎湃,又極具講道的才華,他的講章強調悔改歸正、內在更新的必要;他火熱有力的講道帶出明顯的果效,教會增加許多新人,別的教會聽見了,也邀請他去講道,於是,復興的火從新澤西州的拉利丹(Raritan)河谷向外延燒。

  (四)威廉‧滕能特

      滕能特(William Tennent,1673~1745)是長老會的牧師。他博學多聞,以流利、幻想豐富的言詞,吸引了廣大的群眾,他要求聽眾有內在的改變,又將那些不熱心於福音的長老會信徒比喻為法利賽人及文士。他在自家院子的一角築了一間木屋,作為學校,因此學校名叫「木屋學院」(Log College)。就在那裏,他教導自己較年幼的三個兒子及另外十五個年輕人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邏輯學及神學,並在學生們中間點燃了傳福音的熱火,結果,他的四個兒子都做了牧師,繼承父親傳福音的心志。他的大兒子吉伯特(Gilbert Tennent)很有講道的恩賜,他的講道加上「木屋學院」其他畢業生的努力,復興之火就像野火般地在長老會中燒起,從長島一直燒到維吉尼亞州。

  (五)特色

      「大覺醒」一面兼具了德國的敬虔主義和英國的循道主義的特色,另一面還有很多她自己非常獨特的特點,這是在已往主流的基督教中發現不到的。美國的教會很重視群 體觀念,所有會友必須見證他個人的得救經驗。那些不能作此見證的人,會被認為是未悔改或未得救的。熱心的牧師與平信徒會努力「搶救」未得救的人,以致在同 一期間,有很多人得救。漸漸,教會開始按時舉行特別聚會,後稱為「奮興會」,主要目的是在向尚未得救的掛名教徒傳福音。這種奮興會,後來演變成「營會聚會」,並且成為美國基督教一個獨特又固定的特色。

  (六)後果

      「大覺醒」為美國帶來了眾多而又明顯的果效,最重要的是美國信徒的靈性普遍改善了,教會人數劇增,道德標準也提高了。「大覺醒」也帶來了新英格蘭神學的發展, 這個發展大大減弱了傳統加爾文主義在各宗派中的地位。「大覺醒」的另一結果是刺激了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宣教工作。「大覺醒」最顯著的非宗教性後果,乃是把 自由、民主的思想注入即將誕生的美利堅共和國的創始人的心中。

      總而言之,「大覺醒」為教會帶來了屬靈的大奮興,它成為美國教會歷史中一件突出的史蹟。可惜,這種屬靈的大奮興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主後1740年代後期,復興的火焰幾已完全熄滅。雖然如此,這段短暫的「大覺醒」運動,卻給美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二百年後的今天,美國復原派教會仍保持著這段時期的氣氛與特色。

摩爾維亞運動

 

      由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所領導組織的「摩爾維亞弟兄會」(Moravian Brethren),可說是敬虔主義所產生的驚人結果,姑不論敬虔派人士是多麼不贊成這種組織。

      摩爾維亞弟兄會原是在波希米亞跟隨胡司約翰的信徒,在胡司死後大遭逼迫,遂隱藏在森林深處,以「弟兄」彼此相稱。在反改教運動及三十年戰爭(主後1618~1648年)期間,這批弟兄們幾乎被掃蕩殆盡,只剩下一小部分「餘民」。有一批從摩爾維亞到撒克遜避難的弟兄們,幸得親岑多夫收容在他的地產上,不久,親岑多夫對他們發生興趣,他自己便加入他們的會中,並成了他們的領袖。

      親岑多夫是一個富有的貴族,他把一部分地產捐給摩爾維亞弟兄會,使他們在那塊地產上建立「赫仁護特」(Herrnhut),意思是「主的居所」 (Lord's Lodge)。這是此類基督徒社區的第一個樣本,在社區內有他們自行訂定的條規,一同作息並靈修。

      摩爾維亞弟兄會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他們與世界斷絕關係,不與政治發生牽連;他們輕看階級,專一注重彼此作弟兄的交通配搭;他們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之類人為的統一;他們也盡力放下道理上不同的見解,轉而注重那些相同的點。

      摩爾維亞弟兄會熱心傳教,甘願往任何地方為基督福音作見證,盼使全球歸順基督。他們是基督教各宗派中,最先認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團體,結果使他們對其他各宗派在遵行「大使命」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影響力和他們的總人數(以美國為例,大約不超過七萬人)不成比例。

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抬頭

 

        正統主義不單刺激了敬虔運動的產生,也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因著正統主義對於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相殘,教外的知識分子便對基督教的道理能抱一種輕蔑的態度,并且也使他們覺得應該彼此容納,你持你的看法,我抱我的見解,彼此尊重,而不應該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漸漸的他們更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於是相對主義便開始形成。

        另一方面,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很容易陷溺在理性主義中而不自覺。同時他們護教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一種錯覺,就是假若聖經的真理可以用理性推翻,那麼這些真理便一定不可信了。這樣便引起了教外的知識分子力求用理性去批判聖經真理,以求推翻它的可信性。慢慢地,理性批判成了最高權威,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便是理性批判是萬能的。於是,人開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構去規限上帝的啟示。

        當然正統主義只是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但啟蒙運動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歐洲整個文化的蛻變。

        18世紀啟蒙思想在法國波及廣泛而持久,因而有“啟蒙時代”之稱。主要代表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般而言,啟蒙思想有兩大特點:

        1、反對宗教,宣揚理性與科學的權威。所謂啟蒙思想家將社會和人民的不幸,歸因於宗教。於是,他們堅持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斷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東西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如神學、基督教道德等等應該統統打倒。他們認為以經驗為檢驗真理的標准的科學能夠使我們正確認識自然,增長知識,破除迷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

        2、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專制制度扼殺自由思想,造成社會上不平等和文化經濟上的落後。因此,他們大力宣揚“天賦人權”,主張人民參與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規範人的行為來結束專制統治。

        啟蒙運動傳播產生的重大後果之一就是理性主義在宗教領域的發展,英國的自然神論是這一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突飛猛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執著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至少不反對這個預設,只是認為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了自然規律一後,便歇了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後便自行運作,毋須藉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置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上帝。

        一切超越理性的信條實際上是未經証實便被相信了,擺脫迷信就是自由,只有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自由的思想家,用迷信來束縛人的思想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一切在啟示中晦澀不明或超越理性的都是迷信的、無價值的。於是,神蹟自然是被否定的。

        大衛.休謨(1711─1776)是18世紀英國思想界最敏銳的哲學家,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哲學告訴人們,我們既不能知道自己,也不能知道這個 世界。他沒有拿出一套信仰,但卻幾乎批判了當時所有的信仰,他批判關於世界的知識,關於我們自身的知識,批判關於上帝的知識。如休謨把推翻理性作為一條原則,他聲稱理性不過是某種習慣或風俗而已。他的批判摧毀了人們賴以指導日常生活的許多基礎知識,懷疑論大行其道。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發現,無論我們抱多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事物,有一件事無論怎樣也無可置疑的,便是人類的思想。我可以懷疑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存在,但我卻不能懷疑一件事,就是那正是懷疑的我是真實的。是誰在懷疑?是我!而達到這穩固的結論,完全是倚賴人的理性思維。正因如此,人的理性思維是一切信念的基礎。因此,任何事與物不能通得過我的理性批判,我便不會相信。於是,理性成為一切真理的依據。而 就這樣,歐洲人便開始用理性作為尺度去批判上帝的啟示。他們要求上帝用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啟示人,任何啟示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他們便不能接納。由此,聖經的權威便受到嚴重的質疑。啟蒙運動可以說對教會傳統的信仰發出很大的挑戰。而當時很多的信徒也陷入信心的危機中。同時,教會的神學思想也開始轉變。自由主義神學便在這時候產生的。

2022年12月19日 星期一

預格諾派為生存奮鬥(西元1562一1629年)

 

      法國和德國一樣,也分成天主教和復原教。預格諾派復原教徒組織成堅強的團體,他們是一批成功的、有才智的人,其中有不少貴族,只是他們在社會上是一個小團體。

      天主教與復原教徒都想控制政府,年輕的法王查理九世和他的攝政母親迦他林,有時親天主教,有時親復原教。西元1562年,這兩個宗教團體爆發內戰,在預格諾派勇敢抵禦下,獲得不少勝利。

      西元1570年中,有一段短暫的和平,政府給預格諾派幾座城,使他們可以自由保衛自己。預格諾派領袖科利尼(Coligny)曾經擔任查理和他母親的總理;這時一位復原教徒波邦的亨利(Henry of Bourbon)即將與查理的姊妹瑪格麗特結婚,照情勢看來,這位亨利很可能成為法國國王。天主教極端派立刻去警告迦他林說:預格諾派陰謀奪取王位。迦他林遂說服年幼無知的國王,策動一次狡詐的集體屠殺陰謀。

      所有預格諾派的領導人物均被邀,前往巴黎參加亨利與瑪格麗特的婚禮。西元1572年八月廿四日正是聖巴多羅買日(Saint Bartho1omew’s Day),巴黎城所有的鐘都 敲響了,其實這是大屠殺開始的暗號;三天三夜之久,大屠殺不斷進行著,單單巴黎城就有不止二千個復原教徒被殺;後來大屠殺擴展到其他城市,以致全法國超過一萬人被殺。第一個遇害的是預格諾領袖科利尼;波邦的亨利總算逃脫;這件事成為歷史上最汙穢的罪行之一。

      聖巴多羅買日不但沒有將內戰結束,反而為內戰帶來新的衝力,雙方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查理的下一任國王亨利三世時代,而且變成「三個亨利」之間的「三角衝突」,這三個亨利是:天主教領袖——吉斯的亨利(Henry of Guise),復原教領袖——波邦的亨利,及採中庸路線的國王——亨利三世。

      國王亨利三世下令謀殺了吉斯的亨利後,他自己也因敵手的報複而被刺身亡。因此,到西元1589年時,剩下來的波邦的亨利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王位。由於大部份國民是天主教徒,無法容忍復原教國王的統治,亨利便於西元1593年宣佈自己是天主教徒,並於西元1594年,凱旋地進入巴黎,成為國王亨利四世。

      雖然不再是復原教徒,亨利還是沒有忘記他舊日的同道;便於西元1598年頒布了南特詔論(Edict of Nantes),宣佈賦予預格諾派信徒公民權並准許他們自由舉行家庭崇拜及公共崇拜。西元1610年,亨利四世遭刺去世,法國再度進入戰爭狀況,許多法國人民逃到其他國家及新大陸避難。

      西元1629年,復原派在法國最後一個據點拉羅雪爾城(LaRochel1e)失落,預格諾派在法國的政治力量也告崩潰;但是他們仍以一個復原教團體的形態,繼續存在。

莫拉維亞兄弟會的受苦

 

      開始有五十年的時間,雖然到處一直有逼迫,但是他們卻過著比較和平的生活。但是到一五一五年,就是更正教在德國起頭的時候,教皇和皇帝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差不多把他們全部消滅。

      後來,間中有容讓時期,但是難處仍然繼續,到一五四八年,皇帝的敕令把數個人趕到波蘭,在那裡他們成立了一個大而興旺的教會。到一五五六年,新的皇帝接位之後,他們得到平安,於是弟兄們的教會就重斬建立起來,顯且分佈在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和波蘭三省·到十六世紀末葉,他們的教會已把一本齊全的聖經給了所有的人民,也把教育培植到一個相當的地步,以致波希米亞的學校聞名全歐,並且大家都承認波希米亞的人民是全世界受教育最好的。一六零九年,他們有了波希米亞憲章,是首先給人信仰完全自由的。一六一六,他們出版《教訓的章則》,講到整個教會的組織。

      到弗萊德列二世(FrederickH)即位之後,事情忽然起了改變。一六二零年,在百拉格(Pra Sue)地方流血的那天,有二十七位作領袖的貴族被處死。以後繼有六年之久波希術亞一直是流血的地方,有三萬六千個家庭離開了那裡,人口從三百萬減到一百萬。弟兄們的教會也分散了。整個十七世紀,那裡的人只能在暗中敬拜上帝,並且成立了所謂的「隱藏的種子」。一直過了一百年,到一七二二年,他們再重新起頭。

      在那一百年中,只有上帝知道誰在受苦,但就是在那時期中,希望仍沒有完全消滅。莫拉維亞的教會最後一位監督康門紐(Comebuis)在一六六零年寫著說:「經歷告訴我們,有的時候,上帝讓某些教會被毀壞,但是這卻使別的教會被建立起來代替他們,或者使他們在別的地方興起來。或者上帝看為值得使一個教會在她原來的地方復活過來,或讓她死去,或者上帝要叫她在別的地方復興起來,這個我們不知道。……照著上帝自己的應許,福音總是要被那些受過上帝正常管教的基督徒,傳給地上其他的人民;因些像以前一樣,我們的損失將要成為世人的豐富。」

      在一七零七年耶斯克喬治  (GeorgeJaeschke),也說過相似的話。耶斯克是當時幾位真理的見證人之一。他的兒子是耶斯克米迦勒(Michael Jaeschke),孫子是奥古斯丁和稚各倪西爾(Augustin and jakob Neisser)。他們是頭一班帶著妻子兒女,離開本地去到主的守護所(Herrnhut,另譯賀恩莊或訖仁護特)的。

      耶斯克喬治在他八十三歲臨終的時候說:「好像現在弟兄們的教會已經到了盡頭,但是,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大的拯救,是剩餘的人所要得著的。我不知道這個拯救是將要臨到莫拉維亞這裡,或是你們必須離開巴比倫;但是我深信這個拯救不久必會實現。我有點相信你們需要離開這裡,有一個避難的地方為你們預備,在那裡你們能沒有懼怕地,照著主的聖言事奉他。」

2022年11月14日 星期一

理性時代

 

      到了十七及十八世紀,「唯理主義」(Rationalism)入侵神學領域,達於高峰。從「科學和神學十分相合」,而演變成「科學和神學互不相干」,最後,竟宣稱「哲學理論和神學根本不相合」。

      此種觀念,影響了當時的信徒和教會領袖們,轉而注重理性;教會中有順應潮流的一派,應運而生,就叫「唯理派」。這派在教會中頗有勢力。他們只注重:「上帝」、「道德」、「永生」三項,卻不明白十架贖罪的道理,所以多半以耶穌為教師,而非救贖主。雖然如此,他們倒以為只有他們纔是真實的基督徒。

      茲列舉當時著名的唯理主義思想家及其主張如下:

  (一)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2~1727年)

      牛頓因發現萬有引力而享負盛名,他是英國教會的會友,但他的神學見解並不「正統」。他承認上帝之超然性、全能及完美,他不接受汎神論中世界心靈的思想。但他僅基於對宇宙秩序的崇敬而相信上帝;他認為上帝自創造宇宙之後,定立固定的規律,使它自行運作,此後,上帝不再介入或指引。他這種思想觀念,為「自然神論」(Deism)舖路。

  (二)伏爾泰(Franc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

      伏爾泰是法國哲學家,曾受教於巴黎的耶穌會教士門下。伏爾泰不是無神論者,他著書反對無神論,並提倡自然神論;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因世上的苦難與罪惡,使他認為上帝並非全能。他的悲觀主義,也使他對正統基督教的教義,滿懷憎恨。

  (三)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

      盧梭被稱為法國革命之父,因為他的自然理性原則,推動了革命的精神,並燃起其火花。他是日內瓦一個法國難民家庭的兒子,起初是加爾文宗的信徒,後來成了天主教徒,最後改信自然神論。他所提倡的是一種感性的自然神論,亦即相信上帝存在,相信靈魂、永生及人需要遵循良心行事。《社會公約》(The Social Contract)是盧梭著作中膾炙人口的名著。

  (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年)

      休謨是蘇格蘭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他提倡懷疑主義,對於自然神論加以駁斥,把理性降為經驗的產物;他說:「人的腦袋,捕捉經驗及觀念,留下印象,成為感性知識,而這類知識只是印象的虛假複製品。」

      他也攻擊神蹟,說:「神蹟若是真實的話,就與經驗相違。」

      休謨的推理,把傳統那種以神蹟證明基督教的做法說成一文不值。

  (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

      康德被稱為日耳曼理性主義之父,是他使唯理主義達於頂點,也是他使唯理主義趨於盡頭。康德指出理性有驚人的可能性,但也有明顯的限度。他說明純粹的理性,不能證實,也不能推翻信仰的對象。理性有它不能逾越的領域。

      康德承認有關上帝的概念是至高的才智,但他否認有關上帝屬性的任何知識;他視耶穌基督為歷史上的典範,祂是一位最能取悅上帝的人,僅此而已。

2022年10月17日 星期一

九十五條款的真正意義

 

      路德的九十五條並未攻擊贖罪券本身,他所攻擊的是銷售贖罪券時所引起的弊端和惡習。對這些弊端,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議,然而路德的抗議所引發的衝擊,遠超過前人所作的。路德靠著聖靈的引導,提出對贖罪券的質問,他的手指,大膽地指向羅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點上。

      教會和它的首腦人物──教皇,因贖罪券的售賣,可以獲致大筆進項。尤有甚者,這時期整個教會系統已經腐化到一個地步,把聖禮和聖職人員抬舉到最重要的地位上。

      羅馬天主教規定,只有神父可以主持聖禮;若沒有告解禮、宣赦及贖罪券,就沒有救恩。一個人的得救與否,全操在神父手中。因此,教會對信徒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控制力量。

      九十五條所表達的意義,有將信徒自神父手中釋放出來的意向。這一下,羅馬天主教會不只是略受震撼而已;事實上,路德所搖動的正是當日羅馬天主教會的根基。